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崩潰

  我們通常認為20世紀20年代的牛市綿延了整整10年，而事實上，牛市主要集中在後5年。它在很大程度上是華爾街特有的現象，未必與世界上其他股票市場相吻合。德國市場1927年已經達到峰頂，英國與法國的市場則分別於1928年和1929年年初相繼達到峰頂。為什麼華爾街會出現一發不可收的樂觀情緒？部分原因是由於人們對一戰以後動盪不安的歲月產生了逆反心理，那個年代交織著通貨膨脹、勞資衝突、苦澀的紅色政權和無政府主義的騷亂。金融界的歷史告訴我們，企圖逃遁現實必然是災難的前奏。

  引發這種病態樂觀的另一個原因是史無前例的貨幣流動性激增，到處都是現金。1920年，本·斯特朗大幅度提高利率，以使膨脹的商品市場降溫。這一舉動不僅導致衰退，而且造成了此後持續幾年的緊縮性環境，貨幣逃離硬資產。隨著商品泡沫的破滅——從德克薩斯的石油到佛羅里達的土地——貨幣湧向金融市場，股票和債券市場漲勢洶湧。

  當歐洲飽受戰爭蹂躪的時候，美國經濟越過了競爭對手，並實現了大幅度的貿易順差。然而經濟高漲並不平衡，評論家們談到的「病態部門」有農業、石油和紡織。美國仍有一半人口生活在農村，而華爾街的繁榮對於農民來說則是虛假的，無關痛癢。即使是銀行也並不都財運亨通。由於對農業和石油部門貸款的壞帳，小城鎮的銀行以「每天兩個」的速度倒閉，但這種情況在城市地區是看不到的，那裡的金融和房地產業雙臨佳境。例如，1928年底，民主黨全國委員會主席約翰·拉斯科布開始計劃興建帝國大廈，作為紀念碑，弘揚「窮小子能在華爾街發財的美國生活方式」。(1)

  拉斯科布和那個時代的其他預言家們抱定無限繁榮的信念，大談經濟新紀元。華爾街雇用的大批涉世未深的青年則對他們的說教深信不疑。正如《華爾街日報》在1929年10月的「黑色星期四」之後所說的：「華爾街的有些交易員和許多美國人從未見過真正的熊市。」(2)如果說華爾街有不少人是決心忘卻昔日的恐慌，那麼更多的人是因為太年輕而根本不了解過去。

  在許多權威看來，如此充足的現金將會防止任何危機。20世紀20年代末的一個主要擔心是美國會發生股票短缺。1929年危機的前一天，《華爾街日報》報導說：「有大量的錢正在等待投資。正像前幾個星期所發生的那樣，目前只是一個短暫的間歇，成千上萬的交易者和投資者在等待機會購入股票。」(3)過剩的現金被看成是財富的象徵，而不是生產性投資機會縮減的不祥之兆。

  

  乘著現金膨脹之勢，美國的金融服務業出現爆炸性的增長。戰前，美國的證券交易員只有250人，而到1929年，交易員人數驚人，猛增到6500人。公眾對股票的態度發生了關鍵性的變化。過去在紐約證券交易所，股票的地位從來比不上債券。戰前，銀行與保險公司也許會從事股票交易，但一般的小投資者不會幹這行當。我們還記得皮爾龐特·摩根對於股票根深蒂固的蔑視態度，當問到他股市為什麼會下跌時，他會不假思索地回答「股票總會波動」或「拋出者總是多於買入者」，仿佛這個問題根本用不著分析。(4)

  在20世紀20年代，大批小投資者輕率地躍入股票市場。他們經常以10%的保證金買進，僅用1000美元購入價值1萬美元的股票。在美國1.2億的總人口中，只有150到300萬人入市玩股，但他們輕而易舉地獲利卻吸引了全國公眾的注意力。1929年的股市災難在很大程度上集中於60萬個保證金帳戶。

  有了活躍的證券市場，大公司通過發行證券籌資的成本，就比通過銀行短期信貸籌資來得低。許多公司還通過留存盈餘來支持公司的擴展，進一步擺脫領主時代銀行家主宰的方式。事實上，一些企業因有大量的現金盈餘而從事股票投機和保證金貸款，這與20世紀80年代日本公司用現金盈餘進行盈利性金融投資十分相似。這樣一來，聯儲要求銀行停止保證金貸款的約束力，則被不規範的工業企業拆借[27]所抵消。

  在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頒布之前的這個年代，企業偏好證券發行並未對華爾街構成威脅。紐約的大銀行通過它們新設的證券分支機構來盈利，這樣做還可以繞過對於跨州銀行活動的限制。擔保信託公司在聖路易斯、芝加哥、費城、波士頓，甚至蒙特婁都開設了辦事處。大通國民銀行的證券機構不僅經營活動橫貫美國東西海岸，而且在巴黎和羅馬也開設了營業機構。至此，1929年危機的陰雲已經向一體化的全球性市場逼近。1927年，擔保信託公司創設了美國證券托存收據，使美國人能夠在不發生幣種問題的情況下購買外國股票。當後來J.P.摩根公司接管擔保信託公司時，這成為一項極有利可圖的生意。

  此時華爾街上的證券業務有兩類。一類以零售為主，主要針對散戶，其典型代表是國民城市銀行所屬的國民城市公司。國民城市銀行的總裁查爾斯·米切爾給證券銷售營造出一種狂歡氣氛，他總是在他的近2000名經紀人中組織競賽，還發表鼓動性講話，激勵他們向更高的銷售目標衝刺。銀行家們看上去就像喋喋不休的小販，這些人熱衷於經營外國債券，特別是拉丁美洲債券，小額投資者們得到了這類債券安全的保證。其中的圈套後來才被揭露，人們得知華爾街的銀行把它們的拉丁美洲壞帳包裝成債券，通過它們所屬的證券公司推銷出去。這成為後來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把銀行業務與證券業務分離的一個主要動因。

