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戈爾[6]

  我有幾句話想趁這個機會對諸君講，不知道你們有沒有耐心聽。泰戈爾先生快走了，在幾天內他就離別北京，在一兩個星期內他就告辭中國。他這一去大約是不會再來的了。也許他永遠不能再到中國。

  他是六七十歲的老人，他非但身體不強健，他並且是有病的。所以他要到中國來，不但他的家屬，他的親戚朋友，他的醫生，都不願意他冒險，就是他歐洲的朋友，比如法國的羅曼·羅蘭，也都有信去勸阻他。他自己也曾經躊躇了好久，他心裡常常盤算他如其到中國來，他究竟能不能夠給我們好處，他想中國人自有他們的詩人、思想家、教育家，他們有他們的智慧、天才、心智的財富與營養，他們更用不著外來的補助與戟刺，我只是一個詩人，我沒有宗教家的福音，沒有哲學家的理論，更沒有科學家實利的效用，或是工程師建設的才能，他們要我去做什麼，我自己又為什麼要去，我有什麼禮物帶去滿足他們的盼望。他真的很覺得遲疑，所以他延遲了他的行期。但是他也對我們說到冬天完了春風吹動的時候(印度的春風比我們的吹得早)，他不由得感覺到一種內迫的衝動，他面對著逐漸滋長的青草與鮮花，不由得拋棄了，忘卻了他應盡的職務，不由得解放了他的歌唱的本能，和著新來的鳴雀，在柔軟的南風中開懷地謳吟。同時他收到我們催請的信，我們青年盼望他的誠意與熱心，喚起了老人的勇氣。他立即定奪了他東來的決心。他說趁我暮年的肢體不曾僵透，趁我衰老的心靈還能感受，決不可錯過這最後唯一的機會，這博大、從容、禮讓的民族，我幼年時便發心朝拜，與其將來在黃昏寂靜的境界中萎衰地惆悵，毋寧利用這夕陽未暝的光芒，了卻我晉香人的心愿？

  他所以決意地東來，他不顧親友的勸阻，醫生的警告，不顧自身的高年與病體，他也撇開了在本國一切的任務，跋涉了萬里的海程，他來到了中國。

  

  自從四月十二日在上海登岸以來，可憐老人不曾有過一半天完整的休息，旅行的勞頓不必說，單就公開的演講以及較小集會時的談話，至少也有了三四十次!他的，我們知道，不是教授們的講義，不是教士們的講道，他的心府不是堆積貨品的棧房，他的辭令不是教科書的喇叭。他是靈活的泉水，一顆顆顫動的圓珠從他心裡兢兢的泛登水面都是生命的精液；他是瀑布的吼聲，在白雲間，青林中，石罅里，不住地歡響；他是百靈的歌聲，他的歡欣、憤慨、響亮的諧音，瀰漫在無際的晴空。但是他是倦了。終夜的狂歌已經耗盡了子規的精力，東方的曙色亦照出他點點的心血染紅了薔薇枝上的白露。

  老人是疲乏了。這幾天他睡眠也不得安寧，他已經透支了他有限的精力。他差不多是靠散拿吐瑾[7]過日的。他不由得不感覺風塵的厭倦，他時常想念他少年時在恆河邊沿拍浮的清福，他想望椰樹的清蔭與曼果的甜瓤。

