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農民被出賣了！

  經過二十幾年的實際教育，在流浪生活中，在軍營里，在作戰時，在後方，隨處學習，隨時訓練自己，更事事聽人勸告，徵求專家的意見，朱元璋在中國歷史上，不僅是一個偉大的軍事統帥，也是一個成功的政治家。

  他的政治才能，表現在他所奠定的帝國規模上。

  在紅軍初起時，標榜復宋，韓林兒詐稱是宋徽宗的子孫，暫時固然可以產生政治的刺激作用，可是這時距宋朝滅亡已經九十年了，宋朝的遺民故老死亡已盡，九十年後的人民對歷史上的皇帝，對一個被屈辱的家族，並不感覺到親切、懷念、依戀。況且，韓家父子是著名的白蓮教世家，突然變成趙家子孫，誰都知道是冒牌，即便真的宋氏子孫都不見得有人理會，何況是假貨？到朱元璋北伐時，嚴正地提出民族獨立自主的新號召，漢人應該由漢人自己治理，應該用自己的方式生活，保存原有的文化系統，這一嶄新的主張，博得全民族的熱烈擁護，瓦解了元朝治下漢官、漢兵的敵對心理。在檄文中，更進一步提出，蒙古、色目人只要歸入這文化系統，就一體保護，就把他們當作皇朝的子民。這一舉措，不但降低了敵人的抵抗掙扎行為，而且吸引過來一部分敵人，化敵為友。到開國以後，這革命主張仍然被尊重為國策，對於參加華族文化集團的外族，毫不歧視。蒙古、色目的官吏和漢人同樣登用，在朝廷有做到尚書侍郎大官的，地方做知府、知縣，一樣臨民辦事。1在軍隊裡更多，甚至在親軍中也有蒙古軍隊和軍官。2這些人都由政府編置勘合（合同文書），給賜姓名，和漢人毫無分別。3婚姻則制定法令，准許和漢人通婚，務要兩相情願，如漢人不願，許其同類自相嫁娶。4這樣，蒙古、色目人陶育融冶，幾代以後，都同化為中華民族的成員了。內中有十幾家軍人世家，替明朝立下不可磨滅的功績。對於塞外的外族，則繼承元朝的撫育政策，告訴他們新朝仍和前朝一樣，盡保護提攜的責任，各安生理，不要害怕。

  相反的，卻下詔書恢復人民的衣冠如唐朝的式樣，蒙古人留下的習俗，辮髮椎髻胡服——男袴褶窄袖及辮線腰褶，婦女衣窄袖短衣，下服裙裳——胡語、胡姓一切禁止。5蒙古俗喪葬作樂娛屍，禮儀官品坐位都以右手為尊貴，也逐一改正。6復漢官之威儀，參酌古代禮經和事實需要，規定了各階層的生活、服用、房舍、輿從種種規範和標準，使人民有所遵守。

  紅軍之起，最主要的目的是要實現經濟的、政治的、民族的地位平等。在政治和民族方面說，大明帝國的建立已經完全達到目的，過去的被歧視情形，不再存在了。可是，在經濟方面，雖然推翻了外族對漢族的剝削特權，但是，就中華民族本身而言，地主對農民的剝削特權，並沒有因為政權的改變而有所改變。

  元末的農民，大部分參加紅軍，破壞舊秩序，舊的統治機構。地主的利益恰好相反，他們要保全自己的生命財產，就不能不維持舊秩序，就不能不擁護舊政權。在戰爭爆發之後，地主們用全力來組織私軍，稱為「民軍」或「義軍」，建立堡砦，抵抗農民的襲擊。這一集團的組成分子，包括現任和退休的官吏、鄉紳、儒生和軍人，總之，都是豐衣足食的地主階層人物。這些人受過教育，有智識，有組織能力，在地方有號召的威望。雖然各地方的地主各自作戰，沒有統一的指揮和作戰計劃，戰鬥力量也有大小強弱之不同，卻不可否認的是，這是一股比元朝軍隊更為壯大、更為頑強的力量。他們決不能向紅軍妥協，也不和打家劫舍的草寇，割據一隅的群雄合作。可是，等到有一個新政權建立，而這一個新政權有足夠的力量，保護地主利益，維持地方秩序的時候，他們也就毫不猶豫地擁戴這一屬於他們自己的新政權了。7同時，新朝廷的一批新興貴族、官僚，也因勞績獲得大量土地，成為新的地主（洪武四年十月的公侯佃戶統計，六國公二十八侯，凡佃戶三萬八千一百九十四戶）。8新政府對這兩種地主的利益，是不敢，也不能不特別尊重的。這樣，農民的生活問題，農民的困苦，就被擱在一邊，無人理睬了。

