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苛政猛於虎

  （一）

  農民的本分是納賦和力役，明太祖告訴他的百姓說：「為吾民者當知其分。田賦力役出以供上者乃其分也。能安其分則保其父母妻子，家昌身裕，為仁義忠孝之民，刑罰何由及哉。」1賦役都以黃冊為準，冊有丁有田，丁有役，田有租，租曰夏稅，曰秋糧，凡二等。丁曰成丁，曰未成丁，凡二等。民始生籍其名曰不成丁，年十六曰成丁，成丁而役，六十而免。役曰里甲，曰均徭，曰雜泛，凡三等。以戶計曰甲役，以丁計曰徭役，上命非時曰雜役，皆有力役，有雇役，田租大略以米麥為主，而絲絹與鈔次之。2

  要農民安於本分，使永遠不能離開其所耕種的土地，除有黃冊登記土地戶口外，並設路引制度，百里內許農民自由通行，百里外即須驗引：「凡軍民等往來但出百里者，即驗文引。」3天下要衝去處設立巡檢司，專一盤詰無引面生可疑之人。軍民無文引必須擒拿送官，仍許諸人首告，得實者賞，縱容者同罪。4此制在洪武初年（1368）即已施行：

  洪武六年（1373）七月癸亥，常州府呂城巡檢司盤獲民無路引者送法司論罪。問之，其人以祖母病篤，遠出求醫急，故無驗。上聞之曰：「此人情可矜，勿罪。」釋之。5

  於是農民永遠被禁鄉里，只好硬著頭皮為國家盡本分。

  

  田賦和力役只是農民負擔的一小部分。除了對國家以外，農民還要對地方官吏、豪紳、地主……盡種種義務，他們要受四重甚至五重的剝削。官吏則巧立名目，肆行科斂，即在開國時嚴刑重法，明太祖為此極為憤怒，他很生氣地訓斥一般地方官說：

  置造上中下三等黃冊，朝覲之時，明白開諭，毋得擾動鄉村。止將黃冊底冊就於各府州縣官備紙札，於底冊內挑選上中下三等以憑差役，庶不靠損小民，所諭甚明。及其歸也，仍前著落鄉村，巧立名色，團局置造，科斂害民。6

  科斂之害，甚於虎狼。如折收秋糧，府州縣官發放，每米一石官折鈔二貫，巧立名色，取要水腳錢一百文，車腳錢三百文，口食錢一百文。庫子又要辨驗錢一百文，蒲簍錢一百文，竹簍錢一百文，沿江神佛錢一百文。7政府之懲治雖嚴，而官吏之貪污如故，剝削如故，方震孺整飭吏治疏言：

  一邑設佐貳二三員，各有職掌。司捕者以捕為外府，收糧者以糧為外府，清軍者以軍為外府，其刑驅勢逼，雖綠林之豪，何以加焉。稍上而有長吏，則有科罰，有羨餘，曰吾以備朝京之需，吾以備考滿之用，上言之而不諱，下聞之而不驚，雖能自洗刷者固多，而拘於常例者不盡無也。又上之而為郡守方面，歲時則有獻，生辰則有賀，不謀而集，相摩而來，尋常之套數不足以獻芹，方外之奇珍始足以下點，雖能自洗刷者固多，而拘於常例者不盡無也。蕭然而來，捆載而去。夫此捆載者非其攜之於家，雨之於天，又非輸於神，運於鬼，總皆為百姓之脂膏，又窮百姓賣兒賣女而始得之耳。8

  其剝削之方法，多用濫刑誅求，英宗時江西按察司僉事夏時言：

  今之守令冒牧民之美名，乏循良之善政，往往貪泉一酌而邪念頓興，非深文以逞，即鈞距是求。或假公營私，或誅求百計。經年置人於犴獄，濫刑恆及於無辜。甚至不任法律而顛倒是非，高下其手者有之，刻薄相尚，而避己小嫌，入人大辟者有之。不貪則酷，不怠則奸，或通吏胥以賈禍，或縱主案以肥家，殃民蠹政，莫敢誰何。9

