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國遇上了千載難逢的機會

  新帝很年輕，具有果斷而敏銳的天性。同時，天下態勢已漸漸發生變化，帝國逢上了一個幾十年來未曾有過的機會。

  王叔文縱負奇才，也沒能完成他的乾坤之局，僅僅八個月不到，他的壯志就在政敵的談笑中，灰飛煙滅了。德宗貞元二十一年（公元805年）八月九日，新帝改元「永貞」，翌年又改元「元和」。按照次序算來，這是帝國的第十一位皇帝，後來的廟號為「憲宗」。

  憲宗即位時年二十七歲，正是精力充沛，鬥志昂揚的年紀。他和他的父親一樣，都曾經歷過被廢黜的危險，這在他年少的心靈中印象尤深。回想起在儲位時那幾個月擔驚受怕的日子，他就十分痛恨王叔文，同時也很怨怒自己的父親：病重的太上皇。剛直而無所畏懼正是年輕天子特有的秉性，消除這些不快並沒有花去他太多的精力，太上皇在被迫遷居興慶宮不久就順利地賓天了，賜王叔文死也是早晚的事，新帝在潛意識裡業已得出一個經驗：加強天子本身的力量是第一要緊的。

  這短短的幾個月已經顯露出新帝與他的父親有很大程度上的不同。新帝能夠成功地走上皇位，輕而易舉地粉碎王叔文的美夢，就在於他已經知道把家奴家臣們牢牢地掌握在手裡的重要性。家奴們近躬傍聖，在政治上有一種近水樓台的作用，這是保證天子存亡的前提；而只要皇宮大本營牢固不破，朝廷才能夠團結，臣子們才能夠盡忠。新一代天子似乎已經對自己的哲學充滿了信心。他正年輕，上天賦予了他果斷而敏銳的天性，這更是孱弱的順宗所沒有的。年輕的皇帝不久就已經感覺到，他應該把目光重新投回到整個天下中去，就像祖父德宗一樣，讓帝國重新恢復失去已久的聲威。建功立業的最好方式，無非是完成先帝們未竟的事業，每一代天子都當仁不讓，他有理由為此躊躇滿志。天佑我朝，幾乎從一開始起，世事的發展就註定了憲宗必然會獲得一種成功。

  第一個契機是老臣杜黃裳對皇上說了一段話，這番話影響了天子的思維整整十幾年之久，也奠定了整個「元和」時代——九世紀第一個二十年的基本格調。真是一語千金！

  事情的緣起是去年皇上剛剛即位時，率先上表請太子監國的韋皋天不假壽，死在了任所，那位曾經遊說王叔文的支度副使劉闢竟然自為留後。其時天子才即位，正為眼前的事而忙碌，自不能一下子就去改變多年來這種邊將自立的陋習，便表示同意。但劉闢此人懷有異志也不是一天兩天了，一見有機可乘，進而於新年的元月上表求領整個劍南三川——這是他當初在王叔文那裡想要而沒有要到的東西。這對於一位頗具雄略的年輕天子來說，多少顯得有些過分了，當然不能允許。劉闢沒有能達到目的，便舉兵圍東川，想以武力造成既成事實。這場叛亂發生在新年的元月，離皇上即位剛剛三個月。

  皇上對宰相們透露道，很想對這些不法方鎮再度開戰。皇上也同時保證說，一切不會像先帝德宗那樣冒進，這次定會謹慎從事。但就是這樣，朝廷上下還是紛紛表示反對。

  他們的理由是：蜀地險要，易守難攻，恐怕難以奏效。大臣們私下難以啟齒的想法其實很明顯：如果不克其功，反而引起動亂，不如暫時妥協為好。這也不能說不是一種切合實際的想法，德宗時動盪局面給他們的記憶實在太慘痛了。

  

  可杜黃裳獨排眾議，力主討除。

  「劉闢不過是一狂妄書生，能成何事！取之易如反掌。臣保舉神策軍使高崇文領兵出征，只要陛下委以軍權，勿置監軍，必擒劉闢。」以宦官監軍形成常制是從玄宗開始的，起初倒也是出於中央能夠有效控制出征軍隊的考慮，不過，儘管在這方面起了點作用，但監軍往往驕橫跋扈，既妨礙正常決策，又影響將士的情緒，已被代、德以來征伐不利的事實證明不是一個好辦法。黃裳膽大，語無遮攔，指出了一條正確的征討方針。

  皇上極為贊成。他對黃裳推心置腹地說：「國家受方鎮之患，已非一日。應付之略，究當如何？」

  「陛下，」黃裳歷經代、德、順三朝，見得多了，感觸自然更深，「德宗自變故之後，事多姑息。貞元中，每當方鎮首領物故，必先委派內廷中使前去偵伺動靜，而那些有點威望的副使副將們也大多賄賂這些近臣以求見用，在此情形之下，皇帝亦必然聽其讚美而用之，以是因循，方鎮帥守幾無朝廷委任之人。」他說出自己的想法顯然是經過深思熟慮的：

