漂在「最後的江流」

  一個新聞記者如此描述自己對珠江的感受：「時常跨越珠江兩岸，我對這條不再清澈的河流很難涌動審美的情感，也就難怪近日在中央電視台看到電視專題片《南方的河》中的片頭畫面時，有點不相信自己的眼睛：那流金溢彩的河流旁、高聳著的、金碧輝煌的建築群落就是珠江河畔嗎？那份優雅、那份安詳、那份璀璨，讓人想起泰晤士河畔的倫敦城。可該片總導演兼總撰稿人王志綱告訴我，那是珠江。為拍這組鏡頭，他們在江上漂遊了好幾天，才在一個晨光初露的黎明時分，捕捉到了珠江最美麗的一瞬間。」

  王志綱並非一個唯美主義者，但他居然為了拍珠江的幾個鏡頭，在這條南方的河上做了幾天「現代魯濱遜」。這樣的投入，這樣的執著，是他原來當文字記者時所從來沒有過的。對此，除了技術上的需要之外，實在是因為他對這條南方的河傾注了自己的感情。這不僅是一條最早涌動現代中國潮汐、代表了時代進程的河流，也是給予他機會去實現自己人生價值的一方水土。

  1994年6月，廣州市委常委、宣傳部長朱小丹和主管文藝工作的副部長楊苗青在東方賓館宴請王志綱，希望由他牽頭拍攝一部反映廣州改革開放15年的電視專題重點片，目標是：廣東省直至中央宣傳部的「五個一工程」。

  朱小丹一見面就說：「我們找你找了半年，寄予很大的希望」。

  王志綱是一個講情義的人，又是渴望新挑戰的人，他當場就被廣州市領導的誠意所打動，同時，高難度的定位也激發了他血液中挑戰極限的欲望。他對兩位部長說：

  「你們找我算是找對了。因為找純粹的廣州人，他很少走出五嶺，難以找出廣州、廣東與中國之間的對接關係；如果找純粹的北方人，他對廣州不了解，吃不透。而我是『兩棲動物』。第一，我從北方來到廣州已經8年了，8年來著力於研究廣東的發展過程；第二，我是立足廣東面向全國，有著比較特殊的經歷，多年來都參加新華社『小分隊』進行深度調研，全中國都跑遍了。因此我能夠感受和把握廣東在中國的發展演變，廣東對中國的輻射影響以及五湖四海的人們對廣東方方面面的看法和疑問。

  「從另一個層次說，我這幾年出山玩了幾次電視，在電視專題片方面有不少遺憾，也有一些成功的經驗。而這次正好給我提供了一個機會，可望去彌補這些遺憾。

  

  「第三呢，我素來是一個『結構主義者』，也是一個『方法論者』，我相信這些年來，通過對許多重大題材的把握，對許多電視專題片的把握，對人的長短組合的把握，積累了必要經驗，如果說過去是『小米加步槍』，或者是由於資金、設備等原因，使我不能盡善盡美，充分實現自己想法的話，那麼這一次我們就能夠擺開『正規兵團』，好好地打一仗，『打』出一部好的作品來。」

  王志綱是把《南方的河》作為他個人文化生命中的一個里程碑來塑造的。在從廣州市委那裡領下軍令狀的同時，他就立了一個高標杆：給廣州一個說法，還中國一個奇蹟。

  當時，純紀實風格的片子在電視界已經成為潮流，而反映廣東、廣州僅靠自然紀實的手法是遠遠不夠的。作為中國社會、中華民族歷史轉型期的前沿地帶，珠江這條「最後的江流」，留下了許多時代之謎，有許多待發掘、把握、提煉、揚棄的東西。因而，王志綱對未來的電視片定下了這樣的要求：「紀實性、思辨性、藝術性」相結合。唯有紀實，才能真實動人；但僅有紀實，就上不了檔次、激揚不了文字、深化不了主題，因此在這個基礎上必須加入思辨。僅有紀實和思辨的話，可觀性、影響力、吸引力這方面又會削弱。因此，又揉進了藝術性，這個藝術性不是虛構的創造，而是「三性」的結合。同時，王志綱還提出了「三新」，就是素材(視點)新、見解新、手法新。也就是說，不是「拾人牙慧」，用現成的理念來解釋現實，而是用自己的觀念、自己的鏡頭、自己的語言、自己的體系來「給廣州一個說法」；是選擇以廣州為切入點的嶺南，把嶺南寄寓在南方的河的背景下來展現它在中國近代史、特別是歷史轉型期「四兩撥千斤」的作用。

  1994年拍攝《南方的河》時採訪原廣東省省委書記林若這年7月6日，廣州白雲機場。王志綱和他的攝製分隊，正搭乘飛機前往烏魯木齊。登機處人頭攢動，許多維吾爾族個體戶，拖著大包、小包，大都是做服裝生意的。攝影師李全新機靈地盯上了一位維族女商人茹斯麗，在幫她託運行李之時，弄到了她在烏魯木齊市的家庭地址。茹斯麗熱情地邀請廣州人去她家做客。

  茹斯麗是專跑廣州的服裝個體大戶，曾當過國家幹部，有一定文化水平。她的丈夫是個司機，也屬於不甘寂寞之人，幾年前闖過海南，後因單位威脅再不返回就除名，才悻悻而歸。在新疆，像這一對夫婦那樣敢闖的人還不多見。

