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爸爸

  太陽升起來，蹲在天空中像是無處可去。雖說還不到十點，熱浪已經淌進了屋子。一開始從最靠近室外的廚房進來，然後是客廳，從東到西，吞沒了一把又一把椅子，所以我剛坐進窗口的靠背椅就險些跳了起來。我依然心神不寧。神父說我這種人永遠不會知道什麼叫平靜，這一點我接受。但今天我覺得特別不對勁，事情和喬西·威爾斯有關。兩周後要大選，喬西和彼得·納薩爾見面，在場的還有美國佬和我從一月就沒再見過的古巴佬。但勞動黨需要贏得牙買加，他們會付出一切代價來換取這個結果。

  我認為我知道那代表著什麼。喬西在策劃他們認為我不再有進取心去做的某些事情。先生們，他們沒想錯。1976年發生了許多事情。對，那個學童撞上我的子彈，這是決定性的因素，但實話實說，我早就厭倦了鮮血的味道。甚至從一開始就沒喜歡過。但請別弄錯，殺人並不需要任何理由，關心別人死活需要的就更少了。這個城市的有些區域，你讓嬰兒在街上亂走，隨便他在糞水裡玩耍。然後他會病得很厲害，整個人只剩下一個瘋狂鼓脹的肚皮，你花時間去診所，但診所里擠滿了人，你排隊等叫號的時候嬰兒死了，或者昨晚你心生憐憫，自己用枕頭捂死嬰兒，但無論如何你都只能看著等著，因為死亡是你能給他做的最好的事情。

  離大選僅有兩周，人們每天忙著放槍。我和警長殺手公開宣布我們要和平，但只需要一顆子彈，來自西班牙鎮打手幫這種組織，或者說他們從不簽什麼血逼和約的王幫。只需要一顆子彈。就算我們想要和平，彼得·納薩爾這種人只希望他的黨派獲勝，根本不會關心怎麼獲勝。通常來說我也不在乎。但一個小國的一場小小選舉怎麼會變成這麼一樁大事呢？美國為什麼忽然這麼關心我們了呢？事情和地盤無關，也和聲明無關。我想到喬西，想到那些美國佬，想到彼得·納薩爾，想到哥本哈根城和八條巷和金斯敦和牙買加和世界，心想什麼樣的壞小子聲明能讓全球矚目呢？然後我想到了，就像啟示錄似的。我知道喬西打算幹什麼了。我從骨頭裡開始顫抖，橙汁灑在手上，滴到地上。杯子也掉了下去，但落在我腳上，所以沒碎。橙汁緩緩淌過地面，仿佛鮮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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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天，老頭子，覺得我今天還不夠忙的？

  沒等我意識到發生了什麼，她就拿著抹布和水桶蹲下了。出去，找點事情做，她說。來到室外，還好我只穿了件網眼衫。喬西。要是橙街公寓樓大火這個聲明還不夠帶勁，連耶穌都會拿起橙汁澆他一頭，他們肯定在策劃什麼陰謀。這個陰謀不能讓我參與。有什麼事情會足夠大又足夠黑暗，黑暗得連羅爸爸都受不住呢？

  我不知道該怎麼辦，但兩條腿帶著我走向喬西·威爾斯家。見到那個古巴人，想起他操蛋的外號「大愛醫生」，我不由有了一些很不妙的念頭。上次他來牙買加是一月，他和喬西去下城區的民族黨地盤，在港口接連炸毀四輛轎車。他這麼做只是為了炫耀，沒有人受傷，但他在喬西·威爾斯心中種下了某些惡念，這些惡念一直在生長。我的腿在向前走，但我的腦子在向後跑。回到去年十二月和今年一月，一個月一個月直到現在。你看著某些事情，它們只是某些事情。但換個角度再看，這些事情加起來就會變成極大極可怕的某種東西，由於你從來沒有把它們放在一起看過，因此就更加可怕了。一月是彼得·納薩爾最後一次打電話給我的月份。現在他只打給喬西·威爾斯。他打電話給我是為了說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要來開會。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是一群大人物，來自全世界各個富裕國家，他們正在考慮要不要資助牙買加，讓牙買加把自己從屎坑裡拔出來。這就是彼得·納薩爾的原話，因為到現在他還覺得他必須將嚴肅議題解析成小學詞彙，否則貧民窟小子就不可能理解。我險些對他說滾遠點兒，我知道「招搖」和「健談」的區別，也知道這兩個詞都沒法描述他，哪怕另有別人替他寫演講稿。接下來還是彼得·納薩爾的原話：要是麥可·曼利說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援助牙買加，那他就會用這些錢將整個國家投入共產主義的黑暗深淵。