  朱元璋和他的大部分臣僚都是農民出身，過去都曾親身受過地主的剝削和壓迫，但在革命的過程中，本身的武裝力量不夠強大，眼看著小明王是被察罕帖木兒、李思齊和孛羅帖木兒兩支地主軍打垮了的，為了要成事業，不能不低頭賠小心，爭取地主們的人力、財力的支持。又恨又怕，在朱元璋的心裡，造成了微妙的矛盾的敵對心理，產生了對舊地主的兩面政策。正面是利用有學識、有社會聲望的地主，任命為各級官吏和民間徵收租糧的政府代理人，建立他的官僚機構。原來經過元末多年的內戰，學校停頓，人才缺乏，將軍們會打仗，可不會做辦文墨的事務官。有些讀書人，怕朱元璋的殘暴、侮辱，百般逃避，抵死不肯做官，雖是立了「士人不為君用」就要殺頭的條款，還是逼不出夠用的人才。無可奈何，只好揀一批合用的地主，叫作「稅戶人才」，用作地方縣令長、知州知府、布政使，以至朝廷的九卿。另外，以為地主熟悉地方情形，收糧和運糧都比地方官經手方便省事，而且，可以省去一層中飽。規定每一個收糧萬石的地方，派納糧最多的大地主四人做糧長，管理本區的租糧收運。這樣，舊地主做官、做糧長，加上新貴族新官僚新地主，構成了新的統治集團。9反面則用殘酷的手段，消除不肯合作的舊地主，一種慣用的方法是強迫遷徙，使地主離開他的土地，集中到濠州、京師（南京）、山東、山西等處，釜底抽薪，根本削除了他們在地方的勢力。其次是用苛刑誅滅，假借種種政治案件，株連牽及，一網打盡，滅門抄家，洪武朝的幾樁大案如胡惟庸案、藍玉案、空印案，屠殺了幾萬家。甚至地方的一個皂隸的逃亡，就屠殺抄沒了幾百家，洪武十九年朱元璋公布這案子說：「民之頑者，莫甚於溧陽、廣德、建平、宜興、安吉、長興、歸安、德清、崇德、蔣士魯等三百七戶。且如潘富系溧陽縣皂隸，教唆官長貪贓枉法，自己挾勢持權，科民荊杖。朕遣人按治，潘富在逃，自溧陽節次遞送至崇德豪民趙真勝奴家。追者回奏，將豪民趙真勝奴並二百餘家盡行抄沒，持杖者盡皆誅戮。沿途節次遞送者一百七十戶，盡行梟令，抄沒其家。」10豪民盡皆誅戮，抄沒的田產當然歸官，再由皇帝賞賜給新貴族新官僚，用屠殺的手段加速改變土地的持有人，據可信的史料記載，三十多年中，浙東、浙西的故家巨室幾乎到了被肅清的地步。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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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增加政府的收入，財力和人力的充分運用，朱元璋用二十年的功夫，大規模舉行土地丈量和人口普查，六百年來若干朝代若干政治家所不能做到的事情，算是劃時代地完成了。丈量土地的目的，是因為過去六百年沒有實地調查，土地簿籍和實際情形完全不符合，而且連不符合的簿籍大部分都已喪失，半數以上的土地不在簿籍上，為逃避政府租稅，半數的土地面積和負擔輕重不一樣，極不公平。地主的負擔轉嫁給貧農，土地越多的交租越少，土地越少的交租越多，由之，富的愈富，窮的更窮。經過實際丈量以後，使所有過去逃稅的土地都登記完糧。全國土地，記載田畝面積方圓，編列字號，和田主姓名，製成文冊，名為「魚鱗圖冊」，政府據以定賦稅標準。洪武二十六年（1393）全國水田總數八百五十萬七千六百二十三頃12，夏秋二稅收麥四百七十餘萬石，米二千四百七十餘萬石，和元代全國歲入糧數一千二百十一萬四千七百八石13比較，增加了一倍半。

