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分 家

  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通過之後，有一段寬限時期，在此期間摩根財團必須作出抉擇，是做存款銀行業務，還是搞投資銀行業務。合伙人仍然希望法案能被撤消，但是摩根銀行在19世紀20年代發揮了無與倫比的政治影響之後，現在似乎陷入癱瘓境地，無法再施加影響了。正如小阿瑟·施萊辛格指出的，銀行家們與其他任何組織相比，都更多地失去了公眾的尊重，或更深切地痛惜失掉了與華盛頓的關係。就在新政開始之時，他們成為一個污穢的賤民階層。就摩根財團而言，有一段時間他們似乎是被敵對勢力打得落花流水，他們的宿敵牢固地盤踞在華盛頓。白宮曾請因普約聽證會而出名的塞繆爾·昂特邁耶起草新的證券公開法，但昂特邁耶後來失去了被羅斯福重用的地位，因為他大肆吹噓其所謂「與總統的密切關係」。

  眾多立法的構思均出自紐哈芬鐵路的瘟神路易斯·布蘭代斯，他現在是聯邦最高法院的法官。1933年5月，他20年前在「大學俱樂部」中對拉蒙特闡述過的戒律成為證券法中的法則。這部以反映證券真實情況為準的法規要求對新證券進行登記，並對公司及承銷商的情況全部披露。「賣者自負」替代「買者自負」，成為法規的基本原理。羅斯福在讚賞這一法案時，曾間接提到布蘭代斯那部關於紐哈芬鐵路的書——《別人的錢》，羅斯福說：「法律應該包含這一古老的哲理，即那些經營銀行、公司和其他管理或使用別人的錢的機構，應是代表他人行事的信託者。」(1)

  對於摩根財團來講，路易斯·布蘭代斯可不僅僅是一個評論者，他幾乎是具有神話力量的對手。1934年早些時候，萊芬韋爾建議拉蒙特讀一讀新版的《別人的錢》，並為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中針對私有銀行的條例而譴責布蘭代斯：「我毫不懷疑這是他鼓動起來的，甚至是他起草的。猶太人是不會忘記的，他們毫不留情……我強調這麼多的原因，是因為我覺得你低估了我們對手的實力……我認為我們遇到了最深奧的政治經濟哲學，猶如木桶中的酒，醇化了20多年，出自民主黨的精粹和最有權力的人，而他又正好是最高法院的法官。」(2)儘管司法權與行政權應分開，布蘭代斯還是通過他的女兒伊莉莎白·勞申布施作為信使給羅斯福出點子，羅斯福用代號「以賽亞」[31]來指布蘭代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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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4年，摩根財團與紐約證券交易所主席理察·惠特尼聯合展開強大的遊說攻勢，以期撤消證券交易法，他們在喬治敦城一座被戲稱為「華爾街大使館」的住所里活動，警告說聯邦條例會把華爾街變成一個「荒涼的村莊」。(3)這場鬥爭異常激烈，儘管有反華爾街的情緒，法案起草人還是對其勝利感到意外。其中一位起草人托馬斯·科克倫很有些欣喜若狂，他說：「雷伯恩和我單獨地頂住摩根和證券交易所派來的律師的連續不斷的炮火——我們大獲全勝！」(4)摩根的另外一位對手約瑟夫·甘迺迪在股市崩潰之前曾被傑克冷落過，而現在已成為證券交易委員會的首任主席，而參加起草法案的費迪南德·佩科拉則被任命為專員。這些貨幣兌換商可真的是被轟出聖殿了，而把他們趕出來的是在20世紀20年代曾被美國有特權的白人把持的華爾街排斥在外的愛爾蘭人、義大利人和猶太人。

  摩根的合伙人於是採用言辭激烈的批判手段，而他們此時本應採取和解態度的。傑克·摩根猛烈抨擊「荒謬的」聯邦存款保險，並警告說，如果證券法得以頒布，則意味著資本市場行將滅亡。面對其銀行權力的減少，他顯出一副略被擊敗的神態，對朋友抱怨說，他是諸位政治鼓動家練習拳擊的吊袋。與其他合伙人一樣，在攻擊新政時他緘口不言——這也許是他1934年沒有參與他的朋友約翰·戴維斯律師建立反新政自由聯盟的原因。他曾斷言：「如果什麼人大聲疾呼，公開反對……他馬上就會遭到公眾的嘲弄，會被視為一個十足自私、追逐個人利益和對新思想無動於衷的傢伙。」(5)他很容易成為批評家攻擊的目標。他粗率無禮地拒絕採訪：「我覺得我的意見無關緊要。」因此經常招致記者的怨恨。而其他時候，他又談論並譴責階梯收入稅制，或採取煽動性立場。不管怎麼樣，他的聲望降低了。

