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流寇」的必然興起

  明末流寇的興起，是一個社會組織崩潰時必有的現象，如瓜熟蒂落一般。即使李自成、張獻忠這一群農民領袖不揭竿而起，由那貴族、太監、官吏和紳士所組成的壓迫階級，也是要被它腳底下踏著的階級所打倒的。階級的對立，在當時已經有人看出。崇禎十七年（1644）正月兵科都給事中曾應遴奏道：「臣聞有國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今天下不安甚矣，察其故原於不均耳。何以言之？今之紳富，率皆衣租食稅，安坐而吸百姓之髓，平日操奇贏以役愚民而獨擁其利，有事欲其與紳富出氣力，同休戚，得乎？故富者極其富而每至於剝民，貧者極其貧而甚至於不能聊生，以相極之數，成相惡之刑，不均之甚也。」1富者愈富，貧者愈貧，仕紳階級利用他們所有的富力和因此而得到的政治勢力，加速地把農民剝削和壓迫，農民窮極無路，除自殺外只能奮起反抗，用暴力來推翻這一集團的吸血鬼，以爭得生存的權利。

  流寇的發動和實力的擴展，自然是當時的統治者所最痛心疾首的。他們有的是過分充足的財富；舒服，縱佚，淫蕩，奢侈的生活。他們要維持現狀，要照舊加重剝削來增加他們生活上更自由的需要。然而現在眼見要被打倒，被屠殺了，他們不能不聯合起來，為了他們這一階級的安全。同時，為著個人利害的衝突，這一集團的中堅分子，彼此間還是充滿了嫉妒、猜疑……鉤心斗角、互相計算。

  另一方面，農民是歡迎流寇的，因為是同樣在飢餓中掙扎性命的人。他們自動做內應，請流寇進來。河曲之破，連攻城的照例手續都用不著。據《綏寇紀略》卷一：「辛未（1631）二月，上召輔臣九卿科道及各省鹽司於文華殿。上問山西按察使杜喬林曰：河曲之城，何以賊到輒破？喬林曰：賊未嘗攻，有饑民為內應，故失守。」和統治者的御用軍隊的騷擾程度相較，農民寧願用牛酒來歡迎流寇：「樊人苦左兵淫掠，殺槁桔燔燒之，良玉怒，奪巨商峨艑重裝待發，身率諸軍營於高阜。漢東之人，牛酒迎賊。」2

  官兵不敢和流寇接觸，卻會殺手無寸鐵的老百姓報功。到這步田地，連剩下的一些過於老實的老百姓也不得不加入反抗者的集團了。據《烈皇小識》卷四：「將無紀律，兵無行伍，淫污殺劫，慘不可言，尾賊而往，莫敢奮臂，所報之級，半是良民，民間遂有賊兵如梳，官兵如櫛之謠，民安得不為盜！盜安得不日繁！」

  舉一個具體的例子，《平寇志》卷二記兵科給事中常自裕奏：「皇上赫然振怒，調兵七萬，實不滿五萬，分之各處，未足遏賊。鳳陽焚劫四日而馬擴至，歸德圍解三日而鄧玘來，潁毫安廬之賊返旆而北，尤世威等信尚杳然。至賀人龍等到處淫掠，所謂賊梳而軍櫛也。」

  在到處殘破、遍地糜爛的景況下，統治者為了軍費的需要，仍然盲目地加重農民的負擔，左捐右輸，逼得百姓不能不投到對面去。《平寇志》卷八說：「崇禎十七年二月甲戌，賊遣偽官於山東河南州縣。先遣牌至，士民苦征輸之急，痛恨舊官，借勢逐之。執香迎導，遠近若狂。」也有不願和統治者合作，消極地不肯抵抗「流寇」的。「宣府陷，巡撫朱之馮懸賞守城，無一應者。三命之，咸叩頭曰：願中丞聽軍民納款。之馮獨行巡城見大炮，曰：汝曹試發之，殺賊千百人，賊雖齏粉我，無恨矣。眾又不應。之馮自起燃火，兵民竟挽其手。之馮嘆曰：人心離叛，一至於此。」在一些地方，百姓一聽見流寇不殺人，且免徭賦，高興得滿城轟動，結彩焚香去歡迎流寇進來。3

  在軍事地帶的人民尚受盤剝，比較安靜的區域更不用說了。崇禎十四年（1641）吳中大旱瘟疫，反加重賦，據《啟禎記聞錄》二：「是歲田禾，夏苦亢旱，少不插蒔，即蒔亦皆後時，至秋間復為蝗蟲所食。有倖免蝗禍者，又因秋杪旱寒，遂多秕死，大約所收不及十之三四。歲凶異常，撫按交章上請，不惟不蒙寬恤，征賊反有加焉。糙糧每畝二斗五升有零，折銀每畝一錢七分有零。又急如星火，勒限殘歲完糧，連差督餉科臣至吳中者兩三員，賜劍專敕行事，人皆惶駭不安，大戶役重糧多，中人支吾不給，貧民困餒死亡，井裡蕭條，鄉城同象，非復向時全盛矣。」

  蘇州如此，他處可知。政府不因災荒蠲免，地主亦復不能例外。同書又記常熟民變事：「崇禎十一年（1638）八月撫臣屢疏以旱蝗上聞，而得諭旨征糧，反有加焉。至收租之際，鄉民結黨混賴，田主稍加呵斥，每至起釁生亂，田主有鄉居者，征租於佃戶，各佃聚眾焚其居，搶掠其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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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釋：

  1.《崇禎長編》卷二。

  2.《綏寇紀略》卷九。

  3.《明史》卷二六三，《朱之馮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