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三章人 質

  1940年6月22日，法國新總理亨利·菲利普·貝當元帥被納粹的閃電戰擊敗，同希特勒簽訂了停戰協定，只剩下英國與軸心國孤軍奮戰。這使巴黎摩根公司處於危如累卵的境地。這法國人口中的「莊嚴的摩根銀行」在旺多姆廣場14號占有一幢富麗堂皇的大樓，從巨大天窗透過的日光把銀行大理石地面映照得光彩奪目。這家由德雷克塞爾家族於1868年創建的公司有著輝煌的歷史，就是在普法戰爭和一戰時期也不曾關門歇業。直到1926年，該公司一直被稱為摩根-哈耶斯公司，在合伙人赫爾曼·哈耶斯那年死於多維爾馬球比賽事故以後，公司改名為摩根公司，按照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之前的摩根帝國連鎖合夥制度的結構，傑克·摩根是高級合伙人，而且紐約為該行提供大部分資本金。

  也許巴黎摩根公司從未獲得像紐約和倫敦一些銀行那樣巨大的名望，但甚至到20世紀80年代它仍是巴黎最大的外國金融機構之一。它是連接法國政府與J.P.摩根公司生意的渠道，而且它同法蘭西銀行的關係非常密切，它的法國雇員通常在政府中做過高官。摩根公司為大多數美國公司在法國的下屬機構提供服務，為美國富有的旅行者辦理旅行支票和開具信用證，為在法國的美國人辦理現金業務，其地下保險庫里保管著大量美國和法國人擁有的證券。它與摩根建富公司和J.P.摩根公司相互交換年輕的學徒。不過歸根到底，因為摩根與英國的親密關係和法國民族主義者抵制美國商業滲透，法國分行總是處於困境。

  由於戰時的新聞封鎖極為嚴密，有關摩根公司在納粹占領期間遭遇的情況，直到1944年9月人們才得以知曉；現在這些情況可以從摩根擔保公司未公開的記錄中重新整理出來。事情從法蘭西銀行開始，該銀行不相信慕尼黑條約所宣稱的虛假和平，於1938年開始制定計劃來保護它的黃金儲備。它把黃金運到紐約作為將來戰爭物資採購的資金，並把儲藏在弗利業街金庫中的金條取出，分藏在全國51個戰略要地。

  巴黎的許多銀行都做了類似的應急計劃。摩根公司在南特東南的一個名叫尼奧爾的小鎮上買了一座殘破的旅館，並將旅館改建成自備水電供應的房屋，用以保護證券。地下室設保險箱，樓上設工作人員的臥室。在宣戰後，法國政府勸說摩根公司，在法國未被占領的沙泰勒-居永設一間辦公室，來保護它和法蘭西銀行的證券交易業務。在納粹攻克巴黎的幾周前，摩根公司和其他銀行將證券運到法國中南部那些安全的房子，巴黎只剩下基本的留守人員。就在法國淪陷的前5天，摩根公司的兩個美國合伙人，伯納德·卡特和朱利安·艾倫逃出巴黎，只見一路上難民成群，馬車和自行車擁擠不堪。此時證明，摩根公司的上述行動都被證明是明智的預防性措施。

  在德國占領期間，納粹的旗幟在法國司法部和麗茲旅館上飄揚。這些都是在旺多姆廣場上和摩根公司相鄰的建築。美國三家銀行在巴黎的分支——J.P.摩根、擔保信託和大通國民銀行仍然開門營業，而第四家銀行——國民城市銀行則關門歇業。1940年6月下旬，摩根公司的萊奧納爾·里斯特被捕並被關進蘇台德的一個集中營。里斯特是法國著名經濟學家夏爾·里斯特的兒子，由傑克·摩根親自挑選進入摩根公司。萊奧納爾回憶說，1928年當他在紐約時，「傑克問我，你不到摩根干，到別的地方到底能幹些什麼？這是他的原話，於是我決定到摩根在巴黎的銀行申請工作」。(1)

  結果里斯特在鐵絲網內度過了18個月，而他的父母安排了緊急計劃，通過拉塞爾·萊芬韋爾為他在華爾街找到一份工作。摩根財團最終通過他們梵蒂岡的老朋友貝爾納迪諾·諾加拉——羅馬教皇特別行政署司庫——營救出萊奧納爾。諾加拉設法使德國人相信釋放里斯特對法國金融的健康運行是必要的。摩根財團的神秘，外加里斯特的名望，使諾加拉的說法奏效了。戰後，法國財政部委派里斯特到世界銀行工作，最後他成為該行的經濟局局長。

  

  在此後的戰爭期間，摩根公司的實權落到兩個頑固、有勇氣的法國人手中。一位是風度翩翩的莫里斯·佩松-迪迪翁，他是在馬恩河戰役中受過傷的老兵；另一位名叫路易斯·度特列爾，是信貸部主任，他在比利時軍隊服役時，在戰鬥中負過傷，腿瘸了。這兩位銀行家不得不對付納粹經常不斷的各方面的干擾和對他們行動的威迫性監視。為了解決侵略行動所需的資金，希特勒制定了一項從被占領國掠奪黃金和外匯的政策。希特勒採用從法國勒取錢財的辦法，作為他對凡爾賽和約進行報復的一個部分。和其他銀行一樣，摩根公司可以經營法郎業務，但外匯交易業務被取締。它必須向德國人報告它所持有的任何一種外匯以及其保險柜里存放的財物。

