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家的選舉機器——個人後援會

  在日本政界有一句「金去火來」的話，是說國會議員星期五回到自己的選區與選民交流感情，鞏固自己的選舉地盤，星期二再返回東京參加國會活動。正如著名政治人物大野伴睦所說的那樣，猴子從樹上掉下來還是猴子，政治家如果落選就什麼都不是。由於日本政治家很難改行從事其他職業，必須利用各種手段和方式拼命維持自己的選舉地盤。當然，這是那些當選次數比較少且自己打天下的年輕國會議員，繼承父輩地盤並當選多次的議員無需如此奔波，大多可以在東京穩坐釣魚台，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有自己穩固的支持組織——個人後援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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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會議員的個人後援會最早出現於20世紀50年代，其後逐漸增加。從選民參加個人後援會的比例來看，1969年超過10%，1979年達到20%，1983年則有29%；從地區上看，城市規模越大，參加個人後援會的選民越少，而在村社共同體的痕跡保留較多的農村地區加入個人後援會的選民較多；在參加個人後援會的選民中，參加參議院地方區議員候選人個人後援會的選民比例為30.4%，參加參議院比例區議員候選人個人後援會的選民比例為16.0%，參加眾議院議員候選人個人後援會的選民比例為71.0%，參加地方議會議員候選人個人後援會的選民比例為27.8%；從各個政黨在選舉中的得票來看，1990年時，後援會成員的選票占自民黨全部得票的64.7%，社會黨為17.1%，公明黨為7.9%。而在各黨的支持者參加個人後援會的比例上，公明黨最高，為41.6%，其次是民社黨，為25.6%，自民黨第三位，為24.6%；從社會職業上看，農林漁業者為33.9%，自營工商業者為33.2%，工商業界工人為18%左右，工薪階層為14%左右。

  國會議員之所以組織後援會，主要有幾個原因，其一是中選區選舉制度。從1947年到1993年，眾議院議員選舉實施中選區制度，也就是將全日本劃分近130個選區，每個選區選舉3—5名，總共選舉500名左右的眾議員。類似自民黨這樣的大政黨必須在一個選區推薦並當選複數候選人才有可能在眾議院中獲得過半數席位，這樣一來，候選人難以打出政黨的招牌吸引選民，其個人的號召力就成為至關重要的因素。例如在出現複數自民黨候選人的選區中，自民黨支持者「重視個人」的選民比「重視政黨」的選民多1倍。

  毋庸置疑，個人後援會在國會議員維持政治生命、集中精力進行立法等方面起到積極作用，但也有一些負作用。

  其次是地域型代議制的原因。所謂地域型代議制是指日本國會眾參兩院議員大多來自某個地方選區，因而是一種地域型的政治代表。例如在戰後大部分時期內，500多名眾議院議員均來自全國130個選區，參議院也有60%的議員來自以都道府縣為單位的選區。國會議員首先利用血緣、地緣組織自己的支持團體，逐漸擴大範圍。例如從加入個人後援會的動機上看，53.9%的選民參加個人後援會是因為親緣與情分，28.3%的選民是因為候選人的形象與政策主張，22.4%的選民是因為職業關係。

  另外是議會黨團的原因。自民黨、社會黨議會黨團色彩濃厚，地方組織十分薄弱。自民黨雖一度號稱擁有黨員300萬，但絕大多數是既不繳納黨費、也不過組織生活、更沒有履行入黨手續的國會議員「個人後援會」成員或「友好團體」成員，因而自民黨候選人在競選時更多的是利用自己的集票組織。調查結果也表明了這一點，自民黨國會議員中回答依靠「自己的力量」和「個人關係援助」競選的占壓倒多數，回答依靠「所屬政黨的」只有4%。相應的問卷調查也表明，在町內會、自治會、婦女、青年、老人等社會團體中，投票時「重視個人」的占78%，而「重視政黨」的只占18%。

  政治家在兩個方面照顧到後援會成員的利益，即對後援會成員的一些日常要求，例如子女升學和求職問題、鄰里糾紛、婚喪嫁娶乃至交通事故的處理等，政治家都要給予照顧，甚至不惜破費錢財為後援會成員組織觀光旅遊、體育比賽或其他集體活動，加強感情交流，培養團體精神。由於絕大多數後援會成員不繳納會費，因而後援會的活動經費主要由政治家個人承擔。據統計，每位國會議員每年用在個人後援會上的費用高達1億日元左右。

