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六章離經叛道者

  如果說20世紀50年代的華爾街是一個封閉的、享有特權的俱樂部，那麼，確定潮流的公司和社會仲裁者就是摩根史坦利。公司的地方非常小，合伙人不到20個，百十來個雇員，資本只有微不足道的300萬美元。然而，這是投資銀行業務的楷模，發揮著巨大的影響。它只有一個辦公室，在華爾街2號，綠色的地毯，白色的牆壁，俯視著三一教堂。在一塊稍稍高起來的叫作平台的地方——跟摩根建富合伙人的辦公室相似——擺著兩排紅木拉蓋書桌，和華爾街23號的書桌一模一樣。就像在出生時分開的雙胞胎那樣，它和街口那邊的J.P.摩根公司來自同一個祖宗。

  摩根史坦利無人與之匹敵地擁有《財富》雜誌上列出的美國500強客戶，並且牢牢地控制著老摩根財團的鐵桿客戶，包括通用汽車公司、美國鋼鐵公司、杜邦公司、通用電氣公司和新澤西標準石油公司。在40年代末期，它又增加了美孚、殼牌、印第安納標準石油公司、本迪克斯、H.J.海因茨和其他許多公司。它代表了7個姐妹石油公司中的6個，連續發行的債券超過任何其他公司。作為大公司的密友，摩根史坦利的合伙人大多與執行長打交道，參與他們秘密的長期發展計劃。他們控制了客戶公司的股票和債券的發行。無人圖謀搶走摩根史坦利的客戶，人們認為這樣做很糟糕，再說也這無濟於事。

  

  一種可以感覺得到的溫暖依然蕩漾在摩根諸公司之間，許多高級官員曾在20年代和30年代在J.P.摩根公司或擔保公司共事。他們可能被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的牆壁隔開了，但是他們把一根粗壯的藤蔓悄悄地纏繞到頂層。J.P.摩根公司和摩根史坦利鼓勵他們的雇員彼此建立親善關係，互相介紹生意。每年，他們舉行榮譽晚宴，每個公司各派10名有為的年輕人出席。就像溺愛的父母那樣，他們把子女撮合到一塊。摩根史坦利和J.P.摩根公司在華爾街120號合用一個餐廳。摩根史坦利的合伙人在華爾街23號有私人帳戶，並是為數不多的一些有J.P.摩根住宅抵押貸款的人。

  只要有可能，這兩家摩根公司就會合作做生意。J.P.摩根經營摩根史坦利的養老基金和分紅計劃，而摩根史坦利則承辦J.P.摩根的證券發行。如果摩根史坦利發行債券，J.P.摩根負責支付紅利。他們兩家由一種特殊的簿記安排結合在一起，這起始於大蕭條時代，當時摩根史坦利害怕證券業務上周期性波動，要想壓低管理費用。摩根史坦利沒有一般工作人員，而發債的「結算」——支票和證券的實際交換——仍然在華爾街23號進行。但是，在這點上，摩根兄弟般的關係是非常不平等的。現在，摩根史坦利是投資銀行業里無可匹敵的領袖，而此時的J.P.摩根只是商業銀行業里一個寒酸的斯文貴族，徒有悠久的傳統，卻缺乏相應的現代力量。作為他們公司里的合伙人，摩根史坦利的職員比他們華爾街23號的同事所掙的錢要多得多。在那些利益共同體的時代，摩根建富的人也在J.P.摩根和摩根史坦利學習。儘管有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這仍然是一個快活的摩根家族。

  摩根史坦利比J.P.摩根公司更加迴避捲入政治，從不表現出相同的為公眾服務或高尚的貴人行為。哈羅德·斯坦利埋頭做生意，而哈利·摩根跟他父親一樣厭惡政客。由於摩根史坦利主要發行藍籌債券，它很少和證券交易委員會打交道，也沒有必要在工業問題上遊說華盛頓。在20世紀50年代，尤金·羅特貝格（後來任世界銀行的司庫）和證券交易委員會的弗雷德·莫斯曾一度到摩根史坦利去研究「熱門股票」——發行以後價格瘋狂上升的新股票。這次訪問是前所未有的，甚至使華爾街2號快活了一番。證券交易委員會的兩位先生受到了一位身穿制服者——紅色的上衣，胸前斜掛著白色的布帶——的迎接。他把兩位先生領到平台前。佩里·霍爾站在中間的桌子旁。這位滑稽的、暴躁的合伙人自我介紹說：「我是佩里·霍爾，普林斯頓大學畢業，摩根史坦利的合伙人。」弗雷德·莫斯針鋒相對地說：「我是弗雷德·莫斯，布魯克林大學畢業，證券交易委員會。我在叫莫斯以前是莫斯考維茲，再以前叫摩根，但是在1933年改了名。」(1)按照摩根財團的傳統習慣，摩根史坦利並不出售、買賣或經銷證券，而是把它們分配給其他公司。它的合伙人遠離粗俗喧囂的證券交易所，不會屈尊為新公司經營股票上市。摩根史坦利合伙人根本不知道什麼叫「熱門股票」。

  在杜魯門時代，新政對華爾街仍然有猜疑，最終發生了對摩根利益的最後一次攻擊。1947年10月，司法部對17家投資銀行及其交易組織——投資銀行家協會——起訴，指控他們違反反托拉斯法，陰謀壟斷承銷業務。這樁訴訟——美國政府控訴亨利·摩根等案——認定摩根史坦利為主謀，而哈羅德·斯坦利則是狡猾的策劃者。誰也不會認為規規矩矩的斯坦利是陰謀家，當時他已經年逾花甲，毫不客氣地斥之為「一派胡言亂語」。他認為這個訴訟的唆使者是克利夫蘭的金融家賽勒斯·伊頓——奧蒂斯公司的首領。他的投資托拉斯在1929年股市崩潰時垮台，故想在金融市場上捲土重來。斯坦利隱晦地點到伊頓說：「不管出於什麼動機，有人誤導了司法部。」(2)

  這17家風頭十足的合夥者綽號叫「17家俱樂部」。他們的證券承銷額占華爾街的70%。這批嫌疑犯包括庫恩-洛布、高盛、雷曼兄弟、第一波士頓、史密斯-巴尼、基德-皮博迪、狄龍-里德以及德雷克塞爾公司。諸如拉扎爾兄弟、美林、所羅門兄弟等公司（他們非常同情政府的起訴），當時還沒有足夠的影響，不至被懷疑犯有彌天大罪。但是，有些公司因為被排斥在這批出眾的殉難者行列之外心中隱隱作痛。沙利文和克倫威爾公司的辯護律師阿瑟談到這些被政府所冷落的公司時說：「這使他們感到成了二等公民。」(3)

  這個訴訟還擴大了30年代末期臨時國民經濟委員會的指控。主要的煽風點火者是口誅筆伐批評摩根，主張鐵路和公用事業的債券發行應進行競爭性投標的那批人——賽勒斯·伊頓，持異見的鐵路實業家羅伯特·揚，阿利甘尼與契薩佩克和俄亥俄鐵路公司的董事長。揚曾在1938年契薩佩克和俄亥俄鐵路公司董事會上對哈羅德·斯坦利突然襲擊，要求競爭性投標。還有哈爾西-斯圖爾特公司的哈羅德·斯圖爾特，此人曾為公用事業大王塞繆爾·英薩爾融資的銀行家。雖然哈爾西-斯圖爾特和伊頓的奧蒂斯公司比17家俱樂部的有些公司還要大，但是他們卻未被起訴，可以證實懷疑他們挑動是有依據的。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斯圖爾特和伊頓向司法部作了十多次匯報。杜魯門當了總統以後，他們的努力有了點名堂。杜魯門是布蘭代斯的門生，贊成債券發行實行強制性投標，從而在公司和他們的關係戶銀行之間打進一根楔子。