  摩根財團總是對在巴黎被納粹占領時期始終能不折不扣按其原則經營而感到自豪。然而這家銀行可能有它的秘密保護人：貝當元帥，他是通敵的維希政府[32]的頭子。1917年，作為一位有名的戰鬥英雄，貝當結識了籌資協會的許多女性，其中包括赫爾曼·哈耶斯的妻子和安妮·摩根。也許通過這些會見，貝當在摩根公司開了帳戶。1941年11月，在英國下議院激烈的辯論中，這一個令人尷尬的帳戶被抖落出來。事情的原委是，1937年，貝當與加拿大一家公司簽訂了年金計劃，甚至在法國淪陷、英國開始被封鎖以後，加拿大公司仍到期支付600英鎊給摩根建富公司，並由其存入貝當在摩根公司開設的帳戶上。這些轉帳得到英國財政部的一項許可證的認可。

  在英國下院，拉塞爾·托馬斯博士向財政大臣金斯利·伍德提出抗議：「那位尊敬的先生是否應考慮一下，那筆支付會激怒公眾，降低政府威信，在國家團結至關重要的時刻，引起人們的種種懷疑？」(2)金斯利·伍德為這一業務辯解時說，他注意到加拿大同法國維希政府保持著外交關係，而且貝當是國家首腦。不過，到後來，這一轉帳還是被停止了。

  在珍珠港事件後，摩根公司也被視為敵國銀行，一個名叫赫爾·西澤的德國人被派進該公司作為特別監察員，他在旺多姆廣場18號辦公。他一定要讓這家公司接受納粹銀行的帳戶和業務。為了避免這種不體面的事情，佩松-迪迪翁告訴納粹，J.P.摩根公司已指示他不能接受新帳戶或擴大老帳戶；他直截了當地說，如果強迫他違反這個規定，他將不得不對銀行實行破產清算。預計的戰略奏效了，該銀行沒有接受納粹的存款。

  對於猶太人的帳戶，摩根公司就不那麼成功了。納粹糾集了一個特別行政管理隊伍來洗劫猶太人的證券和銀行存款，納粹盜空了猶太人在摩根和巴黎其他銀行里的存款和保險柜里的財物，總共掠走1150萬法郎。摩根提出抗議，但完全沒有用。在占領期間，任何一家銀行如果大肆抵制這些行為，它還能否繼續營業就很成問題了。

  與納粹發生的最有戲劇性的一場衝突是在1944年。一位黨衛軍防務官趾高氣揚地跨進這家銀行，並要求拿走一個存款戶的錢，遭到厲害的度特列爾的拒絕。這位軍官拔出手槍頂住他的後背，逼迫他一瘸一拐地走到街上。

  度特列爾和萊奧納爾·里斯特被帶到索塞街上的黨衛軍總部，並被告知除非立即把那個存款戶的錢交出來，否則他們將被送進德國集中營。德國人用槍托揍他們，並把他們關在一間黑屋子裡一兩個小時。最後交了8000美元贖金他們才被釋放。

  另一次，莫里斯·佩松-迪迪翁面對監禁和流放的威脅毫不畏懼，拒絕交出法國財政部的某些票據。蓋世太保的一位軍官要求查看摩根公司擁有的債券名單，並且不相信除了政府債券之外，這家銀行就沒有什麼別的資產了。顯然因為深信摩根神秘的力量，他發誓，佩松-迪迪翁一定在欺騙他和帝國。這位軍官列舉摩根公司對其他法國銀行的所謂影響，期望能發現該行對里昂信貸銀行的巨額控股，以及所擁有的其他銀行股票的名單。他堅信摩根財團掌握著法國銀行大量的股份。拉蒙特後來複述了那位德國軍官所說的話：「『如果他們沒有，他們怎麼會能夠控制所有的銀行呢？』佩松-迪迪翁回答說，他們沒有控制任何一家銀行。然後這位德國軍官要求他解釋為什麼摩根的銀行似乎對歐洲大陸和其他地方的所有銀行有巨大的影響力。佩松-迪迪翁平靜地回答說，他想不出任何解釋，唯一的解釋是這種影響在於摩根銀行全體人員的人格。」(3)拉蒙特也許給這個故事添油加醋了，但毫無疑問，摩根公司的影響力並沒有像那位頭腦過熱的納粹軍官想像的那麼大。人們總有一種錯覺，摩根財團主要是靠對其他銀行的直接控股來施加影響，而不是通過其排他性的銀行業務和諮詢關係來施加影響的。有了J.P.摩根公司的勢力作為後盾，巴黎摩根公司就不需要大量的資本金。

  摩根公司是美國在巴黎唯一的一家在整個戰爭期間一直營業的銀行。它甚至還有少量利潤。萊奧納爾·里斯特聰明地覺察到這種成功可能帶點通敵的味道，或至少是近乎昧良心。這也許是他經常提起艾森豪將軍授予他獎章，表彰他「協助盟軍士兵逃出敵占區的勇敢行動」(4)的原因之一。美國政府於1944年底認可了摩根公司戰時的行為，財政部和軍事部要求J.P.摩根公司派出巴黎高級合伙人迪安·傑伊和其他美國人回到旺多姆廣場，恢復該銀行正常營運的面貌。據說，在法國做生意的美國人在徵求這位矮小、滿頭銀髮的迪安·傑伊的意見之前，很少有大的舉動，所以，此次他回來是帶有重要象徵意義的。摩根公司得到了最高的榮譽，被委託處理在法國解放區的美國軍隊的存款。

  1940年，黑暗逐漸籠罩整個歐洲，湯姆·拉蒙特做出最後的努力，試圖把貝尼托·墨索里尼從阿道夫·希特勒的戰車上拉下來。儘管墨索里尼多次施暴，拉蒙特卻依然相信他。1939年1月，墨索里尼在利比亞和衣索比亞的一些村莊施放毒氣後，拉蒙特仍向摩根駐羅馬的代理人喬瓦尼·富米重申他「讚賞這位領袖為他的人民在國內取得的不尋常的成就」。(5)他堅信20年代在華爾街流行的傳說，即有兩個墨索里尼——國內事務的好管家和國際事務的壞冒險家。不知怎的，這種雙重性格集於這個矮胖子一身。