  大愛醫生來這兒向所有人講述共產主義。菲德爾·卡斯楚如何從偉大領袖巴蒂斯塔手中篡奪權力，登堂入室之後就開始大肆屠殺。他如何拆毀以學校和商店為首的資本主義事物，卻保留了大腿舞俱樂部「熱帶風情」，但風傳司令官的小士兵有好幾年抬不起頭了。他們如何開始圍捕反對者將其關進大牢，和民族黨搞出的什麼緊急狀態完全一個樣。大愛醫生講述他在監獄裡的經歷，說有些人毫無理由就被關進大牢，只因為醫生、律師或公務員的身份意味著他們反對共產主義。卡斯楚甚至抓捕女性和兒童。有一天他最好的朋友翻出監獄高牆，以為十英尺之下就是道路，但實際上有五十英尺，而他還是跳了，以為他能越過陸地掉進大海。那位兄弟沒有掉進大海。朋友們，麥可·曼利就想把牙買加帶往這個方向，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資助他這麼做。IMF代表著「都是曼利的錯」，彼得·納薩爾說。

  一月才剛開始，我們就行動起來了。美國佬帶來了滿滿一箱各種東西，古巴佬教我們如何使用。真希望豬灣那會兒我們就有這些東西，孩子們，他說了許多遍。我們見到他的時候，他已經認識喬西了，但我沒時間理會這種事情。那些槍不是1966年或1972年的槍。那些槍必須抵在一側肩膀上，插入彈匣再射擊。我們最好的槍能撂倒一個男人，同時撕碎他的心臟。還有能轟碎一面磚牆的火箭筒。我拿起一把M1，沒有放回去。喬西抱著他的舊槍不放，他沒有告訴美國佬那是一把AK47，不過古巴佬肯定認得。我們帶著古巴佬去垃圾場的最西頭，讓他教孩子們開槍。1月5日，我領軍去瓊斯鎮執行任務，喬西去特倫奇鎮。歌手以前在特倫奇鎮生活過，他們以為自己因此變得不可觸碰，實際上並非如此。

  聽著吧，善良而體面的人們。第一聲槍響過後，大選年就拉開了帷幕。貧民窟永遠警醒，瓊斯鎮卻在沉睡，仿佛他們不知道現在是1976年，每個人都必須睜著一隻眼睛睡覺。我甚至有點想僅僅為了他們的疏忽而大開殺戒。我們分乘五輛車，這更是錦上添花，因為瓊斯鎮沒有一輛車好得能追上我們。我們沒有時間思考，徑直衝進鎮子，一路撒下無數子彈，再徑直衝出去。車廂里還有我們拿火箭筒的同伴。他瞄準一家酒吧，但車恰好開過一個坑，發射時他的手抖了一下，一幢鐵皮小屋陡然爆炸。道路為之顫抖。我命令他們停車射擊，但重新裝彈需要太長時間。瓊斯鎮醒了過來，用簡陋的六響左輪還擊，槍聲像是AK47。但我們的武器更好，我們的槍能夠搜尋並摧毀目標，我們的槍是為托尼·帕瓦羅蒂這種人準備的，他不慌不忙地瞄準、射擊，不浪費一顆子彈。我開車，M1放在大腿上。我踩剎車，朝一群逃跑的黑影開火。那群黑影悉數倒地，但更多的子彈噠噠噠地從東方打來，擊中了我們當中的一個還是兩個人（我不清楚具體數字）。我大喊命令他們撤退，再發射一顆火箭彈就走。白痴又打偏了，但這次擊中的是公共汽車站。鋼筋和鐵皮炸開，飛向四面八方，砸進所有建築物，就像電視上的龍捲風。我們撤退了。

