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金本位

  到了20世紀20年代中期，摩根的發展完成了一個周期。最初，喬治·皮博迪、皮爾龐特和朱尼厄斯把英國的資本吸引到美國來，從而壯大了實力。現在，這一關係完全顛倒過來了。倫敦的商人銀行由於受到英國政府戰後對外貸款的限制，活動範圍很小。他們的海外貸款業務僅限於一些英國的領地、殖民地以及戰後重建貸款。相比之下，華爾街卻是一派欣欣向榮的景象，J.P.摩根公司的實力也遠遠超過了英國的摩根建富。在由華爾街23號牽頭髮起的國際貸款中，摩根建富負責管理向英國提供的部分，從而使該公司得到某種緩衝，多少避免了倫敦金融城蕭條的影響。

  1927年初，摩根建富從老邦德街22號搬到了大溫徹斯特街23號。新的總部大樓位於離利物浦街車站不遠的一個L型小街的拐角處。這棟樓房原屬於英國印度汽輪航海公司，它的外部裝修風格反映了熱帶的異國情調——有象徵富饒的羊角以及長青藤。新主人把這些一拆而光，改裝成倫敦金融城慣有的那種高大寬敞的門廳，使來訪者覺得自己非常渺小。樓里有侍從，是一個豪華雅致、令人悠然自得的地方。在一幅1926年的照片裡，摩根建富的板球隊員像一群叼著菸斗的貴族，其實在這些年輕人當中，有的只不過是些小職員或者跑郵差的。

  摩根建富的常駐合伙人是一些專門挑選的權力經紀人。儘管他們的名字在歷史書上並不顯赫，但他們是英美金融機構之間進行交易的中間人。J.P.摩根公司和摩根建富的關係一直非常密切。他們相互為對方培訓年輕職員，定期互訪，並保持著大量的信函往來，人們從中可以看出兩次世界大戰之間英美金融關係的全貌。然而，在摩根帝國之中，英國公司處於從屬的地位。儘管兩家公司在許多交易上進行合作，但同時也有不少業務是各自單獨做的。

  如果在紐約定調的是拉蒙特，那麼在倫敦拍板的則是特迪·格倫費爾。他後來成為聖賈斯特勳爵。格倫費爾衣著講究，喜歡漂亮，西服左上方的口袋總是露出一塊小手帕。他留著整齊的鬍子，頭髮梳理得光滑發亮。他看上去很精明，但頭腦卻有些脆弱。他那敏銳的目光能夠看透人們的心思。他具有冷靜沉著、不動感情者的那種清晰的遠見。他外表整潔，舉止端莊，事事講究正式。但從他給華爾街23號以及密友J.P.摩根的接二連三的信件中可以看出，他對一些事物的判斷顯得很滑稽，而且往往是固執己見，不留餘地。在摩根集團中，沒有人比特迪·格倫費爾對人以及事物更有先見之明，他尤其樂於揭露那些社會改革者的愚蠢。他用尖銳的嘲諷，對於被攻擊的目標大加奚落，充分表現出他那種族和宗教的偏執。傑克可能也是這樣，也有同樣的偏見，只是不說而已。到1922年時，格倫費爾不僅是英格蘭銀行的一位董事，而且還成為代表倫敦金融城的保守黨下院議員。

  直至43歲之前，身材細長、瀟灑的格倫費爾還是一位名副其實的單身漢。後來他與23歲的弗洛倫斯·亨德森結了婚。弗洛倫斯的父親是英格蘭銀行的一位董事，同時也是從事遠東貿易的博雷歐公司的總裁。據說在舉行婚禮時教堂里擠滿了眼淚汪汪的女士，她們為失去了閨中密友而嘆息。除了維吉尼亞·伍爾夫認為財富使弗洛倫斯變得「呆笨」和「粗俗」之外，大家都為格倫費爾的新娘而著迷。(1)她身材修長，相貌出眾，話音深沉，語調迷人。安妮·莫羅·林德伯格覺得弗洛倫斯「像一隻幼鹿，非常脆弱」，並專門指出她身上那種女頑童的氣質，感到她「太年輕了……喜歡被人哄著」。(2)她把弗洛倫斯比做是維吉尼亞·伍爾夫的作品的人物達洛衛太太——一個善於社交的女人，她認識每一個人，並非常喜歡組織聚會。