  西奧多·羅斯福曾經是使皮爾龐特很頭痛的人，現在又一個羅斯福對傑克起了同樣的作用。羅斯福家族似乎常常成為摩根的冤家。如果有人提到西奧多·羅斯福，傑克就會唾沫飛濺地說：「上帝詛咒所有姓羅斯福的！」(6)他喜歡引用英國文藝復興時期的一位聖人理察·胡克的話，即如果只按照一個人的意願去生活，那麼將成為每個人的不幸。按傑克的意思，那個人指的就是富蘭克林·羅斯福。傑克把他看作可怕的左派騙子，一心要摧毀他自己的階級。在1934年，他說：「我最初並沒有這個看法，但我逐漸認識到，美國能夠挺得過甚至是富蘭克林·羅斯福的攻擊。我尤其感到欣慰的是，對於他的偏激做法和對榮譽的全面抹殺，出現了越來越多的反對意見。」(7)傑克對羅斯福一直抱有敵意，他後來心臟不太好，他的孫子輩們被告知有他在場時不可提到總統的名字。還有種說法講，僕人們把羅斯福的照片從傑克早晨看的報紙上剪下，使主人不至於血壓升高。

  傑克的保守主義思想非但沒有隨著時間的流逝而轉變，卻變得越發頑固不化起來。對國會的一貫抨擊，變成對民主和普選權的醜惡謾罵和諷刺。在他看來，議員們都是控制著他的命運的「一群瘋子」，而明智的有產階級，卻被一大群感情用事者的奇談怪論所左右。與其說新政是一套經濟改革，不如說它是對社會秩序的直接、惡意的襲擊，目的就是要「滅絕所有財富和賺錢能力」。(8)儘管有25%的失業率，他仍希望平衡預算、降低稅收。他說：「我越看這新政越覺得，除了名字外，它沒什麼新東西。」(9)

  拉蒙特是銀行方面的主要遊說人，他對新政不是完全反對，並對聯邦儲備銀行採取公開市場業務（指買賣政府債券）這類反緊縮通貨的措施表示讚許。在20世紀30年代有些時候，往往是摩根支持放鬆貨幣政策，而死板的華爾街卻在為通貨膨脹發愁。但即使是拉蒙特，也從來沒有提出過一項改革計劃，搶在銀行批評家行動之前推出。華爾街甘願讓其對手起草新的法律。

  拉蒙特的慣用手法是對不同的人說不同的話。1934年，在一次私人晚宴上，他對負責救濟事務的行政官哈里·霍普金斯說：「是啊，如果一個國家願意一年內拿出300億美元去巴結德國人，我就不明白為什麼會有人對花上50或60億美元使老百姓不挨餓而橫加指責。」(10)在這裡，他聽上去像個赤字無害論者，但那年在與英國財政大臣內維爾·張伯倫聊天時，他讚揚英國採用適宜的傳統政策，而不是打赤字牌的辦法來克服大蕭條，他開玩笑說：「我覺得我不應該讓您個人負責，雖然你們把凱恩斯派過來，讓我們總統又花了5億美元用於公共事業。」(11)

  摩根銀行用來改變新政策的最好武器是拉塞爾·萊芬韋爾。他一頭白髮，有個匹諾曹式的鼻子，看上去像個德高望重的哲人，或是一位上了年紀的政治家。他博覽群書，視野寬闊，對任何議題都可拿出有說服力的看法。萊芬韋爾對新政有最公正的看法，經常告訴朋友們，羅斯福在1933年拯救了美國，使其免於一場大革命。他也不怕因為與總統意見一致而得罪華爾街。有時他派他的朋友莫里斯·厄恩斯特、一位自由派律師作為中間人去接觸白宮，這樣沃爾特·溫切爾和其他專欄作家就捕捉不到他在施加影響的風聲了。但即便是萊芬韋爾，也未能在經濟緊要關頭作出明智的調整建議。1934年10月，羅斯福請他到白宮商討新的公共事業規劃時，他反對這一規劃，並教條地斷言此規劃會引起通貨膨脹，並把私人資本從金融市場擠出去。但那時，通貨緊縮是關鍵問題，而且資本市場上遠遠不是門庭若市，而是門可羅雀，無人求資。萊芬韋爾式的自由經濟主義者，很難贊同政府干預經濟的各種形式。

