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與蘇軾的「愛與恨」

  位列「唐宋八大家」的王安石、蘇軾，皆是當時才華橫溢的詩人和散文家，皆是年輕有為的朝臣棟樑。兩人因緣際會地相逢於北宋王朝那個積貧積弱、內憂外患的年代，身不由己地陷入變法革新的黨派之爭不能自拔。政見上的背道而馳，使王安石和蘇軾在官場上針鋒相對。許多反對變法的保守派因此大做文章，把二人說成不共戴天的仇敵。

  1．黨派之爭，結下「不共戴天之仇」。

  當時，王安石是堅定不移的變法派領袖，而猶豫不定的蘇軾眼見新法在實施過程中被貪污腐敗之人利用，成為盤剝百姓的工具，因此，無法苟同王安石激進的改革作風，走上了積極反對變法的道路。

  熙寧二年（1069），王安石準備變更科舉制度，請求興辦學校，在科舉考試中罷除詩賦等科目，專以經義、論、策來考試。蘇軾隨即上《議學校貢舉狀》，論述貢舉之法行之百年不可輕改，並得到宋神宗的召見。王安石對此極為不滿。

  之後，宋神宗想讓蘇軾編修中書條例，王安石強烈反對：「軾與臣所學及議論皆異，別試以事可也。」當王安石得知神宗打算任用蘇軾當諫官時，更是極力阻止，並派蘇軾去做府推雜事的小官。

  蘇軾在任開封府推官期間，又呈上《上神宗皇帝書》《再上神宗皇帝書》，直言反對新法。而最令王安石忍無可忍的是蘇軾的《擬進士對御試策》，其中提到：「晉武平吳，獨斷而克；苻堅伐晉，獨斷而亡；齊桓專任管仲而霸，燕噲專任子之而敗；事同功異。」蘇軾藉此含沙射影地批判王安石在變法過程中不聽勸諫、「獨斷專行」。

  王安石怒不可遏，向神宗諫言：「軾才亦高，但所學不正……請黜之。」幾天後，他又對神宗說：「如軾者，不困之使自悔而絀其不逞之心，安肯為陛下用？」恰巧朝中有人告發蘇軾兄弟運父靈回鄉的過程中偷運私鹽，王安石立即下令徹查，並拘捕了相關人員審問。雖之後查明此事實屬誣陷，但經歷了一次又一次的交鋒，蘇軾自知已無法再在朝中待下去，於是請求外放，出任杭州太守。

  2．惺惺相惜，堪稱「文人相親」之典範。

  蘇軾雖去，朝中反對變法之聲不減。王安石在遭受誣陷之冤與喪子之痛後，罷相辭官，回到江寧老家。兩人一先一後離開了廟堂之高而處江湖之遠，終有機會冰釋前嫌。

  元豐初年，王安石的「朋黨」李定、舒亶、何正臣等人向神宗皇帝上奏，說蘇軾「謗訕朝廷」。神宗震怒，傳旨將蘇軾逮捕入獄。不久，蘇軾被定罪候斬。除其弟蘇轍外，滿朝文武無人敢為他求情。此時王安石身在江寧，待他得知這場轟動朝野的「烏台詩案」時，蘇軾罪名已定，性命危在旦夕。想到國家正值多事之秋，而蘇軾的確是個難得的人才，王安石立即派人快馬加鞭趕至京城，將自己的親筆書信呈給神宗皇帝。信中說道，目前國家正值用人之際，切不能因為蘇軾寫了一些不中聽的小詩就錯殺良才。神宗皇帝對王安石敬重有加，看過信後，覺得頗有道理，便下旨釋放蘇軾，將他貶到黃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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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豐三年，蘇軾奉命從黃州移居汝州。途徑江寧，想起隱居於此的王安石，深為過去王安石能夠不計前嫌冒死相救而感動不已，於是趁此機會專程拜訪，以消除多年的隔閡。王安石聽說蘇軾來到江寧，馬上披蓑衣戴斗笠，騎著瘦驢風塵僕僕地趕到渡口與蘇軾相會。兩人在江邊煮酒和詩，通宵達旦。兩人同游數日，暢談甚歡。

  事實上，兩位集文學底蘊與政治卓見於一身的風流人物，從未成為真正的敵人。政見上不可調和的矛盾，僅僅在於各自看問題的角度不同，而二者的初衷，都是為國為民，絕不存在對錯之分、忠奸之別。王安石與蘇軾，於文學中的相互欽佩，於政治上的彼此寬容，使多年的官場恩怨最終煙消雲散，成為中國歷史上「文人相親」的典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