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大蕭條

  股市崩潰之後，赫伯特·胡佛總統並非像傳說的那樣消極、被動又無能為力，他宣布了多項減稅政策和公共服務事業計劃，並要求公用事業部門加快新工程建設。他還將工商界的要人召進白宮，說服他們保持現有的工資水平，以抑制購買力的下降。亨利·福特降低了小汽車的價格，並把工人的工資提高到每日7美元。同時，紐約的聯邦儲備銀行精心組織了一系列的利率快速下調措施。這樣，截止到1930年6月，其貼現利率降低了一半以上，降到了2.5%。顯然，政府採取措施以緩解經濟災難的原則在新政之前就已成信條。

  華爾街努力以堅韌的意志面對股市崩潰，並將其視為慘痛但有益的教訓。聽起來每個人都像是位哲學家，1929年底，拉蒙特將股市崩潰描述為一個不會帶來持久危害但卻是刺耳的警告：「我不得不認為股市崩潰終究是一個有價值的教訓，同時，在這期間，我們所積累的經驗必將為今後帶來裨益……整個經濟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有活力。」(1)這種理性的認識反映了當時人們堅信金融危機已經結束，事實上，它才剛剛開始。

  摩根公司的合伙人對20世紀20年代共和黨激進的減稅政策從未感到完全滿意。他們希望這次股市崩潰預示著經濟將恢復到更加保守的軌道上來。他們對20世紀20年代那種引人誤入歧途的投機行為感到不安，而對人們恢復節儉和勤奮的工作態度表示歡迎。當時新澤西州參議員，德懷特·莫羅也認為「經濟過於繁榮會在一定程度上侵蝕人們的思想」。(2)拉塞爾·萊芬韋爾認為經濟的衰退可以成為7年燈紅酒綠忘乎所以的生活之後的一種「健康清醒劑」，「其辦法是讓人們不再過分關注有關股票行情的報價表和新聞報導，不再沉溺於違禁喝杜松子酒和跳爵士舞……而是恢復到以儲蓄和勤奮工作為基礎的傳統的經濟和繁榮。」(3)這些言論頗有清教徒懲罰邪惡之徒的味道。在股市崩潰之後逃避領導作用的財政部長安德魯·梅隆現在卻對經濟滑坡發表言論：「經濟危機將有助於剔除經濟體制中的腐朽因素，人們將更加勤奮地工作，並提高道德水平。」(4)但是，凱恩斯警告說，這種緊縮政策只能使經濟更加蕭條。

  說這種安慰話的人大多數還能吃20世紀20年代財富的老本。雖然摩根公司的合伙人都損失慘重，但他們仍然擁有大量財富，數額之大，難以啟口。1928年聖誕節，每個合伙人都收到了價值100萬美元的紅包。1929年，傑克之子朱尼厄斯遷入了一幢擁有40個房間的石頭別墅——「致意樓」。這幢別墅位於傑克擁有的小島旁邊的另一座小島上。儘管股票經營者於當年10月紛紛拋出了他們手中的房地產股票，但是，在緬因州巴斯市，工匠們卻忙於建造一艘名叫海盜四號的豪華遊艇。該遊艇具有60匹馬力，長343英尺，總噸位為2181噸。據說這是當時最大的一艘私人遊艇，是一座配有電梯、橫樑天花板、印度柚木船艙、紅木座椅和壁爐的水上宮殿。這樣一座龐然大物，大約需要50多位船員來操作。傑克為此投資了約250萬美元。這麼驚人的一個標價，卻不過是傑克20世紀20年代末期從銀行提取的年薪的一半。

  

  1929年，傑克·摩根同他的15個孫子、孫女在馬蒂尼科克角過了一個溫暖而愉快的聖誕夜。他說：「這簡直就像我在農場上看到的一窩小豬。」(5)新年之際，傑剋期待著同他的朋友英格蘭坎特伯雷大主教科斯莫·蘭德博士一起乘遊艇去巴勒斯坦度假。

  股市崩潰之後的平靜在華爾街之所以能夠令人忍受，原因在於當時政治矛盾的反衝力尚未集結力量。還沒有人要求對整個經濟體系進行徹底的、全面的整頓。那年的12月，當傑克聽說美國自然歷史博物館因預算困難而計劃裁減工作人員時，他決定捐資以彌補該館資金的缺額，這表明富人的慷慨有時確能使情況有所改觀。然而，不久，經濟大蕭條終於使公眾發泄出對銀行家的憤恨，且持續多年而不減。

  也許，相對於1987年而言，華爾街有更多的理由為其1929年股市崩潰後的自滿自足開脫。當時，美國貿易順差，財政盈餘，20世紀20年代是其有史以來經濟最輝煌的時期。其間，美國的地位在世界經濟中不斷上升，並成為最大的債權國。J.P.摩根公司在金錢上的富有使其有能力在20世紀20年代後期給不太幸運的倫敦和巴黎的合伙人以豐厚的禮物。因此，這一時代有點狂妄自大也是情有可原的。

  投機的心態並沒有很快消失。最初的事實說明，手頭有錢的人大量買進股票的做法是正確的。到1930年年初，股票市場挽回了其絕大部分損失。人們談論著一個小的「牛市」。伴隨著汽車和商品房銷量的增加，商業性投資不斷擴大。胡佛總統於1930年3月7日斷言：「所有跡象表明，股市崩潰給失業造成的最壞影響將於未來的60天裡消失。」(6)

  4月份，股市又開始下跌，到五六月份時，每當胡佛總統發表一次樂觀言論，股市就下滑一次。與上年10月的投機性的下滑情況不同之處在於，這次價格下跌的幅度都很小，但卻是步步為營，不可逆轉。1932年中期，股票價格跌到了最低點，只相當於1929年9月最高點的十分之一。當股市崩潰時，拼命拋出的「鄉巴佬」們似乎做出了正確的選擇，相比之下，那些狡猾的經紀人為在將來賺大錢而在價格猛跌時大量吃進的做法，卻令其吃了大虧。

  很難說，如果那時採取了明智的經濟管理政策，「大蕭條」是否可以避免。但兩個事件導致了可怕的、不斷下跌的勢頭。1930年6月17日，胡佛總統對上千美國經濟學家的忠告置若罔聞，他拿起6支金筆簽署了霍利-斯穆特關稅法。該法案中規定的高額關稅竟占一些進口品價格的一半以上。在胡佛總統簽署該法案的前一天，由於緊張的預期心理，股票市場遭受了從「悲慘的星期二」以來最沉重的一次打擊。

  作為外債的主要承辦者之一，摩根公司自然非常失望。如果債務國無法向美國出口其產品，那麼他們如何獲得外匯以償還他們的債務呢？拉蒙特聲明：「我幾乎要跪下來乞求胡佛總統否決這個愚蠢的霍利-斯穆特關稅法。」(7)不久，他就把世界貿易體系稱為「精神病院」。(8)當時美國這家最大的國際銀行憂心忡忡地注視著新的經濟民族主義的抬頭。它的形成將破壞摩根公司同蒙塔古·諾曼和本·斯特朗一起在20世紀20年代極力倡導建立起來的自由貿易和資本流動體系。兩年內，20多個國家以霍利-斯穆特關稅法為由，通過提高各自的關稅，並大量削減進口美國產品數量等方式，對美進行貿易報復。從此，「以鄰為壑」的經濟時代開始了。