  摩根財團在許多方面都是一個縮手縮腳的巨人，也害怕其遊說努力被其對手歪曲成為暗中施行權力的證據。1933年底，無線電廣播蠱惑民心，把大蕭條起因歸結於華爾街鼓動的貨幣政策，查爾斯·庫格林神父這位「電台神父」又為威廉·詹寧斯·布萊恩點燃起燎原之火。從他那在底特律附近的「小花聖地」，用一些傳說煽動全國聽眾，這些傳說講的是一家銀行使美國變成金本位制的奴隸，它長期與英國皇族串通，並且把債務和通貨緊縮加到農民身上。而同是這家銀行，又為英國和美國與金本位完全脫鉤而歡呼。在1933年11月的一次以「戰鬥原本如此」為題的廣播中，庫格林又搬出關於摩根財團的古老神話：「有誰曾以上帝的名義指責摩根對這個國家的熱愛？有誰不知他們長期玩弄英國把戲，他們向英格蘭納稅，而對美國卻分文不出？」

  接著他又把十幾名政治家拉出來，這批人全都是摩根的幫凶，他們使美國陷入大蕭條。

  馬路邊上坐著皮爾龐特·摩根——英格蘭雇用的童子軍，避稅大師，設置金融障礙的戰略家。

  ……

  摩根有兩代人都是有權有勢的，老摩根向內戰中的戰士賣槍枝——是開不了火的槍，小摩根在籌資，以製造更多的槍枝，那種在上一次戰爭中什麼都打不了的槍……看看你是選擇哪一邊呢？在羅斯福和摩根間作出選擇！在那些華爾街的詐騙者……和「新政」間作一個選擇吧！(12)

  庫格林神父還請其聽眾寄來支票，後來發現他自己動用了一部分匯款，通過其在佩因韋伯的一個私人帳戶搞銀品期貨交易。

  在庫格林、赫斯特報刊及其他孤立主義者喉舌的謾罵攻擊下，一個有力的論點形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和大蕭條是由同一幫華爾街銀行家們煽動起來的。論據是銀行家們把美國引入戰爭來保護其對協約國的貸款；而由戰爭引起的債務及賠款導致了大蕭條。因此，摩根和其他國際銀行家們應為使美國參戰和陷入大蕭條而受到譴責。對於那些仇恨英國的人民黨來說，這是個成立的等式。他們可以借著對華爾街的不滿，而反對與英國加強密切聯繫，他們也可以利用孤立主義情緒而施加壓力，對銀行進行更嚴格的控制。摩根財團很自然地成為這種攻擊的目標。

  羅斯福對這些華爾街的銀行家感到既迷惑不解，又有些惱火，而這批人對他也有同感。他認為自己就像是在為病人做一個徹底的手術，以挽救他的生命，並不是要殺了他。他的開拓性才能及接受新思想的天賦是最令銀行家們惶恐不安的，他們慣於按神聖而且一成不變的準則行事。為緩和關係，羅斯福邀請摩根的「忠臣」、紐約聯邦儲備銀行本·斯特朗的接班人喬治·哈里森在他的遊艇「紅杉」號上共度周末。談到銀行家們的不信任，羅斯福苦笑著說：「他們反對我做的任何事，即便是那些本為幫助他們的事。」(13)

  哈里森急於從中進行調解，就為羅斯福安排了一次在華盛頓對美國銀行家協會會議上發表講話的機會。拉蒙特和帕克·吉爾伯特參加了這次會議，這也是摩根合伙人第一次光顧美國銀行家協會會議。調停努力的結果是使事情越發糟糕了。紐約第一國民銀行的傑克遜·雷諾茲作了個重要講話，對羅斯福大加讚揚。但當銀行家們後來發現羅斯福本人審查過這份講話稿時，他們覺得自己被矇騙了。因此，新政和銀行家間的停戰局面也宣告結束，雙方又互不忍讓，兩相對峙。

  對摩根財團最重的襲擊，恐怕是來自那些想要修改聯邦儲備體系的人。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中有一項不很起眼的條款，禁止紐約聯邦儲備銀行與外國銀行進行談判。這是華盛頓針對本·斯特朗與蒙塔古·諾曼之間言傳意會的默契所採取的對策，而這種關係對摩根財團來講是至關重要的。這個看上去無關痛癢的措施正是華盛頓整治銀行的最精明的行動之一。