  地方官以下之糧長吏胥，則更變本加厲，橫徵暴斂，如《續誥》所記嘉定縣糧長金仲芳等額外斂錢之十八種名色：

  一定舡錢，一包納運頭米錢，一臨運錢，一造冊錢，一車腳錢，一使用錢，一絡麻錢，一鐵炭錢，一申明旌善亭錢，一修理倉廒錢，一點舡錢，一館驛房舍錢，一供狀戶口錢，一認役錢，一黃糧錢，一修墩錢，一鹽票錢，一出由子錢。10

  又如糧長邾阿乃起立名色，科擾糧戶，至超過正稅數倍：

  其擾民之計，立名曰舡水腳米，斛面米，裝糧飯米，車腳錢，脫夫米，造冊錢，糧局知房錢，看米樣中米，燈油錢，運黃糧脫夫米，均需錢，棕軟篾錢一十二色。通計斂米三萬七千石，鈔一萬一千一百貫。正米止該一萬，便做加五收受，尚餘二萬二千石，鈔一萬一千一百貫。民無可納者，以房屋准者有之，變賣牲口准者有之，衣服、段匹、布帛之類准者亦有之，其鍋灶、水車、農具盡皆準折。11

  隸快書役為害尤甚：「民之賦稅每郡小者不過數萬，大者不過數十萬，而所以供此輩者不啻倍之。」12

  地方豪紳不但享有優免賦役的特權（參看《大公報·史地周刊》：《明代仕宦階級的生活》《晚明之仕宦階級》二文），並且也創立種種苛稅，剝削農民。有徵收道路通行稅的：

  宣德八年（1432）十一月丙午，順天府尹李庸言：「比奉命修築橋道，而豪勢之家，占據要路，私搭小橋，邀阻行人，榷取其利，請行禁革。」上曰：「豪勢擅利至此，將何所不為。」命行在都察院揭榜禁約。13

  有私征商稅的：

  正統元年（1436）十二月甲申，駙馬都尉焦敬令其司副李?於文明門外五里建廣鯨店，集市井無賴，假牙行名，詐稅商販者，錢積數十千。又於武清縣馬駒橋遮截磁器魚棗數車，留店不遣。又令閽者馬進於張家灣溧陽閘河諸通商販處，詐收米八九十石，鈔以千計。14

  有擅據水利的：

  正統八年（1443）十二月戊戌，吏部聽選官胡秉賢言：「臣原籍江西弋陽，縣有官陂二所，民田三萬餘畝借其灌溉。近年被沿陂豪強之人，私創碓磨，走泄水利，稍有旱暵，民皆失望。」15

  葉盛《水東日記》卷十四亦記：

  杭州西湖傍近，編竹節水，可專菱芡之利，而惟時有勢力者可得之。故杭人有俗謠云：「十里湖光十里笆，編笆都是富豪家，待他十載功名盡，只見湖光不見笆。」

  鹽糧馬草之利亦盡為勢豪所占，《明英宗實錄》卷一一五記：

  九年四月壬辰，敕戶部曰：「朝廷令人易納馬草、開中鹽糧，本期資國便民。比聞各場納草之人，多系官豪勢要，及該管內外官貪圖重利，令子侄家人伴當假託軍民，出名承納。各處所中鹽糧，亦系官豪勢要之家占中居多，往往挾勢將雜糙米上倉，該管官司畏避權勢，輒與收受，以致給軍多不堪用。及至支鹽，又囑管鹽官攙越關支，倍取利息。致無勢客商，守支年久不能得者有之，喪貲失業，嗟怨莫伸，其弊不可勝言。」

  更有指使家人奴僕，私自抽分的。《明律條例》名例條：

  成化十五年（1479）十月二十二日節該，欽奉憲宗皇帝聖旨：管莊佃僕人等占守水陸關隘抽分，掯取財物，挾制把持害人的，都發邊衛永遠充軍，欽此！

  地主則勾結官吏，靠損小民，《續誥》第四五：

  民間灑派包荒詭寄，移丘換段，這等都是奸頑豪富之家，將次沒福受用財賦田產，以自己科差灑派細民。境內本無積年民田，此等豪猾買囑貪官污吏及造冊書算人等，其貪官污吏受豪猾之財，當科糧之際，作包荒名色，征納小戶。書算手受財，將田灑派，移丘換段，做詭寄名色，以此靠損小民。