  但他還不僅是身體的憊勞，他也感覺心境的不舒暢。這是很不幸的。我們做主人的只是深深的負歉。他這次來華，不為遊歷，不為政治，更不為私人的利益，他熬著高年，冒著病體，拋棄自身的事業，備嘗行旅的辛苦，他究竟為的是什麼？他為的只是一點看不見的情感，說遠一點，他的使命是在修補中國與印度兩民族間中斷千餘年的橋樑。說近一點，他只想感召我們青年真摯的同情。因為他是信仰生命的，他是尊崇青年的，他是歌頌青春與清晨的，他永遠指點著前途的光明。悲憫是當初釋迦牟尼證果的動機，悲憫也是泰戈爾先生不辭艱苦的動機。現代的文明只是駭人的浪費，貪淫與殘暴，自私與自大，相猜與相忌，颺風似的傾覆了人道的平衡，產生了巨大的毀滅。蕪穢的心田裡只是誤解的蔓草，毒害同情的種子，更沒有收成的希冀。在這個荒慘的境地里，難得有少數的丈夫，不怕阻難，不自餒怯，肩上抗著剷除誤解的大鋤，口袋裡滿裝著新鮮人道的種子，不問天時是陰是雨是晴，不問是早晨是黃昏是黑夜，他只是努力的工作，清理一方泥土，施殖一方生命，同時口唱著嘹亮的新歌，鼓舞在黑暗中將次透露的萌芽。泰戈爾先生就是這少數中的一個。他是來廣布同情的，他是來消除成見的。我們親眼見過他慈祥的陽春似的表情，親耳聽過他從心靈底里迸裂出的大聲，我想只要我們的良心不曾受惡毒的煙煤燻黑，或是被惡濁的偏見污抹，誰不曾感覺他至誠的力量，魔術似的，為我們生命的前途開闢了一個神奇的境界，燃點了理想的光明？所以我們也懂得他的深刻的懊悵與失望，如其他知道部分的青年不但不能容納他的靈感，並且存心地誣毀他的熱忱。我們固然獎勵思想的獨立，但我們決不敢附和誤解的自由。他生平最滿意的成績就在他永遠能得青年的同情，不論在德國，在丹麥，在美國，在日本，青年永遠是他最忠心的朋友。他也曾經遭受種種的誤解與攻擊，政府的猜疑與報紙的誣捏與守舊派的譏評，不論如何的謬妄與劇烈，從不曾擾動他優容的大量，他的希望，他的信仰，他的愛心，他的至誠，完全地託付青年。我的須，我的發是白的，但我的心卻永遠是青的，他常常地對我們說，只要青年是我的知己，我理想的將來就有著落，我樂觀的明燈永遠不致黯淡。他不能相信純潔的青年也會墜落在懷疑、猜忌、卑瑣的泥溷，他更不能相信中國的青年也會沾染不幸的污點。他真不預備在中國遭受意外的待遇。他很不自在，他很感覺異樣的愴心。

  因此精神的懊喪更加重他軀體的倦勞。他差不多是病了。我們當然很焦急地期望他的健康，但他再沒有心境繼續他的講演。我們恐怕今天就是他在北京公開講演最後的一個機會。他有休養的必要。我們也絕不忍再使他耗費有限的精力。他不久又有長途的跋涉，他不能不有三四天完全的養息。所以從今天起，所有已經約定的集會，公開與私人的，一概撤銷，他今天就出城去靜養。

  我們關切他的一定可以原諒，就是一小部分不願意他來作客的諸君也可以自喜戰略的成功。他是病了，他在北京不再開口了，他快走了，他從此不再來了。但是同學們，我們也得平心地想想，老人到底有什麼罪，他有什麼負心，他有什麼不可容赦的犯案？公道是死了嗎？為什麼聽不見你的聲音？