  當司法部在1947年第一次起訴時，有些權威人士看出杜魯門想恢復富蘭克林·迪拉諾·羅斯福對「貨幣兌換商」的進攻。如果是這樣的話，杜魯門很快就失去了興趣，因為那時已經沒有公眾嚷嚷著要幹掉銀行家了，他們現在好像是披著巨人外衣的侏儒。這次訴訟正好發生在收入微薄之際，貨幣托拉斯從來也沒有像現在這樣不值得大驚小怪。新政把真正的金融巨頭——老摩根財團、國民城市銀行和大通銀行驅趕出證券行業。在這17家俱樂部中，居然有10家公司總共還不到500萬美元的資本。如果把摩根史坦利和排名在其後的7家投資銀行的資本加在一起，也只是1929年大通和國民城市銀行證券附屬公司的三分之一。做投資銀行業務的都是年歲在50歲或60歲以上的頭髮花白的溫文老人，而年輕人依然躲避那個死氣沉沉的華爾街，它還沒有真正從1929年的災難中恢復過來。

  此案被交給哈羅德·梅迪納法官審理，他就像在夜總會裡站著演獨角戲的喜劇演員，一人包辦了這場官司。他戴一副眼鏡，打著蝴蝶結領結，鬍子修得整整齊齊，深深地皺著眉頭，抽著雪茄菸，坐在那裡主持這無休無止的審判，就像疲憊不堪的格勞喬·馬克斯[38]，扼殺了公訴的自信心。梅迪納是在1947年被杜魯門任命為法官的，他犧牲了當開業律師大賺一筆的機會。用他自己擅長的話來說——那些曠日持久、難以對付的複雜案子是真正的「臭案子」。他主持了對被指控為陰謀顛覆政府的11個共產黨官員的暴風雨般的審判以後，贏得了「耐性法官」的雅號。但是，在這場沒有陪審團的對17家俱樂部的審判中，他的耐性喪失殆盡。這個案子拖了6年，審案記錄達32000頁。梅迪納把它變成了一個喜劇般的煉獄，讓人們不時地從中發出痛苦的叫聲。

  此案本身是在1950年11月28日開庭的。政府的這個案子是良好的社會學案例，但卻是愚蠢的公訴。它把俱樂部當成了陰謀家，把高度儀式化的競爭當成了寡頭壟斷。公訴抓住的只是投資銀行業務權利的外觀，表現出一個白手套的世界，而主宰這個世界的，是君子協定、互惠和默契——紳士銀行家準則。這些慣例毫無疑問是俱樂部式的、不公平的、排他的，但決不是非法的。

  這個案子的審理圍繞一種叫三重概念的東西轉移。這是說藍籌公司都有「傳統的融資銀行」，這些銀行保留著管理這些公司證券發行的專營權利。當這些銀行組成銀團來發行公司的證券時，遊戲的規則要求他們對參與的公司給予相同的「歷史地位」——亦即按以前的發行分配同樣的份額。最後，根據「互惠」的規則，投資銀行要在各自的銀團中交換位置。這個三重概念抓住了共謀的形式，但是忽略了華爾街殘忍的精神。這個規則並沒有使鯊魚變得文明，而只是防止它們在狂暴的爭食中互相殘殺。如果可能的話，每個公司都想偷走別人的客戶，但是領土大部分都已被瓜分完畢。甚至摩根史坦利都不去搶百貨公司的生意，因為這已被猶太人的公司把持了。

  開始時，政府把這個陰謀案子追溯到摩根在1915年提供的一筆5億美元的英法貸款。這倒是增添了一點戰爭的戲劇色彩，但是又帶來了一個問題：這個陰謀怎麼能逃脫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避免許多銀行被拆散的命運呢？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政府創造了一個「繼承者公司」的概念——這就是說，J.P.摩根變成了摩根史坦利，擔保信託公司成了史密斯-巴尼，等等。雖然哈羅德·斯坦利把這種說法駁斥為「牽強附會」和「愚蠢可笑」，但是這也有粗略的可信之處。老人們還把第一波士頓叫作「波士頓的第一」，這是根據波士頓第一國民銀行的衍生而來的。為了不致使審判的時間拖延得太久，梅迪納砍掉了繼承者的問題。因此，政府把陰謀的日期改為1933年傑克·摩根向費迪南德·佩科拉所作的聲明。為什麼傑克要在一個充滿敵意的調查委員會面前向全國聽眾廣播這個新的陰謀，這就不清楚了。

  被淹沒在文件海洋里的梅迪納定做了一個精緻複雜的柜子，來處理源源不斷的材料。為了更好地了解證券承銷業務，他在華爾街哈爾西-斯圖爾特的辦公室里從頭到底研究了為科恩·愛迪生發債組織的銀團。然而這個案子幾乎使他精神崩潰，只有在世界末日的幽默才能減輕他的緊張。他對這個曠日持久的案子悲嘆道：「我想我從來不應該當法官。」(4)有一次，他數了一下，在審理這個案子期間律師們一共生了6個孩子。當政府的一個辯護律師建議休庭時，他的臉上露出笑容。他說：「瞧一下那個天堂多好啊！」(5)一次在夏季休會回來後，他直言不諱地說：「我討厭回來審理這個案子。」(6)還有一次，氣氛搞得過於緊張，他身子俯過凳子，對反方的律師說：「去打球怎麼樣？」(7)他們就休庭去看道奇斯隊對巨人隊的棒球賽。每當像在絞刑架下開那種悽慘的玩笑時，梅迪納和摩根史坦利的律師——戴維斯-波爾克法律事務所的拉爾夫·卡森——各不相讓。卡森把訴訟程序描繪成「無邊無際的荒蕪沙漠」和「詞語的撒哈拉大沙漠」。(8)

  作為法律的雙人舞，這個審判是很不對等的——三四個政府的律師對付紐約35個要價最高的律師。法庭上唇槍舌劍，高深莫測。摩根史坦利極其害怕輸了這場官司，認為事關重大，豈能扔給律師去處理。年輕的同事從華爾街23號的地下室里發掘出被煤煙燻黑的銀團檔案，佩里·霍爾每天校讀法庭記錄。合伙人很不情願地向競爭對手公開他們的案卷，並花了很多時間去研究其他公司的文件。隨著信件和備忘錄的公開，客戶們也在仔細地閱讀，變成了一場觀賞好戲的大鬧劇。摩根史坦利的有些人認為科恩·愛迪生的有些文件被公開以後，客戶對他們公司再也不像以前那樣親近了。

  哈羅德·斯坦利直到1951年一直是執行合伙人，所以他是最直接捲入這場官司的。他不像活躍強健的佩里·霍爾，十分嚴厲，不可接近，年輕人感到似乎他比上帝的年紀還要大。他一點也不經手日常事務，以至於在華爾街2號開的一次會上，一位年輕的摩根工作人員請問他的姓名，他回答說「哈羅德·斯坦利」以後，那位年輕人又問：「那您公司的名稱呢？」(9)亞歷山大·湯姆林森和謝潑德·普爾這兩位年輕同事幫助他為上法庭做準備。有一天，普爾正在等計程車，斯坦利也在那個街口出現了，這位助手有禮貌地請他上車。當普爾拉著車門讓他上車時，他說：「謝謝你，湯姆林森。」(10)助手們很難區別。但是斯坦利的戰略在這場審判中是決定的因素。