  到1929年危機時，大儲蓄銀行戰勝了證券行業的許多老合夥公司，這些公司在全部新發行證券中所占的比重達到了令人瞠目的45%。國民城市銀行公司承辦發行的證券比J.P.摩根公司和庫恩-洛布公司加在一起還要多。然而，以威嚴的摩根財團為代表的華爾街精英依然生存了下來。第一流的大宗證券業務仍然保留在名聲顯赫的老牌批發商手中。J.P.摩根沒有銷售網絡，但它創造的辦法是將發行的證券通過多達1200個零售商號來流通。如果這些渠道仍然遠離市場，銀行則把證券分配給「銷售集團」。摩根銀行與它的貨幣托拉斯同行們——如國民城市銀行、第一國民銀行和擔保信託公司——聯手承辦證券發行，而摩根建富公司則與巴林集團、羅斯柴爾德公司、漢布羅公司和拉扎德公司合作。

  像在普約聽證會時代那樣，大額證券發行仍然遵循著固定的程式。美國電話電報公司是一個極好的例子。1920年，在摩根圖書館，傑克·摩根、哈里·戴維森和基德-皮博迪公司的羅伯特·溫莎達成了一項分攤美國電話電報公司債券發行的秘密交易，他們在10年中保持一定的參與份額：基德-皮博迪公司30%，J.P.摩根20%，第一國民銀行10%，國民城市銀行10%，等等。這項紳士銀行家準則禁止為爭奪客戶而競相降價。這樣做被認為不僅惡劣，而且危險。J.P.摩根和庫恩-洛布公司擔心，如果它們為爭奪對方的客戶而彼此競爭，它們就會在自相殘殺的血腥爭鬥中兩敗俱傷。

  由於有著大理石般堅實的基礎，從事批發的摩根財團用不著去勉強小額投資者。《紐約客》在1929年評論說：「恐怕從來沒有任何私人銀行家享有像摩根始祖那樣的個人聲望，但現在的摩根銀行比它在任何時候都要強大得多。」(5)到20世紀20年代末，摩根銀行就比其他銀行少了許多追悔莫及之事。這部分是恪守傳統的結果，摩根銀行得益於它對股票市場保持著從維多利亞時代開始的鄙棄。皮爾龐特有一次對伯納德·巴魯克說：「我從不賭博。」(6)自1894年起，傑克·摩根就在一家證券交易所擁有一席之地，但從未進行過一筆交易。只有一次，在自由事業債券價格回升的時候，他曾出現在交易所大廳。他在交易所留有席位，只是為了減少摩根銀行所用的30多個經紀人的手續費。此外，普通股的發行只占摩根承辦發行證券的3%。由於20世紀20年代危機的主要破壞來自股市操縱，摩根財團因而免於陷入許多嚴重失誤。

  J.P.摩根公司幾乎只做債券批發和銀行業務。除了極少例外，它不肯降低標準。它推崇保守的投資，如鐵路債券，對於泄露內情、哄抬股票的伎倆則避而遠之。當違反摩根這一政策的情況在眾目睽睽之下發生時，摩根銀行陷入了深深的尷尬。1926年7月，摩根的合伙人托馬斯·科克倫邀請一位記者乘奧林匹克號遊輪前往歐洲（在「沸騰」的20世紀20年代，豪華的遊輪上也有經紀辦公室）。正當科克倫在海上時，道瓊股市行情自動顯示器引用他的話說，通用汽車公司的股票將最終以高於現價100點的價格賣出。由於意識到摩根-杜邦在該公司的股份，交易者們在兩天之內把通用汽車公司股票價格抬高了25點。摩根銀行對於此事反映出的自身影響力感到震驚，並決心確保這類事情不再發生。

  儘管摩根銀行作為一個機構，與股票市場保持著距離，但它的合伙人對於投機卻並不反感。他們所處的地位十分便於通過內幕交易撈取好處。內幕交易是20世紀20年代風行的歪門邪道，但並不違法。爵士樂時代的華爾街不僅謠言盛行，而且能夠編造假報表，這被認為是財務上成熟的標誌。由於股票交易規則不嚴，公司財務報表不全，內部消息變得格外有價值。投資者們拼命從他們的華爾街朋友那裡套取消息。內部消息並不能保證成功，許多在黑色星期四破產的投資者都掌握內情。但泄露內部消息確實有利可圖，以至於被認為是華爾街雇員「撈外快」的一條主要渠道。

  在20世紀30年代，摩根的合伙人加入了主張消除內幕交易的行列。拉蒙特曾斬釘截鐵地說：「這是一個簡單而無需辯駁的商業道德問題。」(7)有些人有勇氣更早地採取這一立場。美國鋼鐵公司總裁埃爾貝特·加里法官總是在每天股市收盤之後召開董事會，會後他便向新聞界吹風，使董事們無法利用獨占信息的機會從中獲利。但總的來說，摩根銀行合伙人像華爾街其他人一樣，的確從內幕交易中獲得了利益，但這與其說是靠掌握即將發生的交易狀況，不如說主要是通過常規的公司經營信息。

  愛德華·斯退丁紐斯是通用汽車公司和通用電氣公司的一位喜歡多言的董事。1922年，哈里·戴維森向他詢問自己是否應當為妻子購買通用汽車公司的優先股，斯退丁紐斯回答說：「在反映去年經營狀況的財務報表公布之前，我吃不準是否應購買任何普通股。財務報表目前正在準備中，在它所附的備忘錄中可能會顯示負債超過盈餘5800萬美元。我想這一報表有可能對股票行情有消極影響，因此在報表公布之前，我不主張購買股票。」(8)斯退丁紐斯為傑克·摩根和湯姆·拉蒙特的個人帳戶掌管通用汽車公司股份購買事宜。(9)我們可以稱之為金融界的「十拿九穩派」。

  傳遞內部消息時，斯退丁紐斯依稀感到不妥。1923年，摩根在巴黎的合伙人赫爾曼·哈耶斯詢問購買通用電氣公司股票之事，現在讓我們來看看斯退丁紐斯在泄露消息之前是如何猶豫的。