  1930年的第二個嚴重失誤是由華盛頓的聯邦儲備委員會造成的，它禁止信貸的自由發放，並緊縮貨幣供給。其目的之一是企圖控制紐約聯邦儲備銀行，阻止它與歐洲的財長們進行後門外交。安德魯·梅隆財長想以高利率來阻止黃金外流到歐洲。聯邦儲備委員會的許多人都視緊縮政策為痛苦的、但又是必需的解藥。費城聯邦儲備銀行的行長稱：「這樣一種經濟動盪的後果是不可避免的。難道低利率貨幣政策能夠糾正或掃除這種後果嗎？我們不相信他們能夠做到。」(9)到1930年下半年，股市崩潰後暫時的平靜不復存在了。那年秋季，胡佛向拉蒙特抱怨賣空浪潮和其他有損國格和民族自豪感的不正當行徑。第二年，是股票市場歷史上最慘痛的一年。

  儘管聯邦儲備委員會在1929年股市崩潰後，開始對整個金融體系的正常運營負責，但是在一些局部的、較小範圍的危機中，摩根公司仍然發揮著輔助作用。聯邦儲備委員會沒有義務解救每一個破產者、銀行或者公司，它關心的是具有普遍意義的問題。而與此同時，摩根公司對於其政策的傾斜對象則給予了充分的考慮。雖然它表示自己代表所有公眾的利益，但事實上該公司真正代表的是它的顧客、舊友和銀行界的同行。摩根公司的部分實力來源於其對華爾街朋友們的忠誠，以及向銀行家們和其他金融機構放貸時的慷慨大方。這一切在股市崩潰後得到充分證實。

  以國民城市銀行的董事長查爾斯·米切爾為例，在經濟蕭條即將發生之際，米切爾談成了一筆使他的銀行和穀物交易銀行合併的交易；如果此舉成功，他將創立世界上最大的銀行，超過當時英國的米德蘭德銀行。因為這筆交易生效要以國民城市銀行的股票價格為基礎，米切爾需要把它們保持在450美元的水平。然而，股市崩潰期間，該公司的股票價格卻跌落至這一底線之下，儘管國民城市銀行下屬的證券公司國民城市公司竭力吃進，也無法阻止其股票價格的狂跌。那天，在他去上班的路上，米切爾順便走訪了華爾街23號。出來時，他以自己擁有的國民城市銀行股票作擔保，借到了1200萬美元的私人貸款。其後，當他無法按期還款時，摩根公司又暫時充當了國民城市銀行的第二大股東。事後，米切爾是這樣評價摩根公司的：「這個公司歷來都是站在倫理道德、理解信任和領導能力的最高峰。」(10)不管這種忠誠如何值得稱道，摩根公司的這一舉動從金融角度來說，是極為冒失的。

  對客戶的過分忠誠歷來是摩根公司的一大缺陷。有時它因陷得太深而難以自拔。股市崩潰後，像范·斯韋林根兄弟公司這樣的20世紀20年代金融界的雜技師，突然間失去了自我平衡。他們經營的鐵路公司過度舉債，是股市崩潰時期最拙劣的角色。酷似威廉·杜蘭特和通用汽車公司20世紀20年代時的情形，范·斯韋林根兄弟在阿利甘尼股票價格不斷下跌的時候，堅持吃進。他們靠借款來購進股票，其結果只能使他們的虧損增大。當時，他們沒有聽從摩根公司的委婉忠告，而是魯莽地收購包括巨大的密蘇里太平洋公司在內的鐵路公司股票。用信貸來收購已變成了范·斯韋林根兄弟的一種嗜好。

  在沸騰的1929年初，阿利甘尼股票的價格被發燒似的炒得很高，而到了1930年秋季，它卻成了整個股票市場下跌的龍頭。僅在兩個月內，其價格就從56美元一股跌到了10美元一股。1930年10月23日晚，范·斯韋林根兄弟奧里斯和曼蒂斯，以及擔保信託公司的代表，會集在湯姆·拉蒙特在東七十街的住宅里。這對臉色陰沉、個頭矮小的兄弟此時已欠他們的經紀人4000萬美元的債務。因為摩根公司和擔保信託公司承辦了范·斯韋林根兄弟的2億美元證券的發行，它們認為自己不得不幫范·斯韋林根兄弟一把。拉蒙特那時對鐵路的發展前景是很悲觀的，他已告訴胡佛總統，每天大約有200個富豪乘飛機抵達紐約市。但他同時懼怕在與范·斯韋林根兄弟打交道的華爾街的經紀人中間，發生多米諾骨牌效應，一損俱損。

  因此，這兩家銀行聯手組織了一個價值4000萬美元的銀團貸款，用來解救范·斯韋林根兄弟。這個解救計劃是經過精心策劃並高度保密的，在發生私人破產時，很少以這種方式進行救援。范·斯韋林根兄弟繼續作為公司名義上的擁有者，這樣，就不會有人懷疑他們的真實境遇。因為他們平日恣意揮霍，所以還得給范·斯韋林根兄弟每人每年10萬美元的生活費作為補償。用馬修·約瑟夫森的話來說：「范·斯韋林根兄弟在五年內無力償債的情況，是華爾街保守得最好的秘密之一。」(11)第二年，當范·斯韋林根兄弟不能如期償還債務時，摩根財團和擔保信託公司取消了他們以阿利甘尼鐵路集團股票作為抵押品的贖回權。最終，阿利甘尼股票跌到了37.5美分一股。

  作為最後的貸款者，摩根財團通常喜歡與其思路一致、具有相同特點和背景的機構。基德-皮博迪公司就是符合上述條件的一家。它做生意時有章有法，從不搶奪他人的顧客，且通常按照摩根的規則辦事。1930年，它頻遭打擊，禍不單行。首先是義大利政府提走了800萬美元的存款，其次是新成立的國際清算銀行通知基德把大筆存款轉到一家瑞士銀行。這促使作為基德雇員起家的喬治·惠特尼出面，召集摩根公司的合伙人在傑克家再次集會，商討如何解救基德-皮博迪公司。最後，他們決定幫助安排一筆1000萬美元的貸款。在惠特尼的指導下，老基德-皮博迪公司名存實亡。惠特尼夥同他的朋友埃德溫·韋伯斯特、錢德勒·霍維和艾伯特·戈登一起買下了這家公司的名稱和聲譽。「我們逐漸地提高了自己的社會聲譽。」戈登向年長的韋伯斯特報告說。「昨天，有史以來頭一次，在我們像往常一樣走出會議大廳的路上，摩根公司居然邀請我們一起去喝茶。」(12)

  雖然摩根財團會不遺餘力地為朋友服務，但它對那些公司形象不合其流派者則冷漠無情。一個明顯的例子就是1930年12月11日合眾國銀行的破產。合眾國銀行擁有45萬儲戶，是紐約的第四大銀行。一般說來，金融市場的崩潰和隨之而來的緊縮，使得維繫銀行間貸款的抵押品也相應受損。1930年，破產銀行的數目像滾雪球一樣，從年初時的每月60家破產的速度，發展到11月時的254家，而到該年12月時，破產數目竟達344家。那一年，共有上千家銀行破產，合眾國銀行是其中最大的一個，因此其破產影響將會造成全面的大崩潰。

  但是，該銀行的經營不屬上乘。它的猶太主人給它選擇了合眾國這個名字，目的在於迷惑其猶太移民客戶，使他們認為該銀行是受到政府支持的。業務大廳懸掛著一幅華盛頓國會山的油畫，更加強了它的誤導性。儘管副州長赫伯特·萊曼、州銀行管理當局和紐約聯邦儲備銀行都出面為解救該銀行的一項計劃遊說，華爾街的金融界人士們對此仍無動於衷。管理當局想讓合眾國銀行同其他三家銀行合併，但要促成此事，需要華爾街的銀行為它提供3000萬美元的貸款。

