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巫師

  對摩根財團來說，現在是外交時代的日暮黃昏了，遠非20世紀20年代享有自由進出白宮的特權的時光，而且還打上了一個特殊的烙印。摩根銀行苦於應付20年代的兩筆對德國的巨額貸款，即著名的1924年道斯貸款和1930年的揚氏貸款，而就在此時，和華盛頓新近脫離關係的情況表現得更為明顯了。儘管這些貸款都是在半官方性質主持下提供的，但華盛頓現在躲避其還款責任，甚至還表現出很傲慢的冷漠態度。新政制定者們不想逼債，害怕損害貿易和證券方面的利益，這下摩根合伙人感到自己是被欺騙了。不管怎麼說，從第一次中國貸款銀團協議開始，他們就與政府合作，認為他們在與違約借款人談判時能夠得到官方支持。這是等價交換。摩根當初按照其政治老闆的意願辦了事，而1933年希特勒一舉成為首相，德國威脅著要違約，摩根財團就感到他們是被拋棄了。

  要講述摩根財團介入德國償付賠款這樁傳奇，最好先說說亞爾馬·沙赫特博士的經歷，他一會兒是摩根財團的朋友，一會兒又成為它的敵人。1930年他辭去在帝國銀行的職務，以此抗議揚氏計劃的最終條款。1932年納粹在競選中獲勝後，他又站到該黨一邊，並督促他在德意志和德雷斯頓銀行的朋友提供金融方面的支持。在德國商業階層中，沙赫特博士使希特勒那幫惡棍的活動合法化。1933年初，在赫爾曼·戈林家中，他幫助希特勒從商人們那裡籌措到300萬馬克，代表那些富商們堅定支持納粹。這次會議由於古斯塔夫·克虜伯·馮·波倫和哈爾巴赫的融資保證而達到高潮。沙赫特甚至同意了希特勒的請求來管理新一輪的競選基金。

  興登堡服從希特勒的願望，恢復了沙赫特帝國銀行行長的職務。1934年以後，沙赫特還擔任了經濟部部長職務。作為第三帝國的金融統治者，沙赫特還負責管理公用事業部門，包括修建高速公路。他的工作使他獲得了納粹金融「邪惡巫師」的名聲，就像個江湖騙子，能為元首創造出金融奇蹟。按威廉·夏勒的說法：「沒什麼人能比沙赫特更賣力了，他為希特勒在1939年發動戰爭從經濟上做了準備。」(1)希特勒在讚揚沙赫特時說，他在三年裡取得了整個納粹黨合在一起也辦不到的業績。

  當成為一名紐倫堡法庭的戰犯後，沙赫特自認為他最早起來反對希特勒，是孤身一人在試圖阻止那架戰爭機器的瘋狂行動。他從未加入納粹黨，並且反對迫害猶太人。但沙赫特卻有不少欺人之舉，他要造成一種假象，即他的單純動機被那些無恥的德國政客篡改了。按照他的兩面派手法，他會對猶太銀行家說，希特勒不過是一個恢復秩序所需要的暫時性惡魔，他還會明確反對迫害猶太人（他擔心這種迫害會有損德國在海外銀行中的形象）。而後，他又會在私下裡向希特勒吹噓他已關閉了猶太人的銀行帳戶，並把錢轉出來為德國擴軍備戰之用。因為他的自我辯護有一定的道理，所以他的情況就比他那些兇殘無比的同夥們要複雜多了。按紐倫堡法庭檢察官特爾福德·泰勒的話說：「這個偽善、頑固的傢伙，曾是也依舊是戰前時代里最不可思議、充滿矛盾的人物。」(2)

  在德國高級官員中，沙赫特博士與眾不同。他看上去仍是傳統的紳士銀行家，這給納粹金融平添了不少高雅氣派。他戴著無框眼鏡，把油亮的頭髮從中間分開，抽著雪茄，穿著細條子襯衫，戴著吊褲帶。對希特勒來說，他是不可缺少的，不僅是因為他巧妙地使德國銀行業為戰爭經濟服務，還在於他在國外所贏得的尊敬。在抑制了1923年的通貨膨脹後，沙赫特可以愚弄國際上的金融家們，讓他們認為在柏林有一位朋友在遵從他們的金融標準。他早就與蒙塔古·諾曼建立了長期的友誼，別人把他看成是納粹同夥，而在諾曼看來他卻是個很有勇氣的中央銀行家，與通貨膨脹做鬥爭，反對德國違背健全的財政狀況進行擴軍備戰。沙赫特曾對希特勒說：「只有兩樣東西能使國家社會黨體系垮台，那就是戰爭和通貨膨脹。」(3)這就是蒙塔古·諾曼願意看到的亞爾馬·沙赫特。摩根合伙人還是比較快地就打破了幻想，確信沙赫特根本就不想賠款，而是讓他們錯誤地認為他會還債。

