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五章瑪士撒拉

  湯姆·拉蒙特去世以後，拉塞爾·萊芬韋爾在1948到1950年繼任J.P.摩根的董事長。他喜歡吸一隻長長的直菸斗，他那大尖鼻子和白頭髮使他的智慧具有瑪士撒拉[35]的風格。自1946年至1953年在他就任對外關係委員會主席期間，他通常在回東六十九街住所的路上，到委員會的辦公室去一下。他具有書生氣，但十分機敏，是一個善於辭令的大師。他可以就任何問題寫出犀利的論文或作即席發言。他的思想非常廣泛而豐富。在一次董事會上發表了激烈的見解之後，他發問道：「有人有不同意見嗎？」湯姆·拉蒙特溫和地回答：「有人敢不同意嗎，拉塞爾？」他具有反唇相譏的天賦。他的女兒在第一次乘遊船出航前，問他應該給多少人小費。他乾巴巴地說：「這個嘛，如果你有的是錢，你可以把小費一直付到船長。」(1)在一個晚餐會上，萊芬韋爾給作家埃德娜·費伯留下了如下印象：「在我看來，他聰明、寬容、達理、開明，而且和這些品質相結合，他還有驚人的幽默。」(2)她很難設想在他「紅潤而又頑皮的面孔」後面隱藏著的是一個吝嗇鬼。(3)

  萊芬韋爾是摩根人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培育和精選的眾多思想家中的最後一個。在那個時期華爾街仍然能夠造就具有文藝復興時期風格的人物。作為小合夥公司的合伙人，金融界的精英們涉足於商業的各個方面。他們有時間讀書，有時間思考，有時間介入政治——專業化的灰色時代還未來臨。萊芬韋爾認為，肢解銀行業的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已經摧毀了華爾街上最有意思的工作。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由於出現了一批新的多邊國際機構，摩根銀行處於不大有利的地位。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由英格蘭銀行、紐約聯邦儲備銀行和摩根組成的神秘的三駕馬車，大體上控制著國際貨幣秩序。但在1944年新罕布夏的布雷頓森林會議，擬議中建立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卻凌駕於這三駕馬車之上。這兩個孿生機構把貨幣穩定和歐洲重建問題提高到超國家的層次。在戰後的年代裡，在主要工業化國家中，中央銀行和財政部之間仍有更廣泛的合作。結果是，從19世紀20年代開始由私人銀行家託管的金融使命，被不可逆轉地置於政府之手。一種新的公德感使銀行家與政治家之間有了距離，秘密合作被視為政府腐敗的表現。「外交家的時代」壽終正寢。

  在我們之稱為新的「賭場時代」的年代裡，銀行將在一個更為廣泛的競爭領域中運作。在資本市場有限而又沒有幾個金融機構來開發這些市場的年代裡，銀行家的實力變得很強大。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資本市場一直在擴展，而且在全球結成一體化。與此同時，金融領域日趨擁擠，擠滿了大量商業銀行、投資銀行、保險公司、經紀人公司、外國銀行、政府貸款計劃、多國組織和其他無數的貸款人。華爾街的銀行家們逐漸喪失了他們在世界金融界中獨一無二的地位。再也不會有一家像J.P.摩根這樣的私人銀行成為世界上最有實力的金融機構。銀行家們不再是稀缺資金的衛士，而是逐漸變為滿臉堆笑的推銷商，他們將充足的商品近乎硬塞地賣給消費者。

  新的布雷頓森林機構是由於兩次世界大戰之間貸款的災難而形成的。人們對20世紀20年代所發生的事情記憶猶新，三分之一以上的外國政府債券仍然不能兌現。世界銀行決定只對精心設計的項目提供貸款，即是對過去沒有紕漏的主權貸款所做出的反應。即使像摩根這樣一個十分審慎的貸款人，也因如下大批沒能兌現的政府債券而受到損失：1.97億美元的日本債券，2000萬美元的奧地利債券，1.51億美元的德國債券。當時沒有一個銀行家愚蠢到竟斷言國家不會破產，或斷言政府公債比商業債券的風險要來得小。因為美國有多餘的現金，世界銀行要開發美國資本市場，就必須取悅於華爾街並得抹掉對外國借款的污名。

  世界銀行第二任行長約翰·麥克洛伊為了保護新生的世界銀行的信譽，向萊芬韋爾請教摩根在兩次戰爭中的經驗。萊芬韋爾以他通常那種激動的緊迫風格，向麥克洛伊講述了他們銀行對外國債務違約的感受——這些債務都有政府擔保的虛名，其中尤以德國的借款為甚。麥克洛伊同意萊芬韋爾對20年代貸款的批評。那時，政治與金融問題被混淆在一起，這種情形鼓勵借方把貸款看作變相的外國援助。這樣，就破壞了紀律，並且導致過多的借款，隨之而來的是違約。

