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斯考比走過市政廳，拐進了詹姆斯街。市政廳這所建築連同它長長的陽台總是使他想到醫院。十五年來他看見一個又一個的「病人」走了進去，一年半之後，一部分「病人」被遣送回國，個個面色蒼黃、神經緊張，另外一些人則填補上他們的空缺——殖民廳廳長、農業廳廳長、財政廳職員、市政建設主任。他一個不漏地觀察著這些人的體溫記錄表——第一次毫無道理地發脾氣，酗酒，一年來一直寬容默許而突然間又堅持起原則來。黑人職員們來往於各個辦公室，好像醫生在伺候病人，即使挨了罵也總是賠著笑臉、恭順有禮。病人總歸是有理的。

  轉過牆角，在一株老木棉樹前面——最早的殖民者在登上這塊不友好的海岸後第一天就聚集在這裡——矗立著法庭同警察局的樓房，一幢像一個軟弱無力的人在虛張聲勢的龐大的石頭建築物。在這個碩大無朋的空殼子裡，人們像乾果核一樣在走廊里發出嘩啦嘩啦的聲音。沒有誰能夠適應這樣一種賣弄誇張的設計構思，但是幸而這種構思只有一間屋子的進深。在後面的狹窄、陰暗的過道里，在審訊室和牢房裡，斯考比總是覺察到人類的粗俗和不公正——散發出一股動物園的氣味：鋸末、糞便、氨水的氣味，而且缺乏自由。這所房子的地板每天擦洗，但是這種氣味卻永遠也去不掉。犯人也好、警察也好，衣服上都帶著這種氣味，就像吸菸的人身上總有一股煙味一樣。

  斯考比走上寬大的台階，轉身向右，沿著室外的遮陽走廊進了自己的辦公室：一張桌子，兩把硬靠背椅，一個櫃櫥，幾副已經生鏽的手銬像舊帽子似的掛在牆上，一個公文櫃。在陌生人的眼睛裡，這是一間空蕩的、極不舒適的屋子，但是對斯考比來說，這卻是一個家。別的人都是通過積累而建立「家」這一概念的——新購置的一幅畫、越來越多的書籍、一個形狀奇特的鎮紙、不記得在哪個休假日為了什麼原因買的一個菸灰缸；斯考比卻通過逐漸減少而建立起自己的家來。十五年前他剛剛在這裡安身的時候，什物用品要比現在多得多。這間屋子曾經擺過他妻子的照片、從市場買來的發亮的皮靠墊、一把安樂椅，牆上還曾掛著一張這個港口的彩色大地圖。地圖後來被年輕的同事借去了：反正他也不需要了；就是閉上眼睛，這塊屬地的整個濱海地區也能清清楚楚地浮現在他的腦子裡：從庫發海灣到梅德利鎮是他經常巡邏的路線。至於靠墊同安樂椅，他買來不久就發現，在這個悶不透風的地方，這類舒適品只意味著增加熱度。只要身體的某一部分接觸到其他東西或者被遮蓋起來，汗珠馬上就淌出來。最後，因為他的妻子已經來到身邊，照片也變得不必要了。在謠傳戰爭要開始的頭一年她就到了他這裡，現在她想走也走不掉了；潛水艇擊沉船隻的危險把她也變成跟牆上掛著的手銬相同的一件固定的裝置了。此外，這是她很早以前的照片，他已經不願意再回憶起她當時那張尚不成熟的臉、懵然無知的溫順和恬靜的神情，以及聽從攝影師擺布張著嘴憨笑的樣子了。十五年的時光使人的面孔定了型，溫順隨著閱歷漸深而消退，他一直非常清楚自己應該承擔的責任。領路的人是他自己：她的生活道路是他親自為她選擇的。是他塑造了她今天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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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自己的一張空無一物的桌子旁邊坐下，幾乎與此同時，他的門德族[8]巡佐就在門口咔嚓一聲立正行了個禮。「長官！」

  「有事要報告嗎？」

  「專員要見您，長官。」

  「案件記錄里有什麼事嗎？」

  「有兩個黑人在市場上鬥毆，長官。」

  「因為爭風吃醋？」

  「是的，長官。」

  「還有別的嗎？」

  「威爾貝弗斯小姐想要見您，長官。我告訴她您在教堂，叫她過一會兒再來，可是她不走。她說她就要待在這兒。」

  「是哪個威爾貝弗斯小姐，巡佐？」

  「我不知道，長官。她是從沙爾普鎮來的，長官。」

  「好吧，等我見完了專員再同她談。但是我不想再見別的人了，知道嗎？」

  「好的，長官。」

  斯考比穿過過道走向專員辦公室的時候，看見這個黑人姑娘一個人坐在一張長凳上，倚著牆。他只望了一眼：他只模模糊糊地看到一張年輕的非洲人的黑色的臉，一件顏色鮮艷的棉布衫，接著她就完全從他的頭腦里消失了。他拿不定主意自己該同專員說什麼。整個一星期，他的心裡一直想著這件事。

