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爾泰與腓特烈大帝反目的真相

  伏爾泰是18世紀法國卓越的思想家、文學家，是啟蒙運動的倡導者。他思想的光芒猶如汩汩的泉流，只要進入人們的心裡，思想便開化了。他在當時的法國乃至歐洲都有巨大的影響力，被譽為「法蘭西思想的君王」。他反對君主專制，主張開明的君主政治，強調自由和平等。

  而腓特烈大帝不僅是一位雄才大略的君主，還是一位傑出的統帥，是歐洲「開明專制」的代表人物。在他強有力的統治下，普魯士在很短的時間內便成為歐洲一流的強國。不但如此，他本人在政治、經濟、哲學、法律，甚至音樂等方面都頗有建樹。他很仰慕伏爾泰，在1736年，當他還是王子時，腓特烈就開始與伏爾泰通信。

  他在自己致伏爾泰的第一封信中讚揚他：「法蘭西最為卓越的人物，是給文字添色增輝的人。……你的成就如此非凡，能夠生而和你這樣的人做同代人，我認為是我一生無上的榮耀之一。……讓人開懷大笑，這可不是每一個人都能辦到的事啊。」他將自己寫的《反馬基雅維利》一書送給伏爾泰時，據說伏爾泰高興得眼淚都流出來了。

  在與這位著名的普魯士國王交往時，反對君主專制的伏爾泰也不吝對腓特烈大帝的奉承。一位耐心的學者仔細統計，伏爾泰曾先後把腓特烈比作愷撒、奧古斯都、馬可·奧勒留、圖拉真、安東尼·庇護、提圖斯、尤里安、維吉爾、普林尼、賀拉斯、米西納斯、西塞羅、卡圖魯斯、荷馬、拉羅什富科、拉布呂耶爾、布瓦洛、所羅門、普羅米修斯、阿波羅、帕特洛克羅斯、蘇格拉底、亞西比德、亞歷山大大帝、亨利四世和弗朗索瓦一世。這串名單包括了人、半神、神及諸多領域內的偉人。而在他的回憶錄中，伏爾泰承認這位普魯士國王「機智而有魅力」，「更重要的是，他是國王。考慮到人性的弱點，這當然是一大誘惑」。而腓特烈也投桃報李，對伏爾泰大肆恭維。

  1740年，腓特烈成為普魯士國王。他在即位後，迅速採取了一系列帶有開明專制特點的措施，如恢復了柏林科學院，把它完全交給法國學者管理；他宣布要維護良知自由，為了表明自己的善意，他召回了被他父親腓特烈·威廉一世放逐的哲學家克里斯蒂安·沃爾夫；他派建築師克諾伯斯多夫到國外學習；他對國家的經濟事務表現出積極、全面、有益的關心；他減少了野蠻的刑罰。他的這些舉措與伏爾泰的主張非常契合，伏爾泰自然也對這樣一位國王寄予了厚望。

  兩人互相引為知己，書信來往維持了十幾年。腓特烈成為普魯士的國王后，曾多次邀請伏爾泰到普魯士供職。1750年6月，伏爾泰因深愛著的情人愛米莉去世，從此了無牽掛，便來到了普魯士。

  一開始，伏爾泰受到腓特烈前所未有的禮遇。國王把他安排在無憂宮下榻，那是在波茨坦城郊的豪華夏宮，距離柏林十幾英里，環境優美，建築華麗，是腓特烈即位後修建的最為滿意的宮殿之一。腓特烈還在這裡為他舉行盛大的歡迎儀式，並當眾宣布為伏爾泰提供2萬法郎的年俸。他可以在宮內用餐，國王的廚師聽候他的吩咐；他出門旅行時，可以騎國王的馬。

  伏爾泰從來沒有享受過這樣高規格的禮遇，他掩飾不住內心的激動，在給法國朋友的信中，他盛讚普魯士國王的禮賢下士、熱情好客。

  

  腓特烈的機智與伏爾泰的敏銳旗鼓相當，而且只有伏爾泰敢與腓特烈爭辯，儘管詞鋒無比鋒銳，但不至於得罪人。伏爾泰手舞足蹈地寫道：「誰敢于思考，誰就會自由地在此馳騁。腓特烈一隻手把人給抓傷，卻又伸出另一隻手來加以撫慰。……至於我，任何事情都不會受到阻攔。……經歷了整整半個世紀的狂風暴雨之後，我終於覓得了一個棲身之地。我發覺在他這個人身上，結合了國王的蔭庇、哲學家的詞鋒以及一個和藹可親的人的各種魅力。16年來，他在災難里慰藉我，還庇護我免於對手的打擊。假如有什麼值得人們深信不疑的，那就是這個普魯士國王的品德。」

  腓特烈大帝自認為天賦異稟、雄才大略，是個說一不二的絕對君王，而伏爾泰是「思想上的君王」。一山難容二虎，兩個奇才在一起的時間久了，自然容易產生衝突，因為自命不凡的人往往很難遷就對方。腓特烈大帝愛好文學，供養了許多文人墨客，而伏爾泰是當中最鋒芒畢露的人，大家因嫉妒而看他有點不順眼，自然會在國王面前添油加醋地詆毀他。

  漸漸地，伏爾泰與腓特烈看對方就不那麼對眼了。伏爾泰與普魯士國王相處越久，就越不顧及君王的顏面。1752年的一樁小事導致了他倆公開的決裂。數學家莫佩爾蒂也是腓特烈從法國邀請過來的貴客，在關於牛頓的一個理論上，莫佩爾蒂跟稍次一點的數學家柯尼希展開了爭論。在爭論中，腓特烈站在莫佩爾蒂一邊，伏爾泰站在柯尼希一邊。伏爾泰致信他的外甥女德尼夫人：「不幸得很，我也是一個作家，置身於同國王對峙的境況之中。我手中雖無半點權柄，可我卻手握一支筆。」國王對這些文人墨客之間的爭論往往是把它當作熱鬧來看。伏爾泰揮毫寫就了《嚴斥阿卡甲博士》，是一篇駁斥莫佩爾蒂的名作。伏爾泰把這篇文章讀給腓特烈聽，腓特烈聽了以後，一個晚上都笑個不停，但是，他要求伏爾泰不要公開發表出去。伏爾泰表面上聽進去了，卻把文章送交印刷廠開機付印了。文章一公布於眾，腓特烈便怒火萬丈，而伏爾泰卻早就逃走了，遠離了這場災難。然而腓特烈的間諜還是追上了他，伏爾泰被扣留住，並被告知，除非他把腓特烈大帝的詩《帕拉斯神像》交出來才肯放他走。這是一次徹底的決裂，交出信物，從此再無瓜葛。可惜伏爾泰的箱子中途丟失了，而那首詩也在箱子裡。找那隻箱子花費了兩個星期的時間，這兩個星期，伏爾泰可以說基本上失去了人身自由。箱子找到後，詩稿被返還，伏爾泰才被放行。當他踏入法國領土時，卻又傳來了法國政府決定放逐伏爾泰的消息。最後，他只得在當時還是英國殖民地的賓夕法尼亞購置了一處莊園，暫時隱居下來。1778年2月，84歲高齡的他才回到自己的故鄉法國。

  伏爾泰與腓特烈的反目不是因為個人之間的恩怨，而是他的思想與專制統治之間的衝突。一個思想的君王與一個權力的君王註定是要分道揚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