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逃民之招撫

  凡逃戶，明初督令還本籍復業，賜復一年。老弱不能歸及不願歸者，令所在著籍，授田輸賦。1還是要責成所在地的官吏勒令逃民回到原籍去，給以一年的休息，第二年起還是照未逃亡前一樣生活。事實上不能強迫回到原籍去的，朝廷便令落籍在所逃亡的地方，照常盡百姓的義務，依舊被圈定在一土地的範疇。但被招撫的農民仍是不堪剝削，依舊逃亡。宣宗時特增府縣佐二官，專撫逃民。《明宣宗實錄》卷七十七宣德六年（1431）三月丁卯條：

  先是巡按貴州監察御史陳斌言：「各處復業逃民，有司不能撫綏，仍有逃竄者。乞令戶部都察院各遣官同布政司、按察司取勘名數及所逃之處，取回復業。府縣仍增除佐貳官一員，專職撫綏。」上命行在戶部、兵部議。太子太師郭資等議：「在外逃民多有復業而再逃者，今當重造籍冊，民若逃亡，籍皆虛妄。今擬南北直隸遣御史二員，各布政司府州縣皆添設佐貳官一員，專撫逃民。」上曰：「凡郡縣官俱以撫民為職，何用增設。官多徒為民蠹，其更令吏部擬議以聞。」至是吏部言：「河南、山東、山西、湖廣、浙江、江西有巡撫侍郎，其府州縣七百三十五處已於額外增官一員，凡七百三十五員，宜改為撫民官。其餘府州縣宜各添設佐二官一員。」上從之曰：「此亦從權，若造冊完，取回別用。」於是增除府州縣佐二官三百七十一員。

  因為恰逢十年一度重造黃冊的期間，質以特別增設撫民官，希望人口土地和冊籍一致。可是這種重床疊屋的官制，頭痛醫頭的辦法，仍不能阻止農民的再度逃亡。《明英宗實錄》卷十八正統元年（1436）六月甲寅條：

  山西左參政王來言：逃民在各處年久成家，雖累蒙恩詔撫回，奈其田產荒涼，不能葺理，仍復逃去，深負朝廷矜恤之意，請令隨處附籍當差。

  農民逃亡後在另一地域已開墾成一新家，又硬讓他們回到久已荒蕪的老家去，自然不能不做第二次的逃亡。同年閏六月戊寅條：

  巡撫河南山西行在兵部右侍郎于謙言：「山西河南旱荒，人民逃移，遺下糧草，見在人戶包納。是以荒蕪處所，民愈少而糧不減，豐熟地方，民愈多而糧無增。乞令各處入籍，就納原籍糧草，庶稅無虧欠，國無靠損。」

  以此重又下令命逃民占籍於所寓地方。同年十一月庚戌條：

  先是行在戶部奏：「各處民流移就食者，因循年久，不思故土。以致本籍田地荒蕪，租稅逋負。將蠲之則歲入不足，將征之則無從追究。宜令各府縣備籍逃去之家並逃來之人，移交互報，審驗無異，令歸故鄉。其有不願歸者，令占籍所寓州縣，授以地畝，俾供租稅。則國無游食之民，野無荒蕪之地矣。」上命下廷臣議。至是僉以為便，從之。

  這也只是一個理想的辦法，因為經過幾十年的流移，冊籍早已混亂，無從互報。而且即使冊籍具在，也不過是文字上的裝飾，和實際情形大相逕庭。例如宿州知州王永隆所說造冊報部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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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統二年（1437）二月辛酉，直隸鳳陽府宿州知州王永隆奏：「近制各處倉庫儲蓄及戶口田土並歲入歲用之數，俱令歲終造冊送行在戶部存照。州縣惟恐後期，預於八月臆度造報。且八月至歲終，尚有四月，人口豈無消息，費用豈無盈縮，以此數目不清，徒為虛文。」2

  正統五年（1440）四月又規定逃民撫恤辦法：

  一、各處撫民官務要將該管逃民設法招撫，安插停當，明見下落。其逃民限半年內赴所在官司首告，回還原籍復業，悉免其罪，仍優免其戶下一應雜泛差役二年。有司官吏里老人等並要加意撫恤，不許以公私債負需索擾害，致其失所。其房屋田地，復業之日，悉令退還，不許占據，違者治罪。

  二、逃民遺下田地，見在之民或有耕種者，先因州縣官吏里老人等，不驗所耕多寡，一概逼令全納逃民糧草，以致民不敢耕，田地荒蕪。今後逃戶田地，聽有力之家盡力耕種，免納糧草。

  三、逃民既皆因貧困不得已流移外境，其戶下稅糧，有司不恤民難，責令見在里老親鄰人等代納，其見在之民被累艱苦以致逃走者眾。今後逃民遺下該納糧草，有司即據實申報上司，暫與停徵，不許逼令見在人民包納。若逃民已於各處附籍，明有下落者，即將本戶糧草除豁。違者處以重罪。3