  1939年春，拉蒙特向墨索里尼作出的種種姿態和美國政府的政策攪在一起，扯不清。他在外交時代的最後一次使命，是作為羅斯福的私人外交顧問，試圖把義大利從戰爭中拉出來。在為白宮工作期間，拉蒙特不得不克服一個阻礙，即怎樣向羅斯福解釋富米與墨索里尼為何有著別人無法比擬的接近程度。不論這家銀行把富米說成是怎樣一個中立者，但20多年來富米一直令人作嘔地讚揚領袖。富米曾預言，墨索里尼將使義大利成為地中海的強國。現在拉蒙特推出了關於富米的標準公式：「他雖然忠於政府，但他不是法西斯主義者。」(6)不管羅斯福相信這點與否，拉蒙特都是一位非常現成的美國與義大利的中間人。

  那年春天，拉蒙特思忖著他的羅馬之行和鄉間野餐計劃。他跟富米說：「我時不時地對義大利的陽光和晴空有一種渴望，或懷舊的感覺。」(7)但他取消了這次擬議中的旅行，害怕記者可能會從輪船旅客名單中發現他的名字。他風趣地告訴喬·甘迺迪，「領袖在阿爾巴尼亞的古怪行動」，即義大利1939年4月占領阿爾巴尼亞，是他取消原定在羅馬的美國學院逗留日程的真正原因。該學院從皮爾龐特時期即開始受到摩根合伙人的贊助。(8)

  拉蒙特沒有訪問義大利，而是給義大利政府寫了一封信，警告說美國將堅決反對德國人的侵略，言外之意，也反對義大利人的侵略行徑。富米用摩根秘密外交的複雜方法，將這封信轉交給梵蒂岡財政部長貝爾納迪諾·諾加拉，後者又將此信交給義大利銀行的阿佐利尼。這封信以上帝及其背後金錢的無可爭辯的權威被送到了墨索里尼的辦公桌上。

  梵蒂岡在拉蒙特和羅斯福力圖影響墨索里尼的努力中起了重要作用。1939年2月，羅斯福派喬·甘迺迪參加保羅·庇護十一世的葬禮，以取悅梵蒂岡。一年後，羅斯福成為第一個派私人代表邁倫·泰勒去梵蒂岡的總統。邁倫·泰勒是美國鋼鐵公司前總裁，他早年很欽佩墨索里尼。梵蒂岡擔心如果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結成同盟，它將在政治上孤立，所以它歡迎羅斯福的開放，但這個開放引起了美國新教徒的強烈反對。

  1940年春，拉蒙特最後一次做墨索里尼的工作。他首先打電話徵得羅斯福的同意後發了一封信，而且湯姆·卡托也將此信拿給英國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勳爵過目。拉蒙特試圖打消墨索里尼的幻想，即一旦發生戰爭，他能夠得到義大利裔美國人的忠誠支持。拉蒙特說，意裔美國人都強烈地反對希特勒，義大利不應被美國的孤立主義者愚弄。他警告說，納粹會發動閃電戰。富米再次將此信件轉給梵蒂岡的諾加拉，他保證把信的內容傳達到墨索里尼。這次使命不僅沒有成功，而且還可能起了反作用，使墨索里尼在心裡形成富米是摩根信使的印象，並懷疑他是英美間諜。拉蒙特的行動和羅斯福的副國務卿薩默·韋爾斯訪問墨索里尼的使命巧合。墨索里尼同韋爾斯談得很僵，事後他告訴他的女婿加萊亞佐·齊亞諾說：「我們和美國之間不可能互相理解，因為他們只從表面看問題，而我們則要深入到問題的本質。」(9)墨索里尼還奚落了由摩根建富公司的弗朗西斯·羅德率領的代表團。弗朗西斯·羅德認為，英國陸軍部喪失了把領袖爭取過來的時機。1940年6月英國遠征軍在敦刻爾克大撤退，不久之後墨索里尼與希特勒永久結盟。

  1940年9月，墨索里尼下令逮捕喬瓦尼·富米，算是報答了摩根財團數年來對他徒勞無益的忠誠。根據摩根的記載，富米是被人從羅馬的旅館騙出來後被單獨關押在雷吉娜·科埃利的監獄。墨索里尼現在成了金融和政治上的叛徒，並且不再對拉蒙特獻媚了。兩個月前，義大利不再履行市府和政府借款的償還責任。富米被起訴，正式罪名是「通過傳遞信件表達了親英情緒」。這種似是而非的法律指控只是披在政治仇恨上的一層薄薄的面紗。對於富米來說，他20多年來向華爾街最有影響的銀行家兜售墨索里尼，最後卻落得身敗名裂。甚至在墨索里尼投入希特勒的懷抱後，富米還把這看作是墨索里尼的唯一出路，他遭此打擊很冤枉。直到開戰之前，拉蒙特和富米還在爭辯說墨索里尼投入希特勒的懷抱，不是因為他瘋了或權迷心竅，而是由於西方外交的無能。

  拉蒙特猝不及防，感到吃驚。他覺得他個人對爭取富米的釋放負有責任。這兩個人地位不一樣，但關係密切。富米稱呼他拉蒙特先生，而拉蒙特則用富米的愛稱尼諾稱呼富米。富米向來善於悲切，多愁善感，臆想自己體弱多病。他經歷了與拉蒙特相似的許多痛苦——他的原配妻子1930年死於癌症，他由於過度勞累病倒過幾次，並犯有關節炎。在摩根熱情活力的商業信件中，富米的信件與眾不同，它們是一位感情脆弱、情緒憂鬱的人的沉思錄，他表白自己的悲哀，和摩根的風格迥然不同。

