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聲
2024-10-11 00:27:10
作者： (法)皮耶爾·勒邁特
第三天，也就是1920年七月十六日，早上八點鐘，亨利·奧爾奈-普拉代勒終於明白，他的岳父下出了這盤棋的最後一擊：將死。假如有可能的話，他一定會殺死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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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上門來家中訊問了亨利。沉重的責任壓到了他的身上，司法機關立即對他實行了臨時扣押。之後，他直到1923年三月才從拘留所出來了一會兒，作為被告出庭面對對他的刑事訴訟，他被法庭判處五年徒刑，其中監禁三年，最後他以自由之身離開了法庭，但已經破產。
在此期間，瑪德萊娜獲准跟他離了婚，她父親動用的各種關係加快了離婚的進程。
亨利在拉薩勒維埃的祖傳家業被充公，他的所有財產也被查封。判決書下達後，一旦被催繳了欠債、罰款以及訴訟費用，他也就不剩下什麼資產了，但好歹還有一點點東西。然而，國家對他任何的上訴完全置之不理。幾乎倦於應戰的亨利終於在1926年投入了一次訴訟，但是，在訴訟中，他揮霍了所剩無幾的錢財，卻沒有贏得絲毫利益。
他被迫過著一種極其清貧的生活，最終在1961年孤獨死去，享年七十一歲。
至於拉薩勒維埃的家業，先是由公共救濟局所轄的一個協會來監管，後來轉手變成了一個孤兒院，一直持續到1973年，是年，該孤兒院發生了一樁相當可恥的讓人羞於提及的醜聞。孤兒院終於被關閉。隨後，為繼續開發這片地產的功能，一些開發商對它進行了大規模的工程改造。最後，地產被賣給了一家專門從事舉辦各種會議的公司。1987年十月，正是在這裡，召開了一次名為「14-18—戰爭的貿易」的歷史研討會。
1920年十月一日，瑪德萊娜產下了一個男嬰。與當時流行的用戰爭中死去的家人的名字為新生兒命名的習慣相反，她拒絕給兒子取名為愛德華。「他已經有了一個問題多多的父親，我們就不要再給他增添更多的問題了。」她這樣解釋說。
佩里顧先生什麼話都沒有說，他從此明白了不少事情。
瑪德萊娜的兒子從來沒有跟他的生身父親有過什麼親密關係，也沒有為他的訴訟支付過費用，他只是同意為父親租一個很簡單的膳宿公寓房，每年去看望他一次。而正是在1961年的這種一年一度的見面機會中，他發現了父親的遺體。父親已經死去兩個星期了。
佩里顧先生對愛德華之死負有的責任很快就被解除了。所有的目擊者都證實，是那個年輕人自己沖向了汽車，倒在了車輪底下，這一點讓令人震驚的事件中的偶然因素顯得更加撲朔迷離，讓人更難相信其中的因果關係。
佩里顧先生幾乎沒完沒了地沉浸在這一悲劇性結尾的情境中。他明白到，在他以為自己真心想最後一次再把兒子緊緊抱在懷中的那好幾個月期間，他兒子其實還依然活在這一世界上，每每想到這一點，他就會深深陷入一種徹底的絕望。
那些彼此糾纏在一起的大量的偶然性讓他不知所以，他根本就想不到，自己的兒子愛德華居然會前來死在他親自駕駛的一輛汽車的車輪底下，而他一年裡頭開車的次數都超不過四回。他不得不屈服於這一事實：儘管它幾乎就不可思議，這裡頭也沒有任何偶然性，它就是一場悲劇。結局，無論是這樣，或者另外一個樣，應該都會發生，因為很久以來，一切都已命中注定。
佩里顧先生取回了兒子的遺體，把他埋葬到家族的墓中。人們在石碑上刻寫下：「愛德華·佩里顧1895—1920。」