  「坐下吧，斯考比。」專員是一位五十三歲的老人——年紀是根據一個人在殖民地工作的年限計算的。專員有二十二年的資歷，是這裡年紀最老的人，就像總督雖然已經六十歲，可是同任何一個在殖民地工作了五年的地方官員相比仍然算個小伙子一樣。

  「這次任期滿了，斯考比，」專員說，「我就要退休了。」

  「我知道。」

  「我想誰都知道了。」

  「我聽見別人談論過這件事。」

  「但是你是第二個我直接告訴這件事的人。他們說沒說誰來接替我的職位？」

  斯考比說：「他們知道誰不能接替你。」

  「這非常不公平。」專員說，「我已經盡了我最大的努力了，斯考比。你在樹敵方面有驚人的本領，就同正直的阿里斯蒂德[9]一模一樣。」

  「我不認為我能像他那么正直。」

  「問題是，你想要怎麼做？他們就要從甘比亞派一個名叫貝克爾的人來。他比你年紀輕。你是想辭職、退休，還是調到別的地方去，斯考比？」

  「我想待在這裡。」斯考比說。

  「你的妻子不會高興你這樣做的。」

  「我在這裡待的時間太長了，再也離不開了。」他心裡想：可憐的露易絲，如果我一開始就讓她拿主意的話，現在我們該是在什麼地方呢？他馬上就承認他們一定不是在這裡——一定在一個比這裡好得多的地方，更好的氣候，更高的薪金，更優越的職位。她會利用每一個改善處境的機會，她會靈活地順著梯子爬上去，遠遠地躲開這些卑鄙齷齪的人。是我使她陷到這個地方的，他想，心頭又泛起一種奇怪的、預感似的內疚，仿佛對一件自己還無法預見的、即將發生的事要負責任似的。他大聲說：「你知道我喜愛這個地方。」

  「我相信你喜愛。我不知道你為什麼喜愛。」

  「黃昏的時候這裡很美。」斯考比含混地回答。

  「你知道市政廳里那些人最近在講什麼故事攻擊你嗎？」

  「是不是說敘利亞人用錢收買我？」

  「他們還沒有到這個地步，那是下一階段的事。不，他們是說你同黑人姑娘睡覺。你知道這是為什麼，斯考比，你應該同他們中的哪個人的老婆調調情。你沒有這樣做，他們感到受了侮辱。」

  「也許我倒真該同一個黑人姑娘睡睡覺。這樣，他們就用不著去捏造什麼了。」

  「你的前任同幾十個女人睡過覺，」專員說，「但是誰也沒有認為這是什麼不得了的事。他們給他編造的是另外的事。他們說他偷偷地喝酒，這樣他們自己就可以厚著臉皮公開酗酒了。這是一群怎樣的混帳東西啊，斯考比。」

  「殖民廳副廳長人並不壞。」

  「是的，這個人還可以。」專員笑了起來，「你是個可怕的人物，斯考比，正直者斯考比。」

  斯考比又從過道走回去。那個黑人姑娘坐在一個幽暗的地方，光著兩隻腳丫兒，兩隻腳並排擺著，好像博物館裡陳列著的模壓品，同她的漂亮的棉布衫一點兒也不相配。「你是威爾貝弗斯小姐嗎？」斯考比問道。

  「是的，長官。」

  「你不住在這裡，是不是？」

  「不，我住在沙爾普鎮，長官。」

  「好，你進來吧。」他帶著她走進自己的辦公室，在桌子旁邊坐下。桌子上沒有鉛筆，他拉開了抽屜。抽屜里積累了不少物件：信件、橡皮、一串斷了線的念珠——但是找不到鉛筆。「你遇到什麼麻煩的事了，威爾貝弗斯小姐？」他的眼睛看到一群穿著游泳衣的人在梅得裏海濱拍的照片：他自己的妻子，殖民廳廳長的妻子，教育廳主任舉著一個看上去像是死魚的東西，殖民廳會計的妻子。這些人裸露出來的大片白肉，使他們看上去像一群白化病患者，所有的人都咧著大嘴樂呵呵地笑著。