  或隱匿丁糧，避免徭役，一切負擔均歸小民：

  宣德六年（1431）六月庚午，浙江右參議彭璟言：「豪富人民每遇編充里役，多隱匿丁糧，規避徭役，質樸之民皆首實。有司貪賄，更不窮究。由是徭役不均，細民失業。」16

  或營充職事，使小民受累，《英宗實錄》卷八九記：

  正統七年（1442）二月丁酉應天府府尹李敏奏：「本府上元、江寧二縣富實丁多之家，往往營充欽天監太醫院陰陽醫生、各公主府墳戶、太常光祿二寺廚役及女戶者，一戶多至一二十丁，俱避差役，負累小民。」

  一面以其財力，兼併小農，例如：

  景泰元年（1450）六月丙申，巡撫直隸工部尚書周忱言：「江陰縣民周珪本戶原置田三百七十二頃，又兼併誘買小民田二百七頃五十餘畝，誅求私租，謀殺人命。」17

  因之，富者愈富，貧者愈貧。更加以苛捐雜稅之搜括，農民至無生路可走，甚至商稅派征，其負擔者亦為農民：

  榷稅一節，病民滋甚。山右僻在西隅，行商寥寥。所有額派稅銀四萬二千五百兩，鋪塾等銀五千七百餘兩，百分派於各州府持。於是斗粟半菽有稅，沽酒市脂有稅，尺布寸絲有稅，贏特蹇衛有稅，既非天降而地出，真是頭會而箕斂。18

  負擔過重，伶俐富厚點的也以一般地主為「榜樣」，詭謀圖免，大部分的農民無法可處，只得展轉溝壑，流為盜賊。侯朝宗曾痛論其弊云：

  明之百姓，稅加之，兵加之，刑加之，役加之，水旱災祲加之，官吏之食漁加之，豪強之吞併加之，是百姓一而所以加之者七也。於是百姓之富者爭出金錢而入學校，百姓之黠者爭營巢窟而充吏胥。是加者七而因而詭之者二也。即以賦役之一端言之，百姓方苦其積極而無告而學校則除矣，吏胥則除矣，舉天下以是為固然而莫之問也。百姓之爭入於學校而爭出於吏胥者，亦莫不利其固然而為之矣。約而計之，十人而除一人，則以一人所除更加之九人，百人而除十人，則以十人所除更加之九十人，展轉加焉而不可窮，爭詭焉而不可禁。天下之學校吏胥漸多而百姓漸少，是始猶以學校吏胥加百姓，而其後逐以百姓加百姓也。彼百姓之無可奈何者，不死於溝壑即相率而為盜賊耳，安得而不亂哉。19