  考慮到拉美不能償還貸款，麥克洛伊問萊芬韋爾，銀行是否應向該地區發放貸款，後者直截了當地回答，對美國投資者來說，「除了阿根廷，所有中美或南美借債國都有不講信用和可鄙的不償還債務的記錄」(4)（阿根廷一直情況特殊，當胡安·貝隆在1946年執政時，這個國家以戰時向歐洲出口食品積累了大量黃金而自豪；貝隆甚至贊成償清外債，以免受制於外國銀行家）。萊芬韋爾警告麥克洛伊說，如果世界銀行對拉美貸款，那將會降低世界銀行向美國投資者發行的債券的信譽。麥克洛伊對拉美比萊芬韋爾更有同情心，他申辯說，是銀行家們誘導了這個地區過多地借債。他告訴萊芬韋爾：「在歐洲和拉美爭奪貸款的情形真是頗為可觀。」他又說：「我知道此事，因為我也參加了。」(5)雖然世界銀行後來向拉美提供了貸款，但它堅持秘魯和其他國家首先得償還它們欠私人持有者的債務。這樣，既支持了債權人，也防止了拉美的債務敗壞世界銀行自己的信譽。

  萊芬韋爾認為，在歐洲政治動亂結束前私人銀行不可能恢復向歐洲提供貸款。1946年，邱吉爾在密蘇里州富爾頓以他的「鐵幕」演講發出了警告。他對歐洲解體的恐懼與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人們的害怕心理有出奇的相似之處，特別是由於1947年初的食物短缺和農作物歉收。正如副國務卿羅伯特·洛維特曾警告拉蒙特的那樣：「在我的記憶里，我從未見過世界形勢像現在這樣迅速地趨向真正的麻煩。」(6)萊芬韋爾擔心對復興歐洲採取吝嗇和懲罰性的態度，會使人聯想到凡爾賽和約。他反過來警告他的朋友和在槐樹谷的鄰居洛維特說：「西歐正在走向災難。我們小處精明大處浪費，用一些不及時的區區貸款和補助來應付這裡或那裡的危機……與此同時，我們卻忽略了去大規模地、建設性地處理西歐復興的問題。」(7)他強調無條件援助英國和法國，他說：「英國人和法國人既不是小孩也不是土著人，他們不會聽任暴發戶美國人的支配。」(8)

  由於美國投資者對外國債券仍然三心二意，世界銀行無法幫助克服西歐的危機。1947年12月，杜魯門提出了一個數十億美元的「馬歇爾計劃」，以便在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保護之下，把戰後斷垣殘壁中的歐洲復興起來。20年代曾參與道斯貸款工作的麥克洛伊聲稱：「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舉動即是馬歇爾計劃的先驅。但是當時是由私人方面來支持歐洲復興的。」(9)馬歇爾計劃的經濟規模，僅頭一年就達50億美元，大大超過了資金貧乏的華爾街的承受能力，由於經濟蕭條、戰爭和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它們的財力仍然空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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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摩根財團的國際主義使之在內地常常遭到排斥，而現在這種國際主義不可逆轉地在華盛頓得到了確認。戰爭、電視、國外旅遊等等都起到了削弱美國地方觀念的作用。由於共和黨人擺脫了他們傳統的孤立主義，摩根銀行有了一個可以不言而喻地寄託其信仰的黨派。摩根銀行再也不是一個和外國勢力密謀並聯合的異己機構。如果說這給摩根銀行增添了政治上的寬慰，那麼這同時也減弱了它的影響。外國政府有了進入華盛頓的更好的入場券，它們就不再那麼需要華爾街代理人去進行外交工作了。

  1947年初夏，杜魯門政府在是否應把蘇聯納入馬歇爾計劃一事上猶豫不決。喬治·凱南主張邀請蘇聯參加，因為他認為蘇聯會拒絕邀請，並由此而受到分裂歐洲的譴責。洛維特不以為然。經過杜魯門的許可，他去華爾街23號聽取了萊芬韋爾的意見。根據他女婿的描述，萊芬韋爾在考慮了是否應邀請蘇聯參加的問題之後告訴洛維特：「鮑特，這個問題很簡單，如果你不邀請蘇維埃俄國參加，你付出的代價就像過鬼門關，而如果你邀請他們，他們反而會對你說，見你的鬼去吧。」(10)萊芬韋爾設法說服了洛維特，而凱南則沒能說服他。不出凱南和萊芬韋爾所料，蘇聯後來斷然拒絕了這個提議。

