第十一章 魏武帝真是奸雄？

  封建時代，是有其黑暗面，也有其光明面的。其光明面安在呢？公忠體國的文臣，捨死忘生的武士，就是其代表。這兩種美德，魏武帝和諸葛武侯，都是全備了的。他們都是文武全才。

  我現在，要替一位絕代的英雄辨誣了，這英雄是誰？便是魏武帝。

  現在舉世都說魏武帝是奸臣，這話不知從何而來？固然，這是受《演義》的影響，然而《演義》亦必有所本。《演義》的前身是說書，說書的人是不會有什麼特別的見解的，總不過迎合社會的心理；而且一種見解，不是和大多數人的心理相合，也決不會流行到如此之廣的；所以對於魏武帝的不正當的批評，我們只能認為是社會的程度低下，不足以認識英雄。

  魏武帝的為人，到底是怎樣的呢？這隻要看建安十五年十二月己亥日他所發的令，便可知道。這一道令，是載在《魏武故事》上面，而見於現在的《三國志注》里的。他的大要如下：

  魏武帝是二十歲被舉為孝廉的。他說：「我在這時候，因為我本不是什麼有名聲的人，怕給當世的人看輕了，所以希望做一個好郡守。」的確，他後來做濟南相，是很有政績的，但因得罪了宦官，又被豪強所怨恨，怕因此招致「家禍」，就託病辭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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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辭職的時候，他年約三十歲。他說：「和我同舉孝廉的人，有年已五十的，看來也不算老，我就再等二十年，也不過和他一樣，又何妨暫時隱居呢？」於是他就回到他的本鄉譙縣，在城東五十里，造了一所精舍（精舍是比較講究的屋子。漢時的讀書人，往往是住在精舍里的），想秋夏讀書，冬春射獵，以待時之清。這可見得他的志趣，很為高尚，並不是什麼熱中於富貴利達的人；而他在隱居之時，還注意於文武兼修，又可見得他是個有志之士。

  後來他被征為都尉，又升遷做典軍校尉，這是武職了。他說：「我在這時候，又希望替國家立功，將來在墓道上立一塊碑，題為漢征西將軍曹侯之墓。」

  不想朝政昏亂，並不能給他以立功的機會，而且還釀成了董卓之亂。他在這時候，就興起義兵，去討伐董卓。他說：「我要合兵，是能夠多得的，然而我不願意多，因為怕兵多意盛，和強敵爭衡，反而成為禍始。所以和董卓打仗時，兵不過數千；後來到揚州募兵，也以三千為限。」

  後來在兗州破降黃巾三十萬，這是他生平做大事業之始。他又敘述他破平袁術、袁紹、劉表的經過，說：「設使國家無有孤，不知當幾人稱帝？幾人稱王？」這句話，我們也不能不承認他是實話。

  下文，他就說：「人家見我兵勢強盛，又向來不信天命（這是說做皇帝全憑本領、勢力），或者疑心我有篡漢的意思，這是我耿耿於心的。從前齊桓公、晉文公所以為後人所稱道，就因為他兵勢強盛，還能夠事奉周朝之故。周文王有了天下三分之二，還能夠事奉殷朝，孔子稱他為至德，我難道不想學他麼？」他又引兩段故事：

  一段是戰國時的樂毅。當戰國時，燕國曾為齊國所滅，後來總算復國。這時候的燕王，諡法喚做昭王。他立意要報仇，任用樂毅，打破了齊國，攻下了七十多座城池。齊國只剩得兩個城，眼見得滅亡在即了。樂毅因為要齊國人心服，不肯急攻。不想燕昭王死了，他的兒子燕惠王即位，素來和樂毅不睦，便派人去替代他。這時候，樂毅如回到燕國去，是必然要受禍的，樂毅就逃到趙國。樂毅去後，軍心忿怒，齊國的名將田單，就趁此將燕兵打敗，把齊國恢復過來了。後來趙王要和樂毅謀算燕國，樂毅伏在地上，垂著眼淚道：「我事奉燕昭王，和事奉大王是一樣的。我如其在趙國得罪，逃到別國去，我是終身不敢謀算趙國的奴隸的，何況燕昭王的子孫呢？」

  又一件是秦朝蒙恬的故事。蒙恬的祖父，喚做蒙驁；父親喚做蒙武，都是秦國的軍官。蒙恬是替秦始皇造長城，帶著兵，在現在陝西的北部防匈奴的。秦始皇死後，兒子二世皇帝即位，要殺掉蒙恬。蒙恬說：「從我的祖父到我，在秦朝算做可以信託的臣子，已經三代了。我現在帶兵三十多萬，論起我的勢力來，是足以造反的。然而我寧死而不肯造反，那一者是不敢羞辱了祖父，二者也是不敢忘掉前代的皇帝啊！」蒙恬就自殺了。