  那個女孩子說：「我的女房東——她昨天晚上闖進我的房子。她在天黑的時候走進來，把所有的隔斷都拆了，還把我的箱子連同裡面的東西都偷走了。」

  「你那兒有許多房客嗎？」

  「只有三個，長官。」

  他完全清楚這是怎麼一回事：一個房客每周出五先令租下一間木板房，安上幾扇隔斷，再把隔開的所謂住屋分租出去，一間收半克朗[10]的房租，這樣他自己就成了二房東。每間小屋都擺著一個盒子，裝著哪個房東給的或者從房東那裡偷來的一小件瓷器和玻璃杯。此外，屋子裡還有一張用舊包裝箱搭的簡易床和一盞煤油燈，這種燈的玻璃罩壽命不長，沒有燈罩的小火焰隨時都可能把溢出來的煤油點著，火舌卷到三合板隔斷上，引起一場又一場的火災。有的時候女房東會闖進她租出的房子裡來，把這些危險的隔斷拆掉；有的時候她還會把她房客的煤油燈偷偷拿走，於是這一小小的漣漪便擴散開，引起越來越多的偷竊煤油燈案件，最後也波及到白人居住區去，成為白人在俱樂部里談論的話題。「你就是把看家的本領使出來也看不住一盞煤油燈。」

  「你的女房東，」斯考比用呵斥的語調說，「她說你總是惹麻煩，你的房客太多，煤油燈太多。」

  「不是的，長官。不是為了煤油燈的事。」

  「女人的事，嗯？你是個壞女人？」

  「不是的，長官。」

  「你為什麼到這兒來？為什麼不去找沙爾普鎮的拉敏納班長去？」

  「他是我房東的兄弟，長官。」

  「你房東的兄弟，是嗎？同父同母的？」

  「不，長官。同父的。」

  這場談話就像神父同助祭者之間進行的一套宗教儀式。他知道得很清楚，當他派手下哪個人去調查這件事的時候，會是什麼結果。房東會說她早就同房客說了，要把所有的隔斷拆掉，因為她說了話沒用，所以只好親自出馬。她還會咬定說，屋子裡從來沒有什麼裝瓷器的盒子。班長將會證實她的話。而班長本人，人們還會發現，並不是女房東的兄弟，但是同她還是沾一點兒親——或許是某種不太體面的親屬關係。賄賂——人們客氣地稱之為腰包——將傳過來、遞過去，於是一時煞有介事的憤慨和怒氣都逐漸平息下去。隔斷又重新搭起來了，盒子的事也沒有人再提，有幾個警察手頭會多了一兩個先令。斯考比剛剛到警察局的時候，曾經不遺餘力地投入這種調查工作，而且發現自己一次又一次地偏袒一方。他總是維護他相信是貧窮的、無辜的房客，反對有錢的、違法的房產主。但是不久他就發現，犯罪也好，無辜也好，同財富一樣，都是相對的。受害的房客結果被發現也是闊綽的資本家，租一間屋子，不但自己分文不出，而且一個星期還能賺取五先令的利潤。從此以後，他總是設法從源頭杜絕這類案件。他盡力說服原告，向她指出審理這個案件不會有什麼結果，但無疑要花費她的時間與金錢，有時候他甚至乾脆拒絕受理這種案件。他這種不作為的態度招致的後果是，汽車窗戶被人投擲石塊，輪胎被割破，並且得到了一個「壞傢伙」的綽號，在一次愁慘的長途巡查中，走到哪裡被人叫到哪裡。在潮濕、燠熱的煎熬里，他一直為這件事苦惱著。他不能淡然處之。這時他已經開始期望得到這些人的信任和感情了。就在那一年，他患了黑水熱病，幾乎使他不得不退職。

  那個女孩子耐心地等著他作出決定。在需要耐心的時候，這些人具有無限的忍耐力——正像一旦急躁能給他們帶來好處時，他們也會急躁得把一切禮規拋在腦後一樣。他們會在一個白人的後院裡靜靜地坐一整天，為了向他要一個他無權給予的東西。他們也會尖叫、謾罵，甚至動武，為了在商店裡搶在自己的鄰居前邊購買什麼。他心裡想：她是多麼美啊！想起來也真奇怪，如果在十五年前他就不會注意到她的美麗——小小的高聳的乳房、纖細的手腕、顯示青春的翹起的臀部，在她的同族人中間她一點兒也沒有什麼與眾不同的地方，一個黑人女孩而已。在那些日子裡他認為他的妻子很美麗。白色的皮膚那時候還沒有讓他聯想到白化病患者。可憐的露易絲。他說：「把這個字條拿給坐在辦公桌前的巡佐。」

  「謝謝您，長官。」

  「不用謝了。」他臉上浮起了笑容，「你要把真實情況告訴他。」

  他望著她走出自己的昏暗的辦公室，好像望著白白浪費掉的十五年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