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二章森巴舞

  到20世紀70年代中期，J.P.摩根公司——摩根擔保公司的控股公司——已經從海外20多個營業所得到一半的利潤。摩根銀行在全球的迅速發展居然沒有沖淡職員的凝聚力，真是一個小小的奇蹟。正如帕特·帕特森所說：「我們嚴密緊湊地從事全球的業務。」(1)銀行採用各種各樣的方式，從在餐廳里提供免費午餐到輪換負責人等，來保持血緣親近的感情。拒絕在國外開設分行的做法，能夠集中使用工作人員，進一步加強了親密的關係。模樣顯得像大伯、禿頂的沃爾特·佩奇在1978年接替帕特森擔任董事長，他說：「我們在這裡就沒有分行系統，因此到德國或英國去搞分行系統有點像魚兒離開了水。」(2)

  20世紀60年代初期，當摩根在巴黎開始進行證券承銷業務時，歐洲市場究竟定在何處尚未明了，甚至日內瓦和蘇黎世都在競爭。但是，到20世紀70年代石油景氣的時候，倫敦脫穎而出，以暴風雨般的速度把歐佩克（OPEC）的剩餘資金輸入債務國家。霎時間，倫敦金融城的美國銀行比華爾街還多！它們一頭扎進歐洲美元銀團貸款，從而形成了拉丁美洲債務危機的濫觴。拉丁美洲國家支付的貸款利率，遠遠高於本國公司支付的利率。在賭場時代，這些公司繞過銀行，在證券市場上籌資。因此，各銀行紛紛對拉丁美洲提供貸款，一時間趨之若鶩的情形，典型地反映了這些銀行商業貸款業務的惡化。在20世紀50和60年代，工業國家吸收了大部分跨國貸款，而現在向外籌資的已經不僅僅是工業國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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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拉丁美洲貸款而後發生違約的循環至少可以追溯到1820年代。在大蕭條時期，除了阿根廷以外，所有的拉丁美洲國家都有外債違約行為。銀行家們狠狠地教訓了這些國家，今後它們將永遠不可能得到貸款。然而，在倫敦浮華的交際場合中的年輕銀行家們，很容易就把這段歷史忘記得一乾二淨。他們提供的巨額貸款還是給了這樣一些國家。作為一家受人敬重的老字號銀行的成員，摩根人的記憶力應當更好，在一定的程度上他們也確實如此。70年代後期的一位高級信貸官布魯斯·布拉肯里奇回憶道：「劉易·普雷斯頓和我花了很多時間談論這兩者的相似之處。我們往往提到英國向我們提供的鐵路貸款。當年J.P.摩根和皮博迪籌集的用以建設美國的資金，和我們為巴西的伊泰普大壩提供的資金是屬於同一種性質的。這裡的相似之處顯而易見。」(3)可惜的是，將這兩者相提並論是錯誤的，它忽視了許多拉丁美洲國家災難性的先例，而且還忽視了美國在19世紀的許多州政府貸款和鐵路貸款發生壞帳的事實。這段歷史像幽靈一樣騷擾著喬治·皮博迪，後來也使摩根對任何一筆貸款的批准對歐洲債權人來說是如此神聖。

  在上幾代人中，羅斯柴爾德、巴林和摩根向拉丁美洲提供貸款都是通過發行大量債券進行的，風險由成千上萬的小額投資者分擔（據估計，在20世紀30年代約有50萬美國人持有分文不值的外國債券，無法脫手）。相比之下，現代的拉丁美洲貸款都採用銀行債務的形式，風險集中在銀行系統。像摩根擔保公司和花旗銀行等這些大銀團管理者，為組織一筆貸款所必須聯合的銀行可達200家之多。如果這樣做分散了風險，那麼參與者的數量製造了一種虛假的安全感。

  為什麼銀行不發售拉丁美洲的債券？布拉肯里奇解釋說：「因為這些債券無法銷售出去。」這本來就是高風險的警告。(4)因為只有極少的發展中國家發行銷售債券，所以摩根史坦利和其他的投資銀行大多沒有遭遇到拉丁美洲債務危機之苦（摩根建富用美國的標準來說既是商業銀行又是投資銀行，參與了向巴西和其他國家的出口信貸和銀團貸款）。所以投資者不敢涉足之處，銀行則蜂擁而至。這固然使以前債務危機中「小百姓」流血的情況得以避免，但也為全球金融體系產生大動盪播下了隱患。

  因為拉丁美洲的債務危機起因是阿拉伯石油美元存款的輸出，所以銀行後來都指出當時是經官方的批准才提供這種貸款的。事實上，華盛頓和其他的西方政府都怯懦地把這個問題的責任推給私人銀行。但是，正如20世紀20年代德國的賠款和協約國的戰爭債務那樣，即使貸款是有官方明確的批准，也並不保證在遇到問題時政府一定會給予支持。人們普遍會譏諷外國欠債的人花錢大手大腳，更不必提銀行家們貪得無厭，從而妨礙政府去解決問題。具有諷刺意義的是，丘奇參議員如此擔心的石油美元訛詐並不是真正的問題。由於銀行保持石油美元並把它貸給拉丁美洲國家，它們傷害了自己和世界經濟。