  魏武帝引此兩段故事，說：「我每讀到這兩種書，未嘗不愴然流涕。從我的祖以至於我，受漢朝皇帝的信任三代了，再加上我的兒子，就不止三代了，我何忍篡漢呢？我這些話，不但對諸位說，還對我的妻妾（魏武帝的妻，自然不會再嫁的，下文的話實在是專對妾說的；不過一個字有時候不能成功一個詞，就往往連用一個不相干的字。這一個字的意義，是當他沒有的，不過取一個音以足成語調罷了。這一個例子，在古書中很多，古人謂之「足句」；足字也做挾字。如《易經》上「潤之以風雨」，雨可以潤物，風是只會使物乾燥的，這風字就等於有音而無義。就是其一個例子）說。我又對他們說：我死之後，你們都該再嫁，想她們傳述我的心事，使人家都知道。雖然如此，要我放下兵權，回到武平國（武平是漢朝的縣，就是現在的河南鹿邑縣）去，卻是勢所不能的。一者怕離了兵權，被人謀害，要替自己的子孫打算；再者，我如其失敗，國家也有危險的；所以我不能慕虛名而受實禍。從前朝廷封我三個兒子做侯，我都力辭不受，現在倒又想受了。並不是還要以此為榮，不過要自己的兒子多建立幾個國家在外，為萬安之計罷了。」

  令文所說，大略是這樣。西洋的學者說：「政治不是最好的事情。」因為政治本來是社會上有了矛盾然後才有的，所以政治家所對付的，全是些貪婪、強橫、狡詐的人，毫無手段是不行的。一個大政治家往往是一時代大局安危之所系。因為政治總是把這一種勢力去壓服那一種勢力的，這雖然不必是戰爭，其性質實和戰爭無異。

  政治上的首領，就和軍中的主將一般，失掉了他，陣容是會散亂，甚而至於要崩潰的。所以一個政治上的首領，往往是敵方危害的對象。魏武帝說：「我失敗了，國家也要有危險。」這句話，是不能不承認其有真實性的。

  有人說：既然如此，所謂政治，總不過是把這一種勢力，去壓服那一種勢力罷了，和不參加政治鬥爭的人，根本沒有關係，又何必去幫這一方面壓那一方面呢？殊不知政治的鬥爭雖非人人所能直接參加，政治的好壞是人人要受其影響的，並不能置諸不管。而各個人，只要能明於政治的好壞，也並不要丟掉自己的事去做政治工作，只要站在自己的本位上，對於當時的政治家，或者幫助，或者制裁，就很可以決定他們的勝負了。因為政治看似另一件事情，實在是用社會的力量做基礎，而多數人合計起來，其力量是非常偉大的。政治固然是兩個階級的鬥爭，然在一定時期內，總必有一個階級，是代表國利民福的，我們於此，就不可漫無別白了。

  政治上的鬥爭，既然和軍隊作戰一般，則不但對於敵黨的手段，有時是不得不然，即對於本黨，亦是如此，因為要整頓陣容，就不能不把有害於團結的人除去，這正和軍隊裡要講軍紀一樣。所以政治家的功罪，只能問其根本上的主義如何，並不能摭拾著這一件事，或那一件事，用簡單淺短的眼光去評論。譬如魏武帝的殺伏皇后，就是一個例子。這件事情，在建安十九年，據《三國志》說，是伏皇后曾寫信給他的父親伏完，說漢獻帝因董承被殺，怨恨魏武帝，話說得很醜惡，這時候，這封信發覺了，所以魏武帝把伏皇后殺掉。

  這句話很有可疑。凡做一番大事業的人，總是有人說好，有人說壞的，根本上沒法子使個個人都說好，所以做大事業的人，總是把毀譽置之度外的。魏武帝難道是怕人家謗毀的人？要是有一封信說他的壞話，就要發怒而殺人，那他生平，不知道要殺掉多少人才夠。所以當時的伏皇后，必是另有什麼政治上的陰謀的，斷不會因一封信罵魏武帝而被殺。至於說漢獻帝因董承被殺而怨恨魏武帝，則董承並不是公忠可靠的人，我在第九節里，業經說過了。

  《三國志》注引《曹瞞傳》說：魏武帝派華歆帶兵進宮去收捕伏皇后。皇后關了門，躲在牆壁里。華歆打壞了門，把牆壁也毀掉，將皇后牽了出來。這時候，獻帝正和御史大夫郗慮同坐。皇后走過他的面前，握著他的手道：「你不能救活我了麼？」獻帝說：「我的性命，亦不知道在什麼時候。」又對郗慮說：「郗公！天下有這樣的事麼？」這些話，一望而知其是附會之談，寫《後漢書》的人，卻把它采入《伏皇后本紀》里。於是後來的人，以為它見在正史上，一定是可靠的，編纂歷史的人，也都採取它，就成為眾所共信的事了。《曹瞞傳》又說，伏完和他的宗族，死的有好幾百個人。其實伏完是死在建安十四年的，離這時候已有五年了。即此一端，亦見得《曹瞞傳》的不足信。