他償還了所有詐騙的錢款。奇怪的是，詐騙的金額統計為一百二十萬法郎，而在證明文件上卻體現為一百四十三萬法郎，可見處處都有偷奸耍滑的小人。對此，佩里顧先生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付了錢。
他逐漸放棄了他的職業地位，從生意場上退出，賣掉了很多東西，以他女兒和外孫的名義做了一些投資。
整個晚年期間，他一直會重見愛德華的目光，就在汽車把愛德華掀翻上天的那一瞬間，這一道目光就那樣直直地面對著他。很長時間裡，他都在苦苦尋求如何形容這一點。在這裡頭，他讀到了歡樂，是的，還有輕鬆，但是，還有別的。
而，有一天，他苦苦求索的那個詞終於出現在了他的腦際：感恩。
這是一種純粹的想像，當然啦，但是，當你的腦袋中有了一種這樣的想法，要想再擺脫它就……
他是在1927年二月的一天找到這個詞的。就在吃飯的時候。當他離開餐桌時，他在瑪德萊娜的額頭上親吻了一下，就像往常那樣，然後上樓去他的臥室，睡下，死去。
阿爾貝和波麗娜來到了的黎波里，然後，他們在充滿了希望的大黎巴嫩的中心城市貝魯特安頓了下來。一張針對阿爾貝·馬亞爾的國際傳票發了過來。
路易·埃夫拉爾覺得用三萬法郎的價格就能很容易地獲得身份證件，而波麗娜認為這個價格太貴了。
她討價還價，把價格降到了二萬四千法郎。
貝爾蒙太太臨死之時給女兒留下了位於佩爾斯死胡同的房子，因為缺乏整修，這一房產貶值了不少。此外，露易絲從公證人那裡收到了一筆數量大得驚人的錢，還有一個筆記本，她母親在那個本子上謹慎而又詳細地記錄下了以她的名義進行的種種金錢交易與投資，數目精確到每一個生丁。由此，露易絲發現，這一筆啟動資本是由阿爾貝和愛德華留贈給她的金錢所構成的(其中一人給了她四萬法郎，另外一人則給她留下了六萬法郎)。
露易絲並沒有一個十分引人注目的人生，至少到人們在四十年代初期重新發現她的時候是這樣。
剩下的還有那一位約瑟夫·梅爾林，誰都沒有再想起他來。
當然，也包括你在內。
你別擔心：在約瑟夫·梅爾林的生活中，這是一種常態，人們總是仇視他，而他一旦消失不見，人們也就把他給忘了；而每當有關於他的什麼事情再次出現，也都只是一些糟糕的回憶。
他花費了整整一夜的時間，把亨利·奧爾奈-普拉代勒送給他的鈔票，用膠紙一張一張地粘貼在報告本的大幅紙頁上。每一張鈔票都是他的故事、他的失敗的一個片段，但是，你都知道了其中的一切。
在上交了這份後來給亨利定罪時起了很大作用的爆炸性報告之後，梅爾林進入了某種冬眠期，他的職業生涯結束了，他的人生也結束了，他這麼認為。但是他弄錯了。
他於1921年一月二十九日正式退休。到那時為止，他一直被人像踢皮球一樣從一個部門踢到另一個部門，但是，他用他的那份報告，還有他對公墓事件的調查，給了政府部門一記狠狠的打擊，儘管反映的都是真實情況，卻是人們不肯原諒的事。何等的醜聞啊!在古代，當人們懲罰帶來壞消息的人時，人們會朝他扔石塊。現在倒是不會那樣了，他，每天早上，會很準時地前去部里上班。他所有的同事都在自問，對這樣一筆等於他們工作十年才能掙到的錢，換了他們自己，又會如何對待。人們都很憎恨梅爾林，尤其因為，他甚至連二十法郎都沒有給自己留下，用來給他那雙碩大無朋的鞋子上上蠟，清洗一下他那件滿是墨漬的上衣，或者給自己買一副新的假牙。
就這樣，1921年一月二十九日，他輸了個乾乾淨淨。退休了。鑑於他的級別很低，能領到手的一份退休金差不多也就相當于波麗娜當女僕掙的那份工資。
很長時間裡，梅爾林都會回想起那個夜晚，那一次，他放棄了滾滾的財源，而選擇了某種不那麼值錢，但從道德層面上來看卻很有價值的東西，儘管他不怎麼喜歡那些豪言壯語。從退休那一天開始，被挖掘出來的士兵遺體這件事就一直在繼續折磨他的心靈。必須等到他退出職業，他才會對世界感興趣，並開始讀報。正是通過報紙，他見證了亨利·奧爾奈-普拉代勒的被捕，了解到那些「吃死人飯的奸商」的反響巨大的訴訟案件。他帶著一種心滿意足的心態，讀到了他那份被當作證詞而當堂呈遞的報告，然而，法庭並沒有對他表示什麼感謝，記者們也不喜歡這個悲哀的證人，他的樣子實在太寒酸，他還在最高法院門前的台階上把試圖採訪他的那些記者擠得東倒西歪。