  摩根擔保公司是美國在對拉丁美洲貸款問題上改變態度的前導。在20世紀20年代，這家銀行驕傲地吹噓它拒絕了多少南美的政府。20世紀40年代，富蘭克林·羅斯福主張向巴西提供戰後貸款，湯姆·拉蒙特為此驚得目瞪口呆，而拉塞爾·萊芬韋爾告誡世界銀行行長約翰·麥克洛伊不要向該地區提供貸款。20世紀50年代，以歐洲為中心的摩根把對外貸款大多限於英國和法國。但是，隨著它的核心貸款業務在賭場時代遭到削弱，它在20世紀70和80年代突然作為「MBA」銀行出現而聲名鵲起。這個稱呼取自拉丁美洲三個最大的債務國英文名字的首字母——它向墨西哥提供了12億美元貸款，向巴西提供了18億美元貸款，向阿根廷提供了7.5億美元貸款。華爾街最保守的銀行把最大的國外本錢押在巴西，正表明了它為了利潤而日甚一日地依賴風險更大的貸款。

  若干使人高枕無憂的幻覺影響了判斷。一個幻覺是國家不可能破產——這種無稽之談和花旗公司的沃爾特·里斯頓有關，這幾乎是顛倒歷史事實。150年來主權債務違約屢見不鮮，即使是非常挑剔的老摩根財團，最後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時也背上了對奧地利、德國和日本貸款的大量欠款。債務違約的近例則更多，包括1949年的中國、1961年的古巴和1974年的北韓。銀行可以對公司取消抵押品贖回權，但不可能對國家如此辦理，從而使後者更加不把還款當回事，而政治風險總是由經濟風險積壓起來的。

  另一個讓銀行家們寬慰的因素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到20世紀70年代時，炮艦外交已成為歷史。由於外交政策的原因，華盛頓更加希望安撫拉丁美洲國家政府，而不是拿貸款來威脅它們。銀行家們不願意到外國去折騰，特別是他們現在在海外已有了分支機構。在1976年，當秘魯瀕臨破產之際，花旗、摩根和其他銀行以緊縮政策為條件，提供了4億美元的貸款。由於食品和汽油需大幅度漲價，在利馬發生了騷亂，引起了對美元外交的新的譴責。這種反作用使銀行大驚失色。國會的一位工作人員說：「要解釋為什麼沒有吃的，只要說摩根財團和美帝國主義如何如何，就很容易煽動農民。」(5)銀行家們被負面影響蜇傷以後，就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推出來，作為代理人來頂住債務國的政治批評。這是一塊有用的擋箭牌，可在後面推行痛苦的經濟改革。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對貸款規定了嚴格的條件。由於各銀行的貸款要以接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緊縮規劃為條件，基金組織的權力大大增加。問題是基金組織只解決臨時性的收支不平衡，而不是曠日持久的債務問題。誰也不知道它的正統藥方——削減支出、取消補貼和緊縮經濟——究竟是恢復經濟還是逼著這些國家還債。另外一個更大的問題是第三世界一些強大的國家，如巴西，完全繞過基金組織，只向商業銀行借款。然而，不管基金組織有何局限，它卻使銀行家們相信他們對這些誤入歧途的債務國有某些控制力量，能迫使他們實施健全的政策。在拉丁美洲債務危機之時，基金組織真的對債務國實行了某種形式的控制，那是前幾代的銀行家們聞所未聞的。

  銀團貸款的結構使眾銀行推卸責任，隨波逐流。全世界1500家左右的銀行都一頭扎在業務嫻熟的摩根或花旗等一家銀行的懷裡，尤其是在巴西。對國外貸款往往是小銀行陌生的業務，它們就把審查貸款的事交給大銀行去做。在一個由傳真電報驅動的芸芸眾生的世界裡，銀行往往會收到大多以格式固定的語言發來的簡短的「報價備忘錄」。通過眾多的1000萬美元的參與，就可以組織數百億美元的貸款。到70年代末，一場殘酷的價格戰大大降低了貸款的利潤，以至不能反映所承擔的巨大的風險。一位參與其中的摩根銀行家說：「到70年代時，放款者和借款者都已瘋狂得一發不可收拾，事情顯然已經無法控制。」一個龐大的機制瘋了。

  和大多數銀行相比，摩根似乎更想迴避這棵瘋狂的搖錢樹。1979年，它的倫敦銀團業務是由一位名叫瑪麗·吉本斯的年輕女子負責的，她是史密斯學院畢業的，以強硬聞名。《機構投資者》撰文說：「31歲的吉本斯行使著摩根擔保公司在歐洲貨幣市場上的所有權力，也許不能說她是整個國際銀行業世界中最有影響的女性決策者，但毫無疑問在倫敦金融城是如此。」(6)她甚至對英國、瑞典和加拿大的信貸都舉步不前，擔心標準降低。但是，總的來說，摩根也被捲入了銀行家們自殺性的衝鋒陷陣之中。摩根以前的一位銀行家回憶說：「許多貸款都是很不慎重的，是逼著這些國家接受的。只要能把一項貸款借給一個政府，他們什麼都干。」