  與其他圍著希特勒轉的眾多勢利小人不同，傲慢的沙赫特握有實權——金融是在希特勒控制之外的一個領域。起初希特勒全權委託沙赫特管理帝國銀行。沙赫特後來解釋說：「希特勒對經濟一竅不通，所以只要我能保持貿易平衡，保證他的外匯需求，他根本就不會管我是如何經營的。」(4)沙赫特固執而自負，他會毫不猶豫地沖希特勒大喊大叫，隨隨便便，而換作別人是要掉腦袋的。有一次希特勒送給他一幅油畫做禮物，沙赫特卻把禮物退了回去，說它是贗品。他對任何事都處之泰然，這位非常自信的銀行家卻使希特勒感到有些迷惑。艾伯特·斯皮爾注意到希特勒的這個特點：「他一輩子尊敬但不信任那些專家，比如……沙赫特。」(5)

  

  從政治角度看，1933年希特勒上任並頒布法律施政，並沒有給摩根財團敲響警鐘。傑克·摩根對德國「匈奴」舊恨不絕，耿耿於懷，但他對希特勒的保留態度更多地是出自反猶太民族主義而不是道義上的。就像他對他的朋友巴克斯頓伯爵夫人說的：「假如我能對你的那些朋友，那些德國佬更放心的話，我就應該感到我們都會相處得很好。但是，在我看來，這位德國新獨裁者很像那位老皇帝，只是他對猶太人的態度不同，雖然我對這種態度並沒有感到什麼不妥。」(6)

  但是德國外債政策的改變很快就表現出來了。1933年5月，希特勒派沙赫特到華盛頓進行8天的會談。為使他在跨洋旅行中解悶，拉蒙特給他寄去了關於拿破崙和瑪麗·安托瓦內特的傳記——書中大概暗示著絕對權力的腐蝕作用。在與羅斯福和科德爾·赫爾國務卿的會談中，沙赫特堅持說有關騷擾猶太人之事完全被誇大了，並表明外部抗議只會產生事與願違的後果。他還警告說德國很快就沒有外匯來償付美國投資者的20億美元債務。這次白宮會見正值佩科拉聽證會期間，沙赫特記下了總統當時很奇怪的反應：「羅斯福狠狠地拍了一下大腿並大笑著說：『這下華爾街的銀行家活該了！』」(7)羅斯福的助手擔心沙赫特會機械地理解這句話的意思，他們提醒總統注意他那小小玩笑的潛在影響，第二天赫爾趕緊告訴沙赫特，羅斯福實際上是對違約的威脅一事大吃一驚。沙赫特說：「我覺得總統的大吃一驚是在過了24小時以後才表現出來的。」(8)羅斯福的態度可能更堅定了沙赫特拒絕清償德國欠美國債務的決心。

  那年6月，沙赫特宣布延緩償付長期外債。德國的大筆貸款都是多國性質的，比如揚氏貸款就在9個市場上以多幣種形式發行，但債權國並沒有形成一個統一的防衛體系。相反，他們就像是一群驚慌失措的債權人，擠在一個破產法庭上，每個人都想讓德國最先兌現他自己的債券。美國報刊文章報導說歐洲債權人想與納粹單獨成交。沙赫特傾向於和那些對德國貿易有順差的國家做交易，並以此作為撬開德國貨物進入外國市場大門的一個工具。言外之意就是，從我們這兒買得越多，我們就可能更優先對待你們的債券。這是個選擇性違約的政策，一個高明的分化瓦解、各個擊破的戰略，它能破壞債權人的聯合，讓他們自相殘殺。沙赫特希望採取分散債主，使德國債券價格下跌這一招，使他能夠以大大低於票面價值的價格購回債券——很顯然這是個取悅希特勒的戰術。

  1939年，當拉蒙特得知沙赫特在考慮選擇性拒付債務時，他提醒沙赫特，摩根提供了一半以上道斯資金和三分之一以上的揚氏資金。他不無理由地誇張說摩根銀行一直都在倡導對德國採取溫和態度。最重要的是拉蒙特上升到國際法高度，提到向投資者做出的保證，這些貸款優先於其他貸款，並享受特殊政治保護。拉蒙特有理有據地對一位已深深捲入這場陰謀詭計中的人說：「當然，我們希望看到帝國像對待道斯貸款一樣能夠清償揚氏貸款的債務。否則所有國際間協議就都可能被撕毀了。」(9)

  從沙赫特博士的答覆中可以清楚地看到，通常的商業行為規範在德國已不再適用。他出言不遜，歇斯底里地寫了一封信，不像別人通常送往華爾街23號這種靜謐地方的那種信。沙赫特開始先說德國的問題不是違約，而是因外匯短缺而造成的匯兌困難。接下來他又裝腔作勢，有些瘋瘋顛顛、怪裡怪氣。

