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開士大夫之風

  入關之初，以兵事為重，其於政務，但期規復明代紀綱，即不至凌亂無序，故以引用明季舊臣為急。舊臣之肯效用，皆後世所定為貳臣，其人風骨自不足言，用其明習故事，而以滿洲重臣驅策之，士大夫之風範，未有聞也。世祖朝所任宰相，初年則范文程、寧完我，稍知政體，亦不足開一朝風氣。至後來引援用者，若馮銓、金之俊、王永吉、謝升、劉正宗之徒，人才卑下；又如陳名夏、陳之遴輩，稍稍用事，恩禮不終，亦不足甚惜。至傅以漸、呂宮為開國首兩科一甲一名進士，用為閣臣，不過以狀元宰相歆動漢人，爭思入彀，其為公輔之器與否，非所計也。各部院大臣，順治五年以前，無漢尚書缺。四年以前，都察院止有滿人為承政，後始以漢人為左都御史，所用亦多為貳臣。督撫在兵事時，任用亦未如法，皆所謂過渡時代。唯清廷自入關即痛抑苛斂，有獻聚斂之議者力斥之，若蘇撫、土國寶之流是也。故根本不朘民生，不失為開國氣象。若雲君明臣良，有師濟之風，則猶有待。

  聖祖嗣位，初政屬在輔臣，未見起色，熊賜履以忤鰲拜意，屢欲譴之，帝即從中保全，至螯拜敗，遂以傾害賜履為罪狀之一。賜履雖非醇儒，然知尊重儒術，為聖祖討論宋儒經說所自始。康熙初為弘文院侍讀，上萬言書：「請甄別督撫，以民生苦樂為守令之賢否，以守令貪廉為督撫之優劣，而本原之地在朝廷，尤在立綱陳紀用人行政之間。一曰參酌古今，勒為《會典》，則上有道揆，下有法守。一曰修舉職業，肅官箴而奮士氣。力指當時憂憤者謂之疏狂，任事者目為躁競，廉靜者斥為矯激，端方者詆為迂腐，聞有讀書窮理之士則群指為道學，誹笑詆排，欲禁錮其終身而後已。一曰庠序之教，在讀書講學，求聖賢理道之歸，不使高明者或泛濫於百家，沉淪於二氏；下之則惟（唯）揣摩舉業，為弋科名掇富貴之具。一曰明詔內外，一以儉約為尚，自王公以及士庶，凡宮室車馬衣服，規定經制，不許逾越。痛陳禮壞俗奢，為饑寒之本原，盜賊訟獄凶荒所由起。末言根本尤在皇上，生長深宮，春秋方富，宜慎選左右，薰陶德行，隆師傅之禮，選侍從之賢。講幄非事虛文，經筵非應故事。考六經之文，監歷代之跡，體諸身心，為敷政出治之本。佞幸不置於前，聲色不御於側。非聖之書不讀，無益之事不為。內而深宮燕閒，外而大庭廣眾，微而言動起居，維持此身，防閒此心。主德清明，君身強固，直接二帝三王之心法，自足措斯世於唐虞，又何吏治之不清，民生之不遂？」此疏即為鰲拜所惡，請以妄言罪之，而帝不許，轉遷侍讀學士。復疏言：「朝政積習未除，國計隱憂可慮。」鰲拜傳旨詰問積習隱憂實事，以無據妄奏沽名議鐫級，帝又原之。以迄於鰲拜逮問，復疏舉經筵，即擢國史院學士。未幾復設內閣，設翰林院，以為掌院學士。舉經筵，即用為講官。

  熊、李以道學逢君，事未足訓，然清世士大夫之風，實自道學挽之，只可雲聖祖能尊道學，而世必以光地終始眷遇，奉為清代道學之宗師，不但耳食者為此言，識《清儒學案》者亦盛推熊、李，則以其著書立說，尊程、朱，崇正學，辨道統，致力甚勤耳。儒者在野，效用不及在朝之大，明季講學之風不替，然偶一登朝，則廢死戮辱，身罹其禍。清初朝士，若二魏（蔚州魏象樞、柏鄉魏裔介）亦道學中人，而以道事君，未成風氣。《史稿·魏象樞傳》：「康熙十一年，母喪終，用大學士馮溥薦，授貴州道御史。入對，退而喜曰：『聖主在上，太平之業方始，不當以姑且補苴之言進。』乃分疏言：『王道首教化，滿、漢臣僚，宜敦家教。督撫任最重，有不容不盡之職分，有不容不去之因循，宜責成互糾。制祿所以養廉，今罰俸例太嚴密，宜以記過示罰，增秩示恩。治河方亟，宜蓄人才，備任使。戒淫侈宜正人心；勵風俗宜修禮制。』聖祖多與褒納。」蓋帝之好善樂道，道學家有以察之。其後以達官而從祀文廟者，清世共三人，皆康熙朝名臣，則陸隴其、湯斌、張伯行是也。其講道學而未入兩廡，然治有奇績守有異操者，亦皆在康熙朝，若于成龍、陳鵬年、趙申喬諸公，皆入《清儒學案》。於公最不可及，趙則以刻核太過為累。年家子戴名世與趙子熊詔同為四十八年己丑科鼎甲，熊詔狀元，名世榜眼。五十年十月，趙忽舉發名世為諸生時，恃才放蕩，語多悖逆，今列巍科，猶不追悔前非，焚削書板；名世以此棄市。此世所謂《南山集》案者也。名世以時方修《明史》，對南明以為猶昭烈之於漢，應存紀、傳等文，《南山集》中有《與餘生書》一篇，論及此事。此何所謂大逆，在聖祖本為有道之君，然私天下之一念，深忌明後之尚系人心，實為不免，蓋亦種族之顧忌所促成。時當朱三太子案甫結，而太子被廢，諸王競謀繼統，國本岌岌可危，趙所舉發，殆適中當時之忌，遂處以大辟。而趙之事不干己，逢君之惡，實可痛限。道學家往往有此類不情之事，則亦不可諱言也。