  巴西是摩根的一個新客戶，摩根和巴西的關係是最為複雜和最讓人頭痛的。即使是摩根財團給巴西當顧問，這個國家也不願允許它在那兒開設分支機構，華爾街23號為此憤憤不平。摩根以前的一位官員說：「他們說如果摩根開設了一個分支機構，那麼摩根就會一統天下，這樣政府就不得不對其他40多家銀行開放。這實在是一個棘手的問題。」摩根人對巴西的貸款非常引以為豪，這些貸款似乎都是用於經營良好的採礦業和電力企業。受益者包括由世界銀行支持的伊泰普水電項目。摩根銀行還誇口說巴西的信貸形象非常好——即該國各項貸款的到期都互相錯開，安排得當。聽摩根人的口氣，好像歷史欺騙了他們，使他們如此出色的巴西貸款顯得很糟糕。

  在拉丁美洲，摩根是個後來者，因此它當巴西的首席顧問是了不起的成績。這是一位國籍混雜的迷人的年輕銀行家施展才能的結果。此人名叫安東尼奧·格鮑爾，出生在哥倫比亞一個原籍德國的富裕的委內瑞拉釀酒商人的家庭，就讀於哥倫比亞大學的研究生商學院，娶了一位巴西太太。他在摩根時保留了委內瑞拉國籍。他身材矮小，一頭沙色的頭髮，戴一副角質架的眼鏡，說一口流利的西班牙語、葡萄牙語、德語和其他語言。他討人歡喜，又很急躁，聰敏伶俐，但是易於魯莽傲慢。當他20世紀60年代開始在摩根工作時，國內的銀行家們都像國王似的，他似乎沒有什麼晉升的機會。後來，在70年代隨著對拉丁美洲貸款的急劇增加，傾向歐洲、親英的摩根銀行發現他們有格鮑爾真是天意，能使他們在拉丁美洲趕上大通銀行和花旗銀行。格鮑爾的老闆樂不可支，給了他很大的權力。

  托尼·格鮑爾開拓新的業務，成績輝煌，深受巴西官員的信任。他在上流社會裡廣交朋友，也許和每個財政部長和中央銀行行長都能相互以名字稱呼。在70年代回籠石油美元的狂熱時代里，格鮑爾是個坐著噴氣式飛機環球旅行的大明星，巴西咖啡種植園裡的常客，里約熱內盧八卦專欄作家常報導關於他的種種活動。他在巴西電視上露面，他的照片登在該國最大的新聞雜誌《請看》的封面上，成為巴西-美國商會的主席。摩根銀行會容忍這種令人注目的方式來從事銀行業務，實屬罕見。其他銀行目睹這一切，十分驚奇。在美國，格鮑爾在他的東邊公寓或周末在他的東漢普頓家裡舉行排場極大的招待會。他的周末宅邸叫作「薩瑪巴依亞」，葡萄牙語為「蕨類」。巴西年輕的中央銀行行長卡洛斯·蘭戈尼在那裡度周末。格鮑爾一直對巴西的貸款利率按摩根的成本加兩個百分點計算——加息率帶來如此之高的利潤，以至於人們不去好好考慮這些貸款是否可靠。

  銀行高層間或也對這樣大肆貸款有所擔心。有一次，帕特·帕特森董事長榮獲巴西的表彰，被授予「該國最佳銀行家」的稱號。他略有點不安，私下對沃爾特·佩奇行長說這種成就有點可疑：「下回我們最好不要再因得獎而弄得一塌糊塗。」(7)但是，這只是瞬間的疑慮。銀行家們把對每個國家的風險限度一點一點地放寬，就沒有看到危險在不斷地增加。布拉肯里奇回憶道：「我們沒有說：『我們應該把多少資本投入到這些貸款中去？』我們就這麼做了，但是我們的確沒有說：『嘿，我們決不能因為有風險加息率而把我們50%以上的資本放到對巴西的貸款中去。』」(8)

  儘管格鮑爾神通廣大，但是摩根銀行面對巴西大手大腳花錢，引起通貨膨脹的做法，卻沒有多少力量能加以遏制。1980年，摩根好說歹說叫巴西去找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卻無濟於事。後來，摩根銀行自己去找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以了解巴西的全面情況——這樣做的用意是增加市場的信心。身材短小矮胖、戴著眼鏡的巴西計劃部長德爾芬·內托非常生氣，他認為摩根在背著他的國家調查他們的情況。因此，銀行發現要想監督主權客戶而又不得罪他們，實在很難。他們逐漸陷入了這種局面，成了債務大國的人質。直到1982年，這種枷鎖的全部約束力才充分地表現出來。此時，大家都重新發現了這句古老的格言：債務人欠債足夠大，就能控制銀行。

  1982年4月爆發的福克蘭島戰爭[50]，為拉丁美洲貸款罩上了一層烏雲，使人們感到整個地區不穩定。阿根廷入侵福克蘭島以後，英國採取了報復行動，凍結了該國在倫敦的資產。敵對狀況結束以後，摩根財團進行了秘密外交，以修復兩國的關係。英國和阿根廷兩國的中央銀行不知該如何恢復關係又不丟面子。由誰來促成對話呢？現任主管拉丁美洲業務的高級副行長托尼·格鮑爾當了協調人。兩個中央銀行的代表飛到紐約，深藏在華爾街23號的會議室里——進行了解凍的接觸。