  不管你是否以死來威脅我，對我都無濟於事，因為事實很簡單，我沒有外匯；而且不管你是罵我不道德或笨蛋或其他什麼的，我都不可能自己造出美元或英鎊，因為你也不想要假鈔，你們要真錢……

  假如任何一位外國人願意出錢，我將樂於賣了我的腦袋和身體，並把換來的錢交到貸款信託人手中，但我擔心就是這種買賣的所得也不夠支付目前的債務。(10)

  沙赫特或許是想在英國和美國之間打進一個楔子，以永久地維持在戰爭債務和賠款上的緊張關係。他威脅說要進行單獨交易，讓英國債券持有人得到部分還款（儘管是較低利率），而美國人沒有，這無疑是在打擊英美兩國良好的關係（沙赫特說德國對英國的貿易順差使它能夠支付利息）。有關不平等待遇之爭，先是德國債務，然後是奧地利債務，成為造成J.P.摩根公司與摩根建富公司間不和的最主要因素。

  在英美摩根帝國核心裡一直有著潛在的矛盾。只要美國和英國間利益一致，摩根內部就相安無事；而一旦利益對立，英、美合伙人就會被迫順從各自政府的意願。他們陷入政治太深，不可能反其道而行。由於J.P.摩根公司現在只持有摩根建富公司中的少數股，而不是一個合伙人，因此兩家公司在結構上也已經拉開了距離。

  20多年來，特迪·格倫費爾一直充當摩根駐英國政府的大使，現在，他似乎不太情願地向英國政府轉達紐約合伙人的強烈抗議。由於華爾街流傳著德國將與英國單獨達成協議的謠言，拉蒙特就給英國政府寫了一封信，要求它對持有德國債券的美國債權人負責。摩根建富公司的合伙人對其過激的言辭提出異議，但拉蒙特和萊芬韋爾堅持不改。格倫費爾一句話沒說，把電報交給了首相拉姆齊·麥克唐納。作為一封致國家首腦的信，它的語氣還是有些傲慢，帶有一些威脅。

  在發放1924年對外貸款之前，我們與德國在公共或私人金融上都沒什麼關係，因此我們很尊敬地提醒您，在您擔任首相時，我們很榮幸您曾致函敝公司……向我們轉達貴國政府的意願，讓我們承擔道斯貸款的發放……現在，正如上述原因，我們相信貴國政府會盡其所能來保護所有貸款債權人的利益，不論他們是哪個國家的……(11)

  兩個星期後拉蒙特又會見了那時的財政大臣內維爾·張伯倫。拉蒙特表現出他最典型的態度——文雅禮貌掩蓋下的強硬堅定。他說摩根之所以介入德國，完全是因為英格蘭銀行想使魏瑪德國站穩腳跟，從而能夠進行賠款。張伯倫沒有表態，只是和藹可親地問他有什麼建議。拉蒙特問張伯倫，假如美國投資者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張伯倫是否會撤消與德國的單獨協議。

  張伯倫：「如果他們不能答應我有關美國的要求，我並不感到因此就有理由撤消我的英國協議。」

  拉蒙特：「對，我同意。我也不希望你那樣做。我相信你的表態會很清晰，強硬，從而有助於給予我們相類似的待遇。」(12)

  英國人卻從未伸手救援。更讓拉蒙特覺得惱怒的是，他總懷疑是英國人主動向沙赫特提出這個單方面的交易。摩根人看到英國人如此玩世不恭，看到他們向來認為與倫敦金融城相聯繫的金融領導地位已經終結，真是驚得目瞪口呆。沙赫特本人似乎並沒有對拉蒙特所說的背景情況提出質疑。當喬治·哈里森在羅斯福的支持下前往德國時，沙赫特對歧視美國債券持有人的做法表示無能為力。他說他是被英國人敲詐才達成交易的，並反覆告訴哈里森去向外交部長提出抗議，「上帝會保佑你們的！」哈里森心煩意亂地回到了紐約。萊芬韋爾把哈里森出訪的情況告訴拉蒙特時說：「他對希特勒和希特勒主義的看法與蒙蒂完全不同，在德國的兩天裡有沒看到他有一絲笑容。」(13)

  拉蒙特又找到國務卿科德爾·赫爾說明對美國債權人歧視之事。他告訴格倫費爾：「美國政府對美國投資界所受的不公正反應強烈。」(14)傑克·摩根還向蒙塔古·諾曼求救，他認為蒙蒂是在德國境外唯一能對沙赫特施加影響的人。