  接下來在1934年，猶他州的一位叫馬里納·斯托達德·埃克爾斯的年輕的銀行家建議羅斯福政府修改聯邦儲備法案。埃克爾斯希望削弱紐約聯邦儲備銀行，並將權力轉移給華盛頓的聯邦儲備委員會，從而清除華爾街銀行家們對這一體系的影響。萊芬韋爾對此舉動特別憤怒，因為他曾指責華盛頓聯邦儲備委員會對紐約聯邦儲備銀行的干預導致了1929年的大崩潰，紐約聯邦儲備銀行原本是要提高利率並制止投機的。喬治·哈里森力圖組織一批人數足夠的保守派參議員，否決1935年的銀行法，但其努力徒勞無益。根據埃克爾斯立法，地區性銀行失去很多自主權；權力掌握在華盛頓的由7名成員組成的聯邦儲備委員會手中。還有兩個象徵性的舉動強調聯儲新的獨立性，一是委員會中不再有財政部長，二是一直在財政部大樓里辦公的美聯儲有了自己的辦公樓。

  埃克爾斯後來又想把帕克·吉爾伯特放進改組後的聯邦儲備委員會，但摩根合伙人認為這不過是個「肉包子打狗」的辦法，因而拒絕了，他們也知道現在聯儲要聽命於新的政客們。從許多方面來看，埃克爾斯的改革雖然已經遲了，但終究還是達到了聯儲改良支持者的目的，他們一直希望有一個美國中央銀行來限制華爾街的權力。20世紀20年代共和黨在國際舞台上的退縮，曾使得本·斯特朗和摩根財團能夠打消掉這個意圖，但在20多年以後，貨幣托拉斯的陰魂終於被徹底拔除了。

  在華爾街眾多銀行中，沒有一家銀行像摩根財團那樣痛苦，那樣難以在做存款銀行業務還是搞投資銀行業務間做出抉擇。最終決定拖延到1935年夏，而那時它已依法被禁止從事證券業有一年了。考慮到華爾街上缺少企業證券發行，卡特·格拉斯在擬議中的1935年銀行法中加入了一個修正案，以恢復存款銀行從事有限的證券業務。合伙人們把其最後希望寄於此。

  喬治·惠特尼作為公司承銷業務的負責人，要向摩根客戶通報銀行的決定，在這方面他所承受的壓力越來越大。隨著利率的降低，許多公司要求以低利率為其到期債券再融資，他們不斷地問惠特尼應該如何行事。7月下旬，原國民城市銀行董事長、現為布萊斯公司的合伙人查爾斯·米切爾發現，惠特尼仍在寄希望于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在最後一刻能被推翻。米切爾告訴一位合伙人說：「我覺得他們還在期待……想看看銀行法中有關承銷的修正案能否通過，有關這一點，他們可比從前要樂觀得多。」(14)8月下旬，銀行法修正案提交眾參兩院聯席委員會，但羅斯福總統給了摩根財團最後一記重拳，出面否決了這項修正案，他拒絕考慮對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做任何修改。

  傑克似乎是太壓抑了，不願意面對這個現實，一直向特迪·格倫費爾保證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修正案能夠通過。但1935年初他在藝術市場上的一些神秘行動，卻暴露了他內心的悲觀。打著遺產繼承稅和清理資產的旗號，傑克賣掉了6幅繪畫真品，得到了150萬美元。德國鋼鐵巨頭弗里茨·蒂森買到多梅尼科·吉蘭達約的《阿爾比齊家族的焦瓦娜·托爾納博尼》，而紐約大都會博物館得到了弗拉·菲利波·利皮的一個三連套圖畫和魯本斯的《奧地利的安妮》。通過倫敦的克里斯蒂拍賣行，傑克拍賣了7箱積攢了30多年、令人夢寐以求的袖珍畫。7月份天氣悶熱，克里斯蒂拍賣行特意請了一名護士到場，以防有人暈倒。就這樣傑克賣掉了小漢斯·霍爾拜因的一幅畫、一個鑲嵌著伊莉莎白女皇肖像的金墜子，還有其他稀世珍品。只有極敏銳的新聞評論家才會把這種對現金的突然需求與摩根財團的決策問題聯繫起來。正如傑克在他父親去世後所表現出來的，如果需要保存銀行資本，他隨時可以毫不吝惜地捐獻出他的藝術收藏品。