  在一次情緒衝動的會議上，州銀行管理總監約瑟夫·布羅德里克警告說，如果銀行家們拒絕接受該項救援計劃，其他10家銀行會因此而相繼破產。在紐約開戶的家庭中將有十分之一會陷入困境。看到每一位與會者面無表情地坐在那裡，布羅德里克提醒大家，基德-皮博迪公司是如何被大家同力解救出來，此外，幾年以前，也是大家一起把擔保信託公司從死亡線上拉了回來。然而，一切想保住這家猶太銀行的努力都化成了泡影，在最後一分鐘，銀行家們否決了這個3000萬美元的承諾。布羅德里克回憶說：「我問他們，這是否是他們的最後決定，他們回答說，是的。後來，我警告說，他們犯了紐約銀行歷史上最大的一個錯誤。」(13)美國歷史上最大的一次銀行破產——合眾國銀行破產，進一步加深了早已籠罩在全國儲戶心中的恐懼。

  合眾國銀行的破產，可歸結於華爾街銀行家的反猶太情緒。當時，只有為數不多的幾家商業銀行是為猶太人所擁有的，製造商信託公司是在紐約的另外一家只由猶太人擁有的重要銀行。人們很難證實，是否由於反猶太情緒阻止了銀行家們解救合眾國銀行。但是摩根公司的記錄表明，摩根及其合伙人對顧客的猶太主義是非常留意的。當拉蒙特的兒子湯米向摩根建富介紹紐約所發生的事情時，他注意到，合眾國銀行的主要客戶是外國人和猶太人。(14)拉塞爾·萊芬韋爾這樣描述合眾國銀行：「這是一個坐落在市郊的、有著許多分支機構的銀行，它的客戶大多是當地的猶太小商人，以及那些財力不足，受教育程度不高的一般百姓，這家銀行的雇員也多來自這個階層。」(15)銀行家們的態度是缺乏遠見的。合眾國銀行的破產，動搖了美國人的信心。如果所建議的合併方案能夠予以採納的話，合眾國銀行的破產是可以輕而易舉地避免的。

  從另一個角度來說，若不是合眾國銀行擁有為數眾多的儲戶，它是沒有理由破產的。它下屬的證券公司發行的都是劣質的股票，並且發布了誤導性的募資說明書，而該銀行本身是這一切的幕後策劃者。該銀行的兩個所有者因失職而鋃鐺入獄。其一是羅伊·科恩的叔叔、銀行的總裁伯納德·馬庫斯，他總是指責反猶太主義的陰謀是使這家銀行破產的原因。甚至連該州銀行業的總監布羅德里克也受到未及時讓這家銀行停業的指控（出庭兩次後，他被宣布無罪）。的確，要解救這樣的銀行無疑使貴族銀行家聽了極不順耳。但是在那些年代裡，摩根曾打著捍衛整個銀行系統這樣崇高的旗號，多次出面挽救了許多瀕於破產的銀行，而華爾街的銀行家們居然拒絕援助合眾國銀行，難以令人相信宗教信仰不是其中的一個主要原因。成千上萬的猶太儲戶還不及一個查爾斯·米切爾重要。恰似當年皮爾龐特·摩根對待雅各布·希夫一樣，猶太人歷來是摩根公司視野中的一個盲點。

  紐約股市的崩潰給倫敦金融城敲響了警鐘，但也讓倫敦人感到很滿意和有點幸災樂禍。黑色星期二之後，《紐約時報》報導說，「股票的大量拋出使得倫敦金融城感到很自在，像是在說，『我們早就告訴過你們會如此』。人們早就知道會有這麼一天的。」(16)從諸多角度看，倫敦得益於紐約市場的崩潰，因為投資者把大筆的資金從紐約轉到了倫敦，使英國黃金儲備的緊張狀況得到了緩解。1930年，由於倫敦變成了一個投資者安全投資的天堂，外國貸款一時猛增。但同時，對於英國經濟更深入的診斷結果仍然是令人擔憂的。工業生產停滯，失業率升高，倫敦港受到盛行的貿易保護主義的威脅。一些依賴於農業出口的大英國協國家，如澳大利亞、加拿大和印度，早就遭受到經濟大蕭條的衝擊，從而使倫敦金融城蒙受打擊。

  正如蒙塔古·諾曼通常所預料的那樣，英格蘭真正的危機來自中歐大陸。戰後的賠款繼續使德國的經濟處於重負之下，其政治也因此而兩極分化。1930年3月，帝國銀行行長沙赫特博士遞交了他的辭呈，抗議揚氏計劃的實施使德國承擔了額外的債務。人們所擔心和早已預料到的，德國人算總帳的一天，終於到來了。在1930年9月的大選中，國家社會黨和共產黨獲得了大量的選票，而總理海因里希·布呂寧則採取反對賠款的政策。右翼分子在賠款計劃問題上大做文章。1931年1月5日，沙赫特博士參加了由赫爾曼·戈林舉辦的一個晚餐會。由於沙赫特對賠款計劃的強烈抨擊，使他得到了國家社會黨巨大的信任。在那個晚會上，他結識了希特勒和約瑟夫·戈培爾，並變成了納粹和德國大商人之間的重要紐帶。那年春季，隨著德國街頭多次爆發政治衝突，要求取消凡爾賽和約給德國造成債務負擔的壓力越來越大。

  形勢已經非常動盪，此時又有一家重要銀行宣告破產，造成了更強烈的衝擊。1931年5月11日，阿斯特爾特信貸銀行破產，該銀行不僅是奧地利最大的銀行，也是中歐最重要的一家銀行。奧地利國家銀行和羅斯柴爾德財團宣布的救援計劃反而使全世界警覺起來，感到情況不妙，引發了擠兌風潮。災難席捲了中歐大陸，摧毀了奧地利和德國的銀行體系。6月，諾曼向奧地利中央銀行提供了一筆緊急貸款，用以支持奧地利先令——作為其向全球貸款者所奏的最後一曲輓歌。加上給德國的一筆緊急貸款，這標誌著英國20世紀30年代在金融界領導地位的結束。

  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拉蒙特於1931年6月5日打電話給胡佛總統，建議實施一個戰爭債務和賠款的緩付方案。他強調：「如果不實施這個方案，整個歐洲經濟將會崩潰，進而延長美國的蕭條期。」在拉蒙特的檔案中顯示，胡佛對他的建議，以一種很生氣的、搪塞的姿態表示：「我會考慮這個問題的，但是從政治角度來說，它幾乎是行不通的。像你這麼坐在紐約的辦公室里，你是不可能理解國內廣大人民對這些政府間債務的情感的。」作為一個外交時代的銀行家，拉蒙特沒有以經濟因素為論據，而居然大言不慚地以一個政治家的口吻回答問題，他煞有介事地對胡佛說：「現在人們私下正在議論著如何在1932年的全國代表大會上擺脫本屆政府。如果你採納我這個建議，那些閒言碎語明天就會全部消失。」(17)最後，拉蒙特補充道，如果該方案取得成功，摩根銀行將不會聲張自己所起的作用，而把全部成就歸功於總統。「這是你的方案，而不是別人的。」當拉蒙特向胡佛小聲獻計時，他的確是個很聰明的傢伙！