  除此以外，農民還有兩條路可走。第一條大路是當僧道，不過如被發覺，反要吃苦。例如《太祖實錄》卷二二七所記：

  洪武二十六年（1393）五月乙丑，道士仲守純等一百二十五人請給度牒。禮部審實皆逃民避徭役者，詔隸錦衣衛習工匠。

  第二條路是拋棄土地，逃出做「流民」。

  注釋：

  1.《明太祖實錄》卷一五〇。

  2.《明史》卷七八，《食貨志》《賦役》。

  3.《弘治會典》卷一三〇。

  4.《弘治會典》卷一三〇。

  5.《明太祖實錄》卷八三。

  6.《大誥》第四四。

  7.《大誥》第四一。

  8.《方孩未集》卷一。

  9.《明英宗實錄》卷四〇。

  10.《續誥》第二一。

  11.《續誥》第四七。

  12.吳應箕：《樓山堂集》卷一二，江南汰胥役議。

  13.《明宣宗實錄》卷一一七。

  14.《明英宗實錄》卷二五。

  15.《明英宗實錄》卷一一一。

  16.《明宣宗實錄》卷七九。

  17.《明英宗實錄》卷一九三。

  18.《石隱園藏稿》卷五，《嵩祝陛辭疏》。

  19.《壯悔堂文集》《正百姓》。

  （二）

  洪武三年（1370）時曾有一次關於蘇州一府地主的統計：

  先是上問戶部天下民孰富，產孰優？戶部臣對曰：「以田稅之多寡較之，惟浙西多富民巨室。以蘇州一府計之，民歲輸糧一百石以上至四百石者四百九十戶，五百石至千石者五十六戶，千石至二千石者六戶，二千石至三千八百石者二戶。計五百五十四戶，歲輸糧十五萬一百八十四石。」1

  蘇州府在洪武二十六年（1393）時的戶口統計是四十九萬一千五百一十四戶。2二十年中戶口相差大致不會很遠，如以此數估計，則五十萬戶中有地主五百戶，地主占全戶口千分之一。不過這統計不能適用於別處，蘇松財賦占全國三分之一，以照此例和在全國所納的田賦比較，和其他各地至少要相差三十倍，即平均要三萬戶中才有一戶地主。

  地主有政治勢力的保障，即使有水旱、兵災，也和他們不相干。而且愈是碰到災荒，愈是他們發財的機會。第一是荒數都分配給地主，農民卻須照樣納稅。王鏊曾說：

  時值年豐，小民猶且不給，一遇水旱，則流離被道，餓殍塞川，甚可憫也。惟朝廷軫念民窮，亦嘗蠲免荒數，冀以寬之。而有司不奉德音，或因之為利，故有賣荒送荒之說。以是荒數多歸於豪右，而小民不獲沾惠。3

  而且貧農無田，所種多為佃田，即有恩恤，好處也只落在地主身上，如《明英宗實錄》卷五所記：

  宣德十年（1435）五月乙未，行在刑科給事中年富言：江南小民佃富人之田，歲輸其租。今詔免災傷稅糧，所蠲特及富室，而小民輸租如故。乞命被災之處，富人田租如例蠲免。從之。

  第二乘農民最睏乏時，地主便做高利貸加以剝削。法律所許可的利率是百分之三十，4遇到災荒時，地主便抬高利率，農民只能忍痛向其借貸，不能如期償還，家產人口便為地主所沒收，《明英宗實錄》卷一六七記：

  十三年六月甲申，浙江按察使軒輗言：「各處豪民私債，倍取利息，至有奴其男女，占其田產者，官府莫敢指叱，小民無由控訴。」

  政府雖明知有這種兼併情形，也只能通令私債須等豐收時償還，期前不得追索。可是結果地主因此索性不肯借貸，政府又不能救濟，貧農更是走投無路。只好取消了這禁令，讓地主得有自由兼併的機會：