  他們說他是守舊，說他是頑固。我們能相信嗎？他們說他是「太遲」，說他是「不合時宜」。我們能相信嗎？他自己是不能信，真的不能信。他說這一定是滑稽家的反調。他一生所遭逢的批評只是太新、太早、太急進、太激烈、太革命的、太理想的，他六十年的生涯只是不斷地奮鬥與衝鋒，他現在還只是衝鋒與奮鬥。但是他們說他是守舊、太遲、太老。他頑固奮鬥的對象只是暴烈主義、資本主義、帝國主義、武力主義、殺滅性靈的物質主義；他主張的只是創造的生活，心靈的自由，國際的和平，教育的改造，普愛的實現。但他說他是帝國政策的間諜，資本主義的助力，亡國奴族的流民，提倡裹腳的狂人!骯髒是在我們的政客與暴徒的心裡，與我們的詩人又有什麼關係？昏亂是在我們冒名的學者與文人的腦里，與我們的詩人又有什麼親屬？我們何妨說太陽是黑的，我們何妨說蒼蠅是真理？同學們，聽信我的話，像他的這樣偉大的聲音我們也許一輩子再不會聽著的了。留神目前的機會，預防將來的惆悵!他的人格我們只能到歷史上去搜尋比擬。他的博大的溫柔的靈魂我敢說永遠是人類記憶里的一次靈績。他的無邊的想像是遼闊的同情使我們想起惠德曼[8]；他的博愛的福音與宣傳的熱心使我們記起托爾斯泰；他的堅韌的意志與藝術的天才使我們想起造摩西像的密仡郎其羅[9]；他的詼諧與智慧使我們想像當年的蘇格拉底與老聃!他的人格的和諧與優美使我們想念暮年的葛德[10]；他的慈祥的純愛的撫摩，他的為人道不厭的努力，他的磅礴的大聲，有時竟使我們喚起救主的心像，他的光彩，他的音樂，他的雄偉，使我們想念奧林必克[11]山頂的大神。他是不可侵凌的，不可逾越的，他是自然界的一個神秘的現象。他是三春和暖的南風，驚醒樹枝上的新芽，增添處女頰上的紅暈。他是普照的陽光。他是一派浩瀚的大水，來從不可追尋的淵源，在大地的懷抱中終古地流著，不息地流著，我們只是兩岸的居民，憑藉這慈恩的天賦，灌溉我們的田稻，蘇解我們的消渴，洗淨我們的污垢。他是喜馬拉雅積雪的山峰，一般的崇高，一般的純潔，一般的壯麗，一般的高傲，只有無限的青天枕藉他銀白的頭顱。

  人格是一個不可錯誤的實在，荒歉是一件大事，但我們是餓慣了的，只認鳩形與鵠面是人生本來的面目，永遠忘卻了真健康的顏色與彩澤。標準的低降是一種可恥的墮落：我們只是踞坐在井底的青蛙，但我們更沒有懷疑的餘地。我們也許揣詳東方的初白，卻不能非議中天的太陽。我們也許見慣了陰霾的天時，不耐這熱烈的光焰，消散天空的雲霧，暴露地面的荒蕪，但同時在我們心靈的深處，我們豈不也感覺一個新鮮的影響，催促我們生命的跳動，喚醒潛在的想望，仿佛是武士望見了前峰烽煙的信號，更不躊躇地奮勇前向？只有接近了這樣超軼的純粹的丈夫，這樣不可錯誤的實在，我們方始相形地自愧我們的口不夠闊大，我們的嗓音不夠響亮，我們的呼吸不夠深長，我們的信仰不夠堅定，我們的理想不夠瑩澈，我們的自由不夠磅礴，我們的語言不夠明白，我們的情感不夠熱烈，我們的努力不夠勇猛，我們的資本不夠充實……

  我自信我不是恣濫不切事理地崇拜，我如其曾經應用濃烈的文字，這是因為我不能自制我濃烈的感想。但是我最急切要聲明的是，我們的詩人，雖則常常招受神秘的徽號，在事實上卻是最清明、最有趣、最詼諧、最不神秘的生靈。他是最通達人情，最近人情的。我盼望有機會追寫他日常的生活與談話。如其我是犯嫌疑的，如其我也是性近神秘的(有好多朋友這麼說)，你們還有適之[12]先生的見證，他也說他是最可愛最可親的個人：我們可以相信適之先生絕對沒有「性近神秘」的嫌疑!

  所以無論他怎樣的偉大與深厚，我們的詩人還只是有骨有血的人，不是野人，也不是天神。唯其是人，尤其是最富情感的人，所以他到處要求人道的溫暖與安慰，他尤其要我們中國青年的同情與情愛。他已經為我們盡了責任，我們不應，更不忍辜負他的期望。

  同學們!愛你的愛，崇拜你的崇拜，是人情不是罪孽，是勇敢不是懦怯!

  徐志摩

  十二日在真光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