  在現行價格下，比如說，196，我更願意買入，而不是拋出通用電氣公司的股票。我覺得不便告訴你我作為公司執行委員會和董事會成員所了解的情況，但我認為我可以對你說（但你必須保密），我猜想在今後6個月之內將會採取一些措施來進一步提高公司股票的價值。今年6到9月間，這些股票如果不能賣到每股225或230，我會感到意外。公司的業務狀況很好——這也是機密——1923年11個月的利潤比1922年同期增長了50%。(10)

  如果說斯退丁紐斯顯出有所顧忌，那主要的原因不是因為透露公司信息，而更多的是擔心這些消息會泄露給J.P.摩根合伙人圈子以外的人。

  摩根財團還捲入了另外一種時興的活動，使之有悖於其廣為宣傳的對普通股的牴觸形象。在1927到1931年間，摩根銀行參與了50多個股票聯營基金，這種基金直到新政以後才被列為非法。當時這種做法被認為生氣勃勃、引人入勝，吸引了許多出入雞尾酒會的老謀深算的頭面人物，新聞媒介也報導這類交易的進展情況。這些銀團公然操縱股票價格。有些銀團通過雇用公關代理，甚至乾脆賄賂記者來「說抬」股市。在約翰·赫茲的黃色計程車公司股票暴跌、喬·甘迺迪應邀救市之後，聯營基金使他名聲大振。事後，赫茲懷疑是甘迺迪自己一手製造了這次暴跌。到1929年10月，有100多種股票被市場運作者操縱。因此，儘管摩根合伙人聲稱注重健康的長期投資，他們也遠遠未能在短期投機風潮中獨善其身。

  20世紀20年代也是一個做瘋狂交易的時代。據奧托·卡恩回憶，那個時候「人人都有一股狂熱，想要購買別人的財產……新的機構層出不窮，錢來得那麼容易。公眾急於購買股票和其他證券，結果把大量貨幣推向國內公司和外國政府」。(11)儘管摩根公司沒有設置正式的兼併部門，但它非正式地編織著自己的蛛網。摩根公司擅長戰略性進口交易，這些交易往往涉及敏感的海外關係或背後政府的暗中支持。它的許多交易的矛頭是針對英國利益的。最重要的是，華爾街23號充當著美國政府的左膀右臂。

  以電信部門為例，一戰以後，美國擔心英國軍方壟斷海底電纜通訊——這類通訊曾被用來獲得寶貴的戰時情報。美國海軍希望利用一家由華盛頓支持的新的私人公司，在新興的無線電技術領域中擊敗英國。威爾遜總統私下向通用電氣公司表示，他想以美國對無線電的壟斷來對抗英國對電纜的壟斷。摩根以其資金支持通用電氣公司購買了美國馬可尼公司中的英國股份，該公司後來成為美國無線電公司的核心。美國政府作為無投票權的觀察員參加美國無線電公司的董事會。

  在20世紀20年代，摩根財團還幫助索斯特內斯·貝恩建立起他遍及世界的國際電話電報公司王國。這次摩根銀行的作用仍然是仲裁，而不是蓄謀控股。一項歷史性的「停戰協定」在華爾街23號醞釀而成，美國電話電報公司就此同意將海外市場讓給貝恩，相應地，貝恩答應國際電話電報公司不在美國國內建立電話廠。令人稱嘆的是，這項協議竟然持續了60年。這一卡特爾表明，摩根銀行仍然更喜歡大工業家之間的溝通默契，而不是自由放任思想所主張的競爭經濟。

  由於對政治陰謀的喜好，貝恩與摩根財團成為天然盟友。通過摩根在巴黎的合伙人赫爾曼·哈耶斯，貝恩接管了西班牙電話系統，使它成為其國際帝國皇冠上的寶石。在20世紀20年代中期，摩根銀行幫助貝恩控制了巴西、阿根廷、智利和烏拉圭的電話系統，把英國逐出了它原來的領地。摩根銀行通過無數方式支持貝恩的事業。當拉蒙特在奧地利談判貸款期間，得知奧政府計劃從西門子公司購買電話設備時，他就向該國政府提起國際電話電報公司非常願意投標。拉蒙特有時所起的作用就像貝恩的秘密全權代理人。1930年，拉蒙特正式會見墨索里尼，只是為了向其轉達貝恩想在義大利建一個工廠的願望。這一時期的交易往往是謹慎周密的幕後操作，毫無後來股票市場上蓄謀控股投資者的那種大張旗鼓的聲勢。

  1929年初，當摩根財團一反常態，捲入股票推銷的旋風之時，災難臨近的跡象已經出現。新形式的槓桿收購[28]風行華爾街。借用英國概念，許多經紀公司，包括高盛公司，推出了槓桿式共同基金，稱為「投資信託」。第二種流行的方法是控股公司。控股公司可以接管許多小的經營公司，並用從這些公司獲得的紅利，來向控股公司本身的債券持有人還本付息。這樣就造成了一條無限的控股鏈。

  追逐公共設施控股公司這一時髦，摩根財團於1929年創辦了聯合公司，這一公司收購了莫霍克-赫德森公司、新澤西公共服務公司、哥倫比亞煤氣電氣公司，以及其他一些公司，這些公司控制了東部12個州三分之一以上的電力生產。這些做法就像退回到了皮爾龐特的時代，那時他倡導建立托拉斯，自己保持一大部分股份，並指定董事。聯合公司的帳簿保存在華爾街23號，它的董事會塞滿了摩根銀行的朋友和合伙人。摩根銀行還創辦了標準商標公司，它是一些糧食製品公司的聯合體，包括弗萊施曼公司、皇家烤粉公司、大通桑伯恩公司和吉列公司。

  1929年的一大敗筆是摩根銀行支持的阿利甘尼公司，它是克利夫蘭的范·斯韋林根兄弟的鐵路和房地產王國的一個控股公司。奧里斯和曼蒂斯·范·斯韋林根兄弟倆沒有受過多少正規教育，性情古怪，沉默寡言。他們身材短粗，圓臉，看上去就像形影不離的連體孿生兄弟。他們住在戴西山，那是他們在克利夫蘭郊外的一座700公頃的瑞士式田舍農莊。在那裡，這對單身兄弟同吃同住，很少參加社交活動，不沾菸酒，也不要司機、男僕和其他標誌財富的東西。在危機的前夕，他們擁有的財產價值1億美元。