  喬西·威爾斯只帶著一個幫手和大愛醫生去了特倫奇鎮。我朝他嚷嚷說他只帶這點人去是發瘋，但現在的情況是就算我大吼大叫，喬西·威爾斯也不會聽我的。他們乘著喬西的白色達桑出發。一天後，卻是喬西製造了大新聞。特倫奇鎮的兩幢公寓樓遭到炸彈襲擊，七幢房屋、一家酒吧和一家商店被燒成白地。彼得·納薩爾打電話給我，念了一篇《紐約時報》的相關報導，但我笑得沒他那麼開心，所以他罵了幾句。他掛斷電話，我知道他接下來會打給誰。我還是不記得喬西·威爾斯是什麼時候有電話的。

  1月6日，警察突襲王幫，因為他們住在王桑區，這個貧民窟也屬於勞動黨，但不由我們控制。那些小子有計劃，畫了圖表，準備了爆炸物。他們有兩個人認識古巴佬，用「大愛醫生」的綽號稱呼他，其他人甚至談起他們如何從美國佬那兒拿到槍枝。我不禁暗罵，這些小暴發戶無人控制，最後會變成比警長殺手更嚴重的問題。我能想像警長殺手待在八條巷，和我一樣儘量睜大眼睛。

  1月7日，我們這兒的六個小子突襲馬庫斯·加維公路上的一個建築工地，殺死兩名警察。我之所以知道，只是因為他們在回程路上開車經過，我聽見了他們的笑聲。我當場失去控制。

  ——哪個血逼養的派你們去破壞建築工地？我說，但第一個小子對著我哈哈大笑。他還沒笑完，我的子彈就打穿他的右眼，從後腦勺飛了出去。

  ——誰派你們去的？我又問，槍口指著另一個小子。這時候發生了一件事，我沒有筆用來記錄，所以後來我用石子刮花槍身以示紀念。另外幾個小子拔出槍指著我。我不敢相信。我站在那兒，看著他們一言不發地瞪著我。這時，瞪著我的一個小子突然腦門飆血，倒在地上。剩下幾個放下槍開始哭號，像是他們忽然想起自己都還不到十七歲。我轉過身，看見托尼·帕瓦羅蒂舉著長槍，眼睛盯著瞄準鏡，喬西·威爾斯站在他身旁。兩人轉過身走開。同一天，王幫襲擊了馬庫斯·加維公路上的一個建築工地，殺死兩名警察。第二天，白痴政府頒布新法令：發現任何人攜帶槍枝就判處終身監禁。

  彼得·納薩爾命令我們向民族黨社區繼續施壓，於是我們繼續施壓。沒有了邦廷-班頓和抹布撐腰，警長殺手再也無法控制局勢。總理想出一個點子，允許人們雇用家園防衛隊保護住處和街道。彼得·納薩爾之流上電視說，牙買加，我對這種手段的評論只有四個字：背包叔叔。他打電話給我讀一份名叫《華爾街日報》的美國報紙上的文章。

  ——「牙買加不會投奔共產主義，只會投奔精神病院。」哈哈哈，你怎麼不笑，朋友？很好笑啊，哥們兒，他血逼的太好笑了。

  1月24日，十七人被麵粉毒死。

  2月10日，喬西、大愛醫生和托尼·帕瓦羅蒂出門。瓊斯鎮和特倫奇鎮，多個炸彈爆炸。同一個月，王幫突襲杜哈尼公園的一個青年跳舞俱樂部，五死八傷。

  三月。不記得哪一天。警察看見喬西的白色達桑，跟蹤他來到哥本哈根城。警察要他下車，因為他們打算扣下這輛車。哥本哈根城的居民像審判日似的撲向警察，酒瓶、石塊、棍棒，警察險些像聖經里的妓女似的被打死。我記得兩件事。第一，黨派領導人不得不親自來救走警察。第二，喬西現在是這些人的代言人了。