  不論是在羅馬的威尼托大街還是在用摩根支付給他豐厚的酬金建造的聖特羅佩茨別墅里工作，富米總是很容易被指控為外國間諜。20多年來，他一直在做走鋼絲的事情，在愛國主義和職業需要之間尋找平衡。大多數時間，他可以同時為華爾街主子和墨索里尼服務。但如果它們之間的利益有衝突又怎麼辦呢？富米經常對拉蒙特說，如果有衝突，他優先考慮摩根而不是義大利。而1939年，他又承認，如果戰爭爆發，他要參加義大利軍隊。他始終未能解決關於自己國民身份的困惑。

  1934年，富米與安妮·克勞福德女士結婚，這使他的麻煩更加複雜了。安妮·克勞福德是克勞福德和巴爾卡里斯伯爵夫婦的女兒、英國駐華盛頓大使羅納德·林賽爵士的侄女。這一英國表象肯定是引起了墨索里尼的疑心。為祝賀富米結婚，摩根財團送給這對新人一對喬治二世的銀制水杯。1938年，富米興高采烈地談到他已經非常英國化了，有「英國妻子、英國女秘書和英國保姆」！(10)不過，戰爭爆發後，他知道自己處境不妙，讓他的妻子、兒女和保姆去了蘇格蘭，而他待在羅馬。對於被捕，他可能不是完全沒有準備。

  拉蒙特用老練的方式精心組織解救富米。首先，他要國務院參與，然後，通過邁倫·泰勒向教皇的秘書傳遞消息。他完全有理由期望得到梵蒂岡的同情。富米是諾加拉的密友，諾加拉主管著梵蒂岡的投資業務部門，即教皇特別行政署。教皇保羅·庇護十一世在世時，人們甚至猜測富米終有一日會取代諾加拉成為梵蒂岡證券投資業務的主管經理。諾加拉還有可能暗自仇視德國人，因為不論在戰前還是在戰後，他都不用梵蒂岡的資金購買德國的證券。此外，拉蒙特還曾和新教皇保羅·庇護十二世在紐約共進午餐。為答覆拉蒙特的請求，梵蒂岡回電說：「他們正盡最大努力，在私下和正式場合爭取他朋友的獲釋。」教皇強調，墨索里尼親自參與此事：「我們知道最終還得由政府首腦作出決定。」(11)

  最後，只有拉蒙特本人向墨索里尼求情才奏效。這位虐待狂領袖似乎想從拉蒙特身上榨取最後的一次貢品，讓這位銀行家經受一次無法忍受的屈辱。拉蒙特不得不強壓怒火，爭辯說富米代表義大利與摩根財團打交道，而不是相反。其實，可能還有許多拉蒙特不願意承認的事實，但現在必須誇大其辭了。他在信中寫道：

  是富米，而且是他一個人力主我1923年初次訪問羅馬，以及隨後的訪問。這些訪問的結果是為您的政府提供優惠貸款。在所有場合，他都積極參與談判並熱情地宣傳他的政府的良好名聲，並每時每刻都在維護它。誠然，富米是我們在義大利的代表，不過，他作為金融大使，廣泛而機智地為您的政府開展工作，這更是事實。

  拉蒙特毫不迴避富米娶了英國女人為妻的問題，拉蒙特厚著臉皮說，這給富米的愛國主義提供了額外的擔保：「隨著時間的推移，他對他的政府和人民所表示、並且也一定會表示的忠誠使我們的印象越來越深。他與安妮·克勞福德女士的婚姻只會使他更加謹慎從事，並對自己的政府更加克盡厥職。」

  值得注意的是，拉蒙特從未直接譴責過墨索里尼逮捕富米或指責他事先了解此事。他好像給一位機智、中立和擁有一切權力的仲裁者寫信一樣。在信的結尾拉蒙特說：「最後，在所有與您的會見中，由於您的寬容與仁慈，特別是由於您在會見時總顯出的令人折服的掌握尺度的能力，我斗膽代富米向您提出一個急迫的個人請求。」(12)

  富米被捕後大約10天，摩根收到從梵蒂岡發來的電報，報告說富米已安然獲釋，並將被流放到瑞士。對於拉蒙特來說，這個結局具有諷刺意義，17年來，他採用奉迎、屈從的手法，企圖改造墨索里尼，然而這個獨裁者卻不給他留一點面子和一絲使他能聊以慰藉的幻想。正如他用哀傷的筆調給在瑞士聖莫里茨的富米寫的一封信里所表述的那樣：「親愛的尼諾，將來總會有這麼一天，美國和義大利將重為朋友。但在那一天到來之前，我們大家將飽受劍與火、戰爭與痛苦的煎熬。」(13)

  1941年2月，摩根在羅馬的辦事處關閉。兩周後，不屈服的富米突然在倫敦出現，監督秘密轉移梵蒂岡存放在摩根建富公司地下室的金條。在整個30年代，梵蒂岡以每盎司35美元的固定價格購買黃金，並且從未出售過。富米謹慎地將這些黃金稱為「特殊商品」。出於安全原因，梵蒂岡現在決定將黃金運往紐約。戰爭時期的運輸由哈利法克斯勳爵領導，直到最近他還是英國外交大臣。這批黃金最後儲藏在紐約的聯邦儲備銀行。戰後這批黃金急劇升值。

  1942年，貝爾納迪諾·諾加拉試圖收回當初幫助使萊奧納爾·里斯特和喬瓦尼·富米獲釋的人情帳。梵蒂岡持有一家南美銀行集團——蘇達邁利斯的大量股份。這個集團的總部設在巴黎，但在阿根廷、巴西和其他拉美國家設有分支機構。美國戰時制裁的黑名單使巴西這家銀行損失慘重，並面臨破產的境地，諾加拉想把蘇達邁利斯從黑名單中拿掉。為了達到這一目的，他請求摩根購買該集團一半的股票，作為交換條件，他說摩根財團對該集團的業務有最終批准權。雖然富米準備好去紐約談判，而且諾加拉也「保證在管理蘇達邁利斯南美分行中充分尊重同盟國的利益」，但拉蒙特解釋說，購買有法、意支持的銀行的股票，在政治上和法律上都行不通。(14)梵蒂岡向國務院的呼籲也毫無結果。但這次討論顯示出一個有趣的例證，即梵蒂岡的外交獨立於義大利軸心國之外。

