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階段——唐·五代·遼

  （公元六一八—一一二五年）

  這個階段的建築藝術是以南北朝在宗教建築方面和統一全國的隋代在城市建設方面所取得的成就為基礎的。初唐建設雄宏魁偉的氣魄和中唐雅致成熟的時代風格是比南北朝或隋代的宗教藝術更向前邁進了一大步的。

  唐將外來許多新因素漢化了，將陌生的非中國的成分和典雅莊嚴對稱的中國格局相結合，為中國的封建社會生活服務。如須彌座、蓮瓣、柱礎、磚塔、塔檐瓦飾、欄杆之類都改進成更接近於中國人民所習慣的風格。在磚塔式樣上也經過一些成熟的變化；中國第一座八角塔就在這時期初次出現。

  唐建築制度、技術手法和藝術作風的特點開始於初唐，盛於中唐前後，在中央政權削弱的晚唐和藩鎮割據的五代時期仍在全國有經濟條件的地區，風行頗長一個時期，而沒有突出的改變。

  唐政治經濟的特點是唐初李淵父子統一了隋末暴政所引起的混戰中的中國而保留了隋政治、經濟、文物制度中的一些優點；在李世民在位的二十幾年中，確使人民獲得休養生息的機會。當時政治良好，而同時對外戰爭勝利，鼓勵胡族漢人雜居，不斷和西域各民族有文化和商業的交流。農業生產提高，商業交通又特別發展，海路可直通波斯。社會經濟從此一直向上發展了百餘年。基礎穩定的唐代中央專制集權的封建社會恢復了西漢的盛況，全國文學藝術便隨著有了高度的發展。唐代在建築上一切成就也就是中國封建社會的文學藝術到達一個特殊全盛時代的產物。

  唐中央政權的腐朽削弱開始於內部分裂，終於在和藩鎮的矛盾和農民的反抗中滅亡。但是工商業在很大程度內未受中央政權強弱的影響。宗教建築活動也普遍於民間，並不限於中央皇室的建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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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隋初統一南北建國時期計劃了後來成為唐長安的大興城時，有意識地要表現「皇王之邑」。因此建造的是都城、皇城、宮城、正朝、府寺、百司、公卿邸第、民坊、街市等等——明明白白的是封建政權的秩序所需要的首都建設。它所反映的是統一封建專制國家機器的一個重要方面。也就是當時的統治階級所制定的所謂文物制度的一種。

  唐初繼承了這樣一個首都。最主要的修建就是改大興殿為太極殿。左右添了鐘樓、鼓樓，使聳起的形象更能表現中央政權的莊嚴。再次就是另建一個雄偉的皇宮組群。

  新建的大明宮在一條南北中線上立了一系列的大殿，每殿是一組群，前面有門，最南面是丹鳳門和含元殿。大殿就立在龍首山的東趾上，「殿陛高於平地四十餘尺」，左右有「砌道盤上，謂之龍尾道」。殿左右有兩閣，閣殿之間用「飛廊」相接。這樣的形象魁偉、氣魄雄宏的規模，是過去漢未央宮開國氣概的傳統。不過在建造上顯然是以漢興以來八百年裡所取得的一切更優秀的成就來完成的。但在宗教建築方面，初唐承繼了隋代的創建，並不鼓勵新建造。這方面顯然不是當時主要的活動。

  代表初唐以後到中葉的建築活動的有兩個方面：宮廷權貴為了宴遊享樂所建的侈麗宮苑建築和邸第，和宗教建築活動。在這兩個方面高度藝術性的各種創造都是當時熟練的工匠和對宗教投以自己的幻想和熱忱的勞動人民集體智慧的結晶。代表前一種的，可以舉宮廷最優秀的藝匠為唐玄宗在驪山建築的華清宮，這樣著名的藝術組群，據記載是「驪山上下，益置湯井為池，台殿環列山谷」，並且一切是「製作宏麗」，「雕鐫巧妙」，「殆非人功」的藝術創造。有名的長安風景區的曲江上宮苑也在這時期開始了建築。至於當時權貴和公主們所競起的宅第則是「以侈麗相高，擬於宮掖，而精巧過之」。這樣的事實說明當時建築工程技術和藝術上最高成就已不被宮廷所獨占，而是開始在有錢有勢的階層里普遍起來了。

  唐代的皇室因為姓李，所以尊崇道教，因為道教奉李耳為始祖。然而佛教的勢力畢竟深入到廣大民間，今天存留的唐代建築，除極少數摩崖造像外，全部都是佛教的。其中較早的，全是磚塔。