  最初，梅迪納看到政府的大批文件，非常折服。然而，在審議17家俱樂部的業務情況時，他發現儘管摩根史坦利總是名列第一或名列前茅，下面名次的變換卻頗能揭示真相。第一波士頓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是排名十位的承銷商，而到審判時居摩根史坦利之後，排行第二。如果這些被告真的是由深深的不可告人的盟約結合在一起，那麼彼此之間的地位怎麼會有這樣驚人的變化呢？摩根史坦利沒有任何一封信或備忘錄隱約地提到這個陰謀，這也使梅迪納深思。這究竟是何陰謀，居然維持數十年而不留蛛絲馬跡？由於缺乏有文件的協議，梅迪納拒絕應用舍曼法令中的反托拉斯條款。

  1954年2月，梅迪納發表了他那劃時代的212頁意見書。這時，他相信自己一直在追逐一個陰謀的幻影，這是一個根據站不住腳的間接證據構成的幻影。政府看見的是共謀，梅迪納看見的是「17個被告公司之間競爭的一系列不斷變幻的全景圖」。(11)他注意到當公司在更換銀行時，獲勝的銀行十分高興地接受新的客戶——按陰謀的原則來說是犯規的。他說，各公司並沒有偷偷地去挖有傷摩根史坦利尊嚴的客戶，「因為你的競爭對手和發債公司的關係很好，事情幹得不錯，那就沒有必要到處奔波，浪費時間，徒勞地去搶人家的生意。」(12)

  梅迪納的意見是對摩根史坦利的一曲讚歌，也許是迄今為止為該公司做得最好的GG。他感到很好笑，摩根史坦利的政策是要麼高高地站在銀團的桅杆頂上，要麼根本不出現。這使他想起好萊塢的小童星為戲院入口的收費操心。哈羅德·斯坦利給他留下了極其深刻的印象。他稱讚斯坦利「完美的人格」，並且說要是沒有他，那麼摩根史坦利的整個歷史就會不同了。然後，他又說：「斯坦利否認從事被指控的陰謀這個事實，是本案最重要的事實之一。」(13)這是一個非常特別的陳述。梅迪納是在說，被告聲稱自己無辜似乎證明他無辜。

  梅迪納對此案的審理幾乎很快就成了對迅速衰退的華爾街懷舊的一瞥。在賭場時代根本不可能有「銀行家操縱」的問題，甚至是司法部里認真的反托拉斯官員都認為這個訴訟大約晚了15年。銀行家和公司之間的私下默契將最終結束，但不是通過司法的裁決或是總經理的認可，而是通過市場的結構變化來實現的。到了下一代，司法部揭露的整個系統都被無情地摧毀了，而最直接受到威脅的公司也是失去最忠誠的客戶的公司——摩根史坦利。

  在通過證言來審理的最後階段，梅迪納法官極想審問一個活證人——一個他熱切說可以「正視」的人。政府滿足了他的要求，派來了羅伯特·揚——契薩佩克和俄亥俄鐵路公司董事長，他對摩根可以說是恨之入骨。此人在20世紀30年代末在惠勒鐵路聽證會上作證，因遭到湯姆·拉蒙特的譴責而耿耿於懷。報界稱他為司法部的「反摩根機關槍」，他堅決地支持這個訴訟，戴維斯-波爾克法律事務所的拉爾夫·卡森建議把此案改名為揚訴摩根案。(14)揚呱拉呱拉地談到他最愛說的題目——摩根和庫恩-洛布操縱鐵路，他從證人席上連珠炮般地發起進攻，使梅迪納直瞪著他看。梅迪納厲聲說：「這是法庭，不能越過法官向公眾呼籲。」(15)他批評揚「令人髮指的偏向」，譏諷說：「還有誰能控制羅伯特·揚呢？」(16)當揚從證人席上走下來時，他向梅迪納伸出手來，但梅迪納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揚身材矮小，鱗莖狀的鼻子，粉紅色的臉龐，深深的酒窩，顯得十足的孩子氣。然而，他又會緊繃著臉，藍眼睛發出凶光，圓瞪雙眼，怒火中燒。他一輩子對摩根耿耿於懷，道出了隱藏在心中的忌妒。他告訴梅迪納，他年輕時感到「在銀行業，條條大道通羅馬，但是對我來說『街角』才是羅馬」。(17)在摩根一統天下的世界裡，他步步高升，首先是第一次大戰期間在杜邦的一家廠里當工人，20世紀20年代在通用汽車公司里擔任助理財務主任。在1929年大蕭條之前，他建議皮埃爾·杜邦從股票轉向債券，作為投資顧問他在有錢的經理中贏得了一大批追隨者。1937年，揚和他的老朋友艾倫·柯比花錢控制了破產的阿利甘尼鐵路帝國，當時這條鐵路還對J.P.摩根銀行負債纍纍。摩根財團總是懷疑他鼓吹競爭來掩蓋這個事實，即通過控制6個鐵路公司，他本人就是壟斷者。

  羅伯特·揚是一個新時代的典型人物，擅長沽名釣譽，籠絡人心。在20世紀50年代初期，似乎在每期雜誌的封面上都有他咧著嘴笑的照片，嘲笑臥鋪車是流動的公眾住房，把鐵路系統的衰退歸罪於「華爾街銀行家的控制」。在一張有名的GG里，他表現了一頭快活的豬坐在一輛越野的牛車裡，上加說明：「豬可以不換車橫穿美國，可你不行。」(18)他的新聞發布人甚至還給他想出了一個登在雜誌上的綽號——華爾街勇敢的年輕人。這個人民資本主義的倡議者過著窮奢極侈的貴族生活，從德雷克塞爾家族那兒買了一幢紐波特的有40個房間的都鐸式大宅。他在棕櫚灘有一座奶白色西班牙別墅，在曼哈頓的華爾道夫大樓里擁有一套豪華的公寓。

  對於一個有如此野心的人來說，龐大的契薩佩克和俄亥俄公司所擁有的是一條滿是灰塵的運煤鐵路，這沒有給他以合適的身份。他所渴望擁有的是富有魅力的紐約中央鐵路，美國第二大鐵路，上面跑著豪華的客車，如從芝加哥發車的「20世紀有限」號列車。一百年來，這條鐵路叫作范德比爾特路或摩根路。它的董事會裡還有真正的范德比爾特家族的人，再加上喬治·惠特尼和其他5個華爾街的銀行家。對於像揚這樣的德克薩斯州的造反派來說，紐約中央鐵路是東部地區金融系統的縮影。這才是他夢寐以求想進入的最深入的神聖內殿。到1947年，揚持有這條鐵路的40萬股，是最大的股東。但是，董事會感到受到了威脅，拒絕給他兩個以上的席位。甚至連這兩個席位也被州際商會以反托拉斯的理由取消了。

  到1953年下半年，揚和他的人馬已經擁有紐約中央鐵路股份的100萬股，占總數的將近20%。一般來說，這就實現了控制。但是這條鐵路不願俯首聽命。1954年2月，特選董事會在大學俱樂部開會，堅決拒絕他的要求，不讓他進入董事會，或當董事長。這是一批固守過時特權的人所作出的傲慢而偏狹的反應。也許為了防止被指控為范德比爾特-摩根的控制，一個范德比爾特家族的人和喬治·惠特尼躲開了關鍵的會議。揚遭到這番屈辱，一心雪恥，發動了一場爭奪代表權大戰，這成為10年來打得最激烈的公司戰，為一代人以後的兼併收購戰開了先河。為了防止反托拉斯問題，他辭掉了契薩佩克和俄亥俄鐵路公司董事會的職務，把紐約中央鐵路的股份賣給了他的朋友，克里夫蘭金融家賽勒斯·伊頓。現在，他可以襲擊中央鐵路了。

