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歷史上的國民身份證

  除了大量的軍隊鎮壓，除了層層的官僚統治，除了大規模的屠殺，除了錦衣衛和東、西廠的特務恐怖，明代還應用自古以來從傳到過所這一套制度，把它發展，嚴密地組織。以人民為假想敵，強迫人民互知（互相偵察）舉發，沒有一絲漏洞，構成了窒殺人民、囚禁人民的天羅地網，來維持朱家萬世一系專制獨裁昏淫殘暴的統治，這就是明代的路引制度。

  公憑在明代叫作路引，軍民往來，必憑路引，違者關津擒拿，按律治罪。

  

  假如漢唐的傳和過所，目的是偏重在保障兵源的話，那麼，明代的路引，用意是偏重在鉗制、束縛、管轄和鎮壓人民。

  要了解明代路引制度的作用，最好用創立該制度的人的話來說明。明太祖在洪武十九年（1386）頒行的《御製大誥續編》里幾次提到路引，他要四民各安其業，特別指出要互知丁業，也就是互相監視，訓詞說：「先王之教，其業有四，曰：士農工商。昔民從教，專守四業，人民大安。異四業而外乎其事，未有不墮刑憲者也。朕本無才，曰先王之教，與民約告，誥出，凡民鄰里，互相知丁，互知務業，俱在里甲。縣府州務必周知，市村絕不許有逸夫。若或異四業而從釋道者，戶下除名。凡有夫丁，除公占外，余皆四業，必然有效。若或不遵朕教，或頑民丁多，及單丁不務生理，捏巧於公私，以構患民之禍，許鄰里親戚諸人等，拘拿赴京，以憑罪責。若一里之間，百戶之內，見誥仍有逸夫，里甲坐視，鄰里親戚不拿其逸夫者，或於公門中，或在市間裡，有犯非為，捕獲到官，逸夫處死，里甲四鄰，化外之遷，的不虛示！」人人都安於四業，才好統治。所謂逸夫，是不務四業之人，專會煽惑鼓動，不說「明王出世」，就喊「彌勒降生」，像元末傳播革命的彭瑩玉、韓山童、郭子興和朱元璋自己，都是好例子。要清除這類危險分子，必須知丁，如何知丁？「知丁之法，某民丁幾，受農業者幾，受士業者幾，受工業者幾，受商業者幾。」也就是調查戶口，這一項朱元璋已經花了十幾年功夫，調查停當，做了戶帖（戶口卡片）和黃冊（戶口調查清冊），並且把戶口編成里甲，十戶為甲，十甲為里。甲有甲長，里有里長，井然有序。問題是如何才能保證每一丁都是安分良民呢？一個方法是互相監視，「且欲士者志於士，進學之時，師友某氏，習有所在，非社學則入縣學，非縣必州府之學，此其所以知士丁之所在。已成之士為未成士之師，鄰里必知生徒之所在，庶幾齣入可驗，無異為也。」學生是有學籍的，先生有人看著，也不會有異為。至於農民，「農業者不出一里之間，朝出暮入，作忌之道互知焉。」大家都彼此知根知底，可以放心。這兩類人假如要出門，離家百里之外，就必得有路引來證明身份。至於工人和商人，流動性較大，「專工之業，遠行則引明所在，用工州里，往必知方，巨細作為，鄰里探知。巨者歸遲，微者歸疾，出入有不難見也。商本有巨微，貨有重輕，所趨遠邇水陸，明於引間，歸期艱限其業，鄰里務必周知。若或經年無信，二載不歸，鄰里當覺之詢故，本戶若或托商在外非為，鄰里勿干」。工商人外出，引上是載明遠近和水陸路程的，鄰里有責任調查明白，過期要向官府報告，才脫得了干係。為什麼要這樣做呢？是怕「使民恣肆冗雜，構非成禍，身墮刑憲，將不得其死者多矣」。一句話，複雜得很，危險的很。接著朱元璋又提出辨驗丁引的誥詞：「此誥一出，自京為始，遍布天下，一切臣民，朝出暮入，務必從容驗丁。市村人民舍客之際，辨人生理，驗人引目相符而無異。然猶恐托業為名，暗有他為，雖然業興引合，又識重輕巨微貴賤，倘有輕重不倫，所齎微細，必假此而他故也。良民察焉。」驗商引物：「今後無物引老者（引老是引已過期者），雖引未老，無物可鬵，終日支吾者，坊廂村店拿捉赴官，治以游食，重則殺身，輕則黥竄化外。設若見此不拿，為他人所獲，所安（住）之處，本家鄰里罪如上。」凡是良民，都要自動辨驗生人的引目，要注意引和人相符，和貨相符，如有問題，要立刻擒拿赴官，否則，要處連坐之罪。這樣一來，就構成了一個全體四民的天羅地網，人人都是偵察調查的對象，「逸夫」就無所逃於天地之間，皇基也就永固了。