  諾曼對德國的舉動並不感到特別不安，甚至願意姑息納粹。他對法國的敵意比對德國還要大。1934年7月他飛到紐約，看上去像生了病，精神不好。他立即給拉塞爾·萊芬韋爾打了電話，並乘計程車趕到華爾街23號。萊芬韋爾把他們會見的情況告訴拉蒙特說：「蒙塔古說希特勒和沙赫特是德國文明的保障，也是我們唯一的朋友。他們在為捍衛我們這個社會體制同共產主義作戰。如果他們失敗了，共產主義就會進入德國，什麼東西都會隨之進入歐洲。」(15)當初也正是這種對德國文化的高度評價使諾曼首先出來支持1924年的道斯貸款，而這種崇敬之心在時過境遷的情況下卻依然留存著。我們可以看到多數摩根合伙人對德國人的動機有著比較寬容的看法，儘管一開始有過懷疑的態度。憤世嫉俗、目光敏銳的格倫費爾第一個看穿了沙赫特的把戲，在1934年他就確信沙赫特在囤積原材料為德國備戰。

  1935年，拉蒙特在巴登-巴登與沙赫特見面時，拿出一個債務清算計劃，列出了這兩筆德國最大債務約70%的到期利息。這次會面後，拉蒙特和沙赫特繼續以書信方式進行這種奇怪的二重唱。他們裝作是正常時期的正常銀行家，而沙赫特的舉動看上去卻越來越反覆無常。1936年摩根建富的合伙人弗朗西斯·羅德在柏林見到沙赫特，他覺得沙赫特的情緒特別怪誕、滑稽。沙赫特輕浮地讓羅德給拉蒙特「帶去他的愛」，並稱讚摩根是世界上「第一大銀行」。沙赫特甚至邀請拉蒙特出席那年在柏林舉辦的奧林匹克運動會。

  在權力之爭中，沙赫特最終還是輸給了他的頭號對手戈林。他垮台的原因是他不願意買外匯供納粹進行海外宣傳，此外，他限制軍隊進口原材料，要求他們以貨易貨。歸根結底，沙赫特這個銀行家過於正統，主張低速增長和民用生產而不主張搞長期的戰爭經濟。1936年在貝希特斯加登，艾伯特·斯皮爾坐在屋外的陽台上聽到沙赫特和希特勒在他的辦公室里爭吵。斯皮爾回憶道：「1936年的某一天，沙赫特來到伯格霍夫的會客室匯報。……希特勒衝著他的財政部長大喊大叫起來，顯然非常激動。我們聽到沙赫特在鎮定地回答，聲音也很大。對話越來越激烈，然後就突然中斷了。希特勒怒氣沖沖地來到陽台上，不停地大聲責罵這位不通融、沒有創見、阻攔擴軍計劃的部長。」(16)

  戈林被任命來負責原材料和外匯業務。儘管沙赫特很快就卸任，把經濟部交給了戈林，但他一直擔任著帝國銀行行長，直到1939年1月。

  在德國吞併奧地利之時，沙赫特還會在摩根傳奇中再次出場。但此時完全可以說，有關德國債務的爭吵給大西洋兩岸都留下了深深的創傷，並且又勾起了戰爭債務這個老議題。英國人覺得美國應該把戰爭舊債一筆勾銷；而美國人乃至摩根合伙人都認為英國人應該盡更大努力來償還。大蕭條已經最終解決了拖延很久的債務和賠償問題，而一系列有關償付違約債務的新問題將會打破英美兩國間金融上的和諧。這種緊張關係將持續到大戰開始之時。

  20世紀30年代中期，人們一直指控摩根財團為保護協約國貸款不受損失而致使美國捲入第一次世界大戰。孤立主義者借著這個說法竭力使美國在今後任何歐洲戰爭中保持中立。他們集結全國的力量來打擊華爾街，提出的是一個非常簡單化的歷史觀點，把巨額業務與追求戰爭利潤的血腥貪婪等同起來。威斯康辛州議員托馬斯·奧馬利提出一項法案，要求首先徵集最富有的美國人入伍——他認為這是最簡單的結束戰爭的方法。他說：「下次戰爭就該有姓福特、洛克菲勒和摩根的一等兵了。」(17)

  對於那些不迴避事實的人來說，戰爭的不祥之兆隨處可見。1935年3月，希特勒撕毀凡爾賽協議，重新實施強制性服兵役制。他對英國外交大臣約翰·西蒙爵士吹牛說德國空軍力量已與英國皇家空軍持平。第二年，「元首」占領萊茵蘭，沒有受到盟軍的任何軍事抵抗。但負責外交事務的國務卿安東尼·伊登爵士卻認為，使德國不發動戰爭的最好辦法是加強希特勒的經濟實力。1936年，應赫爾曼·戈林的邀請，查爾斯·林德伯格訪問了德國，對其飛機製造廠及技術大為吃驚，隨後他就要求英法兩國進行防禦性撤退，撤到英國無畏戰艦和馬其諾防線以後。

