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段」侃出「原子彈」

  八篇一組的《珠江三角洲大趨勢》陸續刊出之後，引發了嶺南報界的「珠三角」熱。當時，廣州市市長黎子流親率代表團前往「珠三角」實地考察、取經，新華社廣東分社記者田炳信隨行採訪，也在《廣州日報》上發表了一組報導。

  王志綱、田炳信在新華社內部均被稱為「九段侃爺」，即辯論、演說達較高級別的口才大師，兩人都是從內蒙分社出師的，先後到廣東落戶，仍是近鄰，私下也經常對話、交流。按照王志綱的說法是：「交換一個蘋果，各得一個蘋果；交換一個思想,各得兩個思想。」雙方都受益不淺。

  1991年8月的一個炎熱的夜晚，由《粵港信息日報》牽頭，兩位「九段」高手、兩位剛從三角洲探秘歸來的記者，進行了一場長達2小時的對話，相互撞擊、滾動「雪球」，整理出一篇上萬言的《珠江三角洲啟示錄》。請看幾段精彩的片斷：

  田：這次下去看到珠江三角洲許多企業的領導觀念很新，他們的人才觀、機遇觀、企業觀都不同以往；他們敢於破傳統、破常規，干前人沒幹過的、干內地不敢幹的、干一般人想都不敢想的事。當然，這裡的大前提是遵紀守法，以發展商品生產、以提高當地經濟實力為目標。市縣組織部門在用人的衡量標準上也不是按過去傳統的論資排輩，而是論功行賞。它把一個人的最佳年華、最美的青春在最佳的時刻展現出來，把一個人的能量最大限度地貢獻給社會。而在一些大城市，不管是評職稱也好，幹部提拔、企業用人也好，不達到一定的年齡、不長上一定的鬍子、臉上不出現一定的皺紋，就沒法起用。在珠江三角洲，只要認為你的能力、貢獻達到高級工程師的要求，他就任命你為高級工程師，待遇、職務安排等全部照給。有人說這是不成體統，但是這種對太成體統的陳規陋習的反叛，恰恰是今後我們所需要的。

  王：是的，它們這種機制是完全符合商品經濟的運行規則的。商品經濟的運行規則就是要充分地調動生產力要素，構成龐大的生產力參與競爭。人盡其才、物盡其用、貨暢其流，這也正是珠江三角洲地區經濟顯示活力的一個重要原因。傳統觀點認為，全民所有制的按勞分配是要把所有的個別勞動折合在全民這一範圍內，然後均衡化，再由國家按「社會平均勞動」來分配。由此頒布八級工資制，經國家統一考核、晉級。這一制度因違反了社會發展並不均衡這一現實，最終表現為人為的拉平、大鍋飯，它不能迅速發掘出一大批剛剛冒出來的各種管理、技術人才的積極性。而珠江三角洲的集體所有制企業，客觀存在在集體範圍內，則可根據自身經濟的發展，論功行賞。你只要是人才，根本不存在什麼繁文縟節，馬上就可以任命你為總工程師，而且由於自治權屬於自己，它可以馬上給你總工程師的待遇、總工程師級的住房和職權。這樣就能使每一個人都充分發揮他們的聰明才智，根本不用等上三年五載，隨時都可以認可你、促進你，可見這也是搞活經濟相當核心的一部分。因為說到底，勞動力是生產力要素中最積極、最具決定性的因素。它被調動起來了，微觀上一個企業活了；從中觀來講，一個地區活了；從宏觀來講，一個國家也活了。通過珠江三角洲的成功，我們可以看到，正是成百上千、成千上萬的各級技術、管理、生產人員的勞動積極性得到發揮、調動，才最終形成了一個氣勢磅礴的「大合唱」、「交響曲」，最終產生巨大的衝擊波，震撼社會。