  根據這原則制定的法律，《弘治會典》一一三：「凡軍民人等往來，但出百里者，即驗文引。凡軍民無文引，及內官內使來歷不明，有藏匿寺觀者，必須擒拿送官，仍許諸人首告。得實者賞，縱容者同罪。」又「凡天下要衝去處，設立巡檢司，專一盤詰往來奸細，及販賣私鹽，犯人逃軍逃囚，無引面生可疑之人，須要常加捉督」。《明律·兵律》：「凡無文引私度關津者，杖八十。關不由門，津不由渡而越度者，杖九十。若越度緣邊關塞者，杖一百，徒三年，因而出外境者絞。若軍民出百里之外不給引者，軍以逃軍論，民以私度關津論。」法意和《唐律》相同，但把軍民的活動範圍，限於百里之內，也就是把人民的生活圈禁在生長的土地上，法律造成了無形的百里寬廣的監獄，則又比漢唐嚴酷的多。

  這制度就許多史料看來，在明代是被嚴格執行的。如《大續編》第二十二《糧長瞿仲亮害民》：「上海縣糧長瞿仲亮拘收納戶各人路引，刁蹬不放回家。」由這例子，可見納糧戶沒有路引，是不能回家的。如《明太祖實錄》八十三：「洪武六年（1373）六月癸卯，常州府呂城巡檢司盤獲民無路引者，送法司論罪。問之，其人以祖母病篤，遠出求醫，急，故無驗。上聞之曰：此人情可矜，勿罪釋之。」這一例子又說明了請引要用相當時間。如祝允明《前聞記》：「洪武中，朝旨開燕脂河，大起工役，先曾祖煥文與焉。時役者多死，先曾祖獨生全。工滿將辭歸，偶失去路引，分該死。」替政府服役也要路引，失路引且有死罪。《明英宗實錄》四十四：「正統三年（1438）七月甲申，湖廣襄陽府宜城縣知縣廖仕奏：諸處商賈給引來縣生理，因見地廣，遂留戀不歸，甚至娶妻生子，結黨為非，宜加禁防。事下行在戶部，以為宜督責歸家，其有願占籍於所寓以供租賦者聽，從之。」陸楫《蒹葭堂雜著》：「宗人有欲商賈四方以自給者，聽從有司關給路引以行，回籍之日，付本府長史司驗引發落，有司附冊填注，以憑撫案刷卷類查。」前一例是普通商賈，後一例則是皇家商人了。陸容《菽園雜記》十：「成化末年（1478）京師多盜，兵部尚書余公議欲大索京城內外居民，乃差科道部屬等官五十員，分投街巷，望門審驗。時有未更事者，凡遇寄居無引者悉以為盜，送系兵馬司。」大索即大檢查戶口，也可譯為戶口普查。寄居無引者都被捕送官，則可見在原則上，當時的外籍僑寓人也必須有引了。朱國楨《涌幢小品》卷二十萬里尋親記：「萬曆乙亥（1575）雲南大理府太和縣人趙重華請路郵於郡太守以出，從丹陽過毗陵，被盜攖其資去，所遺者獨胸囊路郵耳。」又卷十二：「陳淡，江都人，嘗按雲南，遣人詣其家文書匣檢閱，有江西販客路引。」張居正《張文忠公集·書牘十二·答台長陳楚石》：「巡檢官職雖卑，關係甚重，此官若得其職，則詰盜查奸，功居地方有司之半，非淺鮮也。況近奉旨清查路引，嚴關隘，則此官尤當加意者，亟宜題請修復。」從這三個例子看來，一直到十六世紀後期，路引制度還是明朝政府所奉行的控制人民的統治術，張居正做宰相時，甚至還著實整頓了一下。