  從開發郊區的謝克海茨開始，兩兄弟就掌握了利用別人的金錢的技巧。他們修建了一條從克利夫蘭市中心通往開發區的鐵路，並從此介入鐵路行業。他們捲入摩根的運行軌道是在1916年，當時司法部迫使紐約中央鐵路公司從通往克利夫蘭的「鎳盤」鐵路中撤資，范·斯韋林根兄弟站出來作為善意的合作者，表示願意以50萬美元現金將鐵路從紐約中央公司手中收購。紐約中央公司的總裁艾弗雷德·史密斯把兩兄弟帶到華爾街23號，他用雙臂摟著他們的肩膀對拉蒙特說：「我和這兩個小伙子打過不少交道，他們很有才幹……我希望你以可以做到的一切合法方式與他們合作。」(12)拉蒙特答應了。

  摩根財團公司一手操辦了兩兄弟的鐵路和房地產收購。作為槓桿兼併的好手，范·斯韋林根兄弟將每次新的收購作為下一次收購的抵押品。他們的控股公司控制其他控股公司，就像鏡廳中的連環鏡像，一環套一環，連續不斷。支撐這些控股公司只用少量的現金，但背靠強大的摩根關係網。到1929年，范·斯韋林根的鐵路公司在40層的克利夫蘭大廈，統治著美國第五大鐵路系統，它控制的路軌里程數相當於全英國鐵路的總長。

  由J.P.摩根公司於1929年1月發行的阿利甘尼公司的股票本來可望成為兩兄弟立竿見影的成就——這個超級控股公司高居他們的債務金字塔之頂。用《紐約時報》的話來說，這正是「一個被推到極限的控股公司的典型」。(13)摩根銀行與范·斯韋林根兄弟的關係顯示了20世紀20年代肆無忌憚的行為是如何最終損害了摩根銀行自身的信譽。即使是富有感召力的摩根之名，也不能穩住一個僅用信譽築成的金字塔。直到4年以後，公眾才終於得知阿利甘尼股票是在公司有嚴重問題的狀況下發行的。然而在1929年初，這次發行的股票被認為是最熱門的。

  在1929年的大部分時間裡，傑克·摩根和湯姆·拉蒙特被棘手的德國賠款問題引起的風波牽扯了不少精力。他們不斷提醒要警惕德國借款過多，但到頭來發現自己卻還在向德國提供貸款。在商人外交家日薄西山之時，崇拜商人外交的美國仍然指望摩根的銀行家來指點迷津。通用電氣公司的總裁歐文·揚和傑克·摩根被選派為美國出席巴黎會議的代表，湯姆·拉蒙特和波士頓律師托馬斯·珀金斯為副代表。這次會議的目的是為賠款問題設計一個最終解決方案。這個代表團名義上是非官方的，但還是與華盛頓保持著密切聯繫。2月，他們乘阿克維坦尼亞號啟程，在瑟堡登陸後，他們受到法國官員的歡迎，並迅速登上一列火車的私人車廂駛往巴黎。

  在歐文·揚的主持下，會議在豪華的新喬治五世飯店舉行，會議的焦點仍然是德國賠款能力問題。像往常一樣，以法蘭西銀行的埃米爾·莫羅為代表的法國人，固執地反對降低賠款。美國則拒絕減少戰爭債務。確信德國的財力無法支持賠款，帝國銀行的行長沙赫特博士幾次打斷會議，憤然離開會場。一位名叫雷維爾斯托克勳爵的英國代表形容說「他那瘦削的日爾曼人的臉、粗壯的脖子和不合適的衣領……使我想起動物園裡的海獅」。(14)

  在這次會議上，傑克·摩根無法掩蓋他對德國人的厭惡。沙赫特博士犯了一個錯誤，他強留傑克談摩根銀行資助德國鐵路的事。傑克對此十分輕蔑，他在發往紐約的電報中說：「就我對德國人的印象而言，他們是二等人。我寧願叫別人來做他們的生意。」(15)他還抱怨這次會議如何打亂了他乘海盜號巡航地中海的計劃，更別提到蘇格蘭打獵了。沙赫特博士注意到摩根是第一個從會上溜號的，傑克如此在公開場合表露他的感情是比較少見的。雷維爾斯托克勳爵把他比作「野牛闖進了賣德勒斯登瓷器的鋪子」。(16)

  在巴黎，沙赫特博士希望爭取減少賠款，他對法國人的寸步不讓感到憤怒。此後他建議，德國收回波蘭走廊，用海外殖民地來作為高額賠款的條件，這使同盟國大為吃驚。為了打破僵局，歐文·揚接受了他的年輕助手戴維·薩爾諾夫（此人不久後成為美國無線電公司的總裁）的建議，即由薩爾諾夫本人與沙赫特進行一次非正式談判。拉蒙特對薩爾諾夫說：「祝你好運，如果有什麼人能夠承擔這項工作的話，那就是你。」(17)5月1日，這位俄國猶太移民與德國人亞爾馬·沙赫特在蒙索皇家飯店沙赫特的房間裡第一次共進晚餐。他們倆一拍即合，沙赫特學過希伯萊語，而這正是薩爾諾夫攻讀猶太法學博士時學習的語言。他們討論了賠款問題，最後幾乎無話不談，從德國歌劇說到《舊約全書》，使這第一次晚餐成了一場18個小時的馬拉松談判。後來薩爾諾夫把向沙赫特兜售的「保障條款」歸功於自己，這一條款的主要內容是把賠款與德國的經濟實績相聯繫。這一設想使沙赫特暫時接受了賠款計劃。(18)