  戰爭以後，銀行要明確區分拉丁美洲的債務國，變得越來越困難。摩根認為巴西是第三世界國家的典範，投資於健全的基礎設施，對此觀點地區銀行不敢苟同。相反，他們認為這個國家債台高築，有900億美元的巨額債務，為世界之最，靠每月15億美元的借款來支撐。摩根敦促巴西經濟學家卡洛斯·蘭戈尼到紐約來演講，以穩定人心，而且還採取不尋常的舉動，讓國務卿喬治·舒爾茨——比奇特爾的總裁，70年代摩根的董事——和巴西財政部長厄納尼·高爾維斯一起接受巴西-美國商會的表彰。舒爾茨很少同意做這種兼公帶私的事。

  1982年8月，墨西哥宣布它不能履行870億美元外債的還本付息，此舉使所有拉丁美洲國家的形象黯然失色。這些國家都被淹沒在共同的經濟洪水之中：利率上升、全球衰退和商品價格暴跌。1982年9月21日，美國駐巴西的大使蘭霍恩·莫特利向國務院報告說，墨西哥的困境已經使人們對巴西的債務躲得遠遠的：「日本銀行退出了市場，歐洲銀行嚇破了膽，美國的地區銀行不想理會巴西，美國的大銀行處事特別謹慎。」(9)

  1982年10月，在巴西總統在聯合國發言的掩護下，內托和高爾維斯到華爾街23號秘密會談。各銀行被墨西哥嚇得驚魂未定，拼湊了給巴西的30億美元短期貸款。內托和高爾維斯真不知道，巴西如果得不到25億到30億美元的緊急貸款，再加上調整期限以降低利率和延長本金的償還期，怎麼才能避免違約。按照發生這種危機時的常規處理方式，信貸業務量最大的銀行通常負責債務償還期的重新安排。但是，巴西對托尼·格鮑爾信賴備至，即使其他4家美國銀行的債權更大，仍要求摩根來主持這龐大的救助活動。花旗銀行對巴西的貸款達46億美元，理所當然是牽頭者。為了防止刺傷對方的感情，格鮑爾建議花旗銀行作為委員會的聯合主席。他對巴西人說：「你們必須按適當的禮儀來辦事。」花旗銀行表示默許，傑勒德·芬納蘭任花旗銀行的代表。

  選擇摩根和花旗銀行有著錯綜複雜的政治背景。華爾街的有些人認為，摩根在巴西開設分行的努力遭到挫折，因而抓住聯合主席的位置。這個看法激怒了摩根。也許更加符合實際的原因是美聯儲主席保羅·沃爾克和劉易·普雷斯頓之間的特別親密的關係。普雷斯頓在1980年接替沃爾特·佩奇任摩根董事長。這個鮮為人知的關係從未在新聞界披露，然而精明者有時發現，在金融危機時期，在普雷斯頓的行動背後，是保羅·沃爾克的巧手在活動。1980年，普雷斯頓主持了一場挽救亨特兄弟公司的行動。亨特兄弟因企圖壟斷白銀市場而倒閉，幾乎拖垮了貝奇和其他的經紀商。亨特兄弟公司算不上是典型的摩根客戶，然而摩根銀行應沃爾克的要求採取了救助活動。

  沃爾克顯然又把普雷斯頓作為代理人來處理巴西問題。正如摩根財團在20世紀20年代為政府的行動提供了方便的後備渠道，沃爾克可以通過普雷斯頓來指揮緊急救助，而不張揚他本人的作用。摩根對巴西的貸款數額相對較小，這是有利之處。一位深得普雷斯頓信任的人解釋說：「在1982年秋天，沃爾克對劉易說，摩根必須負責這個委員會。他要求摩根接過巴西的貸款，因為摩根的風險比華爾街其他銀行要小得多。如果必要，摩根可以多承擔一些巴西的貸款，而不會弄得不可收拾。」（應該說，其他銀行對這個解釋嗤之以鼻，認為是格鮑爾的關係。）自亨利·亞歷山大以來，沒有任何一位董事長像普雷斯頓那樣充滿著摩根意識：正人君子理應品行崇高，應有華爾街的政治家風度。普雷斯頓的這位心腹說：「劉易越來越多地考慮這個制度，甚至不顧有損於這個銀行。」他總是抱怨花旗銀行，他往往看到它做事很自私，單方面行動，而不考慮大家的利益。

  就像在兩次大戰之間時的那樣，債務危機使美國銀行和歐洲銀行之間產生了很大的矛盾。巴西的債務有一半以上掛在非美國銀行的帳上，然而只有摩根和花旗兩家銀行在唱主角，就像以前許多銀團貸款一樣。倫敦金融城的有些人懷疑巴西把摩根作為其寵愛的銀行，以獲得寬宏大量的待遇。勞合國際銀行的蓋伊·亨特勞茲擔心巴西的策略是和紐約的銀行勾結起來搞成一個交易，然後把私貨塞給歐洲人。那年10月，他拒絕了巴西提出的緊急貸款的請求，除非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同時也給予貸款，並有死板的緊急條件。因此，由摩根和花旗銀行組成的清一色的美國隊領導了第一階段的巴西救助活動。