  景泰二年（1451）八月癸巳，刑部員外郎陳金言：軍民私債，例不得迫索，俟豐稔歸其本息。以此貧民有急，偏叩富室，不能救濟。宜聽其理取。從之。5

  貧農向地主典產，產去而稅存：

  正統元年（1436）六月戊戌，湖廣辰州府沅陵縣奏：「本縣人民多因賠納稅糧，充軍為事貧乏，將本戶田產，典借富人錢帛，歲久不能贖，產去稅存，衣食艱難。」6

  抵押房屋，過期力不能償，即被沒收：

  正統六年（1441）五月甲寅，直隸淮安府知府楊理言：「本府貧民以供給繁重，將屋宅典與富民，期三年贖以原本，過期即立契永賣。以是貧民往往趁食在外，莫能招撫。」7

  或藉以銀而償則以米，取數倍之息，顧炎武記：

  日見鳳翔之民，舉債於權要，每銀一兩，償米四石。此尚能支持歲月乎？8

  於是小地主由加力剝削而成大地主，貧農則失產而為佃農，佃農不堪壓迫，又逃而為流民，《明宣宗實錄》卷九四宣德七年（1432）八月辛亥條：

  蘇州田賦素重，其力耕者皆貧民。每歲輸納，糧長里胥率厚取之，不免貸於富家，富家又數倍取利，而農益貧。

  《明英宗實錄》卷一九三景泰元年（1450）六月庚辰條：

  處州地瘠人貧，其中小民，或因充軍當匠而廢其世業，或因官吏橫征而克其資財，或因豪右兼併而侵漁其地，或因艱苦借貸而倍出其償。恆產無存，饑寒不免。況富民豪橫，無所不至，既奪其產，或不與收糧而征科如舊，或詭寄他戶而避其糧差，激民為盜，職此之由。

  在京都附近的農民，則田產更有無故被奪的危險。例如弘治時外戚王源占奪民產至二千二百餘頃，《明史·王鎮傳》：

  外威王源賜田，初止二十七頃，乃令其家奴別立四至，占奪民產至二千二百餘頃。及貧民赴告，御史劉喬徇情曲奏，致源無忌憚，家奴益橫。

  正統時諸王所奪人民莊宅田地至三千餘頃。9南京中官外戚所占田地六萬三千三百五十畝，房屋一千二百二十八間。10邊將史昭、丁信廣置莊田，各有二十餘所，霸占魚池，侵奪水利。11景泰初順天、河間等府縣地土，多被宦豪朦朧奏討及私自占據，或為草場，或立莊所，動計數十百頃。間接小民納糧地畝，多被占奪，歲賠糧草。12夏言奉敕勘報皇莊及功臣國戚田土疏曾極言其弊：

  近年以來，皇親侯伯憑藉寵昵，奏討無厭，而朝廷眷顧優隆，賜予無節。其所賜地土多是受人投獻，將民間產業奪而有之。如慶陽伯受奸民李政等投獻，奏討慶都、清苑、清河三縣地五千四百餘頃。如長寧伯受奸民魏忠等投獻，奏討景州、東光等縣地一千九百餘頃。如指揮僉事沈傅、吳讓受奸民馬仲名等投獻，奏討滄州靜海縣地六千五百餘頃。以致被害之民，構訟經年，流離失所，甚傷國體，大失群心。13

  從天順以來，又紛紛設立皇莊，至嘉靖初年有皇莊數十所，占地至三萬七千五百九十五頃四十六畝，擾害農民，不可記極，夏言云：

  皇莊既立，則有管理之太監，有奏帶之旗校，有跟隨之名下，每處動至三四十人……擅作威福，肆行武斷。其甚不靖者則起蓋房屋，則架搭橋樑，則擅立關隘，則出給票帖，則私刻關防。凡民間撐架舟車，牧放牛馬，采捕魚蝦螺蚌莞蒲之利，靡不括取。而鄰近土地則展轉移築封堆，包打界至，見畝征銀。本土豪猾之民，投為莊頭，撥置生事，幫助為惡，多方掊克，獲利不貲。輸之宮闈者曾無什之一二，而私入囊橐者蓋不啻什八九矣。是以小民脂膏，吮剝無餘，繇是人民逃竄而戶口消耗，里分減並而糧差愈難。卒致輦轂之下，生理寡遂，閭閻之間，貧苦到骨。14

  結果是：「公私莊田，逾鄉跨邑，小民恆產，歲朘月削。產業既失，稅糧猶存，徭役苦於並充，糧草困於重出，饑寒愁苦，日益無聊，展轉流亡，靡所底止。以致強梁者起而為盜賊，柔善者轉死於溝壑。其巧黠者或投充勢家莊頭家人名目，資其勢以轉為良善之害，或匿入海戶、陵戶、勇士、校尉等籍，脫免徭役，以重困敦本之人。凡所以蹙民命脈，竭民膏血者，百孔千瘡，不能枚舉。」15這情形是由中央特派調查莊田的官吏所發表，當時的統治階級也已深知此種舉動之不合理，足以引起變亂。然而當這報告書發表以後，外戚陳萬言又向皇帝乞得莊田，