  另一方面，政治家還要充分利用各種關係和個人影響，對政府有關部門施加壓力，為自己的選區爭取更多的政府補助金和公共事業建設項目，提高當地選民的生活水平。戰後日本的財政體系是70%的稅收為中央政府所得，但地方自治體卻承擔70%的公共事務。為彌補其差額，國家財政以地方交付稅、補助金、公共投資的形式交還地方，但因各地區富裕的程度相異，各自治體從中央政府獲得的財政數額有很大不同。作為長期執政的政黨，自民黨最大限度利用了政府擁有的財政資源，並將其轉化為自己的選舉資源，即通過地區開發計劃及其實施、農業保護政策、公共投資、補助金等形式建立了一套維持其選舉地盤穩定的「利益誘導體制」。即執政黨的國會議員通過對行政機構的政治影響力，將有關地區或團體承包的公共投資項目納入政府預算方案，使政府資金流入自己的選區或支持自己的利益集團，從而形成穩固且可以時代相傳的選舉地盤。

  在國會議員的個人後援會中，最典型的是田中角榮的「越山會」。地處新潟第三選區的該組織鼎盛時有會員10萬人，該地區的自民黨員不到1萬人。「越山會」總部設在新潟縣長岡市，下面是以城市為單位的聯絡協議會、青年部、女性部，再下面是「越山會」的基層組織。新潟第三選區共有33個市、町、村，330個「越山會」支部有滲透到的各個角落，後援會的機關報紙《月刊越山》每月發行5萬部。

  「越山會」1953年組成，最初以舊時戰友為主。組織名稱據說田中角榮親自決定，來自戰國時代當地著名武將上杉謙信翻過越山進攻北陸地區能登時的一首詩歌，從中也可以看出田中奪取天下的志向。1960年10月，長岡鐵道、中越汽車、栃尾鐵道合併為越後交通公司，地處長岡市的越後交通本部大樓三層的秘書課成為「越山會」本部，統轄以市為單位的基層組織。鼎盛時期，在新潟第三選區產生的19名縣議會議員中，有13名是「越山會」推薦的候選人；在33個市町村的首長中，有30名是「越山會」成員。

  「情與利」是凝聚「越山會」的兩大武器。田中角榮不僅通過秘書課，對會員的婚喪嫁娶、升學就業等日常生活給予關照，而且經常組織會員乘車前往東京自己住宅一起吃飯，然後參觀著名景點，培養感情。另一方面，每年都要派人到選區詳細了解市町村長和選民的利益要求，然後由「越山會」進行歸納和審定，再通過田中的政治影響力納入下一年度的政府財政預算，得以實施，從而使偏僻的新潟縣三區變得交通便利、社會福利設施齊全、居民生活方便。

  為維持「越山會」的日常開支，每年需要5億—10億日元，會員交納的會費很少，主要來自建築業者提供的政治資金。田中角榮為故鄉帶來道路、橋樑、隧道、河川、鐵路、開墾等多種公共工程，這些工程的承包商按照項目費用的0.3%比例作為政治資金提交給田中。

  毋庸置疑，個人後援會在國會議員維持政治生命、集中精力進行立法等方面起到積極作用，但也有一些負作用。例如為應付後援會的巨大開支，政治家必須想方設法通過各種手段收集政治資金，由此產生了許多違法事件，正如「洛克希德案件」、「利庫路特案件」、「大型建築公司案件」等體現的那樣。

  儘管如此，由於個人後援會與政治家的密切關係，政治資金醜聞或改變所屬政黨並不影響政治家的政治生命，例如田中因「洛克希德案」在1983年被判有罪後仍然數度以最高得票數當選為國會議員，直到1989年才辭去議員職務，甚至從1985年因腦血栓病倒後到1989年一次也沒有參加國會活動。1993年，長期執政的自民黨下台，政黨不斷分化組合，政治家改換門庭，後援會也採取相同行動。例如小澤一郎從自民黨到新生黨，然後再從新進黨到自由黨，最後到民主黨，其個人後援會依然如舊地支持。

  另外一個後果就是「子承父業」的「二世議員」增加，也就是老一代議員去世後，其後援會繼續推舉其後代或其他親屬當選為國會議員。例如曾任自民黨幹事長實的加藤一就是在其父去世7年後仍在其父後援會的支持下當選為眾議院議員。1993年時，44％的眾議院議員為「二世議員」，其中包括橋本龍太郎、小澤一郎、河野洋平、羽田孜、田中真紀子等實力政治家。這樣一來，以個人後援會為中心的選舉地盤慢慢演變成私有財產，1994年改為小選區制後甚至出現了選舉地盤被分割的議員有償轉讓其地盤、或者家庭成員同時立為不同選區候選人的現象。

  1994年通過新選舉制度並進行了4次大選後，個人後援會也受到衝擊。也就是說，在小選區制度下，候選人是否得到黨的公認成為至關重要的因素，個人的作用逐漸淡化，因而後援會的意義也在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