  雖然揚嚷嚷著貨幣托拉斯的陳詞濫調，但金融世界已經發生了顯著的變化。在美國的經濟中，家庭所有權的這種力量正在逐漸消失。威廉·范德比爾特曾經從范德比爾特商船隊長手中繼承了紐約中央鐵路87%的股份，並雇用皮爾龐特·摩根來分散股份，而他的後代哈羅德·范德比爾特現在持有的股份，還不到剩餘股份的1%。由「銀行家控制的」董事會所占的股份不到所有股份的2%。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以後，摩根、大通、國民城市和其他銀行不能在公司里占有大量的普通股票，這進一步削弱了他們的影響。所以把公司、銀行和富裕家族粘在一起，成為一個有凝聚性的金融階級的那種膠水脫膠了。與此同時，紐約中央鐵路的股票分散在4萬個小股東手中，揚把這些小股東叫作「簡斯姨媽」，拼命向他們獻殷勤。不管他如何咒罵「利益」，揚知道在新的時代金融的力量日益變得多樣化了。對摩根財團的真正的威脅將不是來自華盛頓，而是來自新的金融勢力，這種勢力是東部老特權階層所不能控制的。這個矮小的德克薩斯州蓄謀控股者是以後的蓄謀控股者和離經叛道者的先驅，大多數來自南部和西部的人民黨的堡壘，他們以奚落華爾街的權力機構為樂事。

  爭奪代表權，即選擇一批親近收購者的董事，是20世紀50年代最盛行的兼併戰略。這種洗牌的方法有利於管理部門，他們一般能調動更多的資金來壓倒對手。但是，作為一個有錢的外人，揚以全國大選的方式來打這一戰役，通訊稿、新聞GG，甚至是向群眾直接郵寄的呼籲書等，紛至沓來。新時代將會看到許多這種喧譁庸俗和惡毒的爭鬥。皮爾龐特·摩根和湯姆·拉蒙特曾經是關起門來打他們的公司仗，對付的是和自己想法差不多的銀行家。在紐約中央鐵路這場鬥爭中，揚迫使華爾街安詳的俱樂部會員在大庭廣眾之下搏鬥，而他們在這種地方感到猶如赤身裸體，極為彆扭。雙方都花費了一百多萬美元，都成了偏執狂，在各自的總部尋找暗藏的麥克風。

  羅伯特·揚的所作所為，紳士銀行家都認為是有失體統的。他在「新聞訪談」節目上出現，許願使鐵路的利潤增加3倍，描繪出一種高速、未來世界火車服務的景象。他雇了300個吸塵器推銷員這樣一支小部隊來給股東打電話，甚至控告紐約中央鐵路董事會，包括喬治·惠特尼。儘管他自己擁有巨額財產和一個鐵路帝國，但他卻把自己打扮成一個勇猛的小個子大衛，和紐約中央鐵路公司董事會這個菲利士的歌利亞巨人鬥爭[39]。

  雖然看起來關係不是很大，但是揚在這場鬥爭中的主要炮火是攻擊摩根財團。他敦促各家公司斷絕和摩根史坦利建立的排他關係，請其他銀行進行競爭性投標。他把J.P.摩根公司和摩根史坦利的不同特點混為一談，把它們統稱為「摩根一夥」。當時阿利甘尼的副總裁克利福德·拉姆斯德爾說：「他認為跟一家公司打就是跟兩家公司打，再加上擔保信託公司和其他銀行。」(19)揚復活了古老的神話——只要有一個摩根的人在董事會上，他就可以欺侮其他人，因此他聲稱「真正的問題」是這條鐵路是否應該「繼續服從於一個摩根無所有權的董事會，這樣的董事會具有數不清的利益衝突。」(20)布蘭代斯式的辯才固然出色，但一位擁有百萬資產的蓄謀控股者在兼併戰中卻能將這種辯才加以應用，兩者相比，前者不免遜色。新政只是要控制摩根的勢力，而羅伯特·揚希望占有這種勢力。

  在揚對摩根利益的攻擊中，有一種逗熊遊戲的成分。他肯定知道這批溫文爾雅的先生不會從俱樂部里出來，捲起袖子，大打出手。他們認為街頭格鬥沒有教養，令人厭惡，而且他們也耍不出幾套拳路。摩根史坦利缺乏任何宣傳機器，因此發現自己在一個陌生的外邦世界裡進行鬥爭。佩里·霍爾說：「揚這種人我們不屑一顧，為什麼要和他去公開打呢？」(21)摩根史坦利也採取了史無前例的舉動，對揚大肆發動宣傳攻勢，譴責政府規定的競爭性招標。不管摩根史坦利的合伙人感到這種攻勢如何厲害，比起揚無情的游擊戰來，畢竟軟弱無力。

  J.P.摩根銀行公司在與揚的遭遇戰中同樣也是連連受挫，境況並不更好。就像聖·塞巴斯蒂安[40]一樣，它只是束手當箭靶子而已。銀行派一位特使到艾倫·柯比那兒，勸說揚停止在公開場合說得這樣難聽。柯比回答：「公開宣傳是我們唯一有殺傷力的武器，我們將繼續使用。」(22)1954年4月，摩根銀行發表了總裁亨利·克萊·亞歷山大的一封公開信，否認摩根控制紐約中央鐵路。亞歷山大指出，本銀行不可能持有股份，並和若干其他銀行在鐵路的董事會上競爭。亞歷山大教訓揚：「你錯了，而且我深信你也明白。你顯然認為這是拉股民選票的好辦法。……我們歡迎這個機會，再次表示摩根銀行操縱的理論是無稽之談，是荒唐的。」(23)他把揚說成是一個小小的愷撒，豎起稻草人。華爾街23號最厲害的怒罵差不多也就是這樣了。

  兩個月以後，使華爾街大吃一驚的是，揚以一百多萬票贏得了這場爭奪代表權大戰。投機者們支持揚，大的零售證券公司如美林和貝奇也支持他，這些公司的保證金帳戶都開在揚那兒。他就像一個獲勝的拳擊運動員，高舉雙手，根本不在乎觸人痛處，神氣活現地走進派克街230號紐約中央鐵路的總部，在范德比爾特商船隊長的肖像下坐下來。董事會在6月召開會議，這是自19世紀以來第一次看不見摩根或范德比爾特的人坐在那兒開會。野蠻人洗劫了聖城。揚的董事會上包括《讀者文摘》的萊拉·艾奇遜·華萊士和印第安納波利斯的出版商尤金·普利亞姆——這些都是華爾街柵欄外面的企業家。自從30年代以來，經濟學家們一直在論說在現代企業中所有權和經營管理的分開。現在一位公司蓄謀控股者在這重大的轉變上採取了行動。

  在華爾街，垂頭喪氣的金融家們直納悶，為什麼摩根財團不更加積極地奮起自衛，或者組成一個非正式的銀團把這條鐵路保持在朋友的手中呢？《財富》雜誌幾乎是憂鬱地問：「為什麼摩根不利用它的威信？」(24)部分答案是摩根財團仍然受著新政爭議的刺痛。正如總裁亨利·亞歷山大所說：「我們不想管太多別人的事，以前對我們的指責太多了，我們想避免顯得包攬一切的樣子。」(25)揚利用了老的關係，而J.P.摩根則處於現代的最低點。事實確實是，揚的成功證明了銀行沒有控制鐵路。銀行沒有更加堅持不懈地捍衛這一點本身也說明鐵路的命運已經在走下坡路了。自從1936年以來，摩根史坦利沒有為紐約中央鐵路做過一筆大額公募發債。因此這裡反正也沒有多少生意會受到影響。