  道學決不負人國家，讀陸隴其、湯斌、張伯行諸人傳狀，其德量、操守、政事，皆足令人神往。其餘縱不如是純粹，而奇特或更過之，如于成龍諸人皆是。一時公卿，儒雅謹厚，布在朝列，不可數計，此皆所謂熏德而善良者。帝於道學之外，亦重文藝，公卿多以述作名世，其間若徐乾學、高士奇，則以招權納賄聞，此即不講學者之有才不免無行，帝亦明知之而不深究，使於文史得盡其長，但不令在朝久處禁近而已。康熙朝之達官，幾有北宋士大夫之風，而道學之一脈，歷雍、乾兩朝，名臣迭出，以《學案小識》所載，考其淵源，皆自康熙朝理學諸臣所傳播種子。蓋聖祖種其因，而後代收其果。及至季世，母后當權，宦官宮妾，敗壞綱紀，而後士大夫之風掃地以盡，至今以為服官即是奔競以得之，驅淫以享之，一入利祿之途，便為罪惡之首。移風易俗，必有好善樂道之人，居最高之位以倡之，清聖祖所作養，後代享之而不盡，蓋風氣不易成，既成亦不易毀滅也。

  理學專家，以程朱、陸王為門戶，而以程朱為正統，若能詆陸王，便足衛道。清儒亦然。但清之理學，實以帝王好尚，為有力之提倡。帝王為求有益於政俗，但得躬行實踐之儒，不問門戶。且聖祖雖尊道學，而於道學家故習，厭武備，斥邊功，皆不樂從，亦未嘗有失敗。三藩之變，魏象樞謂：「舞干羽而有苗格，不煩用兵，撫之自定。」則意在與三桂連和（聯合）也。台灣之平，李光地謂「隔海難守」，指以與紅毛為可，則何厚於異族而仇於本族之鄭氏也？聖祖雖不從迂腐之說，而所有武功，又皆因勢利導，非專塗人肝腦以自為功，屢奏大效，而終身不受尊號，不生侈心，勤勤講道談經，至老不輟，不改尊重道學面目，是聖祖之講學，高出於諸臣上也。文廟從祀之典，漢儒以外，為道學所專享，尤以程朱之學為正宗。清代增祀，則自康熙五十四年，增宋范仲淹。雍正二年增縣亶、牧皮、樂正子、公都子、萬章、公孫丑，及漢諸葛亮，宋尹焞、魏了翁、黃干、陳淳、何基、王柏，元趙復、金履祥、許謙、陳灝，明羅欽順、蔡清，本朝陸隴其。道光二年，增明劉宗周。三年，增本朝湯斌。五年，增明黃道周。六年，增唐陸贄、明呂坤。八年，增本朝孫奇逢；後又增宋文天祥、謝良佐。咸豐初，增公明儀及宋李綱、韓琦。七年，增公孫僑及宋陸秀夫、明曹端。同治二年增毛亨及明呂柟、方孝孺。七年，增宋袁燮及本朝張履祥。光緒初元，增本朝陸世儀；繼又增漢許慎、河間獻王劉德，宋輔廣、游酢、呂大臨，本朝張伯行。三十四年，增本朝王夫之、黃宗羲、顧炎武。較其所增，不限於道學，事功、氣節、學問、政事，其卓絕者每預焉，頗以用世為蘄向，清之食報於理學名臣者正特厚，非顓顓為道學持門面也。至程朱、陸王門戶，識《學案》者謹守之，國家原不必局於此，陸九淵、王守仁、陳獻章，明代早從祀，特《學案小識》所擯不齒數之孫奇逢則從祀，所尊為翼道之李二曲，則道光九年御史請祀，部已覆准，而特旨不從，此則好尚大異。夫唐氏之擯孫先生。謂其入清朝年已七十，不應講學，此於門戶之外，別加罪狀，理極不通，道學家之橫生意見往往如此。江藩《宋學淵源錄》，又去其有位於朝國史應立傳者不載，則似理學為隱逸者所專，而「天民」、「大人」之說荒矣，漢學家言宋學，固自隔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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