  這莊田的來源還是「奪民田產」：

  嘉靖三年（1524），泰和伯陳萬言乞武清、東安地各千頃為莊田，詔戶部勘閒田給之。給事中張漢卿疏諫，帝竟以八百頃給之。巡撫劉麟、御史任洛復言不宜奪民地。弗聽。16

  景泰王於嘉靖四十年（1561）之國，多請莊田，其他土田湖陂侵入者數萬頃。17潞王居京邸時，王店、王莊遍畿內。居藩多請贍田、食鹽無不應，田多至四萬頃。18福王之國時，詔賜莊田四萬頃，中州腴土不足，取山東、湖廣田益之。尺寸皆奪之民間，伴讀、承奉諸官假履畝為名，乘傳出入，河南北、齊、楚間，所至騷動。19

  皇室、中官、外戚、勛臣、地方官吏、豪紳、地主、胥役……這一串統治者對農民重重壓迫，重重剝削，他們的財富，他們所享受的驕奢淫逸的生活，不但是搜刮盡農民身上的血汗得來的，並且也不知犧牲了多少農民的性命，才能換得他們一夕的狂歡。「尺寸皆奪之民間」，農民之血汗盡，性命過於不值錢，只好另謀他路。

  注釋：

  1.《明太祖實錄》卷四九。

  2.《明史》卷四〇，《地理志》。

  3.《王文恪公集》卷三六，《吳中賦稅書與巡撫李司空》。

  4.《明律》九，《戶》六。

  5.《明英宗實錄》卷二七〇。

  6.《明英宗實錄》卷一八。

  7.《明英宗實錄》卷七九。

  8.《亭林文集》卷三，《病起與薊門當事書》。

  9.《明英宗實錄》卷七二。

  10.《明英宗實錄》卷二九。

  11.《明英宗實錄》卷一〇三。

  12.《明英宗實錄》卷二〇一。

  13.《桂洲文集》卷一三。

  14.《桂洲文集》卷一三。

  15.《桂洲文集》卷一三。

  16.《明史》卷三〇〇，《陳萬言傳》。

  17.《明史》卷一二〇，《景王傳》。

  18.《明史》卷一二〇，《潞王傳》。

  19.《明史》卷一二〇，《福王傳》《潞王傳》。

  （三）

  在平時，對政府的負擔也使農民喘不過氣來。因為在立法時並不曾考慮到地主和貧農的差別懸殊，使他們一律出同樣的力役，結果是地主行無所事，而貧農則破家蕩產。此弊自元末以來即有之。王禕說：

  今州縣之地，區別其疆界謂之都，而富民有田往往遍布諸都。稅之所入以千百計者，類皆一戶一役而止。其斗升之稅不能出其都者，亦例與富民同受役。而又富民之田不肯自名其稅，假立戶名，托稱兄弟所分，與子女所受，及在城異鄉人之業，飛寄詭竄，以避差徭。故富者三歲一役曾不以為多，貧者一日受役，而家已立破，民之所病，莫斯為甚。1

  至正十年（1350）婺州路始行魚鱗類姓鼠尾之籍，稅之所在，役即隨之，甚多田者兼受他都之役而不可辭，少者稱其所助而無倖免。2洪武元年（1368）行均工夫之法，田一頃出丁夫一人，不及頃者以他田足之。黃冊成後，行里甲法，以上中下三戶三等五歲均役。一歲中諸色雜目應役者，編第均之，銀力從所便。後法稍弛，編徭役里甲者以戶為斷，放大戶而勾單小，富商大賈免役而土著困，官吏里胥輕重其手而小民益窮蹙。又改行鼠尾冊法，論丁糧多少，編次先後，市民商賈家殷足而無田產者聽自占以佐銀差。可是官府公私所需，仍責坊里長營辦，給不能一二，供者或什百。甚至無所給，惟計值年裡甲只應夫馬飲食，而里甲病。一被僉為上供解戶，往往為中官所留難，貢品被挑剔好壞，故意不收，只能就地改買進奉，率至破家傾產。3斗庫糧長之役亦使民不聊生，王鏊曾痛陳其弊，他說：