  1940年5月，內維爾·張伯倫辭職，由邱吉爾接任。摩根財團同邱吉爾總有彆扭，像自家人吵架一樣。特迪·格倫費爾無視邱吉爾的優點，在股市崩潰後評價說：「30年來的歷史表明，邱吉爾是一個最靠不住的朋友，最不可信賴的政客。……我希望他第三次改換政治門庭，倒向拉姆齊·麥克唐納，或者甚至變得更左。」(15)1940年夏季，南希·阿斯特不情願地向湯姆·拉蒙特承認，邱吉爾幹得不錯，但對勞埃德·喬治沒有入閣而感到遺憾。

  1940年8月，不列顛保衛戰開始。愛德華·默羅在廣播中生動地向美國人報導，每夜的猛烈空襲把倫敦人都趕進了地鐵。摩根建富公司對戰爭有所準備，修了空襲隱蔽室和能出入街道及樓梯的防毒氣通道。雖然大溫徹斯特街沒有直接挨炸，但方圓一平方英里的倫敦金融城卻遭到狂轟濫炸。離摩根建富公司不遠的那條窄巷子對面的荷蘭教堂被炸毀，一枚埋在瓦礫堆里的傘投炸彈爆炸，把摩根合伙人房間的牆壁鑲板炸毀，並炸飛了幾扇門。附近木匠會堂的大火被及時撲滅，救了大溫徹斯特街23號。後來，一枚V-1飛彈落在老布洛德大街上，那是喬治·皮博迪和朱尼厄斯·摩根曾經工作過的地方。每次倫敦遭空襲後，哈羅德·尼科爾森都要給查爾斯·林德伯格寄一張言語刻薄的明信片，上寫：「你還認為我們會屈服嗎？」(16)

  英國的孩子們開始從倫敦疏散，摩根財團自豪地履行著自己的職責。沒有什麼事業比英國的戰事更能讓傑克·摩根熱血沸騰了。他臉色憂鬱、疲憊不堪地趕到西十四街的碼頭，等候著近400名英國兒童乘坐的兩艘海輪的到來。在那兒他迎接了11歲的普里姆羅斯勳爵和比斯特勳爵的兩個11歲的孫子，以及隨行的女家庭教師和保姆。他們和金融城史密斯家族的其他三位後代在戰時都住在馬蒂尼科克角，成為他的客人。查爾斯·漢布羅曾和哈里·摩根戰時一起在紐約住過一段時間，然後在1943年匆匆趕回英國參加伊頓的板球隊。他回憶說：「傑克·摩根住在維多利亞式的豪華別墅，全副武裝的保鏢到處都是。只有普里姆羅斯勳爵獨自陪著這位老人。」(17)J.P.摩根財團還為英國提供更多的保管服務，它的貴重物品保管庫收到英國政府的划船比賽獎品和兩本古登堡版《聖經》。

  傑克包租喬治·惠特尼的舊船漫遊者號，將自己的海盜四號轉交給英國服役。他捐獻了許多室內裝飾品，從藍色的掛毯、藤椅，到在金貝爾舉辦「給英國的包裹」的義賣。哈里·摩根把他的格魯門水上飛機賣給加拿大政府用於海岸巡邏。在法國淪陷後，到華爾街23號來訪的一位英國人表示他對未來憂心忡忡。「下一個該輪到我們了，」他告訴傑克，「德國人將對我們發動閃電戰，很難頂得住。」傑克充滿激情地說：「我的好朋友，你根本用不著垂頭喪氣。我告訴你，英國決不會投降的，決不會，決不會！」(18)他有新的理由運用他豐富的想像力，勾畫出追擊德國人的圖景。襲擊倫敦以後溜走時，年輕的納粹飛行員把所有多餘的炸彈都扔到了沃爾霍爾。10月份的一次爆炸把這幢房子的窗子都炸掉了。為了保險起見，傑克收藏的所有銀器都轉移到儲藏梵蒂岡金條的大溫徹斯特街23號的地下室。

  隨著一些合伙人進入政府部門，摩根建富公司的人員有所減少，這是該銀行在外交時代的活動合乎邏輯的最終成果。它已經有點像英格蘭銀行、財政部和外交部的分支機構。20年代曾在撒哈拉沙漠南部探險，並贏得皇家地理學會獎章的弗朗西斯·羅德被派往非洲，而威利·希爾-伍德戰時主要在華盛頓作為英國的保密檢查員。比斯特勳爵和西比爾女士把他們在牛津郡的圖斯莫爾房產也被改成有50個床位的療養院。那時其他英國鄉間宅邸也都改為營房或軍隊醫院。

  蒙塔古·諾曼舉薦給湯姆·卡托一個新的、不付薪水的職位，做財政大臣金斯利·伍德的金融顧問。卡托個子矮小，精明強幹，是一個出身貧寒但有尊嚴的蘇格蘭人。他從1928年起就是摩根建富的合伙人。在此之前，他曾經掌管摩根在倫敦和紐約的合伙人擁有的安德魯·尤爾公司的一家很大的印度商業銀行。因為同維維安·史密斯在中東和俄國做過幾筆生意，他具備締造偉業的企業家所應有的海外、全球的關係。他和約翰·梅納德·凱恩斯的辦公室被安排在財政大臣辦公室的兩邊：凱恩斯代表著獨立的、理論上的觀點，卡托代表實際的、銀行界的觀點。他倆很快被人戲稱為「卡托和隱身人」。比斯特勳爵不禁竊喜，向華爾街23號報告說，卡托正大量拋棄隱身人的許多不切實際的想法。蒙塔古·諾曼更願意同卡托打交道，他將接替他作為行長，使摩根建富公司與英格蘭銀行的神妙關係長存不休。