  80年代的債務救助活動既反映了金融方面的利害關係，也說明了全球的政治現實。美國銀行幾乎囊括了協調委員會。日本對第三世界的貸款僅次於美國，然而在最初的救助活動中，只有對拉丁美洲貸款最多的東京銀行作為唯一的、象徵性的代表。正如美國作為崛起的金融大國曾在20年代聽命於蒙蒂·諾曼有智謀的領導，而今日本即使在趕上華爾街的時候，也得向保羅·沃爾克的權威鞠躬。直到80年代末，日本才開始要求它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中的發言權應與它作為新的金融大國的地位完全相稱。

  在20世紀20年代，湯姆·拉蒙特曾代表了全球20萬個墨西哥的債券持有者。在當代棘手的龐大債務危機中，摩根和花旗銀行必須對付一個龐大的官僚怪物——向巴西提供大大小小額度貸款的700家左右的銀行。這兩家銀行和巴西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秘密地炮製了一個救助計劃之後，就在1982年12月20日把巴西的債權者召集到紐約的廣場旅館。卡洛斯·蘭戈尼向他們宣布巴西不能履行1983年到期債務的還本付息，使他們大吃一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總裁雅克·德拉羅西耶向他們披露了一項複雜的分成四部分的摩根-花旗救助巴西計劃。花旗銀行將重新安排40億美元的本金，大通銀行將繼續保持貿易信貸，銀行家信託公司將恢復對巴西的短期「銀行間」信貸限額。關鍵是摩根將牽頭為巴西籌措一筆44億美元的新貸款——是摩根有史以來最大的一筆貸款。

  這個計劃開創了一個命中注定的先例：以增加債務來「治療」債務危機。在這場遊戲中，銀行家們一手把更多的錢借給巴西，另一手又拿回來。在銀行的資產負債表上，虛假的帳面價值能得以保持。銀行家們組織一個新的龐大的銀團貸款，作為救助，提高了利率和債務重新安排費。多年來盛行的這種貪得無厭難以制止。歐洲人在一旁瞧著心裡直難受。固執、禿頂、善言的蓋伊·亨特勞茲成為英國處理拉丁美洲債務問題的關鍵人物。他說：「這簡直就是一場美國招待會。巴西人光聽花旗和摩根的，概不徵求別人的意見。讓我們回家去，聽候指示。這樣做給我們的印象極壞。」(10)

  華爾街銀行和地區銀行之間的關係頓然緊張起來。前者對巴西負有不可撤回的巨額承諾，後者則想減少相對較小的損失而一走了之。一位德國銀行家評論道：「我參加了這些會議，發現這些人都是鄉巴佬。美國的大銀行提供了貸款，並把部分貸款賣給了小銀行。而這些連波羅的海和巴倫支海都分不清楚的人都大哭小叫『把錢還給我。』」(11)這樣的分歧使大小銀行彼此怨恨，破壞了第一場救助的氣氛。

  在1983年上半年，摩根信貸官員夜以繼日地籌措44億美元。雖然這筆巨額貸款在驚人的兩個月之內安排到位，但是，托尼·格鮑爾也由此遭到怨恨，因為他體現了華爾街銀行揮舞大棍的處事方式。小銀行都感到他們被迫參與其中，而有些人對格鮑爾的高壓手段憤憤不平，不願提供新貸款。(12)但是又不敢和聯儲及華爾街銀行唱對台戲，只能滿腹牢騷地執行這個計劃。

  1983年2月24日，巴西在紐約的華爾道夫酒店舉行宴會，感謝銀行家們的救助貸款。在吃甜點時，巴西人露出口風，他們可能也不會對這些新貸款按時還款。儘管如此，第二天在廣場旅館，被搞得焦頭爛額、無可奈何的幾百個銀行家在摩根和花旗銀行為他們安排的貸款協議上簽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為巴西提供了5億美元貸款，看上去是一個成功的大圓場。

  這種成功是虛幻的。儘管許多銀行承諾了摩根牽頭的44億美元貸款，但他們也相應地減少了對巴西的短期信貸限額。有些銀行就這樣暗中報復。這種金融戲法沖淡了貸款的效果。格鮑爾看到這些銀行破壞協議，不禁大怒。這套騙局使他怒不可遏，因為在他懷疑不守信用的銀行中，就有花旗銀行——救助活動的聯合主席。到1983年春天，巴西未能達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制定的經濟改革目標。基金組織和各銀行都停止了對巴西的緊急支付。巴西的短期信貸限額不斷減少使聯儲十分驚恐。5月31日，沃爾克召集普雷斯頓和其他的董事長商量救援活動。聯儲聽到關于格鮑爾對待地區銀行的態度的報告後非常擔心，而普雷斯頓害怕他會疏遠那些英國銀行。格鮑爾在會上公開和花旗銀行的芬納蘭爭吵，使銀行家們更加士氣低落。於是聯儲作出決定，由曾經主持過救助墨西哥工作的花旗銀行的威廉·羅茲代替格鮑爾。

  這對驕傲的摩根真是當頭棒喝，尤其是考慮到摩根和花旗銀行之間的對峙。當時紐約聯儲銀行的總裁安東尼·所羅門評論道：「摩根非常熱衷於巴西，無奈主席這把交椅被奪，心中著實不快。」(13)摩根的有些人抱怨花旗權欲薰心，要把巴西像墨西哥和阿根廷一樣置於自己的控制之下。然而，恰恰是普雷斯頓要求花旗銀行董事長沃爾特·里斯頓幫摩根卸下領導負擔。華爾街23號暗自鬆了一口氣，因為它本來就不習慣在債務談判中出頭露面。摩根一位前官員說：「人們從來沒有把摩根和拉丁美洲混為一談，而這一下突然成了大包袱了。」格鮑爾的作用使人們的注意力集中到該銀行對拉丁美洲令人難堪的巨額信貸上。