  J.P.摩根公司在做出決策前，1934年6月，與摩根建富一起又出台了一項舉措，以順應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英國分部成為有限公司，紐約公司持有其三分之一股份。這樣做是為了使J.P.摩根公司這家新的商業銀行不直接進入英國證券業務，這種結構也正是英格蘭銀行所希望的。紐約這下子成了一個不參與經營的投資者。蒂姆·柯林斯說：「顯然這就是讓他們別多插手。」他後來成為摩根建富的董事長。(15)在華爾街23號和大溫徹斯特街23號之間仍保留著一種親密熟悉的感情，倫敦的《泰晤士報》稱這僅僅是一種「細微的技巧性變化」。(16)但對於一家長期聽命於紐約的銀行來說，這種變化卻代表了英國方面自主行事的一個新階段。剛好，這個時期，除了在大英帝國外，倫敦金融城已經不像戰前那樣，可以再放出大筆外匯貸款了。於是摩根建富以及倫敦的其他商人銀行就把注意力轉向證券及國內銀行間的兼併業務上了。

  1935年8月，湯姆·拉蒙特把J.P.摩根的首腦們召到他在緬因州岸邊的小島農場裡，其中包括摩根的合伙人萊芬韋爾、惠特尼、帕克·吉爾伯特和哈羅德·斯坦利，以及戴維斯-波爾克-沃德韋爾法律事務所的蘭辛·里德。在這次秘密會議上，摩根財團作出不可變更的決定，繼續保持存款銀行不變，但分離出一部分成立一家完全獨立的投資銀行，叫作摩根史坦利。這次高層會議沒留下任何會議記錄，因此也就留下幾個沒有回答的基本問題。為什麼摩根這些首屈一指的承銷商傾向於「商業」銀行而不是「投資」銀行？為什麼他們偏愛存貸業務而不是證券和經紀代理？為什麼這樣一個舉措，從後來角度看似乎是缺乏遠見？

  這種選擇在50年以後看起來仍是異乎尋常的。從1919年至佩科拉聽證會，摩根牽頭經辦了60億美元藍籌公司和外國政府債券。摩根認可的債券發行還能帶來像支付債券紅利這樣的抵押金融業務。就像拉塞爾·萊芬韋爾跟拉蒙特說的：「我更相信了，證券業務是銀行業務不可缺少的填充物，如果沒了這個，銀行業務很快也就枯竭了。」(17)除了布朗兄弟·哈里曼公司，多數重要的合夥公司——庫恩-洛布、高盛和雷曼兄弟——都選擇了「投資銀行」（實際上是指證券業務）。商業銀行業務——即信用證、貸款、外匯和股票過戶這類業務——對於像J.P.摩根公司這樣一個興致獨特，並有活躍的幕後外交活動的銀行來說，未免太平淡寡味了。

  這個選擇在很大程度上是受證券市場不景氣的影響，一段時期以來，證券承銷是公司最不賺錢的行當，新證券法使承銷商被大筆潛在的負債捆住了手腳。發生了優惠客戶名單的醜聞以後，傑克·摩根痛定思痛，或許是覺得商業銀行的獲利水平比起投資銀行來說，要更穩定和持久。為了敦促撤消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萊芬韋爾給羅斯福寫了一封信，說明在大蕭條期間應該如何看待證券業務。

  承銷資本業務是而且應該是附帶性業務，它具有階段性和零星分散的特點，只有當一個人具備了賴以生存的好營生，他才可能從事這項業務。完全投入承銷業務的公司要面臨支付經常性費用和生活費用的巨大壓力，因此不可能對所要承銷的證券進行取捨。

  我們業績良好的一個原因……或許是……我們沒有營銷人員，承銷業務的經常性支出很少，而且我們有很好的賴以生存的銀行業務，因此我們可以，而且的確是回絕了一半歐洲和南美的客戶。(18)

  保持低額經常性支出，不配備營銷人員，以及只選擇基本客戶這種方式成為摩根史坦利此後45年的經營哲學。

  當然在選擇商業銀行業務時，人的因素也是很重要的。1935年，約有20%的美國工人失業，當時，很難放棄商業銀行方面這種勞動力密集型業務。如果成為投資銀行，就意味著大規模裁員——對一個家長式的公司來說，這可是最不仗義的了。摩根官方歷史上記載著：「作出決定時，J.P.摩根這家合夥公司約有425名雇員，如果公司選擇了全部從事證券業務，那麼這些人中的絕大部分或許將成為多餘……大約有400人是從事商業銀行和其他業務的，他們繼續留在公司里，約有20人出來組建摩根史坦利。」(19)