  摩根財團還得最後一次對揚苦笑。就像許多敵意蓄謀控股投資者那樣，他們不了解目標的真正情況。紐約中央鐵路已經破產。所有那些漂亮的，使揚眼花繚亂的客車在虧損，而貨運又被卡車和飛機分流了。揚任命艾爾弗雷德·珀爾曼為紐約中央鐵路的總裁，第一個猶太人得到這樣的職位。當他們第一次看到中央鐵路帳本的時候，揚說：「你害怕嗎？」珀爾曼回答說：「我不怕，但我們最好馬上開始工作。」(26)

  在1957年衰退時，紐約中央鐵路在虧損的沉重打擊之下，開始和他歷史上的對手——賓夕法尼亞鐵路——洽談合併。1958年1月，中央鐵路沒有分紅，使揚精神崩潰。在很長時期內，他被嚴重的心理問題折磨著，時而極其樂觀，時而憂鬱消沉。他的好朋友愛德華·斯退丁紐斯二世，是已故摩根合伙人的兒子，曾經發現他一個人呆呆地坐在他在紐波特的圖書館裡，兩眼茫然瞪著空間，書桌上放著一支槍。也許是因為誇下海口的緣故，他在紐約中央鐵路上的失敗使他威風掃地，無地自容。1958年1月25日，他在棕櫚灘的宅邸，走進撞球房，舉起獵槍，自盡而亡。

  曾經使羅伯特·揚憤憤不平的華爾街銀行家和公司經理的那個親密的世界，在20世紀50年代達到頂峰，而後開始走下坡路。在當初工業威力如日中天之際，並且歐洲經濟復興或環太平洋威脅尚未發生之時，美國在汽車、鋼鐵、石油、鋁和其他重工業領域中一統天下。作為大煙囪公司的投資銀行，摩根史坦利的地位令人垂涎。就像是王冠珠寶密藏室的看管者，它不需要去探索新的財源。唯一的目的是守護這個特許權——從老摩根財團繼承下來的超級客戶名單。正如該公司的威廉·布萊克後來所說：「在50年代你所需要做的一切，就是把客戶的事情做得極其漂亮。」(27)

  在投資銀行家的「兵器庫」里，取悅於客戶的最常規的武器是打高爾夫球或者開聯歡會。按現代標準來看，這是一個非常愛社交的、悠閒自在的世界，在邦德俱樂部進行兩個小時的午宴，仍然是很時髦的。最善於招待客戶的是佩里·霍爾，他是1951至1961年的執行合伙人。哈羅德·斯坦利陰沉而嚴厲，而霍爾則活躍、健談，有天生的推銷員喋喋不休的口才。他滿臉雀斑，矮胖結實，臉龐寬大，眼睛敏銳。他使下屬恐懼，讓女人陶醉，在公司頭頭中則稱王稱霸。他有辦法把冰箱賣給愛斯基摩人。就像拉扎爾兄弟公司的安德烈·邁耶或是高盛公司的雪梨·溫伯格，他和美國的每個執行長都是親熱地互稱名字的。當年觀察他的一個人說：「他可以對總裁們大聲嚷嚷，吹鬍子瞪眼，拍桌子，直言不諱。他和這些人的關係真是十分特別。」

  霍爾來自斯科特·菲茨傑拉德描寫的世界，在那裡普林斯頓大學的聯誼聚餐俱樂部和耶魯大學的秘密社團都是走向華爾街成功之路的通行證。他是普林斯頓1917屆的畢業生，在許多班裡和菲茨傑拉德坐在一起，因為他們倆的名字按拼寫挨得很近（霍爾對菲茨傑拉德的散文很不以為然，堅持認為班裡還有幾個被忘卻的同學才是優秀的散文家）。對霍爾來說，美國東北部名牌大學的常青藤聯合會的運動讓他結交了滿足他要求的各路英雄。例如，不管哈羅德·斯坦利事業上的成就如何，他的這位合伙人對他來說一直是耶魯大學壘球隊和曲棍球隊的隊長。霍爾看了鮑勃·鮑德溫為普林斯頓打壘球以後兩周，就雇他當了自己的繼承人。在摩根史坦利，大學體育比賽代表隊的一封信也許是最好的引薦信。

  作為老摩根財團的最後一位執行合伙人，他從未改變自己的觀念：富蘭克林·迪拉諾·羅斯福是「美國有史以來最可惡的敵人」。(28)霍爾在擔保公司幹過，經受了1920年的爆炸事件，在1925年擔任了J.P.摩根的債券經理。1929年在股市大崩潰以後，傑克·摩根分別召見了霍爾和查爾斯·迪基。他讓迪基當J.P.摩根的合伙人，讓霍爾在費城當德雷克塞爾的合伙人。看來傑克在作指示時搞錯了，把兩個年輕人都任命為德雷克塞爾合伙人。這個錯誤深深地傷害了霍爾，並且從此形成了摩根的傳統，在宣布重要事情時要有兩人在場。1935年，霍爾轉到了新的摩根史坦利，他喜歡把它看成是自己個人創造的。他愛吹噓，但是他給自己的虛榮心添上了無限的魅力。他說：「我們是精英的精英，大家都忌妒我們。」(29)

  霍爾在50年代那種關係銀行業中可謂如魚得水。他會在南卡羅來納州一邊打野火雞，或在麻薩諸塞州伍茲霍爾家附近一邊釣魚，一邊招待客戶（他在73歲時，還能有足夠的體力用魚叉捕捉552磅重的箭魚）。作為業餘高爾夫球和網球冠軍，他吸引了許多公司的經理，他們都想試一試自己的球藝。霍爾會為他的客戶執行一些特別高級的任務，言行舉止就像他們家庭中的一個成員。通用汽車公司董事長的女兒準備嫁給一位巴基斯坦人，搞得這位董事長心神不寧。佩里叔叔就去做這位年輕姑娘的工作。他問她，將來她是否想讓自己的孩子上好的學校，結交好的朋友，如此等等。她被說服了。這樣的服務使通用汽車公司在50年代成為摩根史坦利的鐵桿客戶。

  霍爾很佩服湯姆·拉蒙特和他那種愛開玩笑的性格。有一次，在格蘭默西公園開通宵晚會時，霍爾和他的太太走散了。他漫無目的地走著，在一個門口碰到了瑪琳·黛德麗和薩爾瓦多·達利。霍爾告訴這位女演員說，自從「藍色天使」上映以後，他就一直把她當偶像崇拜，佩服得五體投地。正在這時，他的夫人艾麗斯來了，霍爾假裝不認識她，向她打招呼說：「嘿，金髮女郎，要試試這個床嗎？」艾麗斯坐下來，假裝試一下床。她回答說：「這床不錯嘛！」後來，黛德麗追問霍爾：「你認識那個女人嗎？」霍爾回答說：「我從來沒有見過她。」黛德麗說：「我從來沒有見過像你這樣放肆的人。」然後怒沖沖地走了出去。霍爾對這段小小的插曲感到特別得意，簡直勝過他給通用汽車公司或美國鋼鐵公司做的最大的證券承銷業務。

  摩根史坦利的人特別聰敏——就像老摩根財團那樣，公司獎勵才幹。但是投資銀行業務並不需要非凡的金融技巧。通貨膨脹很低，貨幣很穩定，證券生意比較直截了當——只要你有合適的客戶。工業債券承銷的差價很肥。他對從普林斯頓大學和其他的常青藤聯合會的名牌大學新招聘來的年輕職員說的第一句話，就是叫他們籠絡好客戶，研究他們的需要。他說：「我感興趣的是那些能帶來生意的人。其他的事情留給那些商學院的學生去辦，你做成了一筆交易，就戴上帽子回家去。」(30)由於發行證券的事情是標準化的，各公司沒有多少積極性到處去尋找最好的投資銀行，天體物理學家還沒有來到華爾街。摩根史坦利給人一種特殊的、難以言狀的神秘感，這一點就足以讓大多數客戶保持忠誠。