  在20世紀40年代末，摩根的政治影響看來僅限於這類為複雜問題作顧問的角色。作為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出現之前的一個投資銀行，它為許多政府發行過債券。作為出借自己的錢的商業銀行，僅僅維持戰後對英法的貸款已使它感到力不從心。1950年，J.P.摩根公司和大通共同承辦了兩筆給法國的總額2.25億美元的貸款，這幾乎耗盡了摩根的財力。萊芬韋爾願意幫助法國，儘管他對戴高樂有如下相當刻薄的看法：「在現代法國沒有這個騎馬將軍的位置。戴高樂可能是並且依我看就是一種動亂勢力。……他從來沒有顯示出一個政治家的才幹、判斷和常識。就一定意義而言，正是因為缺乏這些品質，他才成為偉大的抵抗運動領袖。」(11)

  資金短缺的摩根財團不得不怠慢許多過去的外國老客戶，也無力去幫助千瘡百孔的日本。由於把英國和美國看作平等夥伴的過時觀點，萊芬韋爾不能領悟英國已經降為第二流國家的事實。1947年，他給在英國財政部的朋友卡萊爾·吉福德寫信說：「不管西方政府在我們看來可能是多麼笨拙，但明擺著的事實是，除非英國得到幫助和重建並恢復它在世界上的原有地位，否則一個民主和自由的世界就沒有希望。」(12)他對他的朋友萊頓夫人說：「沒有什麼比不列顛帝國和美利堅合眾國及其彼此之間的合作更重要的了。」(13)英國在世界事務中地位的削弱降低了摩根與英國財政部和英格蘭銀行聯繫的價值。不同於20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再也不聽從英國財政部的領導。當約翰·梅納德·凱恩斯建議把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設在倫敦或紐約時，美國卻把它的布雷頓森林的產兒設在距白宮只有一箭之地的華盛頓，這一舉動非常具有象徵性。

  對萊芬韋爾來說，任何政策的試金石都是看它會對美英兩方產生怎樣的影響。像摩根銀行的其他人一樣，他是一個激烈的反猶太復國主義者，他認為煽動建立一個猶太人的家園會激起穆斯林世界起來反對大英帝國。J.P.摩根公司仍然是一個由特權白人組成的單色調的銀行，其大部分成員來自東北部八所名牌大學，即所謂常青藤聯合會大學及名門望族。萊芬韋爾十分倡導少數民族的權利，但是對那些過於咄咄逼人地強調他們權利的少數民族卻不大耐煩。1946年，他的好友莫利斯·厄恩斯特，一個積極從事公民自由權事業的猶太律師，責備摩根沒有猶太人董事。萊芬韋爾帶著惱怒申辯說：「為什麼就不能只講公民和美國人，不去扯有關猶太人的權利這一套呢？……只要有些猶太人認為自己是身處別人國家裡，在種族和宗教方面是少數民族並鼓吹他們的權利，他們就會令人感到討厭。」(14)在表達了這種粗暴的看法後，萊芬韋爾最終熱情地讚揚了厄恩斯特本人的卓越才華。厄恩斯特則極力勸說杜魯門把萊芬韋爾當作顧問，徵求他的意見，並向總統保證說，萊芬韋爾決不是像湯姆·拉蒙特那樣愛出風頭的人。(15)

  在以後的年代裡，萊芬韋爾的心情暴躁可能是由許多政治上的失意造成的。作為華爾街眾所周知的摩根內部的開明人士，他較少空想，是個更嚴格和求實的人。他喜歡短兵相接的辯論。他認為國際聯盟是個可悲的錯誤，是為了從德國和奧地利割取領土而設的掩護。他曾對拉蒙特說：「事情的真相是，這是一個弱肉強食的世界，在這個世界上，即使不是所有的國家，也會有一些國家或遲或早要以武力來奪取他們想要的東西。」(16)20世紀50年代初，他認為蘇聯不顧一切地要統治世界，並舉出柏林、巴爾幹、伊朗、南斯拉夫和朝鮮作為例子。(17)他對裁軍不以為然，並且對美國的世界警察作用津津樂道。他見過的獨裁者太多了。

  儘管萊芬韋爾認為發生麥卡錫主義[36]實為不幸，但他主張肅清顛覆分子，認為政府和學校應有權解僱這些人。後來他被杜魯門任命為由切斯特·尼米茲將軍為首的國內安全委員會的成員。他認為公民的自由權應該服從國家安全：「我認為一般說來，雇員的職位和公民權必須服從國家防禦俄國的權利，因為俄國是所有民權和自由的敵人。」(18)

  在韓戰剛開始的1950年夏天，喬治·惠特尼致信杜魯門，表示摩根銀行對政府的支持。儘管這兩個人幾年前曾在惠勒鐵路聽證會上唇槍舌劍，杜魯門現在意識到國家需要和睦相處。總統居然不難為情地對惠特尼說，他的信「引起了對我們很多年以前會面的美好回憶」。(19)