  還有些不是那麼冠冕堂皇的動機。摩根合伙人希望保留這個選擇，即將來某一天在重組摩根財團時，不會失去其老客戶。1934年底，拉蒙特給他的合伙人查爾斯·斯蒂爾寫信說：「我覺得我們都感到肯定會找到辦法和手段重返證券業的，不是通過修改現行法律，就是通過某些獨立的公司計劃或其他什麼的。我們現在正在考慮這些問題，但無論如何是不會接受這個觀點的，即……我們將斷了證券業務的根。」(20)這個獨立公司計劃就暗示了摩根史坦利的產生。看起來拉蒙特是相信，不用修改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他們也可以留在證券業務之中，這也表明他暗中已有一兩招應急措施了。

  在華爾街23號和其他任何地方，摩根史坦利都被看作是主幹上的一個分支、一家繼承性公司，正如給摩根建富的一封電報所解釋的：「分離這個事實顯然是被理解了，而同時大家又都指望新公司能繼承母公司的傳統。」(21)摩根財團或許是想創建一家公司，以便將來在對其友好的共和黨執政時，能夠完完全全地重新納入J.P.摩根公司。拉蒙特可能還回憶起，銀行家信託公司是作為一家「經營受控制的」銀行誕生的，它會很有禮貌地把那些介紹給他們做信託業務的客戶轉回來。如果摩根當初選擇了投資銀行，並解僱其90%的雇員，那麼一旦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被廢除時，它也不可能重建摩根財團了。

  1935年9月5日下午4時，也就是傑克·摩根68歲生日前夕，摩根財團正式分家了。拉蒙特、惠特尼和斯坦利站在合伙人狹長的屋子盡頭的壁爐邊，牆上掛著皮爾龐特的油畫肖像，他們向20多名記者宣布摩根債券部的幾個人將出來組建摩根史坦利，這家新組建的公司有3位J.P.摩根的合伙人——哈羅德·斯坦利，他於1927年末在德懷特·莫羅被任命為駐墨西哥大使後加入公司；傑克的小兒子哈里；還有威廉·尤因。此外，還有兩位德雷克塞爾的合伙人——佩里·霍爾和愛德華·約克。拉蒙特說新公司將從事「從前由我們公司從事的那種性質」的證券業務。(22)

  傑克和哈里·摩根沒有參加這次會議，即使是在這一歷史時期，傑克也不願放棄打松雞的樂趣。那是個令人悲哀的時刻，一名記者注意到了那些嚴肅的面孔，寫道：「這家老牌公司分家時的嚴肅勁兒與其他任何私人家族分家時沒什麼兩樣。」(23)但是不管摩根如何憂鬱，如喪考妣，新的摩根史坦利作為恢復繁榮的徵兆而得到喝彩，也成為恢復華爾街信心的一針強心劑。

  與其說摩根史坦利像個J.P.摩根公司的遠房侄子，倒不如說它是一個繼承了大量財產的繼子，得到幾乎全額資助。摩根史坦利的高級職員幾乎完全掌握了50萬美元的普通股，他們也擁有投票控制權，但真正的啟動股本金是700萬美元無投票權的優先股，J.P.摩根及其合伙人擁有其中的660萬美元。傑克及其家族擁有優先股中的大約50%，湯姆·拉蒙特及其家族持有40%多。不足為怪，這個新的分支機構引起一些競爭者的怨言，他們覺得J.P.摩根公司在字面上遵守了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但卻違背了其實質。

  1935年9月16日，摩根史坦利在華爾街2號開業了，距華爾街23號僅有約100碼之遙。這個神氣的「庶子」公司的辦公室對著三一教堂的尖頂，裝潢也讓人想起其貴族血統，老紐約的風景畫掛在牆上，表現其特徵的拉蓋式書桌也是按華爾街23號的風格布置。它真有一點J.P.摩根分行辦公室的味道。「我在銀行里找到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去摩根史坦利，」埃爾莫爾·彼得森回憶道，他後來成為摩根擔保公司的董事長，「他們人手不夠，太忙了，就借我們兩個人幹了有一年時間。」(24)