  實行新政以後，準備一份好的募資說明書並且符合新的規定，是至關重要的。投資銀行家們必須進行「盡職調查」，證明發行證券文件的準確性。華爾街害怕證券法給他們帶來的法律責任。在這一點上，公司的秘密武器是粗俗、不合時宜的艾倫·諾西·瓊斯，他曾經當過J.P.摩根債券部門的負責人。他是三一學院的畢業生，喜歡挖苦他的合伙人，會在霍爾聽力範圍內嚷嚷「這些該死的愚蠢的普林斯頓雜種」。(31)他是一個窮困潦倒的聖公會教派牧師的兒子，禿頭、圓臉蛋、凸眼睛，老是戴著紅吊褲帶，抽著菸斗，嘎吱嘎吱地在辦公室里踱來踱去。

  他喜歡嚇唬人。有一次，幾個合伙人正在面試一個新招聘的人，他向那個神經緊張的年輕人大喝一聲：「你被慣壞了嗎？」當這個被面試者回答說他一生很幸運，確實被慣壞了，瓊斯跳起來嚷道：「錄用他，把他送到我那兒。」說完就走了。(32)他對新雇員灌輸深入細緻、一絲不苟的思想。他會把一本厚厚的募資說明書扔到一個新雇員的手裡，告訴他裡邊有一個地方錯了，讓他在第二天早晨以前把它找出來。他要求摩根史坦利拿出最好的募資說明書，各公司可以相信他們這家銀行會保護他們，不會遇到法律問題。這樣就在摩根史坦利產生了一些完美狂，以至哈佛大學商業管理碩士也會去校對每一份向證券交易委員會提交的募資說明書。如果說老的華爾街是一個限制性的俱樂部，那麼現在它至少可以在自己所從事的業務中做到特別小心謹慎。

  諾西·瓊斯培養了一代摩根史坦利的合伙人。如果一個受訓者想學習鐵路融資，瓊斯會和他一直坐到深夜，研究鐵路的地圖，解開公司的秘密戰略。他一心投入事業，幾乎到了如痴如狂的程度。他一直獨身，一個星期六他看了一下表，猛地跳起來說：「我半小時後有個約會。」這個約會是他的婚禮。瓊斯竭盡全力維護摩根史坦利精益求精的名聲，真是無與倫比。

  傑克的小兒子哈里·摩根的影響，則較為難以捉摸。他待在摩根史坦利的主要原因，或許是出於家庭的責任。事實上他玩遊艇的時間比發債的時間多。他辦公桌的背後掛著一個鏡框，裡邊是皮爾龐特在1901年發的美國鋼鐵公司股份的證券。哈里有一份典型的摩根簡歷——紐約遊艇俱樂部、大都市藝術博物館信託者、通用電氣公司董事、哈佛學董。他在亨廷頓附近的伊頓海峽有一批北灘房地產，包括一幢大房子、管家、司機、花匠的住宅、游泳池和一個有8個車位的停車庫。他有時候脾氣較急，但也很和氣，頗有紳士風度，在公司中人緣還算不錯。

  他像父親那樣對公眾頗有戒心，特別留心自己的隱私。在20世紀60年代初，普林斯頓想保管摩根的文件，並且派了幾個有名的學者請他共進午餐，對他遊說。他們介紹完了以後，哈里說的話使他們大吃一驚：「先生們，我很抱歉地告訴你們，根本就沒有摩根文件。」大家的臉都拉長了。阿瑟·林克，一位有名的伍德羅·威爾遜學者，急急巴巴地說：「但一定會有摩根的文件的啊！」哈里說他父親曾經提醒他分散或銷毀任何文件，以免政府掌握在手中，再次像普約和佩科拉那樣騷擾摩根家族。事實上，確實是有文件的，而且數量相當多，哈里最終把這些文件交給了皮爾龐特·摩根圖書館。

  佩里·霍爾有時感到哈里·摩根有點礙事，對他有點瞧不起。跟公司關係較近的一個人說：「其他的合伙人都對這個年齡比他們大的人老是待在那兒有點嫉妒和惱火，照他們看來，他沒有什麼貢獻，卻把權力抓在手裡。」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一點說得倒是越來越有道理了。1956年，為了哈里的兒子查爾斯·摩根（查利）是不是當合伙人的問題，摩根史坦利內部打得頭破血流。哈里保持著對摩根這個名字的法律權利，他威脅要撤出這個名字，除非他的兒子參加到公司里來。對其他合伙人來說，查利倒是一個挺招人喜愛的人，但是他對銀行業既無興趣，又無特殊的本領。經過一些試探性的交換意見後，哈里把對摩根名字的權利換成了查利的合伙人資格。

  在華爾街的歷史上，查利·摩根是唯一主要作為辦公室經理的合伙人，他往往坐在成堆的建築圖紙面前。多年以後，當一個新的合伙人第一天來上班時，有人告訴他跪在那兒拿著改錐給他修門把手的那個人是合伙人查利·摩根。一位前合伙人不無感慨地說：「如果有父子兩人一輩子過著陰差陽錯的日子，這兩人就是哈里·摩根和查利·摩根。」當摩根史坦利從非商業區搬到埃克森大樓的時候，查利負責監督新的電話系統。

  經過這場爭吵以後查利·摩根余怒未息，以至於在哈里的小兒子約翰被提議當合伙人時，導致制定了一條反裙帶規定（在一個合伙人，亦即一位顯要的合伙人的女婿，被證明是一個酒鬼以後，這條規定得到了通過）。現在，摩根史坦利開始向摩根人造反了。因此，約翰·亞當斯·摩根也被排斥在外，儘管他的鼻子長得跟他的曾祖父一樣。一位前合伙人說：「人們對哈里·摩根說，『你已經有了查利，足夠了』。」具有諷刺意義的是，約翰·摩根這個兒子被證明是對金融最有興趣，後來他在多米尼克公司和史密斯-巴尼公司都當了融資部門的負責人。

  在哈里·摩根當權時，他試圖在摩根史坦利定調子，捍衛標準。按照家族的傳統，1960年在他工作25周年之時，他給公司里的每個人都發了獎金。前摩根史坦利合伙人謝潑德·普爾說：「哈里代表了做生意的君子風度和原則性，我們當年感到摩根史坦利和J.P.摩根是這種精神的縮影。在合伙人每年舉行的聯合俱樂部晚宴上，他總是說：『諸位先生，最難駕駛的船是合夥制。』(33)在這種往往是非常貪婪的業務中，他把自己表現為『摩根史坦利特別快車的制動者』。」哈里防止把這個地方蛻變為社會登記者的避風港，他要永遠保持摩根的傳統，從沒有背景的人中選拔聰明、有事業心的人，把他們變成貴族。他老是說：「我們是根據摩根的傳統來錄用和雇用人的——這個傳統就是雇用比合伙人更加聰明的人。」他每年都要訪問哈佛商學院，向金融教授了解他們最有前途的學生，而且他還經常親自第一輪面試求職者。因為哈里·摩根還貸款給年輕人培養他們成為合伙人，他在公司里的錢超過正常的200萬美元，從而擁有否決權。

  摩根史坦利是世界上最有威望的投資銀行，但是它很少見諸於報端。它並不宣傳自己，而是有意識地避免出頭露面。佩里·霍爾說：「這像醫生一樣不用做GG。」做GG就「有點丟份了」。(34)投資銀行家們把自己從屬於客戶，力圖低調行事。為了是否把合伙人的照片放到業務宣傳小冊子中這件事，內部曾經大吵了一場，後來通用汽車公司的董事長弗雷德·唐納說反正他們都長得很醜，也許會把客戶嚇跑，這個痛苦的爭執也以否定的答案終結。不愛做宣傳的習慣也許與一種克制的競爭風格有關：如果你不能去搶奪其他公司的客戶，幹嗎去做GG？摩根史坦利的目標是保持現狀。