  雖然摩根的高級職員們支持韓戰，但他們在1950年秋天對事態的發展感到日益不安，那時南韓軍隊逼近中國邊界，麥克阿瑟將軍看來打算與中國共產黨人一決雌雄。這再次觸發了摩根銀行對中國的陳舊偏見以及擔心美國可能為拯救亞洲而犧牲西歐。萊芬韋爾警告杜魯門，美國不應去「和那可憐的4億中國人打仗。他們一直受害於軍閥、不良政府、日本占領軍和現在的共產主義征服者。殺中國人不是我們的使命，而且與他們糾纏會使我們在國內和歐洲失去防禦能力」。(20)杜魯門同意這種看法。1951年4月，他在麥克阿瑟力主美國將重點從歐洲轉向亞洲並向中國大陸開戰之後解除了他的職務。

  摩根財團贊同杜魯門的冷戰自由主義，但與他在經濟問題上有分歧。總統在這方面又重新採取了他過去對華爾街的譏諷態度。1951年初，當萊芬韋爾在白宮見到杜魯門並向他提出由市場來決定利息率的要求時，他們之間的分歧變得十分明顯。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初期以來，聯邦儲備銀行一直將長期利息率固定在2.5%。這一政策在杜魯門的支持下一直延續到戰後。在20年代初，杜魯門曾因本·斯特朗提高利率而使他持有的美國政府債券價格下跌而大為震驚。他並不把這視為運氣不佳，而認為這是對債券持有人的陰險背叛。這促使他支持固定利息率。聯邦儲備銀行當時每年花費數十億美元來保證財政部債券的高價和低收益。與紐約聯邦儲備銀行的艾倫·斯普勞爾一樣，萊芬韋爾認為這種做法是浪費金錢，主張恢復由市場自由決定利率。

  財政部長約翰·斯奈德認為，斯普勞爾和華爾街是一個陰謀集團，企圖恢復過去那種由紐約聯邦儲備銀行和摩根銀行兩家左右貨幣政策的好日子。杜魯門正急於平息韓戰期間由通貨膨脹引起的極度不安，因而這種在他看來是銀行家們所特有的自私使他十分憤怒。他對萊芬韋爾的斥責令人想起新政時期的謾罵。

  我感謝你對這一問題的興趣，但在我看來，銀行家們試圖在非常時期來打亂國家的金融計劃實屬時機不當。國家的穩定和信心與2570億美元的未償債務密切相關。……我很難理解為什麼銀行家們要在目前這種非常形勢下破壞國家的信譽。看來他們正是想這麼幹，而如果我防止他們這樣干，他們就不會去干。(21)

  杜魯門對摩根財團的真誠是有保留的，他的真實看法雖然平時掩蓋得很好，但有時也會隨著發怒而暴露出來。

  喬治·惠特尼1950年就任摩根的董事長，這樣可以讓拉塞爾·萊芬韋爾作為一個智者自由自在地活動，四處發表專題報告。當時J.P.摩根公司還是一個在溫室中的銀行，僅僅在紐約就有10家銀行規模比它更大。它十分緊湊地擠在華爾街第23號。惠特尼的拉蓋辦公桌安排在靠百老匯街一邊的玻璃隔牆辦公室的盡頭，他的白髮梳得十分整齊，他的高雅帶有幾分矜持，他的服裝剪裁考究。正像搞公共關係的詹姆斯·布魯格回憶的那樣，惠特尼「有教養，含蓄，講話簡明扼要，評論直截了當，他表情沉著，但也會滿臉堆起頑皮的微笑」。(22)有時他也一反平時的優雅常態，大聲吼叫並態度粗暴。

  惠特尼總是深為其兄的貪污醜聞所困擾，他發誓要代其償還每一分錢，儘管這樣做會大大減少他自己及其繼承人的財富。他的外孫喬治·惠特尼·羅說：「這件事對他的情緒打擊很大，聲譽上的災難比金錢上的損失更為嚴重。他在自己賺錢能力幾將結束時為此事付出了巨款，但他償還了每一分錢。」(23)他不得不放棄了他在20年代輕鬆取得的大量稅前收入。由於為孫輩操心，他要求後來的董事長小邁耶照顧他們的利益。按照摩根公司照顧裙帶關係的傳統，幾個惠特尼的繼承人後來進入摩根銀行工作。惠特尼的家人力圖不把理察當作賤民來對待，然而這個問題十分敏感而具有爆炸性，以至這一家族的成員竟然為此大打出手。理察被禁止從事金融活動，他幹過一些零雜活，包括販賣佛羅里達的橘子，但他的生計主要還是依賴於他繼承了遺產的妻子——格特魯德。

  也許是由於他兄弟犯了罪的緣故，喬治·惠特尼對誠實到了頂禮膜拜的程度。1955年，J.P.摩根公司和摩根史坦利聯手為通用汽車公司做「優惠股發行」，以低於股市價向現有股東出售股票。公司希望籌資3.25億美元，用於更新設備以製造動力轉向裝置、動力剎車和八汽缸引擎。摩根史坦利負責金融方面的事務，J.P.摩根負責事務性工作——這在當時是很典型的安排。在一次大規模的集體活動中，惠特尼也賣力地投入了，直接與普通股東打交道。《紐約客》雜誌的記者根據一個經紀人的描述，寫了一篇描述J.P.摩根的波士頓婆羅門[37]的生動短文。