  所以我說伏皇后的被殺，是一定另有政治上的陰謀的，不過其真相不傳於後罷了。假定伏皇后的被殺，是別有陰謀，則魏武帝一身，既然關係大局的安危，自不得不為大局之故而將她撲滅。這正和帶兵的不能因軍中有一群人反對他而即去職，或自殺，置軍隊的安危於不顧一樣。老實說：立君本來是為民的。如其本來的君主，因種種原因不能保護國家和人民，而另有一個能夠如此，則廢掉他而自立，原不算錯，而且是合理的，因為這正是合於大多數人的幸福的呀！然而魏武帝當日，還始終不肯廢漢自立，這又可見得他濡染於封建時代的道德很深，他對於漢朝，已經是過當的了。

  後人誣枉魏武帝要篡漢的，是因為下列這幾件不正確的記載：

  其（一）《三國志·荀彧傳》說：建安十七年，董昭等說魏武帝應該進爵為公，把這件事情和荀彧商量，荀彧說：「魏武帝本來是興起義兵，以匡輔漢朝的，不宜如此。」魏武帝因此心不能平，荀彧就憂愁而死。荀彧死的明年，就是建安十八年，魏武帝就進爵為魏公了。這話也明是附會。魏武帝真要篡漢，怕荀彧什麼？況且進爵為魏公，和纂漢有什麼關係？他後來不還進爵為魏王麼？

  其（二）是建安二十四年，孫權要襲取荊州，《三國志》注引《魏略》說：他上書稱臣，而且稱說天命，說魏武帝該做皇帝。魏武帝把信給大家看，說「是兒欲踞吾著爐火上邪！」踞是放肆的行為。魏武帝比孫權，自然輩行在先，所以稱他為是兒，就是說這個小孩子。爐火上是危險之處。他說：這個小孩子，要使得我放肆了而住在危險之處，這明明是不肯做皇帝的意思。《三國志》注又引《魏氏春秋》說：夏侯惇對魏武帝說：「從古以來，能夠為民除害，為人民所歸向的，就是人民之主。您的功勞和德行都很大，該做皇帝，又有什麼疑心呢？」魏武帝說：「若天命在吾，吾為周文王矣。」這正和他建安十五年的令引齊桓公、晉文公、周文王來比喻自己是一樣，正見得他不肯篡漢。後來讀史的人，反說他是開示他的兒子，使他篡漢，豈非夢囈？篡漢本來算不得什麼罪名，前文業經說過了。

  然而始終執守臣節，不肯篡漢，卻不能不說是一種道德。因為不論哪一種社會，總有一種道德條件，規定了各人所當守的分位的。這種條件合理與否，是一件事，人能遵守這條件與否，又是一件事。不論道德條件如何陳舊，如何不合理，遵守他的人，總是富於社會性的。所以遵守舊道德條件的人，我們只能說他知識不足，不能說他這個人不好。因為道理的本質，總是一樣的呀！魏武帝的不肯有失臣節，我們看他己亥令之所言，勤勤懇懇，至於如此，就可見得他社會性的深厚了。

  魏武帝的己亥令，還有可注意的兩端：

  其（一）是他怕兵多意盛，不敢多招兵，這正和後世的軍閥，務求擴充軍隊，以增長自己權力的相反。分裂時代的爭鬥，其禍源都是如此造成的。

  其（二）是他老老實實說：我現在不能離開兵權，怕因此而受禍，不得不為子孫之計。又老老實實承認：想使三個兒子受封，以為外援。這是歷來的英雄，從沒有如此坦白的。天下惟心地光明的人，說話能夠坦白。遮遮掩掩，修飾得自己一無弊病的人，他的話就不可盡信了。現代的大人物，做自傳的多了，我們正該用這種眼光去判別他。

  《三國志·郭嘉傳》說：嘉死之後，魏武帝去弔喪，異常哀痛。對荀攸等說：「你們諸位的年紀，都和我差不多，只有郭奉孝最小。我想天下平定之後，把事情交託給他，想不到他中年就死了。這真是命呀！」可見得他的本意，在於功成身退，後來不得抽身，實非初意，至於說他想做皇帝，或者想他的兒子做皇帝，那更是子虛烏有之談了。

  人生在世，除掉極庸碌之輩，總有一個志願。志願而做到，就是成功，就是快樂。志願而做不到，看似失敗，然而自己的心力，業經盡了，也覺得無所愧怍，這也是快樂。志願是各人不同的，似乎很難比較。然而其人物愈大，則其志願愈大，其志願愈大，則其為人的成分愈多，而自為的成分愈少，則是一定不移的。哪有蓋世英雄，他的志願只為自己為子孫的道理？說這種話的人，正見得他自己是個小人，所以燕雀不知鴻鵠之志了。

  封建時代，是有其黑暗面，也有其光明面的。其光明面安在呢？公忠體國的文臣，捨死忘生的武士，就是其代表。這兩種美德，魏武帝和諸葛武侯，都是全備了的。他們都是文武全才。兩漢之世，正是封建主義的尾聲，得這兩位大人物以結束封建時代，真是封建時代的光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