  梅隆財長極力想否決該方案，並否認債務問題是歐洲經濟情況混亂的原因，但此時的胡佛總統已受夠了「短視」的孤立主義之苦。他於1931年6月30日晚，打電話給帕利塞茲托里懸崖家中的拉蒙特，通知他說，他剛剛宣布了一個為期一年的、對戰爭債務和賠款都適用的延期償付方案。胡佛明白法國人會對給予德國人這種仁慈表示憤慨，所以他問拉蒙特是否有辦法讓法國人接受該方案。拉蒙特對法國人的立場表示同情，但他同時提醒胡佛，世界上最難打交道的就是法國人——這是他許多信中經常提及的問題。最終，拉蒙特還是同意做這項工作，表示將通過法蘭西銀行遊說法國政府。不出胡佛總統所料，法國人認為該方案是英美策劃的讓德國人逃避賠款的陰謀。

  胡佛的延期償付方案對當時正處於崩潰境地的全球金融體系來說，是一個遲到的祝福。德國最大銀行之一的達納銀行於1931年7月13日宣告破產。兩眼充滿淚水的布呂寧總理拒絕了紐約方面提出的援助方案，因為他擔心一旦實施該方案，那麼，給興登堡總統的兒子奧斯卡的一筆貸款的壞帳問題將會暴露出來。達納銀行破產後，德國政府不得不關閉了柏林市所有的銀行和外匯市場。在全球範圍內，債權人紛紛要求收回對德國的貸款。由摩根財團牽頭組織發行的兩筆德國和奧地利的國債，曾在20世紀20年代受到熱烈歡迎，而現在債券的價值卻以驚人的速度一落千丈。過去10年的含辛茹苦的努力，一時間全部成為泡影。

  這時，危機開始轉移到了倫敦。投資者們逐漸察覺了德國與英國之間的金融聯繫。在1931年夏季，投資者們大量拋售英鎊。縱使那時德國不出問題，英鎊也已經是岌岌可危了。1931年7月下旬，一個被稱為「五月委員會」的銀行家和經濟學家小組預測，英國的預算赤字總額將達到1.2億英鎊，而且近期內看不到赤字會消滅的跡象。該委員會提議英國政府提高稅率，並把失業救濟金的預算規模縮小10%。幾天之後，英鎊在國際市場上猛跌。英格蘭銀行告訴英國財政大臣菲利普·斯諾登，英國的外匯儲備幾乎已經告罄。儘管當時需要採取緊縮政策，但是拉姆齊·麥克唐納的工黨政府在處理這一問題上一籌莫展。250萬失業人口使得工會不可能在失業救濟問題上讓步。

  在公布5月份報告的前幾天，蒙塔古·諾曼「情緒低落」地離開了銀行。一年前，由於勞累過度，他在南美休假兩個月。而現在諾曼由於工作繁忙而精神緊張，面色憔悴。醫生要求他臥床休養。當他能下地行走時，醫生建議他到國外去調整一下過度緊張的神經。諾曼的工作暫時由副行長歐內斯特·哈維爵士接替。看到英鎊危機已是山雨欲來風滿樓，傑克·摩根和特迪·格倫費爾決定把諾曼悄悄地從英格蘭接出來。由於擔心諾曼可能會不從，摩根財團和英國政府合謀，暫時把他流放他鄉。把諾曼調走的建議在徵得英格蘭銀行董事愛德華·皮科克的同意後，格倫費爾向紐約方面報告說，「諾曼的情況無任何好轉的跡象，已經向他暗示他應退居二線，讓二號人物理政。」(18)人們很難判斷醫生是不是參與了這個計謀，或者把醫生請出來的目的是為了掩人耳目。

  人們可能會因摩根公司所表現出的帝王般的傲慢和對諾曼的熱心關懷感到困惑。摩根銀行想體面地把他趕下台。傑克發出了一個具有皇家慷慨氣度的電報：如果諾曼願意，他可以乘海盜四號遊艇到歐洲、北非或遠東的任何一個地方旅遊，並由他自己選擇任何一個醫生陪伴他。傑克告訴格倫費爾說：「我們還為他的六個親隨準備了房間」，「他需要多少傭人，艇上也有足夠的地方供他們住」。在乘汽艇去魁北克的途中，諾曼通過收音機聽到了傑克的口信，但他拒絕了這個「莫大榮光」的建議。(19)為了避免讓別人把此事說成是銀行家的陰謀，他不願意同美國產生任何瓜葛。諾曼在弗蘭特納克城堡療養，並在那裡同喬治·哈里森商議彼此關心的問題。在流放期間，諾曼避免了自己親手砸碎心愛的金本位制；而事後就像格倫費爾所說的那樣，也不必去忍受精神上的折磨。

  摩根財團曾於1925年協助英國恢復了金本位制，此時又構築了最後一道防線來保護它。拉姆齊·麥克唐納首相和菲利普·斯諾登明白，沒有國外的貸款就無法阻止英鎊的貶值。世界上的黃金絕大部分都握在紐約和巴黎手中，喬治·哈里森建議發行一筆美法聯合貸款。責任落到華爾街23號頭上，由它來通知麥克唐納關於華爾街是否可以對英國貸款的意見。特迪·格倫費爾是傳遞信息的中間人，他具有三重權力：英格蘭銀行的董事、來自倫敦金融城的保守黨下院議員、摩根建富的高級合伙人。格倫費爾對工黨政客們無絲毫同情，並堅決反對他們的工業國有化計劃；他還對麥克唐納嗤之以鼻，認為他舉止粗魯，膽小怕事：「他全身只有肝臟是白顏色的，只有血不是紅色的。」(20)8月初，格倫費爾警告麥克唐納如不徹底地改革，措施將無濟於事，如果不大刀闊斧地削減預算赤字，英國從華爾街得到貸款的希望將是非常渺茫的。格倫費爾意識到危機即將爆發，他打聽到保守黨領袖斯坦利·鮑德溫正在法國，建議他立即回國。

  有關拉姆齊·麥克唐納1931年時的作為，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他要麼是個具有遠見卓識、高尚豁達、為國家利益犧牲信仰觀念的首相；要麼是個背叛其政黨和綱領以討好外國銀行家的惡棍（麥克唐納的行為和格羅弗·克利夫蘭1895年黃金危機時，背棄他在民主黨內追隨者的表現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作為一個狂熱的、言辭激烈的社會黨成員，麥克唐納於1929年上台，並保證採取措施減少失業。他頒布的失業救濟等諸項政策，成為工會神聖不可侵犯的東西。儘管他頗能煽動下層民眾，但他有著真正英國貴族的信仰——英鎊是世界金融的媒介。因此，1931年8月他真是處於進退維谷的困境，外國銀行家堅持，作為貸款的先決條件，他必須削減預算赤字。但是任何這種緊縮意向的言論，都遭到了工黨內閣大臣們的強烈反對，他們認為遷就富足的銀行家就是背叛自己的隊伍。

  作為華爾街的代表，格倫費爾對麥克唐納說話直截了當。他在8月中旬時警告說：「我們已經對許諾感到厭倦了。」(21)格倫費爾留心觀察著麥克唐納的一舉一動，猜想他會選擇權宜之計。正如1925年對待邱吉爾的方法一樣，摩根的這位合伙人以譏諷的目光對待他的目標：「該首相終於驚慌了，但是他太過於自負和糊塗，很難讓他隨時準備採取措施。」(22)格倫費爾大大低估了麥克唐納的能力。當工會堅決不接受減少失業福利的建議後，麥克唐納被他們的頑固不化給激怒了，他此時完全改變了立場，站在了格倫費爾一邊。他的許多內閣大臣堅持他們自己的立場，反對減少失業救濟金。