  撫民官的派出，目的本在撫輯流亡。可是恰和實際情形相反，恤民之官累設而流亡愈多4，他們不但不能安撫，反加剝削，縱容吏胥里老人等生事擾害。5正統十年（1445）從張驥言，取回濟南等府撫民通判等官。6一面又於陳州增設撫民知州，令負責招撫7，又置山東東昌府濮州同知、直隸鳳陽府潁州府亳縣縣丞各一員，專管收籍逃戶。8專負撫民的，河南山西巡撫于謙則撫定山東、山西、陝西等處逃民七萬餘戶，居相近者另立鄉都里，星散者就地安插。9可是不到一年，又復逃徙，同書卷一四六正統十一年（1446）十月乙巳條：

  河南左布政使饒禮奏：「外境逃民占河南者，近遇水旱，又復轉徙，甚者聚黨為非。」

  另一面則雖設官招撫，逃民亦不肯復業。例如景泰三年（1452）五月敕巡撫河南左副都御史王暹所言：「河南流民，雖常招撫，未見有復業者。」10

  雖然有黃冊，有逃戶周知冊，可是都只是官樣文章，簿上的數目和實際上完全不符。由此出現兩種現象，第一是戶口和土地的減少，第二是分配不均的尖銳化。成化中（1465—1487）劉大夏上疏言：

  今四方民窮則竭，逃亡過半。版籍所載，十去四五。今為之計，必須痛減征斂之繁，慎重守令之選，使逃民復業，人戶充實，庶幾軍士可充，營伍可實。11

  從戶口方面看，王世貞《弇山堂別集》卷十八戶口登耗之異條：

  國家戶口登耗之異，有絕不可信者，如洪武十四年（1381）天下承元之亂，殺戮流竄，不減隋氏之末，而戶尚有一千六百五十萬四千三百六十二，口五千九百八十七萬三千三百五。其後休養生息者二十餘年，至三十五年（建文四年，1402），而戶一千六十二萬六千七百七十九，口五千六百三十萬一千二十六。計戶減二萬二千五百八十三，口減三百五十七萬二千二百七十九，何也？其明年為永樂元年（1403），則戶一千一百四十一萬九千八百二十九，口六千六百五十九萬八千三百三十七。夫是時靖難之師，連歲不息，長淮以北，鞠為草莽，而戶驟增至七十八萬九千五十餘，口驟增至一千二十九萬七千三百十一，又何也？明年戶復為九百六十八萬五千二十，口復為五千九十五萬四百七十，比之三十五年，戶卻減九十四萬一千七百五十九，口減五百三十五萬五百五十六，又何也？……自是休養生息者六十年，而為天順七年（1463），戶僅九百三十八萬五千一十二，口僅五千六百三十七萬二百五十，比於舊有耗而無登者何也？然不一年而戶為九百一十萬七千二百五，減二十七萬七千八百七十二，口為六千四十七萬九千三百三十，增四百十二萬九千八十，其戶口登耗之相反，又何也？成化中戶不甚懸絕，二十二年（1486）而口至六千五百四十四萬二千六百八十，此盛之極也。二十三年（1487）而僅五千二十萬七千一百三十四，一年之間而減一千五百二十三萬五千五百四十六，又何也？……然則有司之造冊，與戶部之稽查，皆兒戲耳。

  實際上這數目突升突降的古怪，倒並不是兒戲，只是一種虛偽的造作。洪武十四年（1381）的戶口數，也許實際上經過調查，永樂元年（1403）的數字，則只是臣下故意假造，去博得皇帝高興的趨奉行為。以後流亡漸多，原額十去四五，冊籍只是具文，州縣官臆度造報，中央也就假裝不知道。以此忽升忽降，竟和實際情形毫不相干。在田土數目方面也是同樣的可怪，洪武二十六年（1393）時核天下水田，總八百五十萬七千六百二十三頃，到弘治十五年（1502）天下土田只剩四百二十三萬八千五十八頃，一百零九年間，天下額田已減半。12戶口和土田日漸消減，當然有其他種種原因，不過，農民的逃亡卻是一個最重要的因素。逃亡的情形因政治的腐敗而更加速發展，登記人口和土田的黃冊制度由之破壞，使農民和土地不相聯繫。這導致，一方面統治階級的基礎因之日益動搖；一方面治安不能維持，農民叛亂接踵而起。此外，逃民此往彼來，被拋棄的土地為地主所兼併，農民卻跑到另一地帶去和人爭地。土地分配因之愈加不均，地主和貧農的關係也愈趨惡化。在這情形下，從天順到正德爆發了幾次空前的農民叛亂。

  作者附識：這原是我預備要寫的《明代的農民》一文中的一段札記，因為篇幅的限制，材料未及全盤整理，行文系統未能如意。凌亂破碎之譏，自知不免，閱者諒之。

  十月三日

  （原載天津《益世報·史學》第十二、十三期，

  1935年10月1日、15日）

  注釋：

  1.《明史》卷七七，《食貨志》《戶口》。

  2.《明英宗實錄》卷二七。

  3.《明英宗實錄》卷六六。

  4.《明英宗實錄》卷八二。

  5.《明英宗實錄》卷六六。

  6.《明英宗實錄》卷一三三。

  7.《明英宗實錄》卷一三二。

  8.《明英宗實錄》卷一三五。

  9.《明英宗實錄》卷一三四。

  10.《明英宗實錄》卷二一六。

  11.《劉忠宣公遺集》卷一，《處置軍伍疏》。

  12.《明史》卷七七，《食貨志》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