  孤立主義者或許會把摩根合伙人看成是戰爭販子，但德國發生的情況並沒有引起這些人的警覺，事實上他們是莫名其妙地樂觀。萊茵蘭被占領後，拉蒙特對沙赫特博士說：「美國公眾絕大部分都認為歐洲即將陷入又一場大戰之中……我可能是太樂觀了，但我的確不同意這種看法。」(18)甚至在與英國進行合作時，摩根銀行也頑固地拒絕把軸心國的擴軍備戰看成是一場歐洲新衝突的序曲。用唯利是圖的銀行家的詞彙來說，摩根合伙人更易於實行綏靖主義而不是劍拔弩張。

  1936年初，由參議員傑拉爾德·奈主持的參議院軍火調查又喚醒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幽靈。奈是北達科他州共和黨人、庫格林神父的信徒。他有一張好鬥的臉，尖下巴。與佩科拉一樣，他和所傳訊的摩根合伙人的高貴形象形成鮮明的對比。他一開始就證明J.P.摩根和其他銀行一起把美國拖入戰爭以保護其貸款，使軍火交易永久興旺。靦腆的傑克·摩根再次被變成一個貪財、粗暴的怪物。據《時代》雜誌報導，「委員會所要解決的是這樣一個惡意中傷的問題，應不應該把J.P.摩根當做僅次於德國國王威廉二世的戰爭販子來仇恨？」(19)傑克對德國人非常憎恨，而自己竟被作如此比較，真是奇恥大辱。

  摩根的隨員們再次聚集到華盛頓，占據了肖漢姆飯店的整個8層樓，由一群便衣警衛負責把守（就在那年，寶麗來公司的創始人埃德溫·蘭德去華爾街23號拜訪傑克，看到有人端著衝鋒鎗為他保駕）。為顯示他們對聽證會的極端蔑視和對愚蠢小人的不屑，合伙人們每晚都穿著晚禮服進晚餐。報紙上可以看到喬治·惠特尼就寢前，蹺著二郎腿，穿著吸菸服，優雅地讀著報紙，腳上是拖鞋，脖子上還繫著領結。摩根職員也再次因政府審查而受到牽連。他們從布魯克林的一間倉庫里發掘出銀行在戰爭時期的文件——共有1200萬冊，足足裝了40輛卡車。

  傑拉爾德·奈的聽證會是場大失敗。與佩科拉聽證會不同，那時合伙人處於防守地位，回答問題結結巴巴，有時前言不搭後語。而奈委員會則使他們回首當年，再次體驗他們最值得驕傲的時刻。「我們通過遺傳、本能和觀點成為親協約國派。」拉蒙特吹噓道，承認合伙人很高興看到美國捲入戰爭。(20)他爭辯說在外交時代開始時，銀行曾一絲不苟地注意著華盛頓的願望，一直等待著，終於等到羅伯特·蘭辛替代威廉·詹寧斯·布萊恩並批准對協約國的信貸。

  傑克看上去遠非爭強好鬥之人，卻像一位睡不醒的老大伯。當拉蒙特說金錢是萬惡之源時，傑克巧妙地打斷他說：「聖經上可沒說『金錢』，」他笑著說，「它說的是『對錢的貪得無厭是萬惡之源』。」(21)在拉蒙特巧妙地應付各種問題時，傑克卻在打盹或在休息時與記者們閒聊。事實上他曾對戰爭爆發感到很震驚，並在1914年對交戰雙方發出過呼籲，要他們停止戰爭。談到支持協約國問題，他對其立場感到很自豪：「協約國認為我們是有作為的，並珍視我們對他們的支持，這一事實是我這45年多事業生涯里最引以為自豪的。」(22)他的自我辯護非常直接有效：「你是在設想因為我的業務做得不錯，我就會希望我兒子去打仗嗎？儘管他是去了。」(23)

  聽證會既與戰爭有關也與大蕭條有關，而且當傑克出了個經典大洋相時，舉座譁然：「如果你們摧毀『有閒階層』，你們就扼殺了文明。」有名記者問及這個階層的含義，傑克結結巴巴地說：「有閒階層指的是雇一個傭人的家庭，這樣的家庭有2500萬到3000萬個。」(24)美國家庭婦女會的批評家們得意地對報紙編輯指出，全美國的家庭總數還不到3000萬，只有200萬個家庭有廚師或傭人。作為業餘社會學家，傑克還差得挺遠。

  儘管摩根合伙人把這種爭論看作枝節問題，它卻是有長期影響的，促使他們對親協約國的觀點保持緘默，並使他們成為驚弓之鳥，在二次大戰迫近時迴避政治爭論。1934年，加利福尼亞州參議員、孤立主義者海勒姆·詹森提出了詹森法案，禁止向那些拖欠美元債務的外國政府提供貸款。中立法案也得到通過，禁止戰爭國從美國購買武器或籌集貸款。這是先發制人的部分措施，以防止再次出現摩根出口部的情況或為英法提供戰爭貸款，從而使美國穩步退出歐洲事務。