這之後，新聞變成舊聞，人們對這一事件慢慢地失去了興趣。
剩下的，就是紀念活動、死難者、榮耀、祖國。梅爾林不知道受到了什麼東西的引導，繼續讀種種報紙。他沒有經濟能力每天早上都買上好幾種報紙，因此，他會去各種地方讀報，什麼圖書館、咖啡館、賓館大廳，在那裡，他可以不付錢就翻閱報紙。也正是在那裡，1925年九月，他讀到了一份小小的啟事，並回應了對方。聖主軍事公墓要招聘一名管理員。他去面試，他展示了自己在政府部門工作的情況，他被招收了。
很多很多年期間，無論天晴天陰，假如你前往聖主墓地，你准能看到他手持鐵鏟，厚木底高幫鞋那麼一踩，鐵鏟就深深扎入被雨水浸濕後變得發黏的泥土，他就那樣工作著，維護著墓園中的花壇和小徑。
庫爾布伏瓦，2012年十月
後記[1]
我希望在這裡感謝的所有人，他們跟我這部小說對「真實歷史」的不忠實沒有任何關係，我是這種不忠誠的唯一責任者。
據我所知，所謂的陣亡者紀念碑詐騙案本身，是虛構的。我是在閱讀Antoine Prost關於陣亡者紀念碑的那篇著名文章[2]的時候，產生這一想法的。相反，加在亨利·奧爾奈-普拉代勒這個人物身上的貪污舞弊罪，有很大一部分來自1922年爆發的「軍人公墓挖掘醜聞」，它在Béatrix Pau-Heyriès兩篇卓越的文章[3]＆[4]中得到了介紹與分析。由此，一個是依據真實事件寫的，另一個則不是，情況剛好相反。
我還認真閱讀了Annette Becker、Stéphane Audouin-Rouzeau、Jean-Jacques Becker、Frédéric Rousseau等人的文章，他們的觀點與分析，為我提供了寶貴的參考。
當然，我要承認，我從Bruno Cabanes令人激動的著作《悲哀的勝利》 [5]中，獲得了特別的靈感。
《天上再見》應該特別感謝戰後的小說文學，從亨利·巴比塞
(Henri Barbusse)到莫里斯·熱納伏瓦(Maurice Genevoix)，從儒勒·羅曼(Jules Romains)到加布里埃爾·舍瓦利耶(Gabriel Chevallier)。有兩部小說為我提供了特別有用的參考：羅蘭·多熱萊斯(Roland Dorgelès)的《死者的醒來》 [6]，以及瓦爾米-貝斯(J. Valmy-Baysse)的《尤利西斯的歸來》 [7]。
假如沒有法國Gallica數字圖書館[8]極其寶貴的服務，以及文化部Arcade和Mérimée的文獻資料[9]，尤其是，假如沒有法國國家圖書館那些館員的幫助，我就不知道我會變成什麼樣。在此，我要對他們表示我特別的謝意。
同時，我要感謝Alain Choubard[10]，他所製作的關於陣亡者紀念碑的統計工作令人振奮，對我的創作非常有用，在此，我要感謝他對我的幫助和接待。
當然，以下這些人士，應該出現在我感謝名單的重要位置中，他們在我的整個寫作工作中，給予了我很大的幫助：Jean-Claude Hanol告訴了我他最初的感覺以及他對我的鼓勵，Véronique Girard總是十分友善地指出關鍵之點，Gérald Aubert做出了他中肯的審讀，給了我他的建議，還有友誼，Thierry Billard做出了認真而又慷慨的修改。我的朋友Nathalie和Bernard Gensane夫婦，他們不計時間地給予我幫助，他們的分析和意見總是那麼豐富，當然，他們值得我在此特別地提及。包括帕斯卡利娜。