  根據人口普查的結果，編定了賦役黃冊，把戶口編成里甲，以一百一十戶為一里，推丁糧多的地主十戶做里長，余百戶為十甲，每甲十戶，設一甲首，每年以里長一人甲首一人，管一里一甲之事，先後次序還是根據丁糧多少，每甲輪值一年，十甲在十年內先後輪流為政府服義務勞役，一甲服役一年，有九年的休息。每隔十年，地方官以丁糧增減重新編定黃冊，使之合於實際。洪武二十六年統計，全國有戶一千六百五萬二千六百八十，口六千五十四萬五千八百十二14，比之元朝極盛時期世祖時代的戶口，戶一千一百六十三萬三千二百八十一，口五千三百六十五萬四千三百三十七15，戶增加了三百四十萬，口增加了七百萬。

  朝廷表面上派大批官吏，核實全國田土，定其賦稅，詳細記載原坂、墳衍、下隰、沃瘠、沙滷的區別，凡置賣田土，必須到官府登記稅糧科則，免去貧民產去稅存的弊端。十年一次的勞役，輪流休息，似乎是替一般窮人著想的。其實，窮人是得不到好處的，因為執行丈量的是地主，徵收租糧的還是地主，里長甲首依然是地主，地主是絕不會照顧小自耕農和佃農的利益的。其次，愈是大地主，愈有機會讓子弟受到教育，通過科舉成為官僚紳士，官僚紳士享有非法的逃避租稅，合法的免役之權。前一例子，朱元璋說得很明白：「民間灑派包荒詭寄移丘換段，這等俱是奸頑豪富之家，將次沒福受用財富田產，以自己科差灑派細民。境內本無積年荒田，此等豪猾，買囑貪官污吏，及造冊書算人等，當科糧之際，作包荒名色，征納小戶。書算手受財，將田灑派，移丘換段，作詭寄名色，以此靠損小民。」16後一例子，洪武十年（1377）朱元璋告訴中書省官員：「食祿之家，與庶民貴賤有等，趨事執役以奉上者，庶民之事也。若賢人君子，既貴其身，而復役其家，則君人野人無所分別，非勸士待賢之道。自今百司見任官員之家，有田土者，輸租稅外，悉免其徭役，著為令。」17不但見任官，鄉紳也享受這特權，洪武十二年（1379）又著令：「自今內外官致仕還鄉者，復其家終身無所與。」18連在學的學生，生員之家，除本身外，戶內也優免二丁差役。19這樣，見任官、鄉紳、生員都逃避租稅，豁免差役、完糧當差的義務，便完全落在自耕農和貧農的身上了，他們不但出自己的一份兒，連官僚紳士地主的一份兒，也得一併承當下來。統治集團所享受的特權，造成了更激烈的加速度的兼併，土地愈集中，人民的負擔愈重，生活愈困苦。這負擔據朱元璋說是「分」，即應盡的義務，洪武十五年朱元璋令戶部出榜曉諭兩浙江西之民說：「為吾民者當知其分，田賦力役出以供上者，乃其分也。能安其分，則保父母妻子，家昌身裕，為忠孝仁義之民。」不然呢？「則不但國法不容，天道亦不容矣！」應該像「中原之民，惟知應役輸稅，無負官府」。只有如此，才能「上下相安，風俗淳美，共享太平之福！」20

  里甲的組織，除了精密動員人力以外，最主要的任務還是布置全國性的特務網，嚴密監視並逮捕危害統治的人物。

  朱元璋發展了古代的傳、過所、公憑這一套制度，制定了「路引」（通行證或身份證）。法律規定：「凡軍民人等往來，但出百里即驗文引。如無文引，必須擒拿送官，仍許諸人首告，得實者賞，縱容者同罪。天下要衝去處，設立巡檢司，專一盤詰往來奸細及販賣私鹽犯人逃囚，無引面生可疑之人。」21處刑的辦法：「凡無文引私度關津者杖八十；若關不由門，津不由渡而越度者杖九十；若越度緣邊關塞者，杖一百，徒三年；因而出外境者絞。」軍民的分別：「若軍民出百里之外不給引者，軍以逃軍論，民以私度關津論。」22這制度把人民的行動範圍，用無形的銅牆鐵壁嚴密圈禁。路引是要向地方官請領的，請不到的，便被禁錮在生長的土地上，行動不能出百里之外。