  當（惠特尼）正在值班時，一個女股東來行使她購買兩股的權利，遞給他一疊鈔票，數目應該是150美元。看來惠特尼是出於禮貌，不好意思當著她的面數這筆錢，只是微笑地把錢收下，和她握了握手，然後給了她一張收據。當惠特尼在女股東離開後清點這筆錢時，他大吃一驚地發現，這筆錢是170美元，這使每一個在場的人都慌亂不安，直到發現那位女股東的文件還未歸檔，才放下心來。這樣，他們可以知道這位女股東是誰，並得以把她多付的錢和她的股票一起寄給她。(24)

  在50年代，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給摩根財團帶來的嚴重傷害暴露了出來。這種傷害在大蕭條時期並不明顯，因為當時反正也沒什麼人需要貸款。作為一家投資銀行，J.P.摩根公司曾使其競爭對手相形見絀，然而作為一家商業銀行，它卻難以匹敵那些吸引零星存款的更具有平民性的銀行。以規模來衡量，它在國內的地位浮動於第20位和第30位之間。很難想像這樣一個彬彬有禮、又有點固步自封的小銀行，長期以來竟一直是美國金融界裡令人懾服的紅眼龍王。

  儘管地位有所下降，但摩根財團仍自我陶醉於華爾街的貴族地位。摩根擁有700名雇員，仍然保持著華爾街舊式合伙人制度的那種紳士風度。這個公司是如此之小，1947年在慶祝其職員退役回公司時，在華爾道夫酒店舉辦的一個晚餐舞會容納了公司的全體職員。喬治·惠特尼親自參與新職員的雇用。他通常是招進具有私立預科學校和常青藤聯合會背景的人，每一個人都是從收發室做起，然後輪換並得到升遷。每年一次，惠特尼要去找戴維斯-波爾克法律事務所，向他們要這一年的法律帳單，然後回到他自己的寫字檯去簽發一張支票。摩根的風格是簡單、具有英國風度和不拘形式的。這家銀行在50年代仍然可以令20年代的合伙人們感到非常熟悉。每天上午10點半，公司最高級的20名職員都會圍坐在一個大桌子周圍，評論國際事務和交換新聞，這類交流在免費午餐會上仍會繼續下去。

  摩根銀行的家長式管理對職員關懷備至。雇員們生活在一個暖和的溫室里，比華爾街其他職員領取更高的工資，享受更長的假期。摩根銀行具有種植園的氣氛，它的餐廳配備了戴著白手套的黑人侍者，從漂亮的金屬容器中給就餐者盛湯。一個新來的職員看到一個侍者把看上去很髒的一塊冰塊放入他的冰茶里，正想抱怨，但他馬上意識到冰塊是用茶水製成的，這樣的冰塊不至於沖淡冰茶。那裡真是一個凡事都很講究的地方。

  摩根銀行非常珍惜自己的形象——在它大門上是那個具有魅力的「23」，它的電話號碼是漢諾瓦5-2323，公司黑色凱迪拉克轎車的車牌號碼是G-2323。作為一個以傳統財富和上流社會為對象的銀行，摩根銀行嚴格遵守禮節。年輕的銀行家們在出門會客時也戴著禮帽；如果他們在去洗手間的路上脫去外套，那他們就有斷送前程的風險。在這個過分拘謹的地方，信託部女洗手間的門上沒有任何標記，因為銀行家們爭得臉紅耳赤，最終也沒有就到底用何措辭才算得體達成一致意見。不引人注目是這裡所崇尚的風格。客戶的名字從來不對外人提起，年度報告中從來沒有圖片，GG宣傳是嚴格禁止的。當一個新來的人向一個做公關事務的同事問起他的職責時，他被告知：「我拿這份工資的責任，就是讓銀行的名字不在報上出現。」(25)由於和客戶的關係緊密，而搶競爭者的生意又被列為禁忌，摩根銀行沒有自我宣傳的需要。

  摩根銀行利用其神秘色彩，也有很多虛張聲勢的成分。「只與大客戶中最大者做生意的聲譽以及孤傲的形象，可能會把新的一代企業家和公司經理們拒之門外。」摩根銀行的公關人員吉姆·布魯格這樣評論。「儘管沒有用大量言辭公開闡明這一點，但摩根銀行在這一期間已開始著手擺脫某些緊緊纏繞著的神話色彩。」(26)按紳士銀行家準則規定，應該是客戶來找銀行。但摩根銀行已難以維持這種帝王不舉玉趾的態度，惠特尼派出一些年輕的「獵鳥犬」去全國各地尋找生意。他希望在更寬廣的地域內贏得客戶。強大的摩根已經在不隱蔽地乞求得到新客戶了。這一點使一些老派人物十分不快。信託部的朗斯特里特·欣頓後來寫道：「銀行中不少人認為，潛在的客戶應該主動找上門來和摩根銀行做生意，其中有的人甚至莫名其妙地相信，現有的客戶做夢也不會離開摩根銀行的。」(27)