  傑克對薩爾諾夫的建議感到非常高興，他給薩爾諾夫送來了一大束熟透的法國草莓。他還對薩爾諾夫說：「戴維，如果你真的能帶回一份簽字的協定，你可以提任何要求，只要能夠作為禮物的，我都會送給你。」(19)5月下旬，在又一次長時間討價還價的談判之後，薩爾諾夫將一份協定帶回了里茨飯店。驚喜萬分的傑克輕觸黑色禮帽的帽沿，向薩爾諾夫致敬，「我為你脫帽，」他說著鞠了一躬，「該兌現我的諾言了，提出你想要的任何東西，它就是你的了。」(20)薩爾諾夫提出要一個傑克用的那種海泡石菸斗。這隻菸斗由先前為皮爾龐特做菸斗的倫敦老菸斗匠製作。傑克包了一架飛機，派人飛往倫敦，為薩爾諾夫取回菸斗。

  揚氏計劃減輕了原道斯計劃規定的賠款負擔，把賠款的時間安排延長到59年。該計劃還試圖把德國債務轉變為可交易債券，從而使之非政治化。德國將通過新成立的國際清算銀行向債券持有人付款，而不是直接付款給同盟國。這將使德國免受政治干預，並使它擺脫了可恨的總代理辦公室的枷鎖。年輕氣盛的帕克·吉爾伯特離開柏林，成為J.P.摩根的合伙人，這一變動並不使德國人感到意外。當吉爾伯特警告德國人不要在揚氏貸款之外尋求任何外國貸款時，德國外交部的卡爾·馮·舒伯特覺察到他別有用心。J.P.摩根正準備為法國籌集一筆貸款，馮·舒伯特指出，德國貸款「將被（吉爾伯特）看成是非常討厭地與摩根公司項目相競爭，而眾所周知，他與該公司關係十分密切」。(21)

  新成立的國際清算銀行設在瑞士巴塞爾主廣場附近的一所旅館裡，它實現了蒙塔古·諾曼的夢想，即建立一個場所，讓中央銀行家們能夠不受政治干預地制定貨幣政策。諾曼愛稱其為「懺悔所」。美國一個州的議會不喜歡該銀行名稱中的「國際」二字，因而不准聯邦儲備銀行加入，儘管有幾家美國私人銀行已經參股其中。正像蒙塔古·諾曼所預想的那樣，國際清算銀行的存在將超越揚氏計劃，並發展成為中央銀行中的中央銀行。

  1929年6月，德國債務清償方案公布。報紙刊登了沙赫特博士探身，隔著歐文·揚與法國中央銀行的埃米爾·莫羅握手的照片。文件剛剛簽署完畢，一個窗簾就著火燃燒起來——預示著揚氏計劃在德國命運的不祥之兆，它事後證明它並不比道斯計劃更受歡迎。沙赫特博士懷著強烈的矛盾心理簽署了文件，他堅持由德國內閣來承擔責任。此後不久，他就宣布廢除這一文件，成為納粹的紅人。1930年6月，由摩根財團牽頭的1億美元揚氏貸款將成為摩根為德國所做的第二次、也是最後一次努力。當初道斯貸款受到了很大歡迎，而現在揚氏貸款引起的反應並不熱烈。然而，1929年的巴黎會議的確使人們感到解決最棘手的問題已經接近尾聲，並導致了紐約股市的最後一輪上升。歐文·揚甚至被說成是可能的總統候選人。

  傑克留下來打松雞，而拉蒙特則回到了紐約。總的來說，摩根的合伙人並不屬於這樣一批傑出的金融家，即事後能夠對股票市場的危險發出啟示錄式警告的那些人（喬·甘迺迪後來說，他拋售股票是因為聽到他的擦鞋匠這樣幹了）。拉蒙特是這一經濟新紀元的倡導者，他認為只有商業滑坡才有可能導致股市出軌。喬治·惠特尼則因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1929年收緊信貸而認為他們是「一群笨蛋」。摩根唯一的預言家是拉塞爾·萊芬韋爾，他是前財政部部長助理，於1923年從克拉瓦斯-亨德森-萊芬韋爾-德·格斯多夫的律師事務所來到摩根銀行。萊芬韋爾是一個氣質高雅、妙趣橫生的人，長著很長的尖鼻子，一頭早生的白髮，顯得頗為睿智。他是一個自由主義者，曾經是民主黨人。他以桀驁不馴的知識分子作風，對左派和右派的理論家們都極盡嘲弄。他終身好鬥，對於樂觀的安德魯·梅隆，他給予了毀滅性的評價：「此時，這位自亞歷山大·漢密爾頓以來最偉大的財長在紙面上日進斗金，認為一切都會在最理想的世界上出現最好的局面。」(22)

  關於股市崩潰的原因，萊芬韋爾贊成賤價貨幣理論，即他把股票投機歸咎於過低的利率。1927年，蒙塔古·諾曼曾來到紐約，要求本·斯特朗降低利率來減輕英鎊的壓力。斯特朗答應了，他降低了貼現率[29]。萊芬韋爾深信，這一舉動引發了股票市場的暴漲。1929年3月初，當萊芬韋爾聽說蒙蒂開始對華爾街的泡沫經濟感到恐慌時，他不耐煩地對拉蒙特說：「蒙蒂和本種下了禍根，我想我們大家都得承擔惡果……我認為我們會經歷一場全球性的信用危機。」(23)後來他把這兩個人指責為大衰退的直接肇事者。人們可能還記得，1925年，傑克·摩根和華爾街23號的其他人曾希望英國回到金本位制，但前提條件是蒙蒂提高利率，而不是本降低利率。

  班傑明·斯特朗沒能活到看見這場危機。他經歷了一連串可怕的疾病：結核病、流感、肺炎和帶狀皰疹。他於1928年10月去世，享年55歲，死前還注射了大量嗎啡。憂鬱寡歡的蒙塔古·諾曼為斯特朗的去世哀痛了多年。在1929年的春夏期間，斯特朗精心選拔的接班人喬治·哈里森，向華盛頓的美聯儲委員會請求提高利率。事與願違，美聯儲委員會否決了在紐約提高利率的建議。拉塞爾·萊芬韋爾感到，一場希臘悲劇正在拉開帷幕。他擔心哈里森繼承了斯特朗遺留下來的對抗精神，又擔心「來自華盛頓美聯儲的強烈抵制，部分是因為10年來一直壓抑著的、反對斯特朗的無能統治的苦澀情緒。」(24)在這種不可能更糟糕的時刻，聯儲系統由於官僚主義的爭鬥而遭到了削弱。當1929年8月貼現率終於由5%上升到6%時，已經太晚，無法使過熱的市場降溫。