  這是一場坎坷的婚姻。弗洛倫斯不願墨守陳規，經常出席舞會，上聲樂課，成為季阿吉列夫的俄羅斯芭蕾舞劇團的早期贊助人。樂團的指揮稱她為「真誠的朋友」，並邀請她觀看排練。她不僅僅是一位把摩根建富的資金投入到舞蹈事業的社會贊助人，而且也是一位鑑賞力很強的精明女人。她每晚都要光臨劇院，並且還把她所看到的寫成精闢的介紹性短評。才華卓越但又有局限性的格倫費爾對於這一切卻無動於衷。格倫費爾喜歡高爾夫球和帆船，沒有時間去關心那些使他的年輕妻子著迷的現代派藝術。每當他回到卡文迪什廣場4號的住處時，常常看到許多衣著袒露的俄國舞蹈家以及一些音樂家。著名的芭蕾舞蹈家馬爾科娃經常參加那裡的聚會。費洛倫斯也結識了莉迪亞·洛波科娃，後者後來成為約翰·梅納德·凱恩斯的妻子。儘管格倫費爾很愛他的妻子，但他有自己的生活方式，對生活豪放不羈的行為感到不愉快，因此採取了一種置之度外、漠不關心的態度。同樣，他的妻子也無法接受公司辦公室里那種人群嘈雜、令人窒息的氣氛。雖然婚姻維持下來了，但更多的是友誼，而不是愛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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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材高大、一頭紅髮的維維安·休·史密斯是摩根建富另一位大權在握的合伙人，他後來成為比斯特勳爵一世。他臉龐寬闊，留著把手式的鬍鬚，性格比格倫費爾更穩重。在早期的相片裡，他叼著菸斗，面帶笑容，就像一隻剛剛吞下金絲雀的貓，看上去似乎知道許多倫敦金融城的秘密，但又不肯吐露。史密斯從不沮喪，喜歡毫無表情地講述一些駭人聽聞的故事，永遠鎮靜自若。他是一位鄉間紳士，酷愛養馬和越野賽馬。還在伊頓公學讀書時，就曾因逃學去阿斯科特看賽馬而受到紀律處分。他身兼數職，都是重要職務，其中包括倫敦證券交易保險公司總裁、倫敦金融城保守黨領袖、聯合電氣行業公司董事。他的家庭關係很廣，在他的五位兄弟中，有銀行家、海軍上將和商人（他的兄弟蘭斯洛特是羅-皮特曼股票經紀人公司的高級合伙人，曾為摩根·格倫費爾公司做過許多筆交易）。家裡的一些閒話說史密斯非常嫉妒他的表弟特迪·格倫費爾，認為他掠人之美，奪得了許多榮譽。

  在貴族圈子裡，他們都說史密斯是一位娶了潑辣妻子的國教徒。西比爾·史密斯太太身材苗條，淺色金髮，愛爾蘭人的特徵非常鮮明。她為這個世界又增加了7位小史密斯進入倫敦金融業。她性格開朗，神態迷人，具有深厚的政治責任感。她除了同蒙塔古·諾曼一樣對神的悟性學感興趣外，還極力主張婦女參政。1913年，作為婦女社會政治聯盟的財務主管，她是該組織的主要籌資人，頻頻出現在倫敦西區貴族住宅區的客廳里。她那悅耳動聽的歌喉隨著音樂的伴奏起伏。她的一位摯友埃米琳·潘克赫斯特的女兒曾記得西比爾夫人唱道：「她穿著飄逸的長裙，就像希臘花瓶畫面上的一位仙女。」(3)

  維維安·史密斯覺得自己的太太非常有趣，他們經常相互取笑對方，毫不留情。但忍耐往往是有限的。一天，維維安拿起報紙，看到一則標題寫著「西比爾·史密斯收養孩子」。於是他立刻取消了對這個孩子的收養。這個孩子是西比爾在路邊領回來的流浪兒。1913年7月，對史密斯沉著冷靜性格最大考驗的時刻來到了。西比爾參加了一個鼓吹婦女參政的代表團，闖進英國下院，反對男子參政提案。在同當時的內務部長雷金納德·麥克納交涉失敗後，一些婦女開始發表演說，接著出現了扭打，警察抓走了一些人。西比爾太太因推過一名準備拘留鬧事婦女的警察，而被判處14天的刑罰。她堅持要去坐牢，以表示與姐妹們團結一致。一進監獄，她便興高采烈地發起了一場絕食鬥爭，好像覺得好玩。據另一位婦女的回憶，西比爾當時就像一位舉辦雞尾酒會的主婦那樣沉著冷靜，穿著「寬鬆的女袍和金色的拖鞋」。(4)但政府並不希望在監獄裡關著一位伯爵的女兒，於是西比爾太太的刑期被減少到4天。麥克納仍然堅持說這裡並沒有任何偏袒之意。西比爾在監獄期間，格倫費爾給傑克拍去電報，告訴他維維安正試著做一個好漢，不過顯然有困難，電報說：「V.H.史密斯有些苦惱，但還同以往一樣體諒別人，並保持自己的尊嚴。」(5)