  就在美國爭論假如歐洲開戰美國將持何立場這個問題之際，墨索里尼在1935年10月發動了對衣索比亞的全面侵略。「領袖」有個狂妄的想法，就是要把衣索比亞與厄利垂亞殖民地、意屬索馬利亞以及利比亞合併起來組成一個東非帝國。約有50萬衣索比亞人死於那場使用毒氣的臭名昭著的野蠻戰爭。就像日本人在中國東北的所作所為，墨索里尼的部隊假裝是自我防衛，厚顏無恥地指責衣索比亞發動侵略。15個國際聯盟成員國譴責這種破壞衣索比亞主權的行徑，並投票通過對義大利進行經濟制裁。國務卿科德爾·赫爾只能依靠美國商業界自願遵從制裁，呼籲「道義上」禁止向義大利出售戰爭原料——油料、金屬和機械。美國企業界通常都不太理睬這些勸誡。儘管英國執行國際聯盟的經濟制裁措施，但它沒有採取更多極端措施，比如切斷所有油料供應。斯坦利·鮑德溫首相命令其外交大臣塞繆爾·霍爾爵士說：「薩姆，別讓我們捲入戰爭，我們還沒準備好。」(25)

  20世紀30年代中期，摩根財團對「領袖」的熱情降了下來，整個華爾街也是這樣。有位研究美國商業支持墨索里尼問題的學者把1934年以後的情況描述成「喧鬧地否定了一場法西斯試驗」。(26)不僅僅是詹森法案堵住了對義大利提供新貸款，墨索里尼的行為也嚇跑了美國投資者。在英、美高層圈子裡對這個獨裁者有些擔憂。1935年7月，傑克·摩根在唐寧街10號拜訪斯坦利·鮑德溫時，發現他「像所有在場的人一樣對墨索里尼和衣索比亞非常不安和擔憂」。(27)拉蒙特警告摩根銀行在羅馬的代理人喬瓦尼·富米，傳聞中的非洲戰爭將會影響對義大利銀行的信貸的展期。

  與從前一樣，摩根銀行把喬瓦尼·富米看作一位特別能接近墨索里尼的非法西斯主義者。他們給他的報酬也頗豐厚——年薪約5萬美元，相當於摩根銀行駐德國總代表帕克·吉爾伯特的年薪。但富米並未對衣索比亞遭受的血腥屠殺表示不安，反而稱讚其經濟潛力。他給華爾街23號傳遞了一個信息，說墨索里尼希望美國資本能夠滲入這個地區。為打消這種期望，拉蒙特回答說，衣索比亞事件會長期損害義大利在海外的金融前景。1936年，墨索里尼派新大使富爾維奧·素威來紐約，鼓動支持對義大利貸款。那年夏天，在西班牙內戰中，義大利派兵和佛朗哥叛軍並肩作戰，在這時作這種努力顯然是徒勞的（儘管拉蒙特支持佛朗哥——並與其子科利斯就這場戰爭有過激烈的論戰）。那年秋天，希特勒與墨索里尼聯手組成羅馬-柏林軸心國。

  繼衣索比亞事件之後，墨索里尼與拉蒙特之間的關係中止了一段時間。1937年4月，拉蒙特訪問羅馬，表面上只是旅遊度假，但幕後卻另有日程安排。拉蒙特曾接觸過一些英國官員，他們表示有希望使墨索里尼脫離希特勒。他還會見了科德爾·赫爾，就赫爾降低全球關稅的規劃交換過意見。為了結束全國經濟大蕭條，1934年國會通過了《互惠貿易協定法案》，試圖降低關稅至1930年的一半水平，條件是其他國家政府也給予美國出口同等待遇。義大利與德國一起正在走向一條自給自足的道路——即經濟上自給自足。義大利退出世界經濟使赫爾大吃一驚，但他認為假如美國能夠與軸心國達成貿易協定，就有可能避免戰爭。拉蒙特保證在與英、法、義大利的會談中，他會倡議赫爾所熱衷的關於降低關稅的主張。對拉蒙特來說，這是對其20世紀20年代強烈的共和黨使命的急驟轉變。

  湯姆·拉蒙特的行動充滿神秘色彩，而他這樣做經常又有許多理由。毫無疑問他希望阻止戰爭，並產出那種以1930年霍利-斯穆特關稅法案為代表的以鄰為壑的心態。但他也準備原諒墨索里尼的暴力行為，以期恢復到原來的狀態。近期內他已開始進行調停，重新樹立墨索里尼在盎格魯-撒克遜人眼中的形象，在他4月義大利之行前的兩個星期，他對記者說：「我必須說清楚，在兩個討厭的魔鬼當中，我寧願選擇發動戰爭的法西斯，而不要想推翻我們政府的共產黨。……不應該對群眾把『領袖』描繪成飛揚跋扈或是好戰分子的形象，而應該表現他田園詩般的，友善、平和的態度。」(28)對於死去的50萬衣索比亞人來說，這可真是「新聞」了。