  9月16日是美國商業史上一個最與眾不同的開業日，它可真不像是新業開張的架勢。開業前一天晚上，佩里·霍爾讓看門人準備好一張桌子，以備有人送花。當他來上班時，看到桌上擺著有200多種花卉。「實際上，我們辦公室擺滿了一排接一排插在花瓶里的漂亮花束……幾乎全部來自我們的競爭者和華爾街上的同僚。」(25)一名記者描述說，它就像是花卉展覽。《紐約時報》報導了這種奇怪的氣息：「開業典禮平常得就像是任何一家老字號公司又一個星期的開始。」(26)有一個關於摩根史坦利的傳說，或許不足為信，講的是第一個星期內來談業務的公司太多了，以至於當一家公用設施公司的董事長來談融資一事的時候，斯坦利說：「讓他下星期再來吧。」(27)

  在這家新公司里，領頭的幾位都是很典型的摩根式人物。新聞媒介就像是在報導一家新開張的鄉村俱樂部，描繪他們打高爾夫球，或是從衝浪板上冒出來。哈羅德·斯坦利是公用事業股票方面的專家，英俊灑脫，風度翩翩，一頭濃密早白的頭髮，臉龐較長，目光鎮定，年紀快有50歲了。他是公司總裁和資深活動家，也是華爾街上聲望極高的人物。

  斯坦利是通用電氣公司的一位工程師、熱水瓶發明者的兒子，他有很純正的摩根血統——他是麻薩諸塞州聖公會會員、耶魯的曲棍球和籃球明星和「骷髏會」成員，他在辛辛那提州格林威治有一棟房子，在薩頓還有一套公寓房。他談判時總是很堅定、固執，但很誠實。《新聞周刊》報導說：「別人拍桌子時他坐在一邊不出聲，但在爭論時他很少退縮。」(28)他的這種沉著冷靜的外交風範是最適宜對付那種日後籠罩了摩根史坦利20多年的政治攻擊的。

  開業那天，未到場的是公司的新財務主任哈里·摩根，他35歲，當時正坐遊船從英國回來。哈里避開公司事務的舉動預兆了後來的發展。但對這家新公司來說，最重要的是不僅要有摩根的名稱和錢物，而且要有一個活生生的摩根在位。

  哈里·摩根的頭髮油光鋥亮，臉龐輪廓分明，雙眼炯炯有神。像他祖父一樣，他說話不拐彎抹角，敢作敢為，也有點像皮爾龐特那樣急躁。他買下了北灘的伊頓海峽半島，乘水上飛機去華爾街。就像普約聽證會期間傑克受皮爾龐特牽連一樣，哈里也為佩科拉聽證會如此對待他父親而耿耿於懷。這是在他生活中產生極大影響的事件，使他完全自我封閉起來，與遊艇世界之外的一切公共職責隔絕。這樣也使摩根史坦利不像老摩根財團那樣，去涉足政治或出頭露面了。1935年，新聞媒介把哈里說成是摩根業務人才中的實際繼承人，與仍留在J.P.摩根公司里的他那個腦子稍慢一些，但很隨和的哥哥小朱尼厄斯相比，他是炫目奪人了。哈里更多的是在恪守摩根史坦利的準則，在維護其傳統方面發揮作用，而不是日常事務。通過他與歐洲銀行家族，包括瓦倫伯格家族和漢布羅斯家族在內的友誼，他也保持了重要的業務聯繫。他是這樣描述其職責的：「在我祖父年紀大了以後，我父親給公司里引入了一些非常出色、稱職的合伙人。他建立起一支隊伍，在組建隊伍、扮演調解人角色和充當隊長方面，他是絕對成功的。從各方面來看，在組建這家公司時，我覺得有我發揮這種作用的餘地。」(29)