  在第二輪巴西救援中，比爾·羅茲認為格鮑爾形象不佳，不想和他共事。他請摩根的萊頓·科爾曼作為副主席，以安撫摩根銀行，請勞合銀行的蓋伊·亨特勞茲任另一位副主席，以安撫英國人。這次債務的重新安排更體現了全球化的特點，極大地加強了債權者的團結，避免了國家之間的互相殘殺，而這種殘殺在30年代曾使商業銀行大傷元氣。在第一輪救助中，主要是由商業銀行來解決問題。而現在羅茲要使債權者的政府更多地參與，並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美國財政部、聯儲和國務院聯手。他的行動肯定了主權貸款本質上是屬於政治性質的——這是老生常談。

  托尼·格鮑爾的「幽靈」並未完全被放逐。1983年夏天，隨著巴西經濟的惡化，羅茲決定採用秘密談判的方式，希望強硬的口氣能使巴西人有所震動，從而能採取有力的行動。1983年8月16日，羅茲、亨特勞茲和科爾曼乘私人飛機飛到巴西。羅茲和亨特勞茲因為有科爾曼而感到緊張。這倒不是因為私人原因，而是他們擔心他和格鮑爾已經互通了信息。在巴西利亞，他們相信他們最擔心的事情確實發生了。在財政部長高爾維斯的家裡和內托、蘭戈尼及其他官員會晤時，他們提出了嚴厲的警告。羅茲開言道：「我們不可能再長久地把那些銀行湊合在一起了。」科爾曼附和說：「你們應該用一個聲音說話。」亨特勞茲發表了一個戲劇性的演說：「在巴西利亞有一種大潰敗的氣氛，使人想起了在敦刻爾克大潰敗之前的法國。」(14)因為內托從來沒有聽說過敦刻爾克，接下來就上了一節短短的歷史課。

  亨特勞茲感到他們已經失去了讓對方震驚的最關鍵的因素。他相信已經有人給巴西人通風報信了。亨特勞茲斬釘截鐵地說：「我們有確鑿的證據，科爾曼的老闆格鮑爾早已把我們的計劃電話通告了巴西人。我們對此沒有任何疑問。」他認為格鮑爾或者想討好巴西人，或者是出於嫉妒而想破壞第二輪救助。最後，格鮑爾再也沒有重新進入這場遊戲。有人說他在摩根的前途此後就終結了。銀行家們都認為，羅茲的新班子創造了一個更加合作的氣氛，發揮了銀行之間共同做出犧牲的精神。

  歸根結底，第二輪救助是應付債務危機更加可行的方式，使不可避免的結局得以推遲。商業銀行的集體力量按住了高壓鍋蓋，而這在以前是不可能做到的。這些龐大的全球銀行比20年代的投資銀行有更多的槓桿，能使債務者無法斷然賴帳。他們的辦法之一是取消違約國的貿易信貸，或者減少他們的隔夜「銀行間」信貸限額。其結果，在80年代，這些銀行能夠逐步提高壞帳準備金，經受危機，而與此同時，拉丁美洲債務國家的生活水平卻一落千丈。在80年代的大部分年代裡，貝克計劃——即以提供新貸款以換取經濟改革的原則——被捧為危機的解決方法，得到了劉易·普雷斯頓的支持。但是，預期的經濟增長始終沒有出現。相反，由於利息負擔過重，儘管工業國家持續景氣，拉丁美洲經歷著嚴重的衰退。拉丁美洲債務國如何能經受下一輪全球衰退，而不發生大量的違約，實在是不甚明朗的。

  巴西的債務經過多次重新安排，已經達到1210億美元，尤如巨魔般扼住了它的咽喉。1987年2月，巴西宣布暫停還本付息，延期還款一直持續了一年半之久。在20世紀70年代被視為模範債務國的巴西老實不客氣地使摩根大失所望。1988年初，阿根廷停止還款，拖欠款達數十億美元之多。在處理80年代的債務危機中，儘管諸銀行顯示了強大的力量和聰敏才智，但這次的結局卻仍和早期的違約浪潮令人沮喪地相似。1989年，老布希總統的新政府承認，唯一真正的出路是債務豁免。到這個時候，阿根廷的暴徒們已經在搶劫超級市場，跟以前在巴西發生的情況一樣。1989年9月，摩根銀行在其壞帳準備金上增加了20億美元，對期限較長的貸款完全損失做了準備，從而承認其拉丁美洲債務是無可挽回的大失敗。摩根對第三世界的嘗試暫時中止。

  巴西的債務危機的另一個結局是打破了摩根不可戰勝的形象，並使所謂「只有摩根才不為賭場時代的腐敗所影響」的概念成為無稽之談。托尼·格鮑爾即使在主持巴西救助計劃的時候，他過的秘密、非法的日子也說明他是個侵吞者——後來大家也都非常尷尬地對這個說法含糊其辭，因為這聽起來像是劣等騙子伸到錢櫃裡的貪婪之手，根本不像世界上的大牌銀行。由於顯而易見的原因，在高額融資的世界裡侵吞是非常罕見的：在這裡人們大把大把地賺錢，如果還嫌不夠，總有合法的方式來拿錢。