  危機的以後幾步是錯綜複雜的。英格蘭銀行對紐約聯邦儲備銀行試探，假如斯諾登財政大臣採取削減預算的妥協方案，能否保證從華爾街得到一筆貸款。麥克唐納擔心直接徵求紐約銀行家的意見會刺傷他的內閣，所以他決定探聽虛實。紐約聯邦儲備銀行的喬治·哈里森建議英格蘭銀行去找摩根。

  在整個危機過程中，J.P.摩根公司和摩根建富同英格蘭銀行之間有一條秘密的聯絡渠道。正如格倫費爾解釋的那樣：「如果首相告訴他的同僚們，他已經把他的計劃透露給了外國銀行家，並請他們提供貸款，他的同僚們一定會被激怒的……你應該理解，雖然諾曼行長和副行長看到了J.P.摩根公司與摩根建富公司之間的許多電報文稿，但是首相及其內閣成員卻從來沒有看到過。」(23)1931年8月22日，哈里森收到了一份從英格蘭銀行發來的電報，概括了麥克唐納將於23日星期天與其內閣討論的新的妥協性預算方案。首相想知道，如果內閣接受了該方案，他們是否就一定可以得到一筆紐約方面的貸款。在摩根合伙人弗蘭克·巴托位于格倫科夫的家裡，哈里森把這份電報拿給喬治·惠特尼和其他摩根合伙人看。

  這段幕後的密謀策劃，為後來麥克唐納和其同僚的攤牌拉開了序幕。星期天傍晚，在溫暖的夕陽下，內閣部長們在唐寧街10號的花園裡踱著步。從中午開始，他們一直在等待著紐約方面的最後決定。摩根合伙人仔細地研究了需要削減7000萬英鎊的預算，其中包括削減10%的失業救濟金。除此之外，還要增加6000萬英鎊的稅收。終於，在8點45分時，英格蘭銀行的歐內斯特·哈維爵士打電話來說，有一個紐約方面來的電話備忘，並會立即送過來。

  麥克唐納一定等得心急如焚，因為這個信息將決定著他的整個政治生命。哈維剛到，麥克唐納就迫不及待地一把從他手中把電文搶過來，急匆匆地向同僚們聚集的地方跑去。這一瞬間的行動帶來了很大的歷史後果，因為麥克唐納根本沒有檢查電文的內容，甚至沒有確認發送者的身份，他說電文是由一個不具名的紐約銀行家發來的，而內閣大臣們則誤認為這是由紐約聯邦儲備銀行傳來的信息。而事實上，這個消息是喬治·惠特尼發給英格蘭銀行的，而不是發給內閣的。

  從摩根建富的檔案中，人們失望地看到，這份具有顛覆政府性質的電報實在是平淡無奇。電文簡單地表達了對英國當時急需貸款處境的同情，但沒有提出任何具體的削減預算要求。看後令人覺得枯燥無味，似乎擬稿人在起草時是極度小心謹慎的。但是，對於又熱又累，經長時間的辯論已陷疲憊的眾閣僚們，卻從電文的最後幾句話中發現了惡毒的含義。

  在上文中，我們一如既往地把我們的真正想法告訴你們。請及時告訴我們英國政府的意願，我們將在24小時內把我們的決定反饋給你們。我們是否可以這樣理解，正在研究中的方案將得到英格蘭銀行和倫敦金融城真誠的認可和支持，從而在恢復國際社會對英國的信心方面邁出一大步？(24)

  當麥克唐納宣讀電文時，內閣會議室內發生了一陣騷動，連站在房子外面的歐內斯特·哈維爵士都聽到了。他後來回憶說：「裡邊一片混亂。」(25)這最後一段話顯然只是針對英格蘭銀行的。但對於在場的人來說，這喚醒了他們對於倫敦和紐約私人銀行之間暗中交易的恐懼。另一個問題是，麥克唐納顯然提到了削減10%的失業救濟金，而在摩根的電文中根本未提及此事。後來，在追憶此事的來龍去脈時，格倫費爾告訴拉蒙特：「內閣大臣們不斷重複地指出，美國銀行家堅持讓英國政府削減10%的失業救濟金……如果麥克唐納的確把此說成是美方條件之一的話，那麼他一定是自己編造的，因為電文中從未提及此事。」(26)電報原稿證明格倫費爾出言有據。

  麥克唐納覺得他沒有得到內閣的授權，來採取緊急削減預算的措施，以重新恢復外界對英鎊的信心。內閣爭論愈演愈烈，到晚上10時20分，麥克唐納來到白金漢宮，向國王喬治五世遞交了辭呈。他顯得非常激動又心煩意亂，他告訴國王說：「一切都完了。」(27)由于堅持要削減預算，麥克唐納同自己黨內最有勢力的一派發生了衝突，他現在知道他已經破釜沉舟。國王命令他第二天一早與保守黨反對派領導人斯坦利·鮑德溫，和自由黨赫伯特·塞繆爾爵士一起再到白金漢宮來。為了分散政治風險，並保證減少失業救濟金的議案得以通過，國王邀請他們三人組成一個聯合政府。麥克唐納繼續作為新政府的首相，而新政府仍屬保守黨性質。

  這個新政府通過對汽油、啤酒、菸草和個人收入增加稅賦，以及降低公務員工資等手法來削減預算赤字。J.P.摩根公司向英國提供了2億美元作為周轉資金的貸款，法國也提供了2億美元的貸款。遺憾的是，事實證明這些措施都無法再次建立起人們對英鎊的信心。許多工黨人士認為麥克唐納是個賣國者，對他進行了尖銳的批評。9月，共產黨人在議會門前遊行示威，他們堅持認為是缺乏人性的銀行家們及其同謀者的騙術，把英國工人推向了悲慘的境地。失業工人洗劫了巴特西市，騎警隊在牛津大街衝擊示威者。人們普遍認為，是紐約的聯邦儲備銀行搞垮了英國政府。倫敦的《每日先驅報》在頭版刊登了喬治·哈里森的照片，指責紐約策劃了矛頭指向英國社會福利事業的這一陰謀。該報當天的頭條新聞是：「《每日先驅報》今天披露美國銀行家令人瞠目，而成功地圖謀操縱英國的內政政策。」(28)

  可以想像，當格倫費爾聽到這種誤解後，會是怎樣地哭笑不得。巧妙地遊刃於政治的陰影中，像鬼魂一樣從危機中脫身，並對一些重大事件施加難以目測的影響，這就是完美的格倫費爾藝術。據他自己講，在議會的聽證會上，當別人不斷質問他時，他就裝成一個「村裡的傻瓜」。他向拉蒙特坦白說：「上屆政府認為喬治·惠特尼的那份長電話記錄是出自聯邦儲備銀行之手。所以，現在人們把麥克唐納的失敗歸咎於可憐的喬治·哈里森的跋扈行徑；而根據我的經驗判斷，喬治·哈里森並不會因此而失眠。」(29)

  真的是摩根財團搞垮了工黨政府？麥克唐納本人事後替銀行家開釋，強調當時需要採取措施來保證英鎊在國際金融界的地位。摩根的記錄證明，銀行的確有意迴避提出削減預算的具體數字。但是，毋庸置疑，華爾街要求減少失業福利決不是秘密，而且當時絕大部分的美國銀行都反對華爾街向英國提供任何大規模的貸款。摩根私下別無所圖，而只是表示了銀行家通常的心態，傾向於緊縮政策和主張削減開支。是英國政府要捍衛金本位制，使自己成為外國投資者的奴隸，而摩根僅僅是表達了銀行家們的共識。