  要鉗制監視全國人民，光靠巡檢司是不夠的，里甲於是被賦予了輔助巡檢司的任務。朱元璋在洪武十九年（1386）手令「要人民互相知丁」，知丁是監視的意思：「誥出，凡民鄰里互相知丁，互知務業，俱在里甲，縣府州務必周知，市村絕不許有逸夫。若或異四業而從釋道者，戶下除名。凡有夫丁，除公占外，余皆四業，必然有效。一，知丁之法，某民丁幾，受農業者幾，受士業者幾，受工業者幾，受商業者幾。且欲士者志於士，進學之時，師友某代，習有所在，非社學則入縣學，非縣必州府之學，此其所以知士丁之所在。已成之士為未成士之師，鄰里必知生徒之所在，庶幾齣入可驗，無異為也。一，農業者不出一里之間，朝出暮入，作息之道互知焉。一，專工之業，遠行則引明所在，用工州里，往必知方，巨細作為，鄰里采知，巨者歸遲，細者歸疾，出入不難見也。一，商本有巨微，貨有重輕，所趨遠近水陸，明於引間，歸期艱限其業，鄰里務必周知，若或經年無信，二載不歸，鄰里當覺（報告）之詢故。本戶若或托商在外非為，鄰里勿干。」「逸夫」指的是無業的危險分子，如不執行這命令：「一里之間，百戶之內，仍有逸夫，里甲坐視，鄰里親戚不拿，其逸夫或於公門中，或在市閭里，有犯非為，捕獲到官，逸夫處死，里甲四鄰化外之遷，的不虛示。」23又說：「此誥一出，自京為始，遍布天下，一切臣民，朝出暮入，務必從容驗丁。市井人民，舍客之際，辨人生理，驗人引目，生理是其本業，引目相符而無異，猶恐托業為名，暗有他為。雖然業與引合，又識重輕巨微貴賤，倘有輕重不論，所齎微細，必假此而他故也，良民察焉。」24異為，非為，他為，他故，都是法律術語，即不軌、不法的意思。前一手令是里甲鄰里的連坐法，後一手令是旅館檢查規程，再三叮嚀訓示，把里甲和路引制度關聯成為一體，不但圈禁人民在百里內，而且用法律、手令，強迫每一個人都成為政府的代表，執行調查、監視、告密、訪問、逮捕的使命。25

  注釋：

  1.《明太祖實錄》卷一九九、卷二〇二；《明史》卷一三八《周禎傳》，卷一四〇《道同傳》。

  2.《明太祖實錄》卷七一、卷一九〇。

  3.《明太祖實錄》卷五〇；《明成祖實錄》卷三三。

  4.《明律》卷六，《戶律》。

  5.《明太祖實錄》卷三〇。

  6.《明史·太祖本紀》。

  7.吳晗：《元帝國之崩潰與明之建國》五，載《清華學報》十一卷二期。

  8.《明太祖實錄》卷六八。

  9.吳晗：《明代之糧長及其他》，載《雲南大學學報》第二期。

  10.《大誥三編》，遞送潘富第十八。

  11.吳晗：《明代之糧長及其他》。

  12.《明史》，《食貨志》一，《田制》。

  13.《明史》，《食貨志》二，《賦役》；《明太祖實錄》卷二三〇作：糧儲三千二百七十八萬九千八百餘石；《元史》卷九三，《食貨志》，《稅糧》。

  14.《明史》，《食貨志》，《戶口》；《明太祖實錄》卷二一四洪武二十四年十二月，天下郡縣更造賦役黃冊成，計人戶一千六十八萬四千四百三十五，口五千六百七十七萬四千五百六十一。

  15.《元史》卷九三，《食貨志》，《農桑》。

  16.《大誥續誥》四五。

  17.《明太祖實錄》卷一一一。

  18.《明太祖實錄》卷一二六。

  19.張居正：《張太岳集》卷三九，《請申舊章飭學政以掘興人才疏》。

  20.《明太祖實錄》卷一五〇。

  21.《弘治大明會典》卷一一三。

  22.《明律》卷一五，《兵律》。

  23.《大誥續誥》，互知丁業第三。

  24.《大誥續誥》，辨驗丁引第四。

  25.吳晗：《傳·過所·路引的歷史——歷史上的國民身份證》，載1948年1月《中國建設》月刊五卷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