  唐朝的磚塔大致可分為四個類型：

  （一）「重樓式」塔，如西安慈恩寺的大雁塔和興教寺的玄奘塔等。它們的形式像層層疊起的四方形重摟，外表用磚砌成木結構的柱、枋、斗栱等形象。這兩座塔都建於七世紀後半和八世紀初年。它們是磚造佛塔中最早砌出木構形式的範例。

  （二）「密檐式」塔，如西安薦福寺的小雁塔，河南嵩山永泰寺塔和雲南大理崇聖寺的千尋塔等。這個類型都在較高的塔身上出十幾層的密檐，一般沒有木結構形式的表面處理。以上兩個類型平面都是正方形的，全塔是一個封頂的「磚筒」，內部用木樓板和木樓梯。

  （三）八角形單層塔，嵩山會善寺淨藏禪師塔是這類型的孤例。它是五代以後最通常的八角塔的萌芽。

  （四）群塔，山東歷城九塔寺塔，在一個八角形塔座上建九個小塔，是明代以後常見的金剛寶座塔的先驅。自從嵩山嵩岳寺塔建成到玄奘塔出現的一百五十年間，沒有任何其他磚塔存留到今天，更證明嵩岳寺塔是一次偉大的嘗試。而唐代在數量上眾多和類型上豐富的磚塔則說明造磚和用磚的技術在唐代是大大地發展了一步。

  宗教建築方面一次特殊的活動是武則天奪得政權後，在洛陽驅役數萬人建造奇異的「明堂」「天堂」「天樞」等。這些建築物不是屬於佛教的，但是創造性地吸取了佛教藝術的手法，為這個特殊政權所要表現的宗教思想而服務的。

  「明堂」稱做「萬象神宮」，內有「辟雍之像」，建築物高到二九四尺，方三○○尺，一共三層。「下層法四時；中層法十二辰，上為圓蓋，九龍捧之；最上層法二十四氣，亦有圓蓋。以木為瓦，夾紵漆之，上施鐵鳳高一丈，飾以黃金。」在結構方面是很大膽的，當中用巨木，「上下通貫、　　、櫨、撐、　　，藉以為本」。「天堂」高五級，是比明堂更高的建築，內放「夾紵」大像（夾紵是用麻布披泥胎上加漆，幹了以後去掉泥胎成空心的器物的做法）。「天樞」是高百餘尺的八角銅柱，徑大十二尺，下為鐵山，周七十尺，立在端門外。

  這些創造，雖然都是極特殊的，但顯然有它們的技術基礎和藝術上的良好條件的。佛教建造的有在龍門崖上鑿造的巨大石像，和窟外的奉先寺（寺的木構部分已不存，但這組巨像是唐代雕刻得以保存到今天的最可珍貴的實物之一）。

  自七世紀末葉以後到八世紀中葉，建造寺院的風氣才大盛。原因是當時社會的需要。八世紀中葉侈奢無度的中央政權遇到藩鎮的叛變，長安被安祿山攻破，皇帝出走四川。唐中央政權從此盛極而衰，此後和地方長期戰爭，七八十年中，人民受盡內戰的災害搜刮之苦，超度苦難的思想普遍起來。在宮廷方面，軟弱的封建主，遇有變亂，也急求佛法保佑，建寺用費龐大，還拆了宮殿舊料來充數。宮廷特別縱容僧尼，京城內外良田多被僧寺占有。在五台山造金閣寺，全用塗金的銅瓦，施工用料的程度也可見一斑。

  到了九世紀初葉，皇帝迎佛骨到京師，在宮中留三日，送各寺院裡輪流供奉，王公士民敬禮布施，達到舉國若狂的地步。宦官權臣和豪富施錢造寺院或佛殿、塔幢以求福的數目愈來愈多，為避重稅求寺院庇蔭的人民數目也愈來愈大。九世紀中葉宗教勢力和政權間的矛盾便造成會昌五年（八四五年）的「滅法」。當時下詔毀掉官立佛寺四千六百餘區，私立寺院四萬餘區，歸俗僧尼二十六萬五百人，財貨田產入官，取寺屋材修葺公廨，銅像鐘聲改鑄錢幣。這些事實說明人民的財富和心血，在封建社會的矛盾中，不是受到不合理的浪費，就是受到殘酷的破壞，卓越的藝術遺產得以保存到今天的真是不到萬一！