  拉蒙特抵達羅馬不久，義大利銀行行長溫琴佐·阿佐利尼就聽說了他的來訪。「領袖」特別急於炫耀他與世界金融巨頭的良好關係，於是邀請拉蒙特和富米到家裡私下會見。這一切也正值新聞界報導說墨索里尼將於夏末秋初拜訪希特勒。這是1930年以來拉蒙特第一次與義大利首腦會談，1937年4月16日會見的記錄在拉蒙特的文件中保存著。墨索里尼一開始就絮絮叨叨、歇斯底里般地請求同情。

  墨：「我們在非洲征服了很大一塊地方，這現在已完成了。我是為了和平，我是為了世界和平，我完全是為了和平。我需要和平，我需要和平，我完全是為了和平。我們很滿意。」

  拉蒙特：「閣下，您這麼說，我是相信的。我想也應該是這樣，但美國人的感覺就很不同了。在那裡您的形象是，寧要戰爭而不要和平，這種印象必須改變。在美國您的真正想法應該得到理解，這一點非常重要。」(29)

  正如拉蒙特向赫爾保證的，他在會談時竭力推崇自由貿易政策，而墨索里尼則暗示說他希望以美元的慷慨援助作為交換條件：「拉蒙特先生，美國掌握著經濟合作的關鍵因素。您看，美國擁有大量黃金，實在是太多了，對世界沒有好處。」(30)墨索里尼也表達了要改善與英國關係的願望，這一點與他的政策則是大相逕庭，矛盾百出。他會前一天還在談著新協議，第二天就播放反英廣播宣傳。實際情況是在3月，他已秘密通知其部隊軍官，他計劃要毀滅英國（後來發現他讓其助手搜查英國駐羅馬大使館的廢紙簍，以此來了解英國最新的外交政策）。墨索里尼要改善英國和義大利關係的請求被一場喜劇性的疏忽給弄糟了。

  墨：「我在盡我所能增進與大不列顛的友誼，竭盡全力，但英國總是懷疑我們的所作所為，對我們的言論和行動作出錯誤的解釋。」

  拉蒙特：「聽您講到您正在盡全力增進與英國的友誼，我真是高興極了。去年7月在倫敦時，我聽到了同樣基調的重要表態。我在那兒的時候與當時的國王愛德華八世共進晚餐，他對我說，『既然制裁即將結束，我們必須回到我們與義大利傳統友誼的基礎上。』財政大臣內維爾·張伯倫先生即將接替斯坦利·鮑德溫先生成為首相，也對我表達了同樣的願望（墨索里尼當時似乎認為我提到的是已故的奧斯汀·張伯倫爵士，他與義大利間的友誼人人皆知，但墨索里尼很快想起來了，糾正自己說，『噢，是啊，我知道內維爾·張伯倫先生非常傾向我們』）。」(31)

  約見一開始不很順利，拉蒙特似乎希望在會談記錄中能表達在道義上不贊成義大利的行動的意見，接著他顯得有些激動起來，並用傳統的恭維方式說明義大利和美國具有同樣的勤奮、節儉和想像力的國民。他讚揚羅馬的肺結核療養院，並為美國人沒有這種美好的事物而感到遺憾。「我們用了太多的時間注視著羅馬人在公元100年的所作所為，而沒花足夠的時間看看羅馬人在公元1937年幹了什麼。」(32)有一陣子他似乎有些神志不清，他對墨索里尼說可以大大擴展衣索比亞事件以後的義大利旅遊業。在回想當年的情景時，拉蒙特提到他記下了墨索里尼對待公眾意見的原話。墨索里尼說：「噢，是的，對您的意見我非常感謝，……請直截了當地對此給我提出建議。我的一條座右銘是『廣開言路，多方合作，少數人決策負責』。」(33)拉蒙特和富米對此方式大加讚賞。

  在結束時或許是擔心他們搞得太友好了，拉蒙特又回到美國人害怕義大利人進攻的問題上。他臉上也許掛著冷淡的笑容說道：「閣下，美國人對自1922年以來你們在義大利所取得的巨大成就非常欽佩，對這些了不起的物質發展敬佩不已。但就您本人而言，……閣下，他們對您非常擔心。」(34)墨索里尼笑著說這種印象必須加以改變。他要拉蒙特對義大利新聞界發表聲明——拉蒙特不願意那麼做。後來拉蒙特向美國駐羅馬大使威廉·菲利普斯扼要作了報告，大使似乎對那場談話非常滿意。