  但是，摩根史坦利確實也有一種GG的形式——在募資碑銘上列出所有承銷銀團的名字。所有以摩根主辦的債券發行都以羅納德桑斜體字體印刷。有時，摩根工作人員出差時，兜里放著羅納德桑斜體字的鉛字，以免當地缺乏數字的分數鉛字。募資說明書都是用品藍色印刷。摩根史坦利的癖好，是把它的名字單獨印在募資碑銘的最上方，並且由它作為獨家主幹行。這使它能夠定價，在參與的公司中分配份額，而且還不用和聯合主幹行分享豐厚的管理費。在極偶然的情況下，摩根史坦利也會屈尊參加其他人組成的銀團，但是它會要求不把它的名字列出來。摩根史坦利通過組織大量的工業銀團融資，造就了華爾街的金字塔，決定了各公司的相對地位。這樣產生的自信心使合伙人感到驕傲，而在競爭者看來則是傲慢。

  就像司法部在梅迪納一案中所注意到的，銀團次序的排列對某一公司來說，很少會改變。如果摩根史坦利把一個公司從銀團中開除出去，那麼該公司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很難再被接納。在20世紀50年代，風險是被大量分散的，故而各公司並不需要很多的資本。在為工業企業發債時，摩根史坦利會召集300家承銷商，800個經紀人，給自己賦予上帝般的權力。該公司本身和銷售證券幾乎沒有關係，而純粹是一個批發商。它有一個職員在華爾街兜售未銷掉的份額，通常要賠錢，但這和它進入交易世界已經很接近了。

  無人敢疏遠摩根史坦利，它主持著50年代大多數創紀錄的債券發行，如1953年通用汽車公司3億美元的債券和1957年3.28億美元的股票發行，1957年IBM（國際商用機器公司）2.31億美元股票的發行，以及1958年美國鋼鐵公司3億美元的股票發行。他們從事的融資有開發新的8缸汽車發動機或德拉瓦河畔的鋼鐵廠，或是IBM擴大進入計算機行業。在這時，投資銀行業務的開展仍然遵循教科書上的模式，即籌集資本，而不是為了金融投機。投資銀行家們仍然是資金提供者和使用者的中介，他們認為在交易中作為委託人是不務正業。金融工程的時代還沒有到來。

  摩根史坦利對美國工業的這種壟斷使它在探索外國市場方面遠遠沒有J.P.摩根公司那麼富有開拓精神。在戰後初期，它的對外融資業務明顯地傾斜於盎格魯-撒克遜或歐洲。它為澳大利亞和加拿大發行大額債券，為法國和義大利發行數額較小的債券。在50年代，摩根史坦利對其獨家主幹行的政策只作過一次例外，那就是為世界銀行發行債券，在這筆債券的發行中它和第一波士頓作為聯合主幹行。這兩家公司的名字輪流印在募資碑銘的左上角。摩根史坦利的合伙人相信他們通過世界銀行，對歐洲的復興和大西洋聯盟作出了貢獻。

  世界銀行在早年是一個非常保守的機構。當時人們擔心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是左翼行動主義的溫床——這和它後來的形象正好相反。拉塞爾·萊芬韋爾把它譏諷為「幻想兒童」，會發行幣值過高的貨幣，美國銀行家協會則拼命地遊說，反對其成立。但是，世界銀行似乎是健全的金融砥柱，跟摩根史坦利非常合拍。因為世界銀行依靠美國資本市場來籌集資本，所以早年世界銀行的行長都是從華爾街挑選的。在1949年，前任大通銀行高級副總裁尤金·布萊克被任命為世界銀行行長，替代約翰·麥克洛伊。經過一段短時間試驗採用競爭性招標以後，布萊克（他的兒子比爾後來成為摩根史坦利的一位負責人）在1952年選擇摩根史坦利和第一波士頓作為永久的搭檔來銷售世界銀行AAA級的債券。布萊克後來對他的選擇作了說明：「摩根史坦利和倫敦的摩根建富、巴黎的摩根老公司都有十分密切的關係。它們在歐洲的聲譽非常好。」(35)

  摩根史坦利和第一波士頓在向投資者推銷世界銀行債券時，面臨著一個艱巨的任務。世界銀行全名叫國際復興開發銀行，這個名字很長。在早些時候人們擔心它可能會重複20世紀20年代國外貸款的災難。為了推動世界銀行的融資業務，摩根史坦利和第一波士頓組織了達到175個承銷商的巨額銀團，進行宣講，出版小冊子，甚至派人到世界銀行進行短期工作。摩根史坦利有一個非常關鍵的擔保，世界銀行的債券是由美國出資作為擔保的，因此和美國財政部的債務有同等的信譽。摩根史坦利的合伙人因為世界銀行的這筆業務而感到無比的自豪，這代表了該公司成功的頂峰：他們是世界銀行的融資銀行，儘管摩根已經是志得意滿，這一殊榮也足以使它感到滿足。

  在50年代，倫敦金融城尚未從大蕭條的沉睡中甦醒過來。它呆滯，閉塞，缺乏想像力，靠過去的光榮過日子。英國打敗德國花費了其四分之一的國力，已經不可能起一個世界的銀行家的作用。馬歇爾計劃使它失去了義大利，而中國和東歐又到了共產黨手中。它的國外客戶成為華爾街諸公司可以合法合理獲取的獵物：在1946年，摩根史坦利的達德利·肖爾斯抓住了戰後給澳大利亞的第一筆貸款——該國在20年代就已經是J.P.摩根的客戶，兩年以後又為坎塔斯航空公司經營了發債業務。

  匯率管制和英鎊的疲軟使倫敦曲肢難展。根據戰後英美貸款協議，美國向英國提供37.5億美元的貸款來彌補其付款的缺口。作為交換條件，英國應該在1947年7月15日使英鎊同其他貨幣可自由兌換。由於投資者拋售英鎊，搶購美元，這個計劃可悲地失敗了。在1947年10月倫敦市長的晚宴上，英格蘭銀行行長卡托勳爵不勝遺憾地回顧了這次對英國人自豪感的沉重打擊：「信任正在恢復，就像在戰前一樣，在倫敦英鎊越來越自由地保持平衡。無論如何，我們有責任努力。」(36)英鎊市場基本上是對外國人關閉的，直至瑪格麗特·柴契爾在1979年取消外匯管制。在與倫敦金融城長達一個世紀的競爭中，華爾街終於輕而易舉地奪得了勝利。

  就像許多失去昔日光輝的地方一樣，倫敦金融城充滿了有意思的古怪習慣。在一家商人銀行，進來的郵件每天早晨攤開著擺在桌子上，以便合伙人彼此之間都能知道對方的通信情況。在羅斯柴爾德的宅邸，合伙人要點心時搖一下刻有「管家」的小鈴。在漢布羅的大房子裡，年長者都被稱為奧拉夫先生或查爾斯先生。自尊心很強的商人銀行家仍然戴著寬邊帽子，拿著卷緊的雨傘，他們的眼鏡總是呈月牙形。年輕職員的領子都是筆挺，如果讓領子軟綿綿的就被認為是傲慢到危險的程度。在這種循規蹈矩的世界，當勞合銀行的董事長穿上黑色的羊皮鞋出現時，人們會因為自己的趣味跟不上形勢而好幾天忐忑不安。