  招待廣州客人的盛宴從晚上9：00開始，一直到凌晨2：00，除了品嘗維族風味，還有跳舞、唱歌等活動，其間進行了關於廣州話題的採訪。

  這一個「茹斯麗巧遇」的故事，完整而生動地用到了完成片中，成為一場高潮戲。

  拍的是「南方的河」，為何卻要「南轅北轍」呢？

  當時，廣東正是節日交會之年，各路人馬打擂揭示爭拍「15年」，王志綱卻帶著一行人馬走天山、下黃河、訪陝北、登泰山，縱橫數萬里。為何捨近求遠？其實，這「離題」又是從根本上切題。剛出發時，包括王志綱都還以為廣貨北伐滿天下，後來發現已完全不是這麼回事了，北方不少地區對廣東的興趣已經大大減弱，那種關於廣東的浮躁期、興奮期已經過去了。

  廣東消失了嗎？不無失落之後，王志綱卻有了新的發現：人們對廣東從陌生、好奇到牴觸、反彈，再到默認、趨同，正說明了廣東作為一種生活方式已「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已經為國人所認同。於是，片子的定位就有了新的把握。人們看到的片子，從攝像、音樂、色彩、節律上表現出相對平和、寧靜的特色，而衝擊力和震撼感則更多地體現在信息量和思想性上。

  專家稱之為「三明治」：從凡人小事、民風民俗切入，中間夾一塊「市場經濟」，底下墊的是「嶺南文化」，一口咬上去，三塊都咬到了。

  為了集思廣益，撞擊出新的思路，王志綱採用他獨特的「雪球滾動」調查法先後召開了5次座談會，記者、學者、廣州「土生土長」者、「流浪一族」新客家以及文化工作者分別就「廣州之謎」展開了熱烈的討論與探究。

  最初，王志綱把片名定為《新世紀——廣州之謎》；後來又改為《廣州夢尋》、《南粵尋夢》；最後幾經苦思，定名為《南方的河》。

  我們來看看第一集的解說詞片斷，便可知道這一定位的奧秘之處了：這是一條南方的河。

  平靜、安詳、甚至帶著些許柔弱。

  一個美麗傳說，給了她一個溫潤秀雅的名字。

  珠江。

  不知是因為她的孤弱，還是因為她的秀美，當殖民主義者的鐵甲艦隊，從她的大海口撞開了中國近代史的大門，撞醒了國人沉湎千年的迷夢時，這條化外的河才猛然凸現於華夏文明的舞台上，有力地顯示了一番自我。

  仿佛是為了平復珠江的屈辱，仿佛是為了證明珠江的血性，他們揚帆珠江，攀越五嶺，救國救亡，前赴後繼，幾乎撐持了一部風雲激盪的中國近代史的主要篇章，碧血英魂，溶進了珠江，溶進了黃河，溶進了長江。

  歲月悠悠流進了20世紀80年代，又一個世紀之交來臨。「中國何處去」的天問再一次在神州大地迴蕩。

  歷史的眼睛又注視到這片南方的水域，一隻無形的巨手，悄然打開泄洪的水閘，於是，珠江又一次捲起拍岸驚濤。

  這場「珠水漫中華」的壯劇一上演就是浩浩十餘年。如今，一切的喧囂又化為了歷史。伴隨神州全方位開放格局的形成，天山南北、長城內外、大河上下，珠江似乎已不再是國人惱怒或者神往的話題。人們以一種寧靜平和的心態看待生活的奇蹟。

  他們不再覺得珠江是遙遠與陌生的，只是納悶：珠江的短笛怎能一再引出排山倒海的黃河大合唱，引出炎黃民族五千年文明的新紀元。

  珠江，你是一條怎樣的河？基調確定之後，就是全片的結構設計了，王志綱為此也進行了精心安排，他對攝製組的人員進行了一番導演闡述：既然「給廣州一個說法」，既然我們要確定一種自己的理論架構、邏輯程序和文化工程，我們就必須通過起承轉合，給廣州一個完整的體現。從結構看，第一集是序片、是懸念、是天問，是人人感興趣但人人都說不清、道不明的話題，使人產生強烈而濃厚的興趣，達到「請君入甕」的效果。此後7集，是廣州之謎，也就是市場經濟時代之謎，層層解剖、層層探幽，破解謎底。「鳳頭豹尾草包肚」，最後一集還有兜底的作用，把懸念和過程「合龍」。1994年8月為拍攝《南方的河》至新疆採訪，路遇售賣廣東水的小販。王志綱敏銳地意識到全國都在喝珠江水（飲料）、吃廣東糧（加工食品）這樣一種現象的意義，隨即抓拍起來。經過近兩百個日日夜夜，《南方的河》終於攝製成功，先後在廣州電視台、廣東電視台、中央電視台隆重推出，中央電視台還在黃金時間重播了一次。該片先後獲得「廣州文藝特等獎」、廣東省「五個一工程」入選獎，在電視圈又一次引起轟動。

  《最後的江流》是王志綱拍完《南方的河》後，接受記者專訪的一個萬言對話的文章題目。把珠江稱為最後的江流，是一個文化的表述，即中國三條大江：長江、黃河、珠江——珠江是人們最後一個用文化的眼光去進行立體描述的江流；「最後的江流」，還蘊涵著王志綱對這塊成就了他事業的江流的歷史交代和判斷；風帆起珠江，中國的改革開放自珠江始，待千帆進擊、百舸爭流的格局形成，「零落為泥碾作塵，只有香如故」，珠江如報春的梅花一樣，完成了歷史使命，她也就將平凡和沉寂下來；「最後的江流」還寄寓了王志綱對自己人生選擇的悲壯式交代：最後的江流沉寂了，記者喧騰的生命之源亦轉移了。

  他要去尋找一個更廣闊的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