獻祭於正義的蘇格拉底

  蘇格拉底曾經為國家在戰場上出生入死，後來又點燃自己思想的紅燭，希望能光耀雅典。他每天遊走在雅典的大街小巷，和集市上的人們討論政府權力的弊端，教人們用懷疑的精神和批判的眼光看待一切權威，甚至包括雅典崇拜的神明。如果民眾都能夠開啟心智，認清現實，追求真理，那麼雅典的振興將指日可待。

  亞里士多德把真理看得比老師重要，說「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克里提亞斯也不獨尊老師，他把政權看得更重要。所以，身為蘇格拉底的弟子，他卻禁止蘇格拉底公開演說，並強令老師擁護他的寡頭政治。年近古稀的老哲學家自然不會向強權妥協。當克里提亞斯命蘇格拉底和其他四人去薩米拉島逮捕民主人士萊昂時，其他四人都聽命前往，唯有蘇格拉底拒絕，他認為萊昂是清白無罪的。三十僭主很快被推翻了，蘇格拉底沒有因此事獲罪，但恰恰是推翻三十僭主的民主派對蘇格拉底判處了死刑。

  對蘇格拉底提起訴訟的民主派領袖安尼托其實並非壞人。他曾在色拉西布洛斯的領導下英勇打擊殘暴的寡頭派，卻也挽救了被捕的寡頭派人物，促成色拉西布洛斯的大赦，並把三十僭主強取豪奪的財產歸還民眾。但他唯獨對不會給雅典帶來任何危害的蘇格拉底耿耿於懷，其中原因要從早年往事說起。安尼托曾被流放國外，這期間，他的兒子留在雅典跟隨蘇格拉底。當安尼托回到雅典時，發現他的兒子已經墮落成了酒鬼。安尼托因此一直懷恨在心，也不可避免地先入為主，戴著有色眼鏡把蘇格拉底看成一個腐化青年的蠹蟲。

  而在蘇格拉底看來，讓雅典為之驕傲的民主和自由正逐步淪落。隨著擴張侵略與反侵略戰爭，雅典不僅失去了物質的繁榮，也丟棄了精神的高貴。真正的智者永遠能夠做到「眾人皆醉我獨醒」，蘇格拉底看到雅典的民主制度江河日下，為之憂心忡忡。他希望雅典能及時遏制自己的墮落，把文明傳播到每個雅典人心中，讓城邦走上復興之路。

  但是能大赦政敵的民主派政權，並不能寬容一個正義而有遠見的啟蒙者。他們懼怕公民受到蘇格拉底的影響，從而動搖當下的統治，於是借著「不敬神明」和「毒害青年」的罪名，包括安尼托在內的當權者將蘇格拉底告上了法庭。

  安尼托對蘇格拉底最初的不滿也加深了對他其他方面的仇視。安尼托認為，儘管蘇格拉底曾經指責克里提亞斯的統治，但畢竟是殘暴者的老師；伯羅奔尼撒戰爭中的叛徒亞西比德也與蘇格拉底交往過密；而他的好朋友曾是克里提亞斯的部下，剛剛死在民主派的刀下。這些間接的合理或不合理的因素在安尼托心中縈繞，他覺得對蘇格拉底的處罰要麼就是流放，要麼就是處死。

  公元前399年，對蘇格拉底的審判開始了。審判在一所普通法院中進行，近500名公民參加決議，大多數人都不是知識分子，他們甚至不了解蘇格拉底其人其事，聽到對他的訴訟就判斷他是雅典的禍害。

  在申辯時，蘇格拉底宣稱自己一直在履行傳播善與美的神聖使命，「無論你們做何處置，我將永遠不會改變我的作風，甚至必須萬死我也在所不惜」。當法官想打斷他的話時，他更加堅定地說：

  「我想讓你們知道，假如你們殺掉我這樣的人，你們將傷害自己比傷害我更嚴重……因為殺死我，你們將很難找到另一個像我這樣——容我做一個不恰當的比喻——上帝派遣到我們國家的牛虻。雅典像一匹碩大高貴的馬，由於它體積大、行動遲緩，需要給予刺激才能讓它提起精神來。」

  

  公民大會第一次投票表決時，贊成判處死刑的人只比反對者多60票。這意味著，倘若蘇格拉底的申辯能緩和柔軟一些，他很可能會扭轉局面被宣判無罪。他也有權提議用罰款代替死刑，但他起初並沒有讓步，直到在弟子柏拉圖和朋友的努力擔保下，他才願意出30米納，約為3000美元。但是，蘇格拉底的強硬態度沒有得到普通百姓的理解，第二次投票，希望判處他死刑的又多了80人。

  死刑已判定，但蘇格拉底仍然有機會越獄逃脫，他的弟子們都準備買通法官，甚至安尼托也希望能折中處理此案。但蘇格拉底堅持原則，絕不因怕死而逃避。在死前一個月內，每天都有學生去獄中探望蘇格拉底。蘇格拉底視死如歸，依然平靜地和學生們交流思想、開展辯論。

  一個月後，蘇格拉底飲下毒酒，獻祭於一個衰朽了信仰的時代。

  正如蘇格拉底在申辯中的預言所講，雅典人不久之後就後悔將蘇格拉底判處死刑，但為時已晚。他們放逐了安尼托，處死了另一位起訴者米勒托。為了紀念這位偉大的哲學家，雅典人還曾塑造了蘇格拉底的銅像。

  蘇格拉底的確像一隻牛虻，讓雅典這匹沉淪老朽的馬重新打起精神。雅典文化經過一番陣痛後，再次走向成熟，文學、哲學和藝術等方面以驚人的活力走出絕望，雅典重新成為希臘文明的中心。

  一個國家的窮困潦倒並不可怕，可怕的是它靈魂上的創傷再難醫治。幸好，蘇格拉底用自己的生命換來了雅典人的覺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