  一個經久不衰的關於摩根的神話，是摩根的個人支票帳戶要求100萬美元的最低餘額。這些少見的摩根支票可以在世界上任何地方兌現，這對交遊廣泛的經理們非常合適。在20世紀50年代龐德俱樂部的一個幽默晚會上，一個輕歌劇演出隊譏諷了摩根的經營方式，他們唱道：「我們的出納有價值百萬美元的微笑。他們只對有百萬美元的人微笑。」(28)這種排他行為只能是自取滅亡。喬治·惠特尼在一次年會上否認有100萬美元最低額的規定，這引起了轟動。不輕信的《紐約時報》的大標題說「惠特尼戳穿了『摩根神話』」「不到100萬美元的存款得到接受」。(29)但順著文章讀下去，惠特尼看來也不大肯定。他說，摩根銀行並不是真正很合適於小額帳戶。他最後給人的印象是，也許真有摩根要求個人存款保持100萬美元最低額這回事。

  這種姿態掩蓋了摩根財團的問題，這些問題在整個50年代日趨嚴重。問題起源於華爾街銀行為其運行籌資的方式，特別是一種被稱為補償性餘額的操作方式。作為取得貸款的回報，借款的公司會保留20%的款項作為無息存款。繳納了這種貢金，借款人得以保持與銀行的業務關係，並免費得到一些服務，比如請銀行的經濟學家諮詢，或請銀行幫助安排企業合併。補償性餘額也可以保證客戶在信貸缺乏時得到貸款，這種保證反映了由來已久的公司對穩定資本流量的關切。這種安排使華爾街的銀行與它們的客戶結成一種親密的關係，而且使銀行可以用這些無代價的款項以很高的利差來放貸。這是一門妙不可言的生意。在關係銀行業已在走下坡路的這些日子裡，利潤仍然幾乎是有保證的，這種環境造就了一代舉止文雅的但又有些遲鈍的銀行家。

  依現在的眼光，這些公司留那麼多閒置的錢給它們的銀行似乎是一件很奇怪的事。但那時通貨膨脹率和利息率都很低，這些公司實際上並沒有什麼損失。萊芬韋爾是鼓吹由市場自由確定利息率的先鋒。摩根銀行知道補償性餘額的好日子為期不長了。儘管如此，當1949年9月摩根銀行發現自己意外地成為一樁聳人聽聞罪行的受害者時，還是大吃了一驚。一個沒有出現於金融版面的小報故事對這家銀行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一個名叫阿爾伯特·圭伊的法裔加拿大珠寶商對一個名叫馬里耶·安熱的19歲女招待產生了不正當的戀情。為了擺脫他妻子的干涉，圭伊在他妻子登上魁北克航空公司的航班前在她箱子內塞進一枚炸彈。他不僅想恣情縱慾，而且還想得到他妻子的10000美元人身保險。飛機在距魁北克東北50英里處爆炸，將圭伊的妻子和其他22名乘客化為灰燼。富於心計的珠寶商既沒有得到金錢也沒有得到情婦，只落得一個被判絞刑的下場。

  這個轟動一時的事件看來與穩重的J.P.摩根公司風馬牛不相及，然而在飛機失事的遇難者中，有肯尼科特銅業公司的老闆塔潘·斯坦納德。早在德懷特·莫羅幫助古根海姆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組建肯尼科特公司時，斯坦納德就已經進入這個公司了。1942年，就在摩根股份公司化不久，他成為摩根銀行董事會的第一個「外部」董事。而現在接替斯坦納德的人對銅業公司在摩根的6000萬美元存款感到困惑不解。他向財務長詢問此事，張皇失措的財務長告訴他，公司總是在那裡保持大量餘額。新總裁從來就未聽說過這種荒唐事，問道：為什麼不只留1000萬美元，而將其餘5000萬用於投資？這個出色的主意使華爾街23號大為震驚。肯尼科特要提取摩根銀行存款餘額的10%，儘管喬治·惠特尼是肯尼科特的董事（根據另一種說法，摩根實際上是鼓勵肯尼科特為安全計將其存款分布於幾家銀行）。這一舉動預示著賭場時代的一個中心特徵：關係銀行業壽終正寢，而這種銀行業的特點向來是把大公司與摩根及其他華爾街銀行聯繫在一起的那種排他性關係。