  田之稅既重，又加以重役，今之所謂均徭者大率以田為定，田多為上戶，上戶則重，田少則輕，無田又輕，亦不計其資力之如何也。故民惟務逐末而不務力田，避重役也。所謂重役者大約有三：曰解戶，解軍需顏料納之內庫者也。曰斗庫，供應往來使客及有司之營辦者也。曰糧長，督一區之稅輸之官者也。顏料之入內府亦不為多，而出納之際，百方難阻，以百作十，以十作一，折閱之數，不免出倍稱之息，稱貸於京以歸，則賣產以償，此民之重困者一也，使客往來，廚傳不絕，其久留地方者日有薪炭菜膏油之供，加以饋送之資，游宴之費，罔不取給，此民之重困者二也。太祖患有司之刻民也，使推殷實有行義之家，以民管民，最為良法，昔之為是役者未見其患。頃者朝廷之徵求既多，有司之侵牟滋甚，舊惟督糧而已，近又使之運於京，糧長不能自行，奸民代之行，多有侵牟，京倉艱阻，亦且百方，又不免稱貸以歸。不特此也，貪官又從而侵牟之，公務有急則取之，私家有需則取之，往來應借則取之。而又常例之輸，公堂之刻，火耗之刻，官之百需多取於長，長能安不多取於民。及逋租積負，官吏督責如火，則拆屋伐木，鬻田鬻子女，竟不免死於榜掠之下，此民之重困者三也。三役之重，皆起于田，一家當之則一家破，百家當之則百家破，故貧者皆棄其田以轉徙，富者盡賣其田以避其役。4

  在原則上，都應「僉有力之家充之，名曰大戶。究之所僉非富民，中人之產，輒為之傾。」5地主、富民和官吏勾結，受另一集團的保障，中農以下的平民，便只能忍受著破產傾家的苦痛，為國家服務。斗庫之害，霍與瑕說得更為明白：

  慈谿每年於均徭內額編紹興府餘姚縣常豐四五倉斗級，每倉四名，每名役銀五兩，凡遭此役，無不破家，本縣徭差內實為上等苦役。據原編常豐四倉斗級某等連名開稱，俱為官攢等役剝削科取，每遇斗級上役，倉官先取分例銀二十四兩，家人取分例銀三兩，攢典書手各二兩，及年燭開倉開印封印豬酒做福豬胙歲造文冊歇家包辦府縣差人飯食，每月買辦紙札，迎送新舊官盤費，收糧放糧官並過往官員下程禮物買辦家火等項，皆出斗級，每年用百數余兩。後浥爛貼補米石，年納二三百石。6

  外夷入貢，例於指定地方駐紮，一切支給，俱出里甲。《明英宗實錄》卷五十八琉球館臣是其一例：

  正統四年（1439）八月庚寅，巡按福建監察御史成規言：琉球國往來使臣俱於福州停住，館穀之需，所費不貲。此者通事林惠、鄭長所帶番梢人從二百餘人，除日給廩米之外，其茶鹽醯醬等物出於里甲，相沿已有常例。乃故行刁蹬，勒折銅錢，及今未半年，已用銅錢七十九萬六千九百有餘，按數取足，稍或稽緩，輒肆詈毆。

  政府有特別需要，便行科差，最為貧農之害。凡朝廷科買一物，輒差數人促辦。所差之人又各有無賴十數人為之鷹犬，百倍科斂，民被箠楚，不勝其毒，百分之一歸官，余皆入於私室。7給價則十不及一，輾轉克減，上下靡費，至於物主所得無幾，名稱買辦，無異白取。8有時中間又需經過里長的一道剝削，土產或忍痛奉獻，非土產則便要破家為朝廷徵求：

  永樂五年（1407）五月甲子，開平衛卒蔣文霆言：今有歲辦各色物料，里長所領官錢悉入己，名為和買，其實強取於民，若其土產，尚可措辦，非土地所有，須多方徵求，以致傾財破產者有之。凡若此者，非止一端。9

