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鴉片案究竟

  鴉片案之賠款割地，戰敗以後事也。所異者，當時歐亞交通之難，兵艦炮械亦遠非後來堅利之比，中國以毫無設備而敗。若稍講設備，則如林、鄧之辦海防，亦頗使英人卻顧。唯海岸線長，不能得復有如林、鄧者二三人。又奸壬在內，始以忌刻而欲敗林，繼則務反林之所為，並譴及力能卻敵之鄧，乃至並譴及禦敵獲勝之達洪阿、姚瑩。此皆滿首相穆彰阿所為，而漢大學士王鼎至自經以尸諫，請處分首輔，而為首輔所抑，竟不得達。林則徐褫職，裕謙奏請入浙勷辦，則必令遠戍伊犁，唯恐其御夷有效。王鼎再留則徐助塞河決，又力促其赴戍。鼎至以死冀一悟君，而卒為穆黨所厄。宣宗之用人如此！至嘆息痛恨之伊里布。卒倚其與英人情熟，使卒成和議。琦善既議斬而復大用，耆英則議和之後專任為通商大臣。蓋帝猶遵祖制，重任必歸滿洲。滿洲無非庸怯，帝亦以庸怯濟之，以乞和為免禍之至計，故口憾之而實深賴之也。王鼎尸諫之事，《國史》不載，私家記之。《清史稿》乃直書於鼎傳，蓋據湯紀尚之《書王文恪事》、陳康祺之《郎潛紀聞》。康祺又取證於孫衣言之《張芾神道碑》，此亦道光間一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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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湯紀尚《書蒲城王文恪遺事》：「樞相穆彰阿秉政，張威福，尤深嫉兩廣總督林公勛名出己上，乃巧構機牙，媒櫱其短，以觸上怒。由是林公罪廢，虎門防撤，海氛益熾。逮公還朝奏對畢，痛陳御座前，力諍不可得。退，草疏請罪大帥，責樞臣。懷疏趨朝，待漏直廬中。燈火青熒，遽自縊暴薨。疏卒遏不上。朝野駭愕，事隱秘，莫測其端……惜乎，公子孫下材（才），無以成公志，使公之曲艱隱愍，卒幽隱而不彰也！」

  陳康祺《郎潛紀聞》：「蒲城王文恪公鼎，為宣宗朝名宰相……值西夷和議初成，公侃侃力爭，忤樞相穆彰阿。公退草疏，置之懷，閉閣自縊，冀以尸諫回天聽也。時軍機章京領班陳孚恩，方黨穆相，就公家減其疏，別撰遺折，以暴疾聞。設當時竟以公疏上，穆相之斥罷，豈待咸豐初年!蕞爾島夷，知天朝有人，或不至驕橫如此……康祺初入京，聞老輩言是事，猶以為未確，不敢遽筆也。嗣見馮中允桂芬《顯志堂集》有公墓銘，稱公自河上還，養疴園邸，行愈矣，卒以不起。詞意隱約，殆公後人諱言之。朱侍御琦記公事，亦言一夕暴卒。頃見孫方伯衣言所撰《張文毅芾神道碑銘》……又云：『頟頟（額額）蒲城，深臏太息。閉閣草奏，忠奸別白。疏成在懷，遂縊以絕。或匿不聞，聞以暴疾。』則情事昭然矣。」

  吳增祺《清史綱要》：「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己酉，大學士王鼎自殺，予諡文恪。鼎自河防歸，為遺疏數千言，極言穆彰阿等欺君誤國之罪，並薦林則徐可大用，遂服藥自盡。穆彰阿使人以危言怵其子，竟不得上。」

  此皆為《清史稿·王鼎傳》所本。吳增祺，閩人，或得諸林文忠之後。言使人以危言悚其子，與湯紀尚所云「公子孫下材（才），無以成公志」其說合。後文宗初立，宣示穆彰阿罪狀，不及王相尸諫事，蓋遺疏既改上，宮書中無此一事矣。