  因為歐洲大部分地區都被納粹所控制，邱吉爾知道他不得不利用自己的智慧、魅力和能量來爭取美國人。他面對一個新對手、一個有著同樣決心阻止美國人捲入戰爭的組織，即「美國第一」。該組織由兩名耶魯大學畢業生——小道格拉斯和金曼·布魯斯特發起組成，是對付威廉·艾倫·懷特委員會的產物，而且很快把查爾斯·林德伯格拉了進來。林德伯格關於美國第一的演講使人們對他殘剩的英雄崇拜喪失殆盡。他遊歷全國作演說，聲稱「三個想把這個國家拉入戰爭的最重要的集團是英國人、猶太人和羅斯福政府」。(19)他大談美國政府和新聞界中的狡詐的猶太人影響。

  儘管林德伯格的講話產生了一定的影響，但倫敦每夜遭空襲的恐怖引起了美國人對英國人的極大同情。1940年11月重新當選後，羅斯福的力量得到加強，他逐漸增強了對英國的援助。他和邱吉爾談判用美國50艘舊驅逐艦換取西印度群島的8個英國空軍基地。1940年11月下旬，洛西恩勳爵發出英國現金危機的警報，12月初，邱吉爾告訴羅斯福，英國已經到了「沒有能力支付現金的時刻」。(20)

  就在英國走投無路的那年秋天，摩根財團和羅斯福政府重新聯合向英國提供除參戰以外的所有援助。這種友好關係使雙方都鬆了一口氣。1940年12月24日，萊芬韋爾同羅斯福在白宮聊了一陣之後告訴總統：「不論我們對國內事務的看法有何不同，我和我的同事們全心全意地支持你向英國提供無限的物資援助，支持你的國家防備政策。」(21)那個周末，羅斯福在廣播裡作了一篇拉家常式的演說，支持英國，萊芬韋爾為這次演說出了一些點子。「當你說『給予』時，意思是給予或借給英國貨物、槍炮、輪船、飛機、彈藥和其他一切所需，……你並沒有興趣給英國一個銀行帳戶，而是給她所需要的東西。」(22)在廣播講話中，羅斯福激勵美國人民把美國變成保衛「民主的軍工廠」。一周後，他要求國會通過租借法案，以讓華盛頓保證為英國在美國的戰爭物資訂貨單付款，並無限期出租物資。這樣做不會立即增加同盟國的負擔。羅斯福希望租借法案在戰後能避免再次發生戰爭債務和賠款的困境。邱吉爾稱這為「任何國家歷史上都未曾有過的最沒有不良動機的法案」。(23)摩根顯然支持這個法案，因為這排除了它再次扮演一戰時期的融資角色的可能。

  正當林德伯格和其他孤立主義者極力反對租借法案時，羅斯福和財政部長摩根索試圖找出一種戲劇性的辦法來回擊關於英國在世界各地儲存著數百億美元閒置資產的指控。他們決定要求英國搞一次大蝕血本的公開的自我犧牲行動，把英國在美國的主要工業股票賣掉，以示英國在求援前用盡了各種辦法。1941年3月，在國會通過租借法案前夕，羅斯福和摩根索通知白廳，英國必須立即賣掉一批重要的股票。白宮自己選了英國一家在美國最有價值的工業股票——美國粘膠纖維公司，它是庫爾托的紡織帝國的一個附屬公司。該公司有7個工廠和18000名雇員，可能是世界上最大的人造纖維的生產廠商。華盛頓執意要求急速出售，並規定72小時之內是宣布出售的最後期限。

  英國人覺得居然還得向老朋友表示忠誠，實在是有失身份。一個包括湯姆·卡托在內的憂心忡忡的代表團，向塞繆爾·庫爾托總裁透露了消息，庫爾托以堪為楷模的方式作出反應，只問了一個問題：「不管對我和我的公司有何種困難，出售股票這件事對國家利益是否至關重要？」(24)當卡托回答說，是戰時融資的關鍵利益所迫，愛國的庫爾托立刻以「股」殉國。庫爾托公司董事必須在36個小時內作出安排——撤資速度之快，在歷史上肯定是無出其右。

  為把美國的粘膠纖維公司賣給英國的投資者，J.P.摩根公司向英國財政部推薦，由摩根史坦利和狄龍-里德負責這次出售，華爾街23號提供必要的銀行貸款。這次出售的處理使英國人怨恨多年。在變幻不定的戰爭情況下，很難知道什麼樣的價格才能對英國投資者有吸引力。紡織業的股票價格一直波動得很厲害，而且通常需要數周的承銷工作被壓縮到幾天。英國得款5400萬美元，而由摩根史坦利和狄龍-里德牽頭組成的17家銀行承銷團向公眾出售股票得款6200萬美元，差額部分都裝進了自己的腰包。有些英國人，特別是邱吉爾，認為他們被這些銀行宰了一刀。那時，庫爾托公司的董事們聲稱，該公司僅有形資產就值1.28億美元。顯然，出入太大。

  戰後，邱吉爾冷冰冰地諷刺這次拍賣：「在美國的這家英國庫爾托的公司，應美國政府的要求，以相對低的價格被我們給賣掉了，後來公司又以相當高的價格在市場上重新出售，而我們卻沒有從中得到任何好處。」(25)當哈羅德·斯坦利從1949年的一份報紙上看到邱吉爾回憶錄節選中的這段描述時，他震驚了。通過摩根建富公司的哈考特勳爵，他做了廣泛的努力來使邱吉爾修改這段文字。他甚至利用了邱吉爾與他妻子路易絲（前帕克·吉爾伯特夫人）昔日的友誼——邱吉爾數年前在紐約出事故時，她曾幫助過他。在修改他這本書時，邱吉爾同意刪去銀行家通過這筆生意獲利豐厚的文字。但他堅持己見，即美國粘膠纖維公司價值被遠遠低估了。在出售時，各方同意將此事交由一個三人仲裁小組處理。在戰後那場尖銳的訴訟中，庫爾托公司得到英國政府的額外補償。