  摩根建富的雇員略超過100人，在戰後其業務情況發展得比較好。用美國銀行業的術語來說，它是商業銀行和投資銀行的混合物，承銷債券的發行，兼營退休金基金和提供貸款。它和摩根史坦利一樣，似乎壟斷了主要工業帳戶。在1945年，它負責了戰後第一次股票的發行，幾乎為每一家英國電力公司發行債券，包括聯合電力工業公司和英國通用電氣公司。它還處理了鋼鐵公司的非國有化——這是特迪·格倫費爾和蒙蒂·諾曼在20世紀30年代從事工業合理化的遺產，以及參與了世界銀行的發債。但是該公司被戰前的成功所陶醉。合伙人（嚴格地說是董事）對帳戶採取懶散的、看家似的態度，不願意開拓新的事業，靠在椅子裡懶得動彈。當合伙人在布德爾或布魯克斯飯店裡吃午飯後，有可能回來，也有可能下班回家。後來成為摩根擔保銀行總裁的羅德·林賽曾經在摩根建富受過訓練，他回憶起那種昏昏欲睡的氣氛：「到下午四點時，一位資深的合伙人會走到年輕人那裡說，『我們幹嗎還在這兒？現在差不多就是周末了』。」(37)

  J.P.摩根公司仍然在摩根建富中擁有不參與經營管理的股份，占三分之一。這是能在商人銀行中擁有相當大的股份的唯一的一家外國銀行，而摩根建富這家商人銀行又在屬於社會名流的承兌行委員會中有一席之地。由於在倫敦沒有辦公室，J.P.摩根公司就用該公司作為相當於在英國的分行，這兩個公司互相交換培訓人員和客戶。當埃索在制定戰後西歐煉油廠擴建計劃時，華爾街23號把該公司介紹給摩根建富。對普羅克特和甘布爾、蒙桑托、英科、艾爾坎和普通食品等公司都是如此。湯姆·卡托在1949年從英格蘭銀行行長的職務上退下來以後，回到摩根建富任職（雖然他沒有恢復合伙人的資格），加強了J.P.摩根和摩根建富與英格蘭銀行接觸的特殊關係。

  摩根建富里儘是貴族，以至被J.P.摩根的同事（有時還帶著竊笑的口吻）譏諷為成了英國上議院。在倫敦金融城普遍存在的等級制度里，合伙人主要是從家族成員中產生的，只有喬治·厄斯金爵士這位聰明而又有才幹的蘇格蘭銀行家是從管理層的等級中上升到合伙人的地位的（他成為最好的銀行家也決不是出於偶然）。年邁的比斯特勳爵——維維安·休·史密斯——作為資深合伙人以令人恐懼的方式一統天下。直至他在1956年去世，他的權威都無人敢挑戰。他把其他合伙人當作供差遣的童僕一樣使喚，讓他們奔進奔出地聽他的指示。大家都叫他「老頭」。他是斯芬克斯，心中自有主張，處事不露聲色。他在這個所謂「英國上議院」里工作的18年，從未作過—次發言。有一次在陷於僵局的慈善事業董事會上，別人問他是否贊成一個提案。他說：「不。」然後接著說：「我是否說得太多了呢？」(38)求職者遇到比斯特面試，就會受到一連串表示懷疑的哼哼嘟嘟的聲音。

  維維安·史密斯即使快到80歲高齡，仍然不肯把權力移交給他的兒子魯弗斯——他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嗡嗡彈空襲」期間，在大溫徹斯特街23號的屋頂上巡邏。魯菲被貶到可悲的威爾斯親王[41]的地位。魯菲大腹便便，圓臉蓄鬚，一副養尊處優、怡然自得的神態，大公貴族的派頭：他是那種魁梧穩重，總是用拐杖的把手敲門的人。他喜愛障礙賽馬、打獵，豪飲威士忌。他像父親那樣，各方面都很吃得開。他在殼牌公司、維克斯、埃伊公司當董事，也在英格蘭銀行董事會任職。他的夫人海倫是羅斯伯里爵士的女兒。

  魯菲在「老頭」的淫威之下，窩窩囊囊、任勞任怨地過著馬拉松式的學徒生活，直至三十好幾。在40年代末，愛德華·皮科克勳爵——巴林銀行公司的資深合伙人——告訴拉塞爾·萊芬韋爾說，老頭很高興地聽說魯菲在殼牌公司的融資中起主導作用，證明是一個有出息的人。(39)殊不知魯菲此時已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了！在1949年，比斯特爵士終於鬆了綁，讓他兒子參加了關於鋼鐵行業的一筆大宗業務。他嘆了一口氣說：「唉，這孩子也該學一點了。」(40)當時這個孩子已經是51歲了，合伙人也已經幾乎幹了20年了。

  在50年代的倫敦金融城，大多數生意都是圍繞著關係開展的，此時的摩根建富真是無與倫比。部分由於瀟灑、會說多種語言的弗朗西斯·羅德（倫內爾男爵二世）——前義大利大使的兒子——的作用，它成為倫敦金融城梵蒂岡的主要證券管理者。羅德大腹便便，吸鼻煙，往一塊大紅手帕里擤鼻涕。他是蒙蒂·諾曼的門徒，並且是在巴塞爾的國際清算銀行的前英國經理。他是T.E.勞倫斯（阿拉伯的勞倫斯[42]）的親密朋友，蒙蒂·諾曼曾叫他請勞倫斯當英格蘭銀行的秘書長（勞倫斯謝絕了）。羅德本人由他岳父維維安·史密斯1933年吸引到摩根建富。

  羅德在1943年被委任為哈羅德·麥克米倫戰時工作人員，成為管理義大利被占領區的哈羅德·亞歷山大爵士的首席民事助理。左翼評論家批評這個選擇，認為摩根的貸款支持了義大利的法西斯主義，警告說羅德可能會增加前法西斯財政官員在戰後義大利的發言權。儘管如此，羅德精明強幹地在解放後的那不勒斯減輕了貧困和疾病。麥克米倫認為羅德是一個愛虛榮的人，詭計多端，但也稱讚他「敏捷，聰明，有韌性」。(41)只要羅德在，梵蒂岡的生意就一直在摩根建富的手裡。

  證券管理的首席合伙人是威爾弗雷德·威廉·希爾·希爾-伍德，他把摩根建富引薦到白金漢宮。希爾-伍德十分機靈、善於交際，打板球是他的拿手好戲，是摩根建富和華爾街23號之間的中間人。他和傑克·摩根一樣，是喬治六世的至交。他的侄兒戴維·巴茲爾·希爾-伍德爵士說：「威利叔叔在劍橋三一學院讀書時和喬治六世成了朋友，國王請他管理他個人的一些資產。」(42)希爾-伍德定期向國王報告他的資金情況和自己掌握帳目的細節。他和喬治六世的友誼保證了在伊莉莎白50年代成為女王后，摩根建富將管理她相當大的一部分財產。女王對威利頗有好感，顯然和他關係很好。當女王在白金漢宮授予他爵士時，她從帳幕後面拿出寶劍，拍拍他，輕輕地說：「威利，你現在可以站起來了。」(43)

  摩根建富充滿了值得紀念的往事，在50年代的氣氛很有點古雅而陳舊的味道。合伙人在火爐旁品嘗著雪利酒，而年輕的職員則坐在高凳上把帳目抄寫到大的本子上去。這種「奴僕制度」的犧牲品直到40歲左右才能算是長大成人，而人到這個年齡又被認為已經是大腦停止發育了。在摩根建富，性別的分隔是十分嚴格的。為了掩蓋性別的差異，「茶女士」在辦公室需要穿亞麻的風衣，並在結婚以後離職。術語本身是非常說明問題的：公司自稱為記帳室，董事稱為合伙人。在倫敦電話號碼本上列在「商人」一類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