  奇怪的是在華爾街23號，大家對格鮑爾毫不留意，有一種不去管他的傾向。他所享受的企業家的自由，在摩根是十分罕見的。後來大家回憶起他令人懷疑的鋪張和恣意揮霍的結果——一套500萬美元的曼哈頓雙層公寓，在東漢普頓價值總共為200萬美元的兩套房子，法國的一套公寓，以及在巴西的一個咖啡農場的股份。這和他一年15萬美元的收入很不相稱。沃爾特聽說格鮑爾從長島的牛尾洲島上的一個富有的朋友那兒買了一條遊艇，微微一驚。到後來，這些細節才組成一個整體而使人豁然開朗。

  之所以無人對格鮑爾提出疑問，有兩個原因。大家都有一個模糊的，也算是較為正確的概念：他來自委內瑞拉一個富裕的家庭。更重要的是，他為銀行獲取了數千萬美元的利潤，補償了該行在巴西開拓業務落於人後因而有失貴族身份的隱痛。從1981年到1984年，格鮑爾作為摩根主管拉丁美洲的高級副行長，控制了除北美以外摩根對西半球的貸款。在一個長期積壓有才幹的年輕管理人員的銀行里，他是少數不可替代的明星之一。

  除了巨額貸款之外，格鮑爾還負責監管數百個拉丁美洲商人的帳戶。從技術上說，這些都不是私人帳戶，而是屬於和銀行有商務關係的負責人的——這是摩根引以為榮的技術，用以博取有影響者的友誼。1976年，格鮑爾開始把有些巴西人帳戶上的錢轉出去，以裝修他的雙層公寓房。到後來，他動用了四個帳戶，其中包括一個大地主和一個建築大王的帳戶。這些錢大多數存在六個巴拿馬控股公司，他從中給自己開銀行本票。這樣非法挪用款項的情況持續了9年，達到600萬美元——此事發生在一個以內部控制嚴密為豪的銀行里。在巴西債務危機救助的過程中，挪用的情況居然始終沒有停止。

  這還不只是一個簡單的侵吞問題，因為格鮑爾顯然利用了某種形式的「外逃資本」——為逃避稅收或外匯控制而從拉丁美洲非法轉移出來的錢。甚至就在他提取這些錢的時候，大家還在討論這些外逃資本如何破壞他和摩根銀行主持的債務救助活動的問題。當巴西、墨西哥和阿根廷在籌措數十億美元新貸款的時候，它們那些不忠誠的、缺乏道德的國民正往手提箱裡塞滿鈔票，飛到北美去開帳戶。向拉丁美洲提供巨額貸款的華爾街的大銀行引誘資本外逃，最後把新近借出去的錢又作為存款吸收回來。

  摩根和其他銀行在從事國際私人銀行業的招牌後面，還幫助有錢的拉丁美洲人投資於海外信託和投資公司。這些辦法可以幫助那些無所顧忌者逃稅。在70年代，摩根擔保公司和其他的銀行還在邁阿密開設了分支機構，以利用來訪的拉丁美洲的個人財富。摩根的保密帳戶一旦被人濫用，就會成為非法活動的絕妙掩護。華爾街所有銀行都有難得露面的神秘的拉丁美洲存款戶主。《財富》雜誌在1982年說：「他們特別不要每個月的對帳單或其他任何郵件寄到他們本國去。他們的帳戶在摩根或其他銀行那裡都貼上『保存郵件』，他們有時親自到銀行來看看帳單。」(15)

  根據極端的估計，商業銀行得到的外逃資本存款超過它們對拉丁美洲新提供的貸款的數量，使它們成為從該地區的淨借款者。據估計，外逃資本轉移的資金占墨西哥借款的一半，占阿根廷借款的三分之一。像不少人一樣，摩根的經濟學家里默·德弗里斯對此深為不安，他說：「外逃資本加快、加劇和加深了現存的問題。」(16)摩根董事長劉易·普雷斯頓同樣非常擔心，他在一次年會上說：「這是各個銀行的嚴重問題。如果墨西哥在海外的投資——如果那些利息——能回到墨西哥，就可以彌補他們的還本付息。」(17)即使美國銀行可以合法地接受外逃資本，摩根有一個明確的政策，凡屬可疑的帳戶來源和目的，都要向存款者問清情況。然而，格鮑爾顯然在盜竊「保存郵件」活期存款。否則的話，為什麼多年以後存款者才發現他們被竊？為什麼他們不更加密切地注意檢查他們的帳戶？據報導，一位被竊的巴西存款者五年沒有去查帳。

  巴西人由於被禁止在美國開設美元存款帳戶，他們往往放手給華爾街銀行很大的權限去管理他們的投資。格鮑爾從某些帳戶里提款究竟是否得到許可，後來也沒有搞清楚——他的律師對此有所暗示。然而這其中不可能都沒有問題，因為格鮑爾偽造了摩根的帳單，然後寄給客戶。為了堵塞帳戶上的漏洞，他搞到了摩根290萬美元的貸款。如果他的客戶同意他的做法的話，為什麼還要採取這種不尋常的措施呢？