  「陛下應熟思貞元時期的這些弊端，一步步以法度整肅諸侯，如此，天下何憂不治！」

  黃裳此語絕非是一番單純的對策而已，他已看到了「制度」的重要。恢復帝國中央的權力，不能再像德宗那樣一味動武，更不能走到哪算哪，必須要有一個總體方針的指導，這就是迅速恢復起維護國家利益的法度，以法治天下，並且一旦強硬就堅持到底。這個意見既符合實際，又頗為中肯，難怪天子聽罷，雄心陡生，大有一種成竹在胸的感覺。

  至言得聞，天下之幸。後來的事實證明，憲宗賴以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在此後近十年中的大部分時間裡，他沒有忘記掉這一點。

  第二個契機是高崇文在八個月的時間裡一舉剿滅了劉闢，收復了西川。這真是今上洪福齊天！想當初高氏受杜黃裳推舉出任統帥，曾經讓朝野大吃一驚，因為功勳宿將甚多，統帥之職無論如何也輪不到這位高某人。但正是這個一介武夫的高崇文，卻頗善於用兵，在杜黃裳的激勵下，數月以來連戰皆捷，最終打進成都，捉住了劉闢。一舉克服叛鎮，至少是二十多年來前所未有的，這件事情絕不僅僅是一個軍事勝利而已，它的意義同樣十分深遠。

  首先是皇上信心大增。

  十一月一日，劉闢被執送京師時，自以為還不足死罪，甚至見到神策兵士來捆他時，尚還十分驚訝道：「何至於是？」當皇上在興安樓義正辭嚴地駁斥他的狡辯時，劉闢這才無話可說，垂首伏法。另外還有一個成功的事例是在三月份，夏綏留後楊惠琳拒絕承認朝廷任命的新節度使，皇上亦堅決地下令征討，未幾楊氏就被部下所殺。征服蜀、夏是新帝即位初始就完成的功業，本就足以自豪。天子在這個勝利的時刻肯定十分激動，因為這是他第一次感到了天威奮發後的那種無可言喻的歡暢和成就感。

  自德宗以來子孫相接的那些地方藩鎮則有點不知所措。

  時勢已略有不同，藩鎮力量已弱，自無德宗時問鼎之勢。見到蜀、夏兩地被朝廷輕而易舉地翦滅，諸鎮大為惕息，紛紛上表求朝。所謂「求朝」，也就是節度使們自請赴京朝覲。人既入京，自不可能再有「將在外有所不受」的便利，所以，這個舉動實際的含義就是放棄兵權。

  本年的九月，在剿平蜀、夏的聲威下，鎮海節度使李錡很不自安，也上表求朝，並署判官王澹為「留後」。憲宗下詔表示同意，拜他為左僕射，還派了位中使赴京口慰撫其將士。但李錡卻毫無動身之意，屢次拖延行期，上表說有疾在身，無法遽行。

  鎮海地處浙西，是南方的重鎮，肩負著天下財賦的重責，朝廷對它是相當重視的。這個李錡倒也是皇族旁支，德宗貞元時因門蔭而官至湖、杭二州刺史。長期在富庶之地任職，李錡手中積聚了不少錢財，以此賄賂求官，竟得到德宗的賞識而出任潤州刺史並領鹽鐵使。後來王叔文罷免了他的鹽鐵使，但在潤州置鎮海軍時，還是以他為節度使。李錡此人恃恩驕恣，在地方上橫行不法，甚為天下所不齒。因為得到了鎮海節度的重職，所以他一直忍而未發。此番上表，實在是迫於無奈，其實是很不甘心就此赴京去掛一個榮銜的。

  消息傳到朝中，皇上徵求宰相們的意見，武元衡第一個覺得不能忍受。

  「陛下初即政，這個李錡求朝便朝，求止便止，成何體統！若事事由李錡決定，陛下何以令四海？」

  這話說到皇上的心裡，皇上決定：下詔征他來京！

  詔書一到，王澹和憲宗派來的中使勸諭他動身，李錡很不高興。心想：哪能如此便宜！王澹不識相，頻頻勸駕，搞得他極為惱怒。於是暗地裡指使手下的士兵把王澹殺死。中使聽說軍中鼓譟，急遣衛將趙琦出面慰諭，又被李錡手下那些暴悍的兵士們投進大鍋中煮食。當那位中使趕到，士兵們還把刀架在他的脖子上極盡污辱之事，這時李錡才假惺惺地出來喝止。十月份，詐言軍變，正式起兵。但是李錡手下有不少將領不願造反，在中央政府的強大壓力下，倒戈一擊，生擒了李錡。由此江南大定。

  南方得以保持相對的穩定是值得慶賀的。不過，藩鎮多少年來養成的那種子孫永保、自為除授的習性不會一下子消失。特別是一些大鎮，比如有名的河北諸鎮成德、魏博、淄青等，還是時時刻刻在偵伺可能，未嘗少息。但總的來說，勢力既有消長，各鎮之間矛盾則必然加深，分化也日重，而中央對江南財賦之控制在元和時日益增強，財力的保證是一切的關鍵，帝國正逢上了一個幾十年來未曾有過的一種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