  田：還有一樣，就是珠江三角洲的「雜種意識」很強。「雜種」一詞在中國歷來都是極為難聽的，而珠江三角洲這些年之所以能夠崛起，卻正得益於此。它利用別人的腦袋、利用別人的錢財、利用別人的經驗、利用別人的市場，結合自己的人緣、地緣優勢來壯大發展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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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我們過去採訪中見到過的許許多多北方村長、鎮長截然不同，珠江三角洲的村長、鎮長見過世面，他們不同於過去的農民——從田頭到地頭、從地頭到炕頭——就這麼幾頭來迴轉，活動的範圍不超過方圓5公里，知道的東西不外春夏秋冬，什麼時候會下雨、什麼時候該播種、什麼時候該收割，再就是管管村裡的婚喪嫁娶，當個司儀。珠江三角洲的幹部，他們一年中收到的信，一年中打向國內、國際的長途電話，周遊列國在飛機上飛行的時間，在火車上度過的鐘點，都超過了內地一個村甚至一個鎮的人一輩子的總和，他們的見識、交流都很廣。他們不太迷信，不容易被某些東西所嚇住，也不太會被某些東西所迷惑。他們能夠結合當地的山山水水、結合當地的人緣，來發展當地的商品經濟。在這點上有人又不理解了，說「見到綠燈快快走，見到紅燈繞著走，沒有燈就摸著走」，這是不聽話的表現。但從另一個角度來講，我說他們恰恰是聽話的，他們是小話不聽大話聽，聽的是「十三大」報告「大力發展商品經濟」這句最大的話。

  王：講到內地的封閉狀況，這就涉及產品經濟和商品經濟不能相比的問題。珠江三角洲的農民其實原來也和北方的農民差不多，頂多只能看到村前村後那麼方圓幾公里的地方，世世代代在那生息繁衍。為什麼兩者現在出了這麼大的差別呢？不是別的，而是商品經濟。商品經濟有一個最核心的問題，就是市場的開發。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里專門提到，資本主義社會的產生是藉助於商品經濟和產業革命威力的。在短短的一兩百年裡，它所釋放出的生產力超過了人類社會幾千年的總和。這是為什麼？就是因為有成千上萬的企業家奔走於世界各地，去開發市場。

  現在廣東很明顯就有這種感覺。商品經濟的前提首先在於其市場的開發，市場有多大，生產力就有多大。因為企業家搞商品純粹是為市場而生產，而不是為自己的消費而生產。為此，他就要走出去。儘管有廣東人把北方視為畏途，一提到北方就說生活多麼艱苦、多麼難以適應，但是為了開拓市場，廣東人是比全國哪個地方的人都走得勤、走得遠、走得活躍。當這些所謂「農民」走向全中國甚至走向世界的時候，他們所能捕捉到的機會就越多；機會越多，成功的可能性也就越大，競爭能力越強；競爭能力越強，企業才能順利地向前發展，越來越有實力，越來越壯大。比起內地那些只活動在方圓5公里內的農民來講，他們的成功機會要多上十倍、百倍、千倍甚至億倍。在這個過程中，他們通過機會發展自我、實現自我，從而在很短的時間內，一大批「放鴿仔」、「種田佬」搖身一變，成了具有現代意識的企業家。這是商品經濟的威力。只要堅定不移地發展商品經濟，就能使每一個人找到自我，充分釋放自己的能量，從根本上提高國民素質。

  田：過去我們常聽說企業日子不好過時，就「廠長找市長」，而不是找市場，這是很荒唐的。一個小城市有幾百家企業，一個中等城市有幾千家企業，一個特大城市有幾萬家企業，而現在珠江三角洲許多市、縣政府跟企業之間的關係是剝離得很清楚的。政府給企業什麼樣的支持、什麼樣的政策、什麼樣的服務，都很明確；企業該如何去發展生產、籌措資金、交稅，該如何去拓展市場、組織產品、推銷產品，這是企業自己的事，市長、縣長、鎮長一概不過問，這點很明確。

  政府在服務方面也著力提高辦事效率，搞「一條龍」服務。例如珠海市，就把各部門握有實權、能拍板的人請出來，組織在一幢大樓里，每人分給一張辦公桌，然後該辦的事你就蓋章，不要再商量商量、研究研究。它是在目前機構改革還不能徹底消腫、精兵簡政的特殊情況下，搞起來的一種輕型政府。我覺得這是很不錯的。對於企業，是把它摔出去，讓它經風雨、見世面，有本事你就長成了大胖小子，沒本事你就自生自滅，從這片土地上消失，不予呵護。而現在內地許多地方，兩種行為還沒有完全分離出來。