  在那個星期天內閣會議後的幾天，胡佛總統同拉蒙特通了電話，他勉強同意了給英國提供貸款的計劃。鑑於這樣大的一筆貸款要調動110家美國銀行，胡佛警告說，人們將會譴責華爾街在美國經濟艱難之際，把大量的資金轉移到英國。(30)當英國的左翼人士譴責美國銀行家險惡地進行干預時，眼光狹隘的美國人卻對摩根公司援助英國的舉動十分嫉妒，而這對於摩根公司來說已不是頭一遭了。

  1931年9月，英國金本位制遭到致命的一擊。當時，在蘇格蘭因弗戈登地區的海軍部隊抗議政府削減他們的工資。這次小規模的兵變使外國投資者大為恐慌，因為這表明英國公眾根本沒有接受緊縮預算的政策，英鎊再次崩潰。在1931年9月21日英國告別金本位制的那一天，蒙塔古·諾曼乘船離開加拿大回國。從此，英鎊與黃金不再有一個固定的比價，這悠悠的帝國夢想徹底破滅了，英鎊也因此驟然貶值30%。金本位制壽終正寢，凱恩斯樂不可支：「幾乎沒有幾個英國人不為我們砸碎了黃金的桎梏而高興。」(31)但是當蒙塔古·諾曼抵達利物浦，看到自己親手締造的大廈已化為瓦礫時，他不禁驚呆了。他乘火車來到尤斯頓車站，怒氣沖沖地走進了銀行。然而，他的同僚哈維和皮科克認為，即使諾曼當時在位，他也會採取相同的做法。25個國家緊隨英國，相繼放棄了金本位制，並爭相使自己本國的貨幣貶值。

  美聯社在倫敦採訪傑克·摩根，他拍手歡迎英國脫離金本位制的做法。當拉蒙特在紐約讀到這條消息時，他簡直如遭雷擊一般，他們不是剛剛動員了100多家銀行共同採取行動來捍衛金本位制嗎？而傑克這樣做不就會使那些銀行認為它們被愚弄了嗎？拉蒙特幾乎從來不發火，但這一次他實在是控制不住了。

  緊接著，命中注定的事情發生了——當銀行的權力關係表面化後，甚至連傑克·摩根自己也嘗到了被拉蒙特犀利的筆鋒刺痛的滋味。有好長一段時間，他們彼此之間心照不宣：傑克成為一個半退休的名義總裁，而拉蒙特將主管一切日常事務。這時的傑克已60歲出頭，這位不主事的老闆熱衷於打高爾夫球和駕駛帆船；他在一天天地衰老，如果身邊沒有醫生，他已不能乘海盜號遊艇出遊。在大多數與銀行有關的事務中，他已漸漸地失去了發言權。

  拉蒙特以前從沒有公開地向傑克挑戰。這時，由於憤怒，他直接向傑克開火。史無前例地，他同查爾斯·斯蒂爾一起簽署了一份聲討書。按所持股份的多少來衡量，斯蒂爾也是摩根公司的主要合伙人，同時他也是皮爾龐特時代的老資格者。斯蒂爾是傑克的朋友，在銀行內被認為是和藹、睿智的老人。

  可以說，1931年9月25日這封信的發出，標誌著摩根銀行不再是個家族銀行。拉蒙特在信中寫到：「我們不得不向你說明的一個問題，一個恐怕你自己根本沒有意識到的問題——是讓你理解，英國告別金本位制令所有紐約的銀行在全美國和一般公眾面前難堪。這裡所有的銀行家都不能理解，為什麼我們費了很大力氣才組織起來的那麼大的一筆貸款，轉瞬間卻變成了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拉蒙特在信中提醒傑克，當時他是如何莊嚴地向參與的銀行保證，將不遺餘力地捍衛金本位制。

  如同預言中所說的一樣，我們花了相當大力氣組織的這筆銀團貸款，僅3個星期就以失敗而告終。我們當時就曾與你講，有許多銀行是很不情願地參加了這筆貸款的……而現在的結果卻顯然不可避免地毀壞了我們的聲譽；這不僅使我們當眾出醜，而且也使我們喪失了多年來美國銀行界普遍對我們捍衛英國信譽做法的支持。是你的父親和你經過多年努力，靠仔細判斷和謹慎經營建立起我們公司的美國聲譽，公司的每個合伙人在未來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行事時必須記住上述事實……

  現在，我們已把我們想說的，關於在這裡所發生的事情的情況都說了，我們將儘量不再提及此事。但是，由於你現在遠離此地，我們覺得有必要讓你了解這個很重要的、且令我們每個人都很不愉快的事實。(32)

  10年前，拉蒙特是絕對不敢這樣做的。過去，在與傑克打交道時，他歷來是小心翼翼的，以免他下不了台。而現在不同了，金錢和地位使別人無法與他匹敵。但是，不管怎麼說，沒有人會不經深思熟慮，就向摩根家族成員挑戰。在信中，拉蒙特暗示傑克應如何擺脫目前的不利局面，即，傑克應停止與新聞界接觸。在該信的結尾，拉蒙特寫到「令我們所有的人都敬愛的」，並署名「您忠實的」。拉蒙特知道這封信在開誠布公方面具有其獨到之處，並且觀點鮮明。信寄出後不久，拉蒙特便打電話給傑克，告訴他說，他們並無意指責他，自己將一如既往地行使應盡的職責。然而，這封信卻標誌著摩根財團內部的一次宮廷革命，摩根家族的絕對統治地位從此後一去不復返。從那時起，摩根家族在摩根財團內的影響力江河日下，最終徹底消亡。

  1931年，政治天空一天比一天黑暗，而湯姆·拉蒙特卻仿佛沒有意識到在全球範圍內日益擴散的極端主義和軍國主義。這部分地反映了他天生的樂觀態度，對未來幾乎是直覺般的信心。他不斷地想像經濟蕭條不會進一步惡化，世界會猛然間恢復理智，那些獨裁者們會受到制約。廣交朋友的拉蒙特經常感到，實在難以相信人心會毒如蛇蠍，他也不願意去探測在令人寬慰的微笑背後隱藏著什麼。

  他的這個盲點在涉及主權客戶時就表現得更為明顯，銀行家的私利心使得他只願意看到事物美好的一面。由於對其客戶所抱的偏袒態度，他像對摩根財團本身一樣，儘量使他的客戶的聲譽不受到損害。在經濟蕭條時期不斷波動的外債市場中，它們的良好聲譽是至關重要的。遺憾的是，對於外國主權級客戶在國際金融市場中聲望的關注，容易導致一些有問題的交易。在1930年那些特殊情況下，摩根財團會充當一個自行其是的「政府」，它所實施的一些秘密對外政策，經常與華盛頓的政策相牴牾。

  作為20世紀20年代後期日本帝國政府的財務代理人，拉蒙特全心全意地為他的顧客服務。對於一個西方銀行家來說，他取得了前所未聞的顯著成就。在提供了援助地震災害的巨額貸款後，他又分別向東京、橫濱和大阪等地提供了多筆貸款，為東京電力公司和東京電燈公司的合併提供諮詢。除此之外，他還充當了日本銀行和紐約聯邦儲備銀行之間的調解人，並且在1930年1月提供了價值2500萬美元的貸款，使日本重新恢復了金本位制。在股市崩潰的前夕，拉蒙特曾試圖和三井財團建立合作關係，這項談判得到了日本政府的支持。一談到與日本的生意，拉蒙特總是為自己在這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而沾沾自喜。