  白門約定，牛鑒革職拏（拿）問，以耆英為江督，而以伊里布為欽差大臣、廣州將軍，辦理善後事宜。奕山、奕經、文蔚，均議斬候；後仍大用。是年十二月，耆英奏英吉利控訴台灣鎮道，妄殺遭風被難洋人。蓋朴鼎查於約成後交換俘虜漢奸，始知台灣所俘先已正法，無以對所部，遂冀泄憤於鎮道。奏入，命怡良渡台查辦。怡良以欽差兼署閩督，台灣為轄境，戰勝由台專奏，怡良心嫉之，兼體樞臣意媚夷，遂證成夷訴，逮鎮道入都下刑部獄。輿論譁然，尋釋之。二十三年二月，伊里布卒於粵，贈太子太保。三月，以耆英為欽差大臣，赴廣東辦理通商事宜。先是，法、美等國皆在粵通商，燒煙之役，二國頗居間和解，且不直英之所為，示善意於中國。英約既成，美、法求援例，未允。英得香港，欲使諸國市舶就彼按船抽鈔，而後入黃埔輸稅中國。至五口，亦如之。美、法皆大憤訝，英始不敢持前說。而法、美以必得中國許援英例五口通商，耆英奏許之，自後援例者紛起矣。

  通商非辱國也，中國當時則以為不得已而允之。白門約十三條，其於賠款割地，乃城下乞盟，一時之事。其於通商，英人亦尚未知以不平等束縛我也。不過以中國不用平等相待，於優待儀式爭平等耳。在本有外交之國，彼此立約，從無須此。英人與中國約，自不能不及此。官立洋行之勒索，關署胥役之徵求，英人所視為創巨痛深，國家亦本不當為此黑暗。若照白門約通商範圍與各國訂定，原無不平等條約發生。其不平等者，中國君臣強要之，使英人不得不覆，而後節節授以侵占之便利。然其初英人且有不願承受之端，覆辭責中國官不應退讓至此者。

  英人於無約國拒絕干預，且訓斥中國議約大臣如此。其時英、法、美三國同訂續約，前項商詢無約國人事，亦及法、美。法則覆言「有約之國，不與無約之國視同一律。貴大臣未悉外國情形，不肯遽行設法防弊，合先奉商，再為定見。本大臣查此甚屬有理。但刻下尚無定見，只可將貴大臣照會詳至本國，飭令法官之在無和約之國者，轉告無和約國之官，一一遵辦」云云。美則覆言「本大臣身為和好大國奉使之員，向知此事自應變通，然因稍有難行。今請將中國所能行者略為陳列。首應與討問欲立約之國定立條約也。前大呂（宋即西班牙國），來求立約，而中國不允。今大西班（即葡萄雅爾），亦已求取矣。使中國肯同定約，自當稍減無約之國。今姑無論，即任其仍前如是。本大臣尚有一法，可稍通融。按泰西各國公使，凡此國領事奉遣至別國者，若不得所往之國准信延接者，即不得赴任。今凡有稱領事，而中華國家或省憲地方官不肯明作準信延接者，彼即無權辦事。是則審國於此等兼攝領事，立即可以推辭不接。凡已延接者，亦可刻即聲明不與交往。設有美國人兼攝無約領事，藉以作護身符以圖己益者，既屬美國之人，地方官可以直卻，不與延款。遇有事故，著彼投明美國領事，自應隨時辦理。間或美國人兼攝領事，而代無約商民討求地方官幫助申理等情，地方官礙於情面代為辦理者，亦可以對彼說明，並非職守理所當然，乃只由於情面而已。又若此等自稱領事，有與海關辦理船隻餉項事宜者，地方官可卻以必須按照條約遵行之語。倘彼固執己見干犯制例者，中國或出於不得已，地方官自應用強禁阻。當五月二十日在天津時，本大臣照會桂中堂、花冢宰，以中國必須購造外國戰艦、火輪船隻者，特為此故，足征所言非謬也」云云。據此，則法尚答以圓滑語，不過中含調笑；美覆詞則枝節橫生，既為他國說項，請允通商，又稱無約國外商固執己見干犯制例，則有強權禁阻，先當購造戰艦。事勢誠然，然大出中國議約大臣虛中請教之意外。畢竟無約國人，任其投有約國領事或商人，皆可包庇，則不平等之領事裁判權，適為推擴至無窮盡之域而已。