  顯然，拉蒙特羅馬之行的部分計劃是要阻止墨索里尼的戰爭動向，並使他靠近美國和英國。他的訪問受到官方鼓勵，但此後不久，拉蒙特轉而做起華盛頓不可能認可的遊說工作，使人聯想起他在20年代與墨索里尼的關係。拉蒙特遵守諾言，遞交了一份備忘錄，這份備忘錄旨在幫助墨索里尼「喚起美國人和英國人的信心」，相信其和平願望。這與1931年日本占領中國東北以後為井上准之助起草的備忘錄如出一轍，把墨索里尼的舉動與美國歷史上的事件等同起來，把衣索比亞大屠殺轉變成了義大利人征服荒漠的美妙傳說。墨索里尼該怎樣消除人們的擔心呢？那就是把衣索比亞戰爭與美國開發西部等同起來：「在過去幾個月的講話中，墨索里尼提到非洲新帝國的壯大，其政府的目的達到了。現在的任務是在衣索比亞發展農業和經濟。這是一塊廣袤肥沃的地方，但還是荒無人煙，遠未得到開發，這有待於義大利移民的辛勤工作和智慧開發，正如半個多世紀以前美國移民開發美國西部的廣闊資源一樣。」(35)

  拉蒙特的確切目的是什麼呢？他是在推動墨索里尼做出一項新政策，還是僅僅想耍弄一些文字遊戲來矇騙英國和美國輿論？他把先驅者在美國西部創業與義大利軍隊投擲毒氣彈等同起來，他有沒有感到不安？儘管形式上確實有進行世界範圍經濟合作的需要，但仍難以想像美國國務院或英國外交部能夠寬恕這一切。繼利比亞、希臘科孚島、衣索比亞和西班牙之後，幫助墨索里尼的這些努力看起來真是用錯了地方，拉蒙特圓滑的宣傳現在就像獨裁者自己的講話一樣空洞了。

  的確，世界上每個大國都要有足夠的國防力量。為達到此目標的準備工作在各方面都接近完成，包括義大利的自我防衛，因此現在和將來的基本目標必須是保持和平。……義大利是文藝復興當之無愧的領袖，那是一場藝術與知識的偉大復興，把世界引入一條新的光明與進步之路。今天的義大利民族也具有同樣的活力。……義大利歡迎人們對其過去進行研究，也明白其美術館、紀念碑、城市對國外的朋友來說具有怎樣的吸引力。他們也應該研究一下當代義大利，其過去15年的物質發展、公共設施、墾荒工程、工業和農業政策，還有最重要的是它的整個社會福利體系以及在醫院、療養院等地方體現出來的完美工作。義大利的朋友真的會對這裡所取得的一切成就留下深刻印象。(36)

  拉蒙特與墨索里尼的最後一次短暫的歡快會晤表明，他願意為了達到某種目的而放棄原則。他是華爾街上最敏銳的人，以才思敏捷和知書達理聞名，但最終卻成為其自我偽裝的犧牲品。除了表面上的東西，其他都無所謂了，他的良心已腐爛變質，逐步喪失殆盡。恃強欺弱的獨裁者與頗具口才的銀行家不再像友誼初始時期那樣顯得格格不入，那時拉蒙特剛剛接受了伍德羅·威爾遜的教誨。《紐約時報》曾說拉蒙特「是一個最痛恨看到友誼終結的人」。(37) 他與墨索里尼的關係古怪地證實了這種看法。

  但是摩根在義大利的參與還有另一個方面一直在進行——梵蒂岡帳戶，即使在政府業務停滯情況下它卻仍很繁榮。拉蒙特和其他摩根合伙人把業務建議告訴富米，他再向梵蒂岡提供有關持有美國證券的建議。銀行保管羅馬教會的證券（富米偶爾也搞錯華爾街方面的信號，1938年在他指示梵蒂岡賣掉美國股票時，拉蒙特送來最新報告，要求買進。當時梵蒂岡已經購買了一大堆美國股票，期望中立法案會被撤銷，引起華爾街的牛市）。摩根的判斷通常會得到充分的考慮，富米曾對拉蒙特說：「我希望你會贊同我上述推理，因為毫無疑問，它對教廷所做的決定產生了很大影響。」(38)

  拉蒙特以其個人的外交手段重新建立起了傳統的英國-義大利間的和睦。1938年4月，通過他的朋友阿斯特夫人，拉蒙特遊說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勳爵，並主張有必要承認對衣索比亞的占領這個既成事實。(39)拉蒙特顯然並不擔心把衣索比亞拋給墨索里尼可能會更助長他的氣焰。與此同時，內維爾·張伯倫派他嫂子艾維——奧斯汀·張伯倫爵士的遺孀——去羅馬找墨索里尼談談，希望把他從希特勒那邊拉回來。1938年初英國承認了義大利對衣索比亞的占領，作為義大利軍隊從西班牙內戰中撤出的交換條件。拉塞爾·萊芬韋爾曾譴責對衣索比亞的侵略是一場「掠奪性戰爭」，他對拉蒙特說他認為英國是「把衣索比亞投給惡狼了」。(40)英國外交上的勝利只是曇花一現。1939年墨索里尼占領阿爾巴尼亞，並與納粹簽訂了一個「鋼鐵條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