  王：中國的改革開放搞了12年，在這12年當中，廣東一直是一個備受爭議的地方。大概算起來，改革開放在中國經歷了三個階段，伴隨著曾出現三次學廣東和考察廣東的熱潮。

  第一次是1984～1985年。由於當時廣東獨特的地位，四大特區占了三個，所以很多經濟發展比較慢的城市都派人南下學習，當時的結果是否定大於肯定。其中最典型的一個例子是：一位老紅軍到廣東看完後，到深圳就哭了，認為廣東已經變成了資本主義。後來鄧小平同志親自到南方，到深圳、下珠海，並說深圳的實踐證明我們開辦特區的決定是完全正確的。

  第二次是沿海大循環建立的時候。這次學習過程，以江澤民同志率領上海代表團到廣東考察為主要標誌。當時我正在各地採訪，全國普遍的看法認為，廣東經濟的發展是不錯的，但廣東走的是異端。廣東的經濟雖比自己好，但內心畢竟是不服氣的，學也不行、不學也不行，於是便都學了一個「變通」。都「變通」了就麻煩了，因為廣東作為改革開放的試點不變通不行，它有許多舊的條條框框卡著，但如果全中國都來學「變通」，其結果必然導致中央宏觀調控的徹底削弱，釜底抽薪，國家是要出大問題的。最後誘發了1988年全中國的搶購風和通貨膨脹，於是就有了中央「治理整頓」政策的出台。

  最後一次是在1990年，出現了第三次「學廣東」的熱潮。北京市委書記和市長、天津市長、四川省委書記、江西省長等，基本上各地區都帶著人馬來了，這次出現了一個很精彩的局面，大家基本上服氣了。全國很多大中型企業，特別是老企業在陷入困境的情況下，帶著各自的一些問題來到廣東請教。當然，他們來到廣東也有很多不同的感覺，但對珠江三角洲基本上是認帳了，承認這是建立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雛形，中國非要走發展商品經濟的道路不可。珠江三角洲要給全國上商品經濟這一課。

  這樣，就更強化了我們所講的珠江三角洲的啟示，它啟示全中國的人們，商品經濟既然是一個不可逾越的歷史階段，那麼在全中國經濟正處於這麼一種困境的時候，我們總算在珠江三角洲這塊地方看到了走出隧道前的一絲亮光。它啟示人們，商品經濟在中國不僅必須走，而且走得通。走通以後，它對中國共產黨的政權只會鞏固，不會削弱，也就是說堅持社會主義的同時可以發展商品經濟。倒過來，大刀闊斧地發展商品經濟，只能夠強化社會主義制度，而不是相反。兩位「九段」在珠江三角洲的擂台上對壘，新觀念、新提法、新思路、新火花層出不窮，源源不斷；南北反差、城鄉區別、今昔對比、中外比較，左右逢源，旁徵博引；政治經濟學、哲學、社會學、史學融會貫通，相互印證，把一個錯綜複雜、撲朔迷離的「珠三角」如庖丁解牛一樣條分縷析，又上升到理論高度，立體而又鮮明地樹立在成千上萬記者的面前。

  說它是新聞，不像；是評論，不像；是報告文學，不像；是學術論文，也不像；然而「四不像」中又融合了四者的長處與優勢，這是記者縱論天下風雲的一個全新創造。

  「四不像」在精神市場上引起了又一轟動。當天的《粵港信息日報》被一搶而空，加印了3萬份，又被一搶而空。於是該報編輯部開了報界之特例，在10天之後於原版位置將《珠江三角洲啟示錄》全文再「發表」一次，又加印了5萬份，當日報紙還是銷售告罄。

  全國政協副主席葉選平，在看到當天報紙後，於夜間打電話給廣州市市長黎子流：「你看到那篇對話了嗎？很好！值得細讀。」黎子流讀後即打電話給作者之一的田炳信，稱讚「對話好極了」！

  中共中央組織部打電話到廣東省，索要幾十份載有「對話」的報紙，以備「學習研究。」

  與此同時，各省市駐廣州辦事處，不約而同、爭先恐後地將此文視為重大信息，以特急件方式傳給本省主要首長。

  嗣後，在長達十個多月的時間裡，十幾個省市或在省府《每日快報》上（河南等省）連載，或報紙以全文轉載（廣西、福建等省）。內蒙古幾大報紙全文轉載了該文之後，自治區黨委擴大會議還將文章列為參閱文件，印發與會代表學習。

  新聞策劃的高手們，在大趨勢的舞台上縱橫馳騁，引爆了一顆「觀念原子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