  明代的引也像漢代一樣，是要付錢買的，《大誥》第二十一《勾取逃軍》：「兵部勾取逃軍，其布政司府州縣貪圖賄賂，不將正犯解官，往往拿解同姓名者……父母妻子悲啼送禮……有司刁蹬，不與引行。既而買引，沿途追趕。」得引不容易，管引的官也有拿賣引生利的，《大誥續編》第三十八《匿奸賣引》：「南城兵馬指揮趙興勝，警巡坊廂，路引之弊髒多，凡出軍民引一張，重者（鈔）一錠，中者四貫，下者三貫，並無一貫兩貫引一張者。其引紙皆系給引之人自備。興勝卻乃具文關支，三年間一十五萬有奇，已往七年不追，止追十八年半年紙札，其鈔已盈萬計。」

  因為有引便可保證行旅的安全，關津的查詰，因之就發生了空引（空白路引）的問題，不能不用嚴刑取締。《大誥三編》第五《空引偷軍》：「所在官民，凡有赴京者，往往水陸赴京，人皆身藏空引，及其至京，臨歸也，非盜逃軍而回，即引逃囚而去。此弊甚有年矣。今後所在有司，敢有出空引者、受者皆梟，令籍沒其家。關津隘口及京城各門盤獲空引者賞鈔十錠，齎引者罪如前，拿有司同罪。」

  唯一例外，不需路引的是到京都去告密的地主豪紳，《大誥》第四十六《文引》：「凡布政司府州縣耆民人等赴京而奏事務者，雖無文引，同行人眾，或三五十名，或百十名，至於三五百名，所在關津把隘關去處，問知而奏，即時放行，毋得阻當。阻者，論如邀截實封律。」

  除了大量的軍隊鎮壓，除了層層的官僚統治，除了大規模的屠殺，除了錦衣衛和東、西廠的特務恐怖，明代還應用自古以來從傳到過所這一套制度，把它發展，嚴密地組織。以人民為假想敵，強迫人民互知（互相偵察）舉發，沒有一絲漏洞，構成了窒殺人民、囚禁人民的天羅地網，來維持朱家萬世一系專制獨裁昏淫殘暴的統治，這就是明代的路引制度。

  有了這一套制度，洪武十五年（1382）明太祖安心地叫戶部榜諭兩浙江西之民說：「為吾民者當知其分。田賦力役出以供上者，乃其分也。能分其分，則保父母妻子，家昌身裕，為仁孝忠義之民，刑罰何由及哉！近來兩浙江西之民，多好爭訟，不遵法度，有田而不輸租，有丁而不應役，累其身以及有司，其愚亦甚矣！曷不觀中原之民，奉法守分，不妄興詞訟，不代人陳訴，惟知應役輸租，無負官府，是以上下相安，風俗淳美，共享太平之福，以此較彼，善惡昭然。今將喻爾等，宜速改過遷善，為吾良民，苟或不悛，則不但國法不容，天道亦不容矣。」人民出糧出丁是本分，不出，不但國法不容，連天道也不容。至於為什麼要出糧出丁，出了能得什麼好處，明太祖和他的子孫不但沒有說過，連想也從來沒有想到過。

  三十六年十二月於清華園

  （原載《中國建設》五卷四期，1948年1月。發表時篇名是《傳·過所·路引的歷史——歷史上的國民身份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