  摩根史坦利的創業者們以浪漫形式從事其早期活動，強調了他們所遇到的風險。佩里·霍爾說：「我們駕著一隻小舢舨，向著波浪翻騰的大海進發，我們也不知道別人將怎樣對待我們。」(30)實際上，他們受到的待遇類似文藝復興時代流放在外的宮臣。J.P.摩根與新公司間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摩根史坦利公司的成交——指證券支付與交割——是在華爾街23號進行的；喬治·惠特尼作為客戶的「家庭醫生」，把客戶介紹給摩根史坦利。摩根史坦利最初只有幾筆從23號那兒接來的生意——但那些都是什麼生意啊！喬治·惠特尼把像溫德爾·威爾基，消費者電力公司的董事長這樣的客戶介紹給了哈羅德·斯坦利。1935年9月底，摩根史坦利完成了第一筆大型電力公用事業的證券發行。初夏的時候，美國電話電報公司的沃爾特·吉福德曾詢問斯坦利，有關摩根合伙人要建立一個證券公司的傳聞，當斯坦利證實這點後，吉福德說：「那可解決我的問題了。」然後他就戴上帽子走了。(31)美國電話電報公司需要搞些新的融資活動，證券交易委員會也迫切希望美國電話電報公司回到資本市場，以證明他們在新法規下的活力。在為伊利諾斯州的貝爾公司做的歷史性的發行活動中，經過斯坦利和證券交易委員會主席約瑟夫·甘迺迪在華盛頓磋商後，摩根史坦利按照新政證券法的要求，第一次在報紙上登出了募資說明書。

  儘管摩根財團預測新政會扼殺資本市場，但在1935年它卻非常繁榮，承銷量翻了四番。在開業的第一年裡，摩根史坦利令人咋舌地接手了10億美元發行業務，席捲了四分之一的市場。《福布斯》雜誌讚嘆道：「大多數商行、協會或公司起步都是比較緩慢的，摩根史坦利公司的記錄卻是很獨特的……真是使其他任何新成立的機構望塵莫及。」(32)該公司通常都是發行的牽頭人，一般也不參加其他公司組織的證券發行。按照證券交易委員會的規則，公司承銷量的多少要受其資本金的限制，因此承銷團變得越來越大。就電話行業發行證券來說，摩根史坦利能組織起一百多家承銷商和五六百家分銷商，其選擇公司參加發行的權力使它八面威風。逐漸地，許多J.P.摩根的常客——暱稱為「專營戶」——都轉向這家新公司。到20世紀30年代後期，紐約中央鐵路公司、美國電話電報公司、通用汽車公司、約翰斯-曼維爾公司、杜邦公司、美國鋼鐵公司和新澤西標準石油公司，以及阿根廷和加拿大政府都來要求做證券業務。與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前未分離時的摩根銀行一樣，在包括公用事業、電話公司、鐵路、重工業、採礦，以及外國政府在內的同樣業務領域裡，摩根史坦利的力量都很強大。

  華爾街的其他人都推斷摩根史坦利繼承了其母公司的權力衣缽。查爾斯·布萊斯和他的合伙人查爾斯·米切爾想方設法去迎合新的領導人。布萊斯告訴米切爾說：「我們的主要工作是進到圈子裡，離他們越近越好。」(33)為與摩根史坦利交往，他建議在J.P.摩根公司開個帳戶，他告訴布萊斯說：「的確，我們的帳戶不那麼重要……但它表明我們的良苦用心。」(34)這就是對任何一家擁有摩根名字的公司的精誠所在。

  對新政改革者來說，也很難相信J.P.摩根公司沒有在暗地裡搞把戲。摩根史坦利承接了這麼多J.P.摩根原來的客戶，這本身就讓人懷疑。內政部長哈羅德·伊克斯是個一定要探尋摩根史坦利領地的強敵。公司成立後，他在日記里寫道：「利用大蕭條這個機會，摩根人同時擴大了其金融領域。在接到停止其銀行做承銷業務的命令後，他們就成立了一家獨立公司，業務做得比先前銀行自己在這個領域裡所做的還要大。」(35)伊克斯和其他對手在等待時機，他們很快就會通過國會和法庭發動一場更持久的反攻。

  對華爾街上J.P.摩根的合伙人來說，證券市場的突然繁榮是個辛辣的諷刺，因為20世紀30年代後期，母公司還沒緩過勁兒來。幾乎整個銀行都擠在華爾街23號，旁邊百老匯街15號僅有幾個零散的辦公室。總資產為4.3億美元的J.P.摩根公司仍舊是世界上最大的私人銀行。但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給他們所造成的損失遠遠超出業務、金錢和權力的範圍，它抹去了籠罩在這家銀行周圍的不可名狀的神秘感。在佩科拉聽證會後，銀行第一次公布了其資產負債表，現在銀行還必須公開其報表，並提交政府審查。在倫敦也是這樣，1936年，蒙塔古·諾曼第一次向特迪·格倫費爾索要公司的資產負債表。慢慢地，也是逐漸地，紳士銀行家們的世界被官僚主義化了，而金融家們則是頭暈眼花地出現在尚未適應的陽光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