  1929年9月5日，黑色星期四的悲劇臨近，巴布森這位名不見經傳的經濟學家再次重複了他多年來發出的警告：「市場崩潰遲早會發生，它可能是十分可怕的。」(25)在平時，這一警告可能會被忽略。但此時，通過新聞媒介的傳播，短暫地衝擊了股票市場。耶魯大學的歐文·費希爾教授這位學術界樂觀派的「大祭司」，使仍然懷有信心的人感到寬慰，他說：「股票價格達到了一個看來是永久的高原。」(26)但美國經濟在8月就達到了峰頂，甚至在費希爾說這番話的時候，經濟已經開始下滑。

  到10月中旬，股票市場的波動使胡佛非常擔心，他派密使哈里·魯賓遜去向拉蒙特諮詢——拉蒙特是他在華爾街的主要顧問之一。胡佛是第一個桌上有電話的總統，他經常在早飯前與拉蒙特通話。儘管胡佛與摩根財團關係密切，摩根的許多合伙人仍然背後嘲笑他是一個冷漠、自負、頑固的傢伙。帕克·吉爾伯特曾稱他為「商務部長兼其他所有部的副部長」。(27)在1928年的大選期間，民主黨曾透露了一份萊芬韋爾在財政部任職期間所寫的備忘錄，其中說「胡佛對金融、股票交易和經濟學一無所知」。(28)胡佛曾因摩根銀行未能為其再次當選提供更多幫助而大發雷霆。在初選之前，他給拉蒙特送去一封威脅信，指責他為查爾斯·道斯工作。

  然而值得稱道的是，總統並未對華爾街的危險掉以輕心。1928年初，他還是商務部長時，就對於庫利奇對股票市場滿不在乎、漠不關心的態度感到吃驚。1929年3月，作為總統，胡佛將紐約證券交易所副主席、摩根合伙人喬治·惠特尼的兄弟理察·惠特尼召到白宮，要該交易所抑制股票投機，但這一請求被置之不理。胡佛還批評聯儲壓低利率和向銀行提供大量的準備金，這些資金被用作購買股票的保證金。

  現在，胡佛的使者哈里·魯賓遜希望在兩個問題上得到答案：越來越多的股票兼併是否應引起注意？聯邦政府是否應當採取措施制止華爾街的股票投機？在黑色星期四之前五天的時候，拉蒙特寫給胡佛一份備忘錄，其中對這一時期的現實情況加以粉飾。他輕描淡寫地驅散了胡佛不無理由的擔憂：「首先我們必須記住，當前關於投機的傳言有很大的誇張……」他極力讚頌市場的自我調節力量。他還列舉了正在回升的滯後行業，如汽車、採伐、石油、造紙、製糖和水泥，宣稱市場並未過熱。通過對聯合公司和阿利甘尼公司的肯定，他讚揚了當前控制了鐵路和公共設施部門的新的控股公司。他的振奮人心的結論可以讓人高枕無憂：「戰後以來，美國進入了一個令人矚目的健康繁榮時期……未來將是十分光明的。」(29)他所發現的唯一缺憾是華盛頓的聯儲委員會未允許地區儲備銀行提高利率。

  馬丁·伊根將這份備忘錄交給了白宮。總統急於看到拉蒙特的報告，他把一次接見推遲了10至15分鐘，以便與伊根交談。伊根發現胡佛總的來說對自己擔任的總統職務很有信心，儘管他對華爾街感到不安。總統的滿意並未持續很久。10月22日，總統怒氣沖沖地派了一位信使來找拉蒙特，表示嚴重關注「在他看來是十分瘋狂的投機行為」（拉蒙特向傑克如此轉述）。(30)即便有些太遲，但胡佛是正確的。第二天，恐慌之下的拋售襲擊了若干藍籌股票，西屋公司下跌了35點，通用電氣下跌了20點。氣球的爆裂已成一觸即發之勢。

  第二天早晨，溫斯頓·邱吉爾出現在紐約證券交易所的參觀走廊上。兩周以前，他與1925年幫助他使英國恢復金本位的摩根合伙人共進午餐。此時，他俯視交易大廳，眼前的情景在很多人看來可以間接地追溯到1925年的決定，正是這一決定需要美國降低利率。在頭兩個小時的交易中，帳面損失就達到100億美元。大幅度下跌的牌價引起了一片恐懼的尖叫，臨近中午的時候，參觀走廊被迫關閉。

  就像1907年那樣，絕望的人們站立在聯邦紀念館的台階上，手插衣袋，壓低帽檐，兩眼失神地直視前方。在那天拍攝的照片上，他們那種目瞪口呆的緘默一目了然。股票市場外面里三層外三層地站滿了人。許多剛剛交納保證金購入股票的投資者頃刻之間傾家蕩產。報紙注意到，有一種奇怪的聲音在峽谷似的華爾街上蔓延——狂呼大叫、議論紛紛、竊竊私語。這是成千上萬震驚的人們的情感宣洩。空氣中充滿了火藥味。當一個施工工人出現在一座大樓頂上的時候，人群以為他想跳樓，但對他的猶豫感到不耐煩。十幾名自殺者見諸報端，其中有些報導惟妙惟肖，富有詩意。加爾布雷斯寫道：「有兩個人手挽手從里茨高樓的窗口跳下來，他們擁有一個共同帳戶。」(31)只有證券交易所的跑腿小工，他們自己並不投資，只管對他們老闆的厄運幸災樂禍。