  他早期對日本的信任是可以理解的。在1920年他首次訪問日本時，日本自由派的、親西方的政府剛剛走過10年的歷程。他那時同日本許多知名人士和風流雅士交了朋友，特別是同執日本財經界牛耳的井上准之助建立了密切的關係，經常書信往來。1929年後，井上第三次擔任日本大藏相。井上給人的印象是彬彬有禮且膽識過人，在外交事務上他表現得通情達理。因為經常與日本軍界發生摩擦，所以在日本，他成為反軍國主義的代表。如果井上發出請求，拉蒙特就會向紐約的新聞界遊說，並為日本方面辯解。1928年的一天，在與《紐約時報》的編輯會談之後，他告訴井上：「我還向他們講述了你們日本人對中國和中國人是如何有耐心，以及你們所表現出的忍讓態度……我對《紐約時報》的公正和客觀的報導非常滿意。」(33)

  當日本試行的開明統治開始滑坡之時，正是摩根財團在日本的生意做得最紅火的時期。1927年，一連串的銀行破產和股票市場關閉之後，日本幾乎先於所有的西方國家陷入經濟蕭條。那一年，中國抗議外國侵略和抵制日貨的運動使日本人大為惱火——這給了日本人的民族自豪感一記耳光，日本在侵略中國東北的過程中，要挽回這個面子。1930年，在井上的承諾下，摩根財團幫助日本恢復了金本位制，而事後證明時機不對，大錯特錯。當全球貿易萎縮時，金本位制使日本的出口產品更加昂貴。被經濟蕭條所困擾的美國人減少了對貴重衣物的消費，這使得日本的絲綢出口直線下降。絲綢業是日本經濟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大約有五分之二的家庭靠其維持生計。貧困在鄉村迅速蔓延，滋生了仇恨的、新的鄉村民族主義。大米的價格也大幅度下跌，日本經濟繁榮曇花一現，很快便被西方國家的保護主義所扼殺。這助長了日本民族的仇外情緒。這些經濟上的倒退加強了軍國主義的勢力，他們指責外國勢力是日本經濟困難的根源。在中國，軍國主義血淋淋地展現了它的面目。

  日本長久以來覬覦著資源豐富的中國東北之隅。每當日本社會出現問題，無論是人口過剩、過多地依賴外國的原材料，還是需要開闢新的出口市場時，軍國主義分子便把中國視為解決問題的出路。他們甚至認為占有東北乃是其神權。當時的中國仍處於軍閥割據的局面，整個國家四分五裂，處於一片混亂之中，這對於侵略者似乎開了方便之門。內戰削弱了國力，並於1927年達到了白熱化程度，蔣介石在打擊毛澤東領導的共產黨中取得勝利。根據與中國方面的協約，日本管轄南滿鐵路，並在那一地區駐防。這個協約為日本軍國主義分子瘋狂掠奪提供了合法的掩飾。日本的關東軍策劃將中國東北作為其侵華擴張的大本營。

  在許多方面，摩根財團和日本一樣對中國抱有偏見，西方金融界都是這一態度。對於華爾街和倫敦金融城來說，中國是不受歡迎的。中國經常賴帳，很會用一位外國銀行家來壓另一位。甚至從伍德羅·威爾遜時期流產的中國銀團貸款計劃開始，拉蒙特就視中國人為「狡猾、虛偽」的民族。他把中國人看成是兩面派的機會主義分子，而不是外國侵略者的犧牲品。

  這種態度的形成並不難想像。日本是摩根財團的一個主要客戶，而中國沒有什麼生意可做，並且還欠著相當大的一筆外債沒有償還（國民城市銀行在中國的生意卻做得很紅火，1930年，其利潤的三分之一來自中國）。所以，拉蒙特很快就發現日本的主張是有道理的，中國在經濟上是不可缺少的，完全屬於日本勢力範圍之內，也是日本在1905年的日俄戰爭中用血和錢換來的抵禦布爾什維克的屏障。由於在中國投入了億萬日元，再加上有幾百萬日本人居住在那裡，一些民族主義分子視中國東北為日本領土的延伸。

  1931年中期，阿斯特爾特信貸銀行的破產和英國危機把西方國家搞得心神不定，這時，關東軍已在為奪取瀋陽和整個東北的陰謀做準備。9月18日，日軍突然襲擊了中國在瀋陽附近柳條湖的駐軍；第二天，日軍占領了整個城市。為掩飾其侵略行為，日軍編造了中國軍隊襲擊日本管轄的南滿鐵路的說法——事後真相大白，這完全是偽造的，或誇大其辭。軍國主義由於在日本有著廣泛的群眾基礎，軍隊對反對使用武力的公職人員大肆嘲弄，其中包括對井上和外相喜十郎筱原。日本外務省擔心，如果它試圖控制關東軍，將會引起士兵們的武裝暴亂。當15000名日軍蜂擁而至，闖進東北時，外交官們只怯聲地說，這一做法是暫時性的，軍隊將很快從那裡撤出。歷史學家理察·斯托里說：「在幾個星期里，若槻禮次郎政府不斷遭到公眾的譴責和匿名的污辱。」(34)

  美國因柳條湖事件（九一八事變）而感到震驚，國務卿亨利·斯廷森立即向日方提出了抗議；胡佛總統事後稱之為「野蠻的侵略行徑」。(35)金融界大聲疾呼，要求對此事作出解釋。作為大藏相，自負又愛面子的井上不得不發表聲明。他當時因領導內閣反對擴充日本在東北的軍隊，而處於一種非常危險的境地。他還被認為與削減軍費開支的主張有關，這一切使軍界對他永遠懷恨在心（這非常像亞爾馬·沙赫特博士，他因篤信傳統的平衡預算，而最終不能見容於納粹分子）。

  井上以一篇驚人巧妙的聲明向金融界開釋柳條湖事件。10月22日，《紐約時報》全文刊登了一條消息，並註明東京發稿的日期，題為《井上表示日本期待著儘快撤軍》。這一聲明向西方金融市場表明了日本的立場。細心的讀者一定會驚嘆他巧妙地以巴拿馬運河作比較，引證丹尼爾·韋伯斯特，以及深深地體會到美國人的敏感性。

  深入了解當前的事態後，人們就可以明白問題完全是出於自衛。自1905年俄日戰爭結束以來，根據協議，這條沿著狹長的領土延伸的關鍵命脈，即南滿鐵路完全歸日本管轄。根據和俄國簽訂的條約，並且得到中國的正式承認和接受，日本負責管理和保護這一「南滿鐵路」，如同美國政府管理和保護巴拿馬運河一樣。

  9月18日晚，中國正規軍襲擊了這一地區，破壞了這條鐵路。日本採取強有力的緊急措施，顯然是必要之舉。一國軍隊所管轄的地區遭到了當地正規軍的入侵，且入侵威脅擴展之勢又完全不得而知，顯然，此時的自衛手段就是立即沖向來犯軍隊的指揮部。「緊急情況」一詞按韋伯斯特先生的經典釋義，意思是「突發的，具有壓倒一切力量的、令人措手不及的和無暇認真考慮的情況」。

  該聲明的中間一部分是描述日本使中國東北免於「無政府」狀態。它輕描淡寫地說在柳條湖採取的行動，無非是個「小規模的軍事措施」。該文以強有力的措辭結束。

  總之，局勢決不會引發戰爭，把整個事態視為對世界和平產生威脅，是言過其實的。正如我們歷來表明的，日本無意與中國開戰。相反地，日本政府和人民珍視與中國人民的友好情誼。我們也許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國家更願意與中國人民保持友好關係。(36)