  摩根銀行需要這些大額存款餘額來維持生存。根據法定的貸款最大限額，它給客戶的貸款不能超過其營運資本的10%（銀行資本實際上小於其存款額，銀行資本基本上是銀行償還其債務後所餘部分）。這意味著即使是像通用汽車公司、美國鋼鐵公司或通用電氣公司這樣的客戶，摩根也只能向每位提供500萬或600萬美元的數額不大的貸款。由於摩根在這些董事會中有其席位，因此在這些公司內部仍處於有利地位，但資本短缺使它有喪失大宗業務的危險。正像大陸石油公司的倫納德·麥科洛姆對國民城市銀行的喬治·穆爾說的那樣：「J.P.摩根作為石油業的銀行不夠大，但你們夠大，你們應該努力爭取經營這類生意。」(30)

  值得一提的是，大陸石油公司早在20年代即是由摩根一手安排的兼併的產物，而麥科洛姆本人甚至還是J.P.摩根的董事。如果連它們都不得已要脫離摩根銀行，那麼很多公司會脫離這些傳統的銀行而不怕惹惱華爾街。在賭場時代，它們的選擇餘地之大，遠非當年被這些銀行束縛時能夠相比。

  摩根財團極力想克服這個難堪的現實：它太小，無法作為一個主要的金融機構存在。而要想恢復它原來的勢力，它必須與其他銀行合併。1953年，約翰·麥克洛伊——世界銀行的前行長、大通銀行的現任董事長——向惠特尼表示了合併的意向。大通現在成了摩根身邊的巨人，它的巨額資金使其在全國範圍內位居第三。然而摩根堅信自己的特殊命運。當惠特尼與麥克洛伊討論合併的可能性時，他討價還價的樣子好像摩根的規模更大。惠特尼詢問誰將控制合併後的銀行，麥克洛伊的答覆所給予的讓步令人吃驚：「如果分析的結果表明應該由其他人來經營這家銀行的業務，我不反對靠邊站。」(31)當惠特尼與他的同事們討論這個不同尋常的優厚條件時，他沒有看到任何欣喜。相反，他遭到兩個著名合伙人——亨利·戴維森和湯米·拉蒙特——的堅決反對，他們反對與任何銀行合併，更不用說大通銀行了。他們反對往純正的摩根文化中摻雜任何東西。到50年代末，這種宗派觀點最終迫使摩根銀行為了生存而合併。與此同時，麥克洛伊繼而與曼哈頓銀行商談並達成合併協議，此舉使大通銀行從一個批發銀行變為一個名列前茅的零售銀行——大通曼哈頓銀行。

  在杜魯門時期，摩根銀行仍然受到政治攻擊，像是新政時期的回聲。現在它被譴責犯了老的政治罪行，但卻沒有真正有幸犯這些罪行。然而改革者們難以相信摩根財團已經失勢。1950年，紐約的眾議員伊曼紐爾·塞勒指出，J.P.摩根的董事們參與了許多公司的董事會，這些公司的資產總額超過250億美元。塞勒稱這是一個「令人吃驚的數字」。同樣，在關於摩根權勢的一陣喧嚷中，美國鋼鐵公司的董事長歐文·奧爾茲在年會上說了這番話以釋疑竇：「J.P.摩根的一位成員也是我們董事會的成員。我要說，除了J.P.摩根公司之外，沒有哪個金融利益集團控制著美國鋼鐵公司。」(32)這個從貨幣托拉斯時期搬來的形象性描述，看來似乎是一個時代的錯誤。龐大的、跨國經營的美國公司已不再對華爾街的一家銀行感恩戴德了。

  到50年代初，持續了20年的對華爾街的仇恨趨於平息，摩根的經理們又可作為政治盟友來行事了。然而涉足政治已有不同的性質了。喬治·惠特尼和其他一些人覺得摩根銀行過去由於與政治發生瓜葛，拈花惹草，吃了很多虧。他們猶如驚弓之鳥，不再去干湯姆·拉蒙特曾在共和黨內乾的那種權力經紀人的營生。儘管惠特尼終身都是共和黨人，但他沒有胃口公開爭鬥，並且認為搞政治就免不了在公眾面前頻頻曝光、披露醜聞以及令人失身份的盤問。他的影響是更具有個人而不是機構性質的，而且十分謹慎，一般公眾是無法覺察的。

  惠特尼與德懷特·艾森豪有很密切的關係，這種關係是由於一個偶然的機會建立起來的。惠特尼的兒子羅伯特在戰爭期間曾是艾森豪的參謀人員，後來又參與艾森豪的競選活動。羅伯特把他父親介紹給艾克（艾森豪的暱稱），艾克在就任哥倫比亞大學校長期間曾與惠特尼在老韋斯特伯里共進午餐。1951年，喬治·惠特尼幫助一個叫作「支持艾森豪的公民」的志願組織提供銀行貸款，此舉在全美各地推動了艾克俱樂部的發展。