  唐代有高度藝術的、崇峻而宏麗的宗教建築大組群的完整面貌，今天已無法從實物上見到。對於建築結構和裝飾的形象，我們只有在敦煌石窟寺壁上，許多以很寫實的殿宇樓閣為背景的佛教畫裡，可以得到較真實的印象。

  敦煌著名的壁畫《五台山圖》中描繪了九十座寺院組群的位置，其中之一「大佛光之寺」，就是今天還存在五台山豆村鎮的大佛光寺。更可寶貴的事實是寺內大殿竟是倖存到今天的一座唐代原物。我們從這座在會昌滅法後又建造起來的實物上，可以具體地見到唐代建築藝術風格手法，和它們所曾到達的多方面的成就。這座建築遺產對於後代是有無法衡量的價值的。

  總的說來，唐代在建築方面的成就，首先是城市作有計劃的布局，規模宏大，不但如長安、洛陽城，並且普遍及於全國的州縣，是全世界歷史上所未有的。其次就是個別建築組群在造形上是以藝術形態來完成的整體；雄宏壯麗的形象與華美細緻的細節、雕塑、繪畫和自然環境都密切地有機地聯繫著。以世界各時代的建築藝術所到達的程度來衡量，這時期的中國建築也到達了藝術上卓越的水平。

  當然，無論是長安的宮廷建築物還是各處名山勝地的宗教建築物，還是一般城市中民用建築物，都是和唐初期全國生產力的提高，和以後商業經濟的繁榮，工藝技術的進步，西域文化的交流等等分不開的。但一個主要的方面還是當時宗教所促進的創造有全民性的意義。勞動人民投入自己的熱情、理想和希望，在他們所創造的宗教藝術上：無論是雕刻、佛像或花紋；作大幅壁畫，或裝飾彩畫；建造大寺，高塔或小龕，或是代表超度人類過苦海的橋，當時人民都發揮了他們最傑出最蓬勃的創造力量。

  中唐以後，中央政權和藩鎮爭奪的內戰使黃河流域遭受破壞，經濟中心轉移到江淮流域。唐亡之後，統治中原的政權，在五十餘年中，前後更換了五次，稱做五代。其他藩鎮各自成立了獨立政權的稱做十國。中原經濟力衰弱，無法恢復。建築發展沒有可能。掌握政權者對於已破壞的長安完全放棄，修葺洛陽也缺乏力量。偶有興建，匠人只是遵隨唐木工規制，無所創造。山西平遙鎮國寺大殿是五代木構建築的罕貴的孤例。五代建築在北方可說是唐的尾聲。

  十國在南方的情況則完全不同；個別政權不受戰爭拖累，又解除了對唐中央的負擔，數十年中，經濟得到新的發展而繁榮起來。建築在吳越和南唐，就由於地理環境和新的社會因素，發展了自己的新風格。如南京棲霞寺塔以八角形平面出現，在造形方面和在雕刻裝飾方面都有較唐朝更秀麗的新手法，在很大程度上是後來北宋建築風格的先聲。

  遼是中國東北邊境吸取並承繼了唐文化的契丹族的政權。在關外發展成熟，進占關內河北和山西北部，所謂燕雲十六州，包括幽州（今天的北京）在內。遼是一個獨立的區域政權，不是一個朝代，在時間上大部雖和北宋同時，但在文化上是不折不扣的唐邊疆文化。在進關以前，替遼建設城市和建築寺廟的是唐代的漢族移民，和汾、並、幽、薊的熟練工匠。他們是以唐的規制手法為契丹族的特殊政權、宗教信仰和生活習慣服務的。結果在實踐中創造了某一些屬於遼的特殊風格和傳統。後來這種風格又繼續影響關內在遼境以內的建築——北京天寧寺遼磚塔就是遼獨創作風的典型例子，而木構建築如著名的薊縣獨樂寺觀音閣和應縣佛宮寺木塔卻帶著更多的唐風，而後者則是中國木造佛塔的最後一個實例。

  基本上，唐、五代和遼的建築是同屬於一個風格的不同發展時期。關於這一階段的中國建築，更應該提到的是它對朝鮮、日本建築重大的影響。研究日本和朝鮮建築者不能不理解中國的隋唐建築，就如同研究歐洲建築者不能不理解古希臘和羅馬建築一樣。不但如此，這時期的中國建築也影響到越南、緬甸和新疆邊境。並且唐和薩珊波斯的文化交流，並不亞於和印度及錫蘭的。唐朝是中國建築最輝煌的一大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