  這篇新聞稿實際上是由湯姆·拉蒙特起草的。日本大藏省只對其文字略加修飾，就發表了（上面所引用的文字是從拉蒙特的檔案的原稿中摘錄的）。日本方面希望拉蒙特自己能發表上述言論，但他表示，這樣會使人們認為摩根有所偏袒，並會因此而得罪中國人——這是一種低調。可能拉蒙特當時也擔心如果公布出去該聲明是他起草的，他本人在美國自由派人士中的聲望將會受損，作為國際聯盟的前支持者，他大概不希望公開與侵略者站在一起。為了使日本人寬心，他向日本方面解釋道：「如果井上能告訴我準備何時發表該聲明，我將想辦法使它在紐約這邊增加宣傳。」(37)

  拉蒙特這時發現他自己的做法明顯地是在與華盛頓當局作對，他面對一個尷尬的局面，而他在擔當銀行家兼外交家的角色中，總是潛存著這種進退兩難的局面。為什麼他會與一個外國勢力同謀，一起來掩飾這個遭到美國政府和其他國際聯盟成員國政府譴責的軍事行動呢？是否他在表面上已接受了日本方面關於柳條湖事件的解釋？中國的記者指出，柳條湖事件是由日本人挑起的，日方的解釋令人懷疑。人們也普遍猜測這是一個精心策劃的事件，有預謀的侵略行動。倫敦《泰晤士報》9月21日報導：「日本軍隊在柳條湖事件發生前三天，就已經為侵略『進行了彩排』；儘管日方報導聲稱南滿鐵路事件是事態發展的結果，但事實上在事件發生之前整個侵略計劃就已經開始實施了。」(38)簡單地說，很多證據都會使一個有理智的人深思。除此之外，公眾的印象顯然是日本內閣被軍方矇騙了，而拉蒙特卻輕快地聽之信之，實在讓人困惑不解。

  對中國的譏諷態度當然說明為什麼摩根對日本入侵柳條湖表示理解。拉塞爾·萊芬韋爾在給沃爾特·李普曼的一封情緒激動的信中指出，對柳條湖事件表示憤慨是完全錯誤的。「國際聯盟和美國站在中國軍閥和革命分子一邊的立場是離奇古怪的，正是這些人發動的多年內戰使中國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站在蘇聯一邊和攻擊日本人同樣也是錯誤的。日本人是在根據協議的權利維護滿洲的秩序，並為擔驚受怕的中國百姓建立一個安全的避難所。」他希望日本能夠勇敢地面對美國和其他國際聯盟成員國對它的譴責。(39)

  在拉蒙特的一生中，同與墨索里尼秘密合作一樣，柳條湖事件是他經歷中最為令人吃驚的事情（雖然當時鮮為人知）。當時，是他想以摩根超群的服務來打動日本人，還是他的所作所為是為了使日本債券保值？毫無疑問，他想支持井上在日本政府中的脆弱地位。這位大藏相不得不向日本軍界表明他不會背叛或反對此事。事實上，在11月份時，拉蒙特就警告說，如果像日本軍界所希望的那樣，把井上趕出內閣的話，那麼這種做法必將會在華爾街和倫敦金融城「令人心寒」。(40)然而，即使井上認為需要安撫一下軍界，這又與拉蒙特有何相干？

  如同與墨索里尼合作一樣，拉蒙特的行為超越了公關的需要，近乎是在為外國強權搖旗吶喊。從絕對忠於客戶的紳士銀行家準則來看，拉蒙特的做法的確是很新奇的。任何一個銀行家都可以代銷證券，但唯獨拉蒙特還能遊說政客，引導報刊社論，以及操縱公眾輿論。有關柳條湖事件的新聞聲明表明了讓銀行家充當政客，對外國政府像對待工業企業一樣採取所有者的態度，是很危險的。它也說明了在那個所謂的「外交時代」，把政治和金融混為一談是何等危險。

  即使拉蒙特當時在柳條湖事件上受了矇騙，那麼，他的幻覺很快就被無情地打破了。1931年12月，較為保守的日本新內閣上台，高橋是清取代了井上，並迅速使日本脫離了金本位制。1932年1月下旬，日軍出動飛機轟炸了人口密集的上海市郊區，使全世界為之震驚。同以往一樣，日本人指責中國挑釁。日本恐怖分子的行徑要比柳條湖時赤裸得多，其暴行的證據既充分又直觀。電影膠片將日本在中國大屠殺的新聞鏡頭帶進了美國的電影院。拉蒙特非常難過地告訴其在橫濱正金銀行的朋友園田三郎說，日本在上海的所作所為給人的印象實在太壞了，日本不可能再從美國市場上獲得資金了。(41)對摩根公司來說，上海事件開始使它逐漸清醒了。萊芬韋爾內心受到責備，並寫信給特迪·格倫費爾說：「我承認柳條湖事件發生時我曾『同情』日本人，而這次日本在上海的行徑使我絲毫沒有那樣的感覺了。」(42)

  這時的拉蒙特承受著接踵而來的沉重打擊。1930年，右翼恐怖分子刺殺了濱口首相後，現在，又把屠刀伸向了金融界。拉蒙特在日本的朋友一個接一個被殺害。二月份，上海激戰正酣時，拉蒙特收到了園田發來的一封電報，電文如下：「我以萬分沉痛的心情通知您，井上先生遇刺身亡……這如同一顆巨星泯滅，我親愛的祖國陷入了黑暗的深淵。」(43)

  當時，63歲的井上正在參加競選。作為明政黨的領導人，人們期待著他成為下一屆首相。在東京市郊的一所學校前，當他剛走下汽車時，一個腳穿木屐、戴著黑色遮檐帽的22歲鄉村青年從暗中閃出，向他的胸口開了槍。這個殺手是一個名為「血盟團」的成員，這是一個所謂「愛國」的極端主義秘密組織，其成員多是些年輕激進的民族主義者。在警察局中，該刺客為其行徑大肆吹噓，並指責說，鄉村的貧困是由於當時井上奉行的緊縮政策造成的。在帝國大學醫院裡，兩眼淚盡的井上夫人告訴記者說，當她丈夫還是內閣成員時，她就已經為這種時刻的到來作好了心理準備。

  拉蒙特感到無比難過，不管怎麼說，是井上給了他希望：名門望族及其自由派的同盟者可以扼制軍國主義勢力。他以非常動情的筆調給園田回了封悼念信：「他具有那樣一種慈善的襟懷，但令人難以相信的是，他的生命就這樣結束了。」(44)

  拉蒙特越不願意接受關於日本的事實，現實情況就越是猛烈地衝擊著他。拉蒙特的另一位日本朋友、麻省理工學院培養的三井銀行的執行長團琢磨男爵被殺。1920年，當拉蒙特訪日時，團琢磨男爵曾在其住所款待過他。團琢磨男爵是在白色大理石築成的三井銀行前，剛走出自己的轎車時被槍殺的。刺客仍是一名鄉村年輕人，顯然也是「血盟團」的成員。拉蒙特在給團琢磨男爵家人的信中回憶起了1920年他訪問日本時的情景：「很多時候我把他視為一位金融界的詩人，當他領著我參觀他的私人住宅和花園，以及我們站在一起凝望屹立在遠方莊嚴的富士山時，我就產生了這種感覺。」(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