在通篇小說的創作中，我從下列作家的作品中汲取了不少有益的滋養，他們有：艾米爾·阿雅爾、路易·阿拉貢、錢拉·奧貝爾、米歇爾·奧迪亞爾、荷馬、奧諾雷·德·巴爾扎克、英格瑪·伯格曼、喬治·貝爾納諾斯、喬治·布拉桑斯、史蒂芬·克來恩、讓-路易·居爾蒂斯、德尼·狄德羅、讓-路易·艾齊恩、加夫列爾·加西亞·馬爾克斯、維克多·雨果、石黑一雄、卡森·麥卡勒斯、儒勒·米什萊、安東尼奧·穆尼奧斯·莫利納、安托萬-弗朗索瓦·普雷沃、馬塞爾·普魯斯特、派屈克·朗博、拉羅什富科，等等[11]。
願他們把我的這些借鑑看成對他們的崇高敬意。
小說中約瑟夫·梅爾林這一人物，其靈感來自科里普爾[12]的自由啟發，而安東納普洛斯這個人物，則來自同名人物[13]的啟迪，他們倆都反映出我對前輩作家路易·吉尤和卡森·麥卡勒斯的喜愛和讚賞。
我還應該向Albin Michel出版社的整個團隊表達我的謝意和我深深的感激；還應該提一下以我的朋友Pierre Scipion為首的所有人的名字，我欠他們的很多很多。
最後，人們將會明白，我最激動的情感，是獻給可憐的讓·布朗夏爾的，他無意之間，用他的故事為我提供了這部小說的題目。他於1914年十二月四日因擅離職守而被槍決，1921年一月二十九日得以平反。
這一情感，更大程度上，是獻給在1914至1918年的戰爭中各國的所有死者的。
[1] 譯者說明：這篇後記中，一些人名故意不譯，保留法語原文，以便有興趣的讀者自行查閱。下文中的原注，也儘量不譯，為漢語讀者保留一個原樣。
[2] 《Les monuments aux morts, culte républicain？ culte civique？ culte patriotique？》 in Pierre Nora, Les Lieux de mémoire, tome 1, Paris Gallimard, 1984. —原注
[3] La dénonciation du scandale des exhumations militaires par la presse fran?aise dans les années 1920, Les médias et la Guerre, sous la direction de Hervé Coutau-Bégarie, Paris, Economica, 2005. —原注
[4] 《Le marché des cercueils》 (1918—1924), in Mélanges, Revue historique des armées, 2001. —原注
[5] La Victoire endeuillée, Seuil, 《L』Univers historique》 , 2004. —原注
[6] Le Réveil des morts, Albin Michel, Paris, 1923. —原注
[7] Le Retour d』Ulysse, Albin Michel, Paris, 1921. —原注
[8] —原注
[9] —原注
[10] —原注
[11] 以上作家，按其姓氏的字母順序先後排列。
[12] 「科里普爾」是法國作家路易·吉尤(Louis Guilloux)小說《黑血》(Le Sang noir， 1935)中的主人公，此人原名為弗朗索瓦·梅爾林，是一個哲學教師，但所有人都叫他「科里普爾」(Cripure)，意思是「純粹理性批判」(Critique de la raison pure)。
[13] 安東納普洛斯(Spiros Antonapoulos)是美國作家卡森·麥卡勒斯(Carson McCullers)長篇小說《心是孤獨的獵手》(The Heart Is a Lonely Hunter)中的一個人物。他是小說主人公辛格的好友，辛格與安東納普洛斯在小鎮上共同生活了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