  中午時分，華爾街的銀行巨頭們急匆匆地走上該街23號的台階。他們都是功績卓著、名震美國的人物——國民城市銀行的查爾斯·米切爾、大通的艾伯特·威金、銀行家信託公司的蘇厄德·普羅瑟和擔保信託公司的威廉·波特。他們代表了60億美元的資產，這也許是世界上最大的一筆財富組合。人們是最後一次欣賞爵士樂時代賦予他們的英雄形象。對於華爾街的老手來說，會議由58歲的湯姆·拉蒙特主持是意料之中的事。摩根在此時發揮作用挽救危機是理所當然的。不管有多少缺點，它仍是銀行家的銀行、爭端的仲裁者，有著政治家風度的企業，能夠給予人們無可匹敵的信心。用福布斯的話來說：「湯姆·拉蒙特——摩根的頭號合伙人——在星期四扮演的角色正是當年皮爾龐特·摩根在過去的恐慌中所通常扮演的。」(32)

  即使是面臨危機，拉蒙特也表現得輕鬆快活，他的沉著鎮定已經成為傳奇。他是華爾街的神奇人物，黑色星期四將成為他輝煌的時刻。他實在是擔當此任的奇怪人選。在青年時代，他曾經因為賣空而丟掉了一年的工資，並從此發誓不做股票投機。還是他，作為銀行家，勸導驚恐不安的胡佛對華爾街處之泰然，勿以為患。

  事實證明，銀行家們在黑色星期四的拯救行動多半是象徵性的，而不是實質性的。這些人知道他們不可能支撐正在崩潰的股市，他們只是試圖增強市場的流通性，使之有條不紊地下滑。那天上午出現了根本沒有人買入的恐怖時刻。為此，銀行家們宣布投入2.4億美元來收購各種股票，以穩定市場（古根海姆斯財團也參加了這次聯合行動）。這只是杯水車薪，卻還是他們所能採取的最好的措施。

  因為證券交易所的主席正在檀香山，代理主席理察·惠特尼就成為銀行家拯救行動的代理人。看來他是一個理想的人選，因為他的兄弟是摩根的合伙人，他自己的公司則是摩根債券的經紀人。理察·惠特尼也是一個極善偽裝的人，人們無法看出在他冷靜的舉止背後，他和他的夫人——一個巨額財產的女繼承人，正在承受高達200萬美元的股票損失。(33)所以，下午1點30分，當他邁著悠閒自在的步子走過交易大廳時，產生了異乎尋常的效果。他走近美國鋼鐵公司的交易櫃檯，出價205點購入了2萬股，比先前的最高價超出了幾點。隨著他買進的消息傳開，市場一時間似乎穩定了下來。

  選擇美國鋼鐵公司這家摩根擔保下的企業不是偶然的，作為紳士銀行家，拉蒙特和其他銀行家認為他們應當支持那些由他們擔保的公司。後來的結果是惠特尼實際只購進了200股，當其他人紛紛跳入時，他撤回了購入的委託指令。在另外15至20個交易點，他重複了他的出價，作出了約2000萬美元的購入委託指令。到這天結束，這位銀行家的錢只有一半真正用了出去。然而他們這種拖延戰術卻使這天下午的市場暫時回升。這是20世紀20年代的最後一次花招。

  這個交易日結束後，銀行家們重新聚集在一起，召開了第二次會議。他們推舉拉蒙特做他們的發言人。拉蒙特被大聲提問的記者們簇擁著。他手裡擺動著一副夾鼻眼鏡，發表了一句美國金融史上最令人難忘的輕描淡寫的評論：「股票市場上發生了一點不愉快的拋售。」(34)這句話儘管經常遭到嘲笑，但它實際上是對一位好諷刺的記者所作的回答，他問拉蒙特是否注意到了那天交易所發生的拋售。拉蒙特無動於衷地把市場下跌歸結為「技術條件」，並談到市場上的「氣袋」[30]。他用極端模稜兩可的措詞說，市場「對好的苗頭十分敏感」。(35)這種與記者們把握自如的會見持續了幾個星期，使拉蒙特成為著名人士，他一躍而上《時代周刊》雜誌的封面。

  幾乎同時，華爾街開始發表充滿大膽希望的言論。這些樂觀的專家們看來發揮了作用。那天晚上，零售經紀人們在霍恩布洛爾和威克斯經紀所舉行會議，宣布市場「從技術上來說，情況已經比過去幾個月來有了改善」。(36)第二天上午，《華爾街日報》的標題不是報導股市崩潰，而是報導拯救行動：「銀行家制止股市崩潰：兩小時的拋售浪潮在摩根辦公室會議後停止，10億美元用於支持。」(37)銀行家們請求胡佛宣傳購買股票合算，但他卻吐出了一句老生常談：「國家的基本產業，也就是商品生產和流通，正建立在健康和繁榮的基礎上。」(38)市場蹣跚著挨過了星期五和星期六上午的交易，沒有發生新的危機。

  1929年股市崩潰的發生分兩個階段，其間隔了一個周末。星期天，旅遊車像幽靈似的搖晃著駛過華爾街，參觀股市崩潰發生的地方，使華爾街更添嚴峻的氣氛。顯然，人們在周末反覆掂量胡佛的講話，周一便直奔市場拋售。美國電話電報公司下跌了34點，通用電氣公司下跌了47點。市場和公眾對銀行家們的信賴同時瓦解。

  在10月29日——「悲慘星期二」，投資者們回過頭來反而把「黑色星期四」看成是一個平靜的時刻。在這股市歷史上最糟糕的一天，股票行情自動顯示器滯後了兩個半小時。易手股票超過1600萬股，這一紀錄保持了40年。到星期二收盤，兩天來的破壞把股票價格下拉了25%。這次買入不只是股票價值的減少，簡直就是銷聲匿跡。在回升的頂峰，懷特縫紉機公司達到48點，星期一即猛跌到11。星期二，當沒有買者出現時，一個機靈的傳信員以每股1美元的價格買入股票。當持月票上下班的人們走進大中央車站時，叫賣報紙的報童們喊道：「邊讀邊哭吧！」