  在國會1941年3月11日通過租借法案後，羅斯福批准了長長的向英國運送物資的單子。孤立主義運動的進步黨派不僅對自己在租借法案上的失敗感到忿恨，而且對羅斯福在對待華爾街和摩根財團態度上的180度大轉彎也極為不滿。那年4月，曾在鐵路聽證會上狀告摩根的蒙大拿州的參議員伯頓·惠勒嚴厲批評羅斯福邀請「錢商」和「華爾街律師」參加他的陣營。他憤怒地指出，像威爾基和拉蒙特這樣的人突然被裝扮成「自由派」，而進步黨派因反對美國參戰則被看成是「托利黨黨員、納粹的同情者，或是反猶太人分子」。(26)

  被進步黨派攻擊為「戰爭販子」的摩根財團，實際上是在與它的英國朋友暗地鬥爭，主張採取相反的立場。湯姆·拉蒙特曾幫助羅斯福遊說通過租借法案，不過他堅持美國不應參戰。表面上，美國人可以繼續作為英國的兵工廠，但實際上，這也是30年代不和所造成的創傷。拉蒙特和卡托在英國財政部有自己的秘密外交渠道，拉蒙特信的語調變得越來越憤怒。1941年5月，他給卡托寫了一封精彩的信，火氣很大，並為美國沒能參戰而竭力辯解。

  也許美國人民對援助英國有些遲緩，但是必須承認，美國是第一個在沒有直接面臨亡國的可怕威脅下，盡全力反對希特勒的國家。在這一點上，為什麼美國沒有因其援英的進展受到讚揚，反而被含蓄地批評為行動遲緩呢？包括英國在內的所有歐洲國家，直到希特勒的魔掌幾乎扼住它們的咽喉時，才醒悟過來，才開始反抗。

  因為美國（150年以前）是英國的一個殖民地，所以大多數英國人只不過把美國看成是一個更加年輕，可能更有活力，但不夠高雅的英國。我們以前習慣把英國稱為「母親國」，加深了人們的這種印象。

  信寫到此，拉蒙特翻出了20世紀30年代爭吵的老帳。他回想起英國在德國債務問題上的欺騙行為，並且不願償還一戰時欠下的債務，而償還欠債本可能會贏得美國人的同情。他想起1935年他是怎樣地懇求內維爾·張伯倫考慮與美國訂立商務條約，以在美國創造對英國友好的氣氛。他說，在將來的危機中，這也許有用。「張伯倫先生冷淡地笑了笑，他對美國人的好意不感興趣。」

  信的結尾暗示，英國人對美國人勢利的態度和30年代的金融背叛一樣讓拉蒙特憤怒。他指出，在英美表面友好關係的背後，有一種不平等：「同時，我認為，英國從未對美國表示過很大興趣，除非或直到她急需美國的幫助。成千上萬美國人每年都要到英國去旅行。但對訪問美國感興趣的有名望的英國人屈指可數。」(27)

  在這時候指責英國人好像挺奇怪，那年冬天，倫敦、考文垂和普利茅斯剛剛遭受過空襲。美國那些激進派的小冊子作者把摩根財團描述成搖尾乞憐、唯唯諾諾的親英國派，他們如果看到拉蒙特的這封信，不知會怎樣吃驚。他把信給萊芬韋爾看了，萊芬韋爾實際上認為信的口氣太軟弱。他承認：「假如我對美國人說，我也可能說出同樣的話，但是我認為如果對英國人說，那些話恰恰會助長他們對殖民地和美國人高人一等的感覺。」(28)

  湯姆·卡托的回信很有氣度。要知道，他是財政部高級顧問，而且他害怕疏遠這個有影響的美國人。但卡托在處理微妙事務上也頗具個人技巧。他不失尊嚴地回了一封信，提醒J.P.摩根的合伙人為什麼英國恢復世界金融中心地位的問題會成為幾十年來讓他們動感情的問題。

  我對你的信很感興趣，你千萬不要認為直截了當提出這些問題會使我不快。我們彼此了解多年。……不管我們有什麼樣的缺點，也不管我們的記憶力有多差，我們為你們偉大的國家在這場鬥爭中能夠站在我們一邊而感到歡欣鼓舞。我們完全有信心，這一點就意味著最後一定勝利！……這是一條漫長的、還沒有轉折的道路。當我們到達了那個轉折點，我相信希特勒和他那幫匪徒們會大吃一驚。……別為我們擔心，我們都很高興。我們有些困難，但我們能夠克服；英國人發牢騷是出了名的，但的確，人們在此時聽到的牢騷不像在和平時期那麼多了。(29)

  後來，拉蒙特經常談到那時候J.P.摩根和摩根建富公司之間的嚴密的「防火層」坍塌了，摩根財團內部出現了分歧。(30)一位合伙人沒能活著看到防火層重新修復。特迪·格倫費爾——聖賈斯特勳爵——在珍珠港事件前10天辭世。30年代末，他患有心肺病，曾數月臥病在床。醫生曾建議他在桑德威奇打高爾夫球或是和他妻子到西印度群島巡遊以恢復健康。

