帶著音樂去流浪

  下班回家的路上，遇見一個邊走邊拉二胡的「流浪藝人」。感覺他拉得很美，時而行雲流水，時而洋洋灑灑，時而哀婉纏綿，時而如泣如訴。他離開的時候，我竟怔怔地站在原地望了好一陣，直到他憂鬱的背影漸去漸遠。我想，他或者是個情感受挫的人，或者是個為生活所迫的人，但肯定是個放不下琴聲、放不下心中夢想的人。

  「流浪藝人」的背影，讓我想起了19世紀法國偉大的音樂家柏遼茲。1828年，英國肯勃爾劇團來到巴黎，在奧德翁劇院演出莎士比亞的《哈姆雷特》《羅密歐與朱麗葉》《李爾王》《奧賽羅》等劇。

  當時24歲的柏遼茲看了27歲的愛爾蘭女演員斯密森的演出後，在感覺莎士比亞對他「有如一陣雷擊」的震撼的同時，還感到美麗的斯密森對他「也是一陣雷擊」。但是，落花有意，流水無情，斯密森沒有接受他的求愛，並爽快地告訴他：「沒有比這更不可能的了。」

  

  對柏遼茲來說，這無疑是沉重的一擊。雖然後來柏遼茲和斯密森度過了一段美麗時光，但還是以失敗而告終。柏遼茲的第二次婚姻，則更顯得冷酷而不幸。他曾經的好友華格納與李斯特私下談到柏遼茲的第二任妻子時說：「一個惡毒的女人可以毀滅一個輝煌的男人，她心裡高興了，卻讓男人很狼狽。」

  貧困的生活，加上貴族社會對他音樂的漠視以及情感的屢屢受挫，1842年起，他不得不多次往來於比、德、奧、捷、匈、英、俄等國，旅行演奏自己的作品，名副其實地過起了「在流浪中生存」的生活。

  流浪的旅途中，柏遼茲創作了大量輝煌、嘹亮的音樂，也譜寫了大量含蓄、寧靜的作品。兩種風格最集中地體現在他的《安魂曲》中。只是柏遼茲的音樂當時不被人接受和理解，這使他格外傷心。直到《幻想交響曲》被李斯特等音樂大家認定是藏在浪漫主義標題後面的古典傑作之後，他的音樂才被完全認可。

  華格納曾經這樣評價柏遼茲：「貝多芬的精神飄逸到了他那裡，這正是他非常嚮往的。而一當他拿起筆，血液中法國人的自然奔放就開始起作用了。應該說，柏遼茲的音樂本質上是民族的、法國的。」

  柏遼茲的成就不是靠天賦，而是通過不懈的努力和創新，在流浪中找到了生命的方向。至少他自己這麼認為。

  成名後的一天，一位青年音樂愛好者來到他的家，演奏自己的曲子，徵求柏遼茲的意見，並想拜他為師。不料，柏遼茲聽完他的演奏後毫不隱瞞地說：「你根本沒有音樂才能，我這樣痛快地給您這個結論，是為了使您趕快放棄音樂、另找出路。」

  青年人聽了，從頭冷到腳，滿懷羞愧和不安，垂頭喪氣地走出了柏遼茲的家。他走到街上時，柏遼茲卻從樓上窗口探出頭來，高聲地向他喊道：「我不改變我剛才的評語，但我得補充一句，大師們當初對我也這麼說。請記住你和我當初一模一樣，知道嗎，一模一樣！」就這一句話，足以說明柏遼茲當初為音樂付出了多少。

  在柏遼茲的世界裡，旅途上的漂泊和流浪，是幸還是不幸，已是一目了然。「在流浪中生存」，不僅磨礪出了舉世聞名的偉大音樂，也為我們造就了獨一無二的流浪音樂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