  與「黑色星期四」不同，「悲慘星期二」暴露了銀行家們的弱點。他們是站在海嘯的浪潮之前的渺小之人。《紐約時報》寫道：「當占市場比重巨大的大宗股票一宗接一宗地泛濫於市場時，在正常情況下應當引人注目並且成功的銀行支持被橫掃一邊。」(39)人們對「黑色星期四」時的傳聞還存有希望，半信半疑地談論「有組織的支持」正在控制事態，而「悲慘星期二」則充斥著銀行家們拋售股票保全自己的報導。

  拉蒙特現在面對著更加充滿敵意的一群記者。他不得不否認關於他的集團故意破壞市場牟取利潤的報導。「摩根財團將一如既往，以一種合作的方式來支持市場，它並沒有拋售股票。」(40)他以慣用的圓滑措辭說，形勢「仍然保持著希望」。(41)為了作出儘管是徒勞的努力來支撐信心，美國鋼鐵公司和美國罐頭公司宣布發放額外的紅利。

  好像是為了表示一種蹲在地堡里的如臨大敵的心態，證券交易所的理事們於「悲慘星期二」在交易大廳下面的一間地下室里召開會議。當拉蒙特和喬治·惠特尼想悄悄溜進會場而不引人注意時，他們被門衛阻留了一會兒。會議的主題是是否應當關閉市場。理察·惠特尼認為關閉市場會引起公眾不安，並造成場外交易的黑市，就像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時發生的那樣。他還擔心，關閉市場將在發放了大量經紀人貸款的銀行中引起信用混亂。在1929年的多筆交易中，摩根共有1億美元的已支付卻未得到償還的經紀人貸款，它們都以股票為附屬擔保品。一旦作為擔保品的股票被凍結，華爾街的銀行和經紀人又該如何運作呢？

  就像在1987年那樣，理事們決定縮短交易所的營業時間，而不是關閉。這樣做的藉口是現成的：過度工作的職員們因缺少睡眠而疲憊不堪，縮短時間使他們能夠清點積壓的票據。星期四，開盤鑼聲將在中午敲響，而不是通常的上午十點，星期五、星期六，交易所將關閉。地下室的會議給理察·惠特尼留下了生動難忘的印象，他寫道：「他們開會的這間辦公室根本不是為這樣大型的會議設計的，因此，大部分理事們被擠得只好站著或坐在桌子上。在會議進行的同時，恐慌席捲了頭頂上的交易大廳……與會者此時的感覺通過他們的習慣動作流露出來——不斷地點燃香菸，噴吐一兩口煙氣，把煙掐了，再點燃一支煙。這些動作不一會兒就使狹小的房間中充滿了藍色的煙霧。」(42)

  「悲慘星期二」之後的一周里，謠言工廠傳出了在交易所地下室秘密舉行午餐會的小道消息。一種說法說拉蒙特和理察·惠特尼通過潛望鏡窺視大廳的交易者。惠特尼仍然邁著悠然自得的步子，顯得信心十足，儘管後來他談到，那些天「充滿了戰爭氣氛」。每當公開露面之前，他會告誡他的助手們：「夥計們，露出笑容來！」(43)事實上，真正的補救行動偏偏並非出自老華爾街俱樂部，而是來自一種對付金融恐慌的全新力量——聯邦儲備系統。

  10月下旬，傑克從歐洲回來，他在摩根圖書館與喬治·哈里森——本·斯特朗在紐約聯儲的繼承人——舉行了一次會晤。哈里森是軍官的兒子，畢業於耶魯和哈佛大學法學院。他是一個叼著菸斗的英俊男人，小時候的一次事故使他留下了殘疾，走起路來有點一瘸一拐。哈里森是一個斯特朗式的實幹家，他果斷地降低了利率，並注入幾十億美元的信貸資金來支持那些負擔大量經紀人貸款的銀行。「證券交易所應當不惜一切代價堅持營業，」他宣布，「各位先生，我將提供所需要的全部準備金。」(44)當受到華盛頓的聯儲理事羅伊·揚的指責時，哈里森勇敢地回答說，形勢十萬火急，他的行動木已成舟。他每天從華爾街的銀行那裡購回約1億美元的政府債券，以保證這些銀行有充足的準備金來應付不測。相比之下，在規模和複雜程度上，哈里森處理危機的行動使皮爾龐特在1907年的作為顯得十分原始，因為哈里森可以根據需要擴大信貸規模。哈里森使政府應當在金融恐慌中擔當起責任的原則得到了確認。

  股市崩潰之後的日子，是高談闊論和虛張聲勢的時期。聲望不凡的歐文·費希爾認為股市崩潰使市場上較弱的投資者紛紛落馬，股票集中到了較強的投資者手裡，這是一件好事。他把股市崩潰後的市場說成是精明的投資者討價還價的櫃檯。(45)約翰·洛克菲勒在波坎蒂克山的不動產仍穩如泰山，他因此說了一句意味深長的話：「我們相信國家的基本形勢是健康的，我和我的兒子幾天來一直在買入狀況良好的普通股。」(46)洛克菲勒的話傳到了埃迪·坎托的耳朵里，他當時在百老匯的《狂歡》劇中擔任角色，也是高盛交易公司崩潰的受害者。他的回答是：「當然，誰手裡還有錢呢？」(47)

  後來，埃迪·坎托對高盛公司提出了1億美元的訴訟。相比之下，更有損於該公司形象的也許還不是訴訟，而是他新創作的輕歌舞劇。在劇中，一個滑稽演員使勁擠一隻檸檬。「你是誰？」坎托問道。「我是高盛的保證金業務員。」滑稽演員答道。對高盛的訴訟如此之多，以至於在百無聊賴的大蕭條的日子裡，一些有著黑色幽默感的經紀人常常給該公司打電話找訴訟部。從此，就連幽默也直刺華爾街的虛榮。這個時代以出人意料的災難性結局而告結束。股市崩潰將華爾街的驕傲連同它的利潤一掃而空。正如伯納德·巴魯克後來所說的：「銀行家們穩健保守、小心謹慎的傳統形象在1929年被破壞得蕩然無存。」(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