  所有善良的體面人啊，我還撒了一個謊。你們以為殺死高中生讓我開始討厭鮮血的味道，但那只是一部分原因。還有，我不再喜歡動槍，不等於我會反對喬西和從不浪費子彈的托尼·帕瓦羅蒂動槍。但那個古巴佬，該死的古巴佬大愛醫生就是另一碼事了。

  5月19日。我不會忘記那一天。他和喬西·威爾斯去橙街公寓，鬼鬼祟祟亂轉，活像兩隻老鼠。但這次他們帶上了我。也許他們覺得要讓我看看某些東西，不只是轟隆一聲那麼簡單。古巴佬只帶了些白色軟泥和電線。他在院子裡找到一個汽油桶，把白色軟泥粘在上面。或者說白色泡泡糖更適合，我正在琢磨這白色泡泡糖究竟是什麼鬼東西，喬西·威爾斯為什麼那麼喜歡它，卻看見他像個女學生似的蹦蹦跳跳，古巴佬說要炸了快找掩護。他把兩段電線插進白色軟泥，電線屬於一根電纜，他拉著電纜走到圍欄的另一側。

  然後那地方就爆炸了，一整面牆被夷為平地，汽油沾在沒有炸碎的東西上，隨即燃起大火。喬西掏出槍，準備幹掉想跑出來的居民和想跑進去的消防員。我聽見爆炸聲就跑了。從此以後我在某些人眼中大概就變成了懦夫。

  五月、六月和七月，兄弟們，姐妹們，許多苦難降臨在這座城市。巴比倫的戰爭蔓延到了西班牙鎮。警察得知一個秘密，這個秘密從未外傳，現在是我第一次公之於眾。哥本哈根城有自己的醫院，而且已經有了好幾年。民族黨不知道。警長殺手不知道，他只是以為哥本哈根城的漢子天生命硬，我們不可戰勝。實情是我們的醫院比蒙娜區富人的醫院都要好。我不知道是誰捅出去的，但警察在六月找到了它。他們不知道我們比牙買加的任何醫生都會治療槍傷。我到現在還是不知道是誰捅破了這個秘密，但他最好希望是我先找到他，而不是喬西·威爾斯。至少我會給他六個鐘頭讓他逃命。重點在於這兒居然有些事情是我不知道的，直到該死的報紙告訴我為止。

  六月，很久以來第一次，警察衝到我的住處，把我們全抓進監獄。我女人去開門，但警察踹門而入，掄起警棍打在她臉上。我想說動手的人明天就等死吧，但那會給他們理由殺人，他們渴求這個理由已經有好些年了。我只聽見門從門框上被踹下來，我女人疼得尖叫。我跑出浴室，看見十五把衝鋒鎗指著我。每一把槍都在渴求槍手，所以給我們一個理由吧，逼眼兒，其中一個警察說。這些人不是警察，是士兵。

  士兵，身穿有許多口袋的棕綠色軍服，腳套亮閃閃的黑皮靴。士兵，表現得不像我們是罪犯，他們代表法律；士兵，表現得仿佛我們是敵軍，這是戰場。他們掃蕩每一幢公寓樓和每一戶人家，甚至沒有放過社區中心，理由是他們不但在哥本哈根城發現了我們的醫院，還在雷馬發現了兩間關人的牢房。據稱為我效力的雷馬槍手在八條巷綁架兩人，扣押和折磨了他們九個小時。警察突襲雷馬，發現牢房，他們就是這麼告訴警察的。警察於是來突襲我們，把我們拖出家門，我們有些人還穿著短褲，有些人只裹著毛巾。我不在乎雷馬是不是搞了個監獄，收拾他們認為是壞種的民族黨小子。請明白我的意思，我不想要名叫共產主義的主義占領這個國家。我不想要民族黨小子打著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或宗族主義的旗號來搶奪我們的地盤。但我對此一無所知，這才是更大的問題。

  警察送我們進監獄，關了我們三天，讓我們用自己的屎尿和體臭污染牢房。牢房有一扇窗戶，我坐在窗口，一言不發，無論是對喬西、哭包還是其他人。我只是看著等著。我們在監獄裡的時候，兩顆炸彈在極樂花園爆炸。

  大愛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