  1982年，甚至在巴西搖搖欲墜之時，格鮑爾從一個名叫弗朗西斯科·卡濤的巴西人的帳戶上提取了150萬美元。這是卡濤把一位軍火商介紹給格鮑爾而從該商人處得到的「佣金」。這又導致了摩根銀行向該軍火商提供3500萬美元的貸款。或許格鮑爾感到對這150萬美元有擁有權？同樣奇怪的是，格鮑爾把侵吞的錢又轉到他在巴西的個人生意中去，用這筆錢低息貸放出去，似乎他在進入銀行系統，成為摩根銀行的一個小小的競爭者。

  托尼·格鮑爾沒有任何正常的犯罪動機。這和常規案子不同，他的罪行不是與其在國際銀行業中的失利巧合，而是與其驚人的成功巧合。他沒有任何理由憎恨摩根銀行或出其洋相。事實上，他對摩根銀行的傳統懷有深厚的、持久的感情，他在書架上擺滿了摩根歷史的書籍，並以屬於摩根而感到無比自豪。他極大地犧牲了個人的利益，因為他本來能以他個人的關係網換取在一家投資銀行獲得一年100萬美元的年薪。也可能他犯罪的目的是想留在摩根銀行，同時又可按符合他幻想的生活方式過日子。他顯然好幾個月都沒有去碰巴西人的帳戶，所以並沒有一心想作案。這更多的是一種超越常規的舉動，以滿足他儘管事業上有突出成就卻仍未得到滿足的心理需要。

  就像許多侵吞者一樣，格鮑爾計劃在將來做出賠償。猶如他所拯救的巴西人那樣，摧毀他的不是本金，而是沉重債務累計的利息——200萬美元。在1985年夏末，經過二十四年的摩根生涯以後，他到了德雷克塞爾-伯納姆-蘭伯特公司，和麥可·米爾肯去搞一個「特殊的項目」，即把第三世界的債務重新包裝成垃圾債券（20年代的解決方法）。摩根的有些人認為，他的事業被有爭議的巴西債務重新安排給毀了。就在他離開以後不久，一位大惑不解的巴西客戶使摩根對格鮑爾的罪行有所警覺，他的錢應該是存在紐約的，卻從委內瑞拉電匯過來。這個時間似乎是個巧合：無論是巴西還是摩根都已經不再需要托尼·格鮑爾了。在他的罪行被揭露的時候，除他以外已經沒有任何人會為此遭難了。摩根財團派普華永道會計師事務所的審計員和可信賴的戴維斯-波爾克法律事務所的律師到巴西去調查。他們查出了格鮑爾的同謀——基思·麥克德莫特。他是一個副總裁，代表兩個客戶做摩根的生意而據說得到20萬美元的回扣。摩根銀行的調查者把這個情報送給了聯儲和美國地方檢察官。格鮑爾受到德雷克塞爾-伯納姆官員的指控後，當場就辭職了。

  這件事情在1986年見報後，在巴西和紐約都成了頭條新聞。世界上管理最好的銀行怎麼會九年沒有發現這個醜聞？據說格鮑爾相信一個正在對付數十億美元債務的銀行是不會去注意區區幾百萬美元的。這個醜聞被披露後，摩根銀行處於十分難堪的境地，其罪過不是無能，就是共謀。摩根銀行把格鮑爾描繪成唯一的罪犯，發誓說最後沒有一個客戶損失一分錢。摩根銀行發言人宣布說：「我們經過調查以後確信，錯誤的責任在於一個人。……我們認為指責其他人是不公正的。」(18)格鮑爾的話題很快地在華爾街23號成為禁忌。到現在摩根官員仍然感到難以提到他的名字，總是說「那個傢伙」，似乎對他從來不太了解。

  格鮑爾對他的指控沒有反駁。為了避免侵吞的污名，他承認犯有銀行欺詐、逃稅和竄改帳單的罪行。因為他報了幾份假稅單——有一年他的應稅收入達到100萬美元以上，可是他只報了21000美元——他應向稅務署繳納數百萬美元的欠交稅款和罰款。他也向摩根銀行償還了800萬美元的本金和利息。他精明的律師斯坦利·阿金轉彎抹角地提到外逃資本，暗示格鮑爾可能得到授權使用巴西的錢：「這種授權是以異常的、拜占庭式的關係為前提的，而這種關係在於銀行家和外逃資本家之間很普遍。」(19)如此無拘束的言談使摩根非常緊張，迫切想把此事了結。

  1987年2月，悔恨的托尼·格鮑爾身穿藍色的細條紋西服，站在羅伯特·斯威特法官面前接受審判。法官看到格鮑爾對生活表現出一種虛幻的狂想，代表了時代的貪婪。他對格鮑爾說：「你確實是一個魔鬼，銀行世界裡墮落的天使。雖然你在你的行業中已經達到了高峰，你有王子般豐厚的收入，但是你卻像國王一樣花錢。」(20)格鮑爾被判了三年半徒刑，但是實際只服刑了一半時間。

  格鮑爾事件在摩根銀行遺留下了很多矛盾，影響了許多人的前途。大約有五六個高級管理人員被調動工作。非常可悲的結局是，為在摩根就業而感到無比自豪的托尼·格鮑爾最終使這個銀行蒙受了恥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