  1951年艾森豪作為歐洲盟國最高司令部的軍事司令去巴黎時，他請惠特尼每個星期或每個月給他寫信，概要地說明他對國內重要問題的看法。惠特尼欣然從命，給艾森豪寫了許多篇幅很長、固執己見的信。這些信對多數政治家、勞工領袖和商人評論尖刻，但對艾森豪卻恭敬而充滿深情。艾克一遇到經濟和金融問題就像墮入五里雲中，但他歡迎這些宣講。他告訴惠特尼說：「你的那些信是我任公職期間最令人愉快的東西之一。」(33)

  惠特尼的信件反映了對當時經濟的一種沮喪情緒，而銀行家地位在新時期的衰落是這一經濟的特點之一。他自己承認，他喜歡用有組織的勞工來嚇唬人，然而他對屈從勞方要求的資方卻照樣嚴厲指責。儘管他任通用汽車公司的董事已經長達27年，但他比任何其他人都更多地抨擊通用汽車公司的總裁查爾斯·威爾遜。他對威爾遜與美國汽車工人聯合會談判生活津貼一事特別惱火，因為他認為儘管這有可能使公司受益，但會助長通貨膨脹。就在當時，惠特尼嘲弄地寄給艾克一篇威爾遜的關於制止通貨膨脹的演講，指出作者與這一題目之間的不和諧。摩根銀行指揮它的工業客戶的日子已經結束。

  惠特尼厭惡杜魯門政府，認為這個政府是在使新政一些最壞的傾向永遠存在下去，那就是人們期望得到國家支持的福利國家心態，對商業進行聯邦政府管制，以及一種更偏重反失業而不是通貨膨脹的傾向。他認為杜魯門利用階級矛盾把富人當作替罪羊。但他同樣害怕共和黨的候選人、俄亥俄州的參議員羅伯特·塔夫脫。拉蒙特10年前曾反對此人，支持溫德爾·威爾基。直到1951年底，艾克一直迴避承諾競選總統，理由是他在歐洲盟國最高司令部的職務要求他是非黨派的。但是惠特尼在1951年10月聽說塔夫脫宣布將競選總統時，他就不再只是溫和地推動艾森豪了，而是強烈地敦促他參加競選：「很明顯，如果塔夫脫當選，你現在正在擔負的工作就會陷入困境，因為他的強有力的支持者代表這個國家中最極端的孤立主義運動。……我對以塔夫脫為首的共和黨政府這一前景感到不安。」(34)艾克的當選使戰後共和黨內國際主義者勢力的上升有了保證。

  艾森豪當選後僅一個月，惠特尼的勝利喜悅即被打斷。他36歲的兒子羅伯特——摩根銀行負責西南地區業務的副總裁助理，一個粗獷而有風度、身體健壯的人——在1952年12月末的一個晚上被一輛汽車撞倒，當即身亡。羅伯特身後留下他的妻子和4個孩子。

  喬治早年的生活表明他是有致富坦途的，然而他的一生卻屢遭不測。德懷特·艾森豪和夫人瑪米寄來一個手寫的慰問函：「剛剛獲悉有關羅伯特不幸的噩耗，我們難以用言詞來表達我們的震驚和悲痛。」(35)

  艾森豪對摩根銀行來說，近乎於一個完美的盟友。他在經濟問題上保守，但反對經濟上的民族主義和政治上的孤立主義。自胡佛以來，摩根銀行從未享有過這樣美妙的配合。艾森豪把惠特尼稱為他在華爾街的「監聽站」，他邀請惠特尼參加他在白宮為商界朋友舉行的「男士晚餐」。這些晚餐會使艾克遭到譴責，說他正在被闊朋友腐蝕。總統明顯地聽從惠特尼的意見。在50年代初，興起了要求不固定黃金價格的運動。有些人要求提高黃金價格，另一些人主張降低黃金價格。惠特尼和萊芬韋爾說服艾森豪將黃金的價格保持在35美元一盎司，這是自1934年以來一直延續的價格。艾克認為萊芬韋爾關於黃金問題的備忘錄是他讀過的備忘錄中最好的。

  摩根銀行長期以來傾向國際合作，這種主張在華盛頓得到了有力的支持。這在艾森豪執政初期就明白無誤。一個曾使摩根銀行十分困擾的問題，即在主張通貨膨脹的鄉村孤立主義者與同歐洲有金融聯繫並主張穩定貨幣價格的東部沿海銀行家之間的由來已久的分裂，此時已成為過去，變成了歷史學者們的研究題目。美國公司紛紛跨出國界，農場主們也在開拓出口市場，華盛頓則在世界各地建立軍事基地。美國似乎已不再距離世界其他地區那麼遠了，通過北大西洋聯盟，美國與歐洲聯結在一起。摩根財團在美國政治文化中不再是一個格格不入的異已實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