  格倫費爾屬於正在消失的那一類人——外交銀行家。他經常為公私難分的目的而工作。他頭腦冷靜，衣冠楚楚，一直是摩根「斯芬克斯」般的守護神，充滿神秘感，在政府和金融界高層工作而不為人所見。他對拉蒙特說：「英國的銀行家和銀行要比紐約的那些銀行家和銀行神秘得多。」但神秘是他不變的信條。(31)他內心相信他這個階級、這個國家和這個職業的智慧，對那些改革者很不耐煩。他思想敏銳，預見準確，衣著無可挑剔，舉止文雅。但他缺少同情心，很少能容忍別人。他認為銀行家應捍衛不變的真理，戒除政治上的荒唐行為和公眾的無知。如果他生活在即將到來的賭場時代，定是格格不入的，因為在這一時代是政府而不是私人銀行領導金融界。他可能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格倫費爾與傑克·摩根的友誼如此深厚，以至於他的去世將削弱紐約與倫敦公司之間的聯繫。

  即使歐洲戰火紛飛，湯姆·拉蒙特也沒有擺脫掉他預見世界事務總會有良好結果的邦葛羅斯[33]式的樂觀傾向。他期望日本能克制自己，不與同盟國開戰，他認為這倒不是由於日本出於任何顧忌，而是因為其自身的利益迫使它要站在勝利者的一方。珍珠港事件前三周，他對沃爾特·李普曼說，如果日本「要站在失敗者一方，它將在整個太平洋地區完全喪失影響並可能淪為二三流國家。……我可能會百分之百地錯了，但我現在一點也不擔心遠東的局勢」。(32)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襲珍珠港，拉蒙特的又一個幻想破滅了。拉蒙特用最義正辭嚴的方式表達了他對日本人的厭惡，那年他同亨利·盧斯一起把8個援華組織合併成援華聯合會。紐約州銀行監管委員會沒收了戰前為日本財務代理的橫濱正金銀行的資產，從而消除了日本人在華爾街的存在。

  1941年美國的參戰修復了摩根財團內部的破裂。因為美英並肩戰鬥，摩根的合伙人重新燃起他們兩國必將一起統治這個世界的信念。拉蒙特表現出寬容的新精神，經常喜歡說美國人的血管里流動著英格蘭、蘇格蘭和愛爾蘭的熱血，是他們力量的真正源泉。兩年前對英國還懷有報復心態的拉塞爾·萊芬韋爾現在熱情地說：「在我的心中，唯一值得為之而戰的事情是拯救英格蘭和大英帝國。為此，我願流盡最後一滴血，並希望數百萬美國人也為此而流血犧牲。」(33)

  J.P.摩根公司承擔了保衛母親國的習慣角色。當《生活》雜誌發表了一封公開信宣稱，不應當是為了英國能保持其帝國而打這場戰爭時，拉蒙特同亨利·盧斯發生了爭論。摩根銀行自從亨利·盧斯的耶魯大學同學小亨利·戴維森成為《生活》雜誌的第一個投資者和一家公司的董事開始，就對盧斯了如指掌。拉蒙特對他說，美國自己也在搞帝國主義並支持拉美的獨裁者，並說：「我們日日夜夜忙於利用貸款和外交手段將整個加勒比置於我們的控制之下，並把所有的拉美國家納入我們的軌道，我們幹嗎還要嚷嚷什麼帝國主義？」(34)

  1941年11月，當勞工組織領導人約翰·劉易斯下令為反對美國鋼鐵公司附屬煤礦而進行的罷工時，羅斯福與傑克·摩根之間新的和睦關係變得更為明顯。羅斯福呼籲他們為愛國保持克制，而劉易斯卻說，他的對頭也應克制。他說：「我的對頭是一個名叫摩根的富豪，他住在紐約。」(35)拉蒙特向羅斯福抗議美國鋼鐵公司只是傑克的一個工具的這種含沙射影的攻擊。羅斯福不僅站在傑克一邊，而且是以一種新的友好的方式。他已不再是本階級的叛逆者，他告訴拉蒙特：「我的確對劉易斯關於對傑克的無根據、不真實和煽動性的演說感到憤怒……你見到傑克時，替我告訴他別擔心劉易斯的攻擊，經過多年的觀察，我真不願意說，劉易斯有點精神變態。」(36)

  由於能夠捐棄戰前在國內問題上的不同意見，羅斯福和摩根合伙人成為好朋友。拉蒙特對他宣布參戰表示祝賀，羅斯福收到祝賀後給他回電說：「從一位像你這樣的老朋友那裡聽到寬厚認可的話語，實在令人振奮。」(37)他們互相交流笑話、軼事和有趣的剪報，其中一份剪報說共產黨領導人厄爾·白勞德指控羅斯福說服了拉蒙特和李普曼策劃提名威爾基作為總統候選人。1942年初，拉蒙特在白宮幾乎花了一小時，推測美國如何利用福特諾克斯的黃金以穩定戰後的貨幣。羅斯福說，美國在歐洲大陸比英國更受信任。這種充滿神秘、彼此了解和相互效勞的關係，是拉蒙特所渴望的；當談到邱吉爾時，羅斯福向拉蒙特吐露，邱吉爾沒有他們所具備的經濟頭腦(38)（然而在1939年，英國駐華盛頓使館記錄了對羅斯福所作的辛辣的評價：「他對某些問題，尤其是金融和經濟方面的知識很膚淺。」(39)）。按羅斯福的要求，拉蒙特在麥迪遜花園廣場舉行的一次蘇-美友誼大會上露面。這是湯姆·拉蒙特和他的左派兒子科利斯在政治會議上唯一一次共同露面。

  使羅斯福和摩根財團的聯繫得到加強的原因，是雙方都覺得受到同樣的孤立主義勢力的圍攻。1942年春，萊芬韋爾告訴總統，參戰的努力需要有更多的遊行、軍樂和搖旗助威。羅斯福同意並補充說：「真正的麻煩不在於人民或領導人，而是那麼一幫人，很不幸的是這個團伙依然存在，他們在12月7日之前大多是孤立主義者，而今天又出於各種動機在這個國家製造不團結。」(40) 因此，羅斯福同摩根之間的新和睦印證了古老的政治格言：敵人的敵人是我的朋友。戰爭最終使白宮與摩根財團言歸於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