  洪熙元年（1425）行在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弋謙告訴皇帝說：「一夫耕作，上農不過百畝，中下之農，僅有其半。除夏秋二稅，所存無幾，苟再分外侵耗，使民不貧而困者寡矣。」10可是警告雖然提出，科買卻依舊舉行，三年後宣宗也警告他的臣下說：

  比者所司每緣公務，急於科差，貧富困於買辦，丁中之民，服役連年，公家所用，十不二三，民間耗費，常十數倍。加以郡邑官鮮得人，吏肆為奸，徵收不時，科斂無度，假公營私，弊不勝紀。以致吾民衣食不足，轉徙逃亡。凡百應輸，年年逋欠。國家倉庾，月計不足。11

  他們也明知「竭澤而漁」，不是一個辦法。可還是要圖享用，還是要科買，結果導致「百姓逃亡，倉廩不足」。

  在農民方面，土地分配不均和賦稅的過重是當時最嚴重的問題。例如北直隸的富農與貧農的比較：

  正統五年（1440）四月庚子，大理寺右少卿李畛奏：北直隸洪武永樂時人稀，富家隱藏逃戶，闢地多而納糧少，故積有餘財而愈富，貧家地少而差役繁重，故典賣田宅，產去稅存而愈貧。12

  稅糧的分配也極不公道，例如歸有光所記：

  江右田地不相懸，而稅入多寡殊絕。如南昌新建二縣僅百里，多山湖，稅糧十六萬。廣信縣六，贛州縣十，皆六萬。南安四縣糧二萬。三郡二十縣之糧不及兩縣，蓋國初以次削平僭偽，田賦往往因其舊貫。論者謂蘇州田不及淮安半，而吳賦十倍淮陰，松、江二縣糧與畿內八府百二十七縣埒，其不均如此。13

  又有官糧、民糧之別，政府希望減輕農民的負擔，減輕或免除民糧，結果卻適得其反，又予地主以兼併的機會：

  舊例應天、鎮江、太平、寧國、廣德四府一州官糧減半徵收，民糧全免以致富家多民糧，下戶多官糧，富者愈富，貧者愈貧。14

  官田糧重，民田糧輕，官田價輕，民田價重，地主利糧輕，貧民利價重，故民田多歸地主，官田糧重，貧民不能負擔，只能逃稅，出做流民，王鏊說：

  吳中有官田，有民田。官田之稅一畝有五斗、六斗至七斗者。其外又有加耗，主者不免多收，蓋幾於一石矣。民田五升以上，似不為重，而加耗愈多，又有多收之弊也。田之肥瘠不甚相遠，而一丘之內，咫尺之間，或為官，或為民，輕重懸絕。細民轉賣，官田價輕，民田價重，貧者利價之重，偽以官為民，富者利糧之輕，甘受其偽而不疑。久之，民田多歸於豪右，官田多留於貧窮。貧者不能供，則散之四方，以逃其稅。稅無所出，則攤之里甲。故貧窮多流，里甲坐困，去住相牽，同入於困。15

  於是有「逃民」，有「流民」。

  注釋：

  1.《王忠文公集》卷六，《婺州路均役記》。

  2.《王忠文公集》卷六，《婺州路均役記》。

  3.《明史》卷七八，《食貨志》二。

  4.《王文恪公文集》卷三六，《吳中賦稅書與巡撫李司空》。

  5.《明史》卷七八，《食貨志》二。

  6.霍勉齋集》卷一八，《為乞恩痛革倉弊以蘇民困事申察院》。

  7.《明宣宗實錄》卷五四。

  8.《明宣宗實錄》卷四下。

  9.《明成祖實錄》卷六七。

  10.《明宣宗實錄》卷四下。

  11.《明宣宗實錄》卷三九。

  12.《明英宗實錄》卷六六。

  13.《震川集》卷二五，《李公行狀》。

  14.王恕：《王端毅公文集》卷六，《石渠老人履歷略》。

  15.《王文恪公文集》卷三六，《吳中賦稅書與巡撫李司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