  道光中通商約雖成，士民洶洶，所嫉大抵非今日所謂條約之不平等，乃以夷入華地為大戚。傳言洋人如何無體凌人，亦未知其信否？粵人嫉夷尤甚，屢起紛糾。余保純為大府奔走款事，為粵人所嫉，事成乞病去。後任廣州府劉潯，因杖沖道之民於路，民遽訛言府署藏納英夷，遂聚而火其署，至藩司出為解釋，搜府無夷乃去。他口通商，英商頗通官署，照約講鈞禮。粵人則習見暹羅、越南貢使，隨貢物乃入領宴，必易中國冠服成禮，英人以夷服若入會城，視為中外大防裂矣。英商視粵垣城門為禁地，益欲臨門窺探，必為守門者斥退。若遇居民，必鼓譟聚眾，使之驚遁乃散；亦有闖入而輒遭毆擊者。城外則西人向本不全禁遊行，但此期日，得由洋行備通事導遊近處。約定後，洋行已裁，西人輒自適野遊獵，動輒與住民齟齬。二十七年夏，城西黃竹岐村有英遊船駛至，婦女見而嘩，村人畢集，英人舉槍擬眾，眾憤激，殺三英人。時徐廣縉始任巡撫，為縛殺三人以償之。英人照會耆英，謂游處必不能廢，應保後無效尤乃可。粵紳民持之，官亦無以應英人。先是，英人謂其國雖宮院名勝地，他國人至，必導以游觀為樂，豈有一城而客商不得瞻仰？時時訟言於督撫。耆英與巡撫黃恩彤患之，將以約宴為酬酢禮，他日非延請無緣自至；與約有所商，仍出城就之，以此為權宜兩全之計。未定期日，而省紳已聞之，具呈力爭，遂據以拒英人。英人嘵嘵不已，且據約謂可租地建屋，指地請諭民議租值。託詞阻止，則一再易地相要。彼不厭煩，窮於應付，婉轉商拒，仍以得許入城為請。且由香港運兵雜貨闖越虎門，入駐夷館近地，占居民房，要以必允。欲以兵逐之，則恐壞約啟釁，不逐則人心皇皇（惶惶），乃預訂二年後入城之約。謂當於此二年間，調解紳民。英兵乃退。且報其國主，普告西人之商中國者，屆期觀禮。耆英於二十八年奏請述職，明年春即行，請以巡撫徐廣縉佩欽差大臣印署督，布政使葉名琛署撫，先英約入城期而去。二月，英領事以文來踐約，廣縉、名琛商拒無效，乃用紳民為後盾，鼓三元里之餘焰，就其已編團練之名籍，張皇用之。士紳人人以為夷夏大防在此一舉，一時而集至十萬人，武裝旗幟，如臨大敵。法、美顧商利，勸阻英人，入城之說暫輟。督撫奏報張其事，朝廷亦以為不世之偉績，與蕩平巨虜獻俘功等，封廣縉一等子爵，世襲，賜雙眼花翎；名琛一等男爵，世襲，賜花翎。粵垣官以軍功議敘，紳士許祥光、伍崇曜等皆優獎。督帶壯勇者三百七十餘人，有職者進一階，無則給以九品職。是為道光朝外交之一段落。醞釀至咸豐間，廣縉以御粵變失機，褫職籍沒論斬，旋釋出從軍自贖，予四品卿銜卒。名琛以使相留督粵，英再請入城不允，為英所虜，居之印度一樓上，自署所作書畫曰「海上蘇武」，賦詩見志，日誦《呂祖經》不輟，卒於拘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