  史密斯夫婦與格倫費爾夫婦一樣，是一對古怪的組合。埃米琳的女兒西爾維亞·潘克赫斯特認為，維維安是西比爾的「非常枯燥的陪襯物」。西比爾管理著一所為倫敦東區那些貧困的母親和孩子們服務的日托幼兒園。西比爾體現了一種在她丈夫身上根本找不到的理想主義。潘克赫斯特曾這樣描寫她：「在她腦子裡沒有階級差別的意識，她有一種能夠看到別人身上也有優點的敏感意識；她還有一種寶貴的能力，能夠看到我們絕大多數人在本質上都有同樣的需求。(6)西比爾太太自然會與摩根世界在紐約的一位持有同樣信念的人成為朋友，那就是活動家多蘿西·惠特尼·斯特雷特。

  當英、美兩國的競爭威脅到雙方的友誼時，摩根建富便成為倫敦金融城和華爾街之間的一個重要橋樑。胡佛總統手下的商務部雄心勃勃，在它的保護下，美國的出口猛增，而英國的重工業卻出現蕭條。英國感到，美國的經濟增長以及市場開拓能力已經對它構成威脅。美國的電影和化妝品風靡大不列顛；英、美兩國在世界各地爭奪原材料；美國工業界在英國掀起了第一次投資浪潮——福特汽車公司在泰晤士河邊的達格納姆建立新廠，通用電器公司對英國的電子工業發起了進攻。

  蒙塔古·諾曼曾在1920至1944年間擔任英格蘭銀行行長，他希望在20年代重振英國金融界的雄風，扭轉英國工業衰退的趨勢。要實現這一目的，他需要華爾街的資金和關係。他在摩根財團那裡兩者兼得，從而使他掌握的權力之大與英國戰後的財富根本不成比例。紐約的摩根合伙人完全同意他關於大西洋兩岸的紐帶和英美合作的遠見，反對20世紀20年代美國國內的那種孤立主義情緒。

  英國曾於1919年被迫放棄了金本位，而現在重新使英鎊與黃金掛鉤，是恢復倫敦的世界金融中心地位必不可少的第一步。有一個穩定的英鎊是保證英國對外貸款實力的前提。如同國王與國家的關係一樣，金本位是一種使英國銀行家們感到舒適溫暖的抽象概念。諾曼認為這是防止匯率波動的最佳途徑。他希望英國在恢復這一貨幣穩定的紀律中走在前頭。

  美國的摩根合伙人是幫助英國恢復金本位的工具。這是他們的神聖事業。早在1923年9月，拉塞爾·萊芬韋爾告訴在英國打獵的傑克，想在松雞季節結束後和他談一談「我的夢想」——在英國恢復金本位。剛到公司不久，萊芬韋爾便下定決心，「就是砸鍋賣鐵也要使英國走出困境」，並說：「難道還有什麼事情比英美兩國聯手創造真正的貨幣更使人感到振奮的嗎？」(7)

  同蒙塔古·諾曼一樣，摩根合伙人擔心如果匯率不與黃金掛鉤，便會被政客們操縱，穩妥的金融政策便會被政治上的權宜之計所取代，從而傾向於通貨膨脹和紙幣。凱恩斯已經在發展這種異端思想。萊芬韋爾警告摩根說：「凱恩斯……在同一些古怪的神調情，他建議永遠放棄金本位，用一種『可管理的』貨幣取而代之……建立某種標準，比把我們的事務交給那些搞時事評論的經濟學家去管理要好得多。」(8)

  特迪·格倫費爾是蒙塔古·諾曼在英格蘭銀行和華爾街之間的中介人。他把諾曼古怪的性格和脆弱的神經向紐約的合伙人作了報告：「諾曼親自製定計劃，從不徵求任何人的意見，除非是為了對付反對意見時不得不這樣做……就像我早先向你們解釋的那樣，我們的朋友諾曼以他獨特的方式行事。他既專橫又神秘。」(9)作為英格蘭銀行的一位董事，格倫費爾同時提醒紐約的合伙人倫敦銀行的利率將會變動。這是一條非常寶貴的信息，正如赫爾曼·哈耶斯報告了法蘭西銀行將對黃金採取行動一樣。

  1924年末，諾曼在金本位問題上有些臨陣畏縮。為了給自己打氣，他飛到紐約去面見傑克和本·斯特朗。對傑克來說，恢復金本位是一種真理。他的父親不就是在1895年拯救了美國的金本位制度嗎？他語氣堅定地對諾曼說，如果英國不能恢復金本位，幾百年的信譽和權威將會付諸東流。美國財長安德魯·梅隆告訴諾曼，華盛頓同意J.P.摩根公司和紐約聯邦儲備銀行幫助英國恢復金本位。

  摩根的合作至關重要。要使英鎊在貨幣市場重新保持較高的價值，不能使美元對英鎊構成太大的競爭性威脅。否則，投機商們將會拋出英鎊，買進美元，導致英鎊價格下跌。不是諾曼在倫敦保持較高的利率，吸引投資者購買英鎊，就是斯特朗在紐約降低美元的利率，減少美元的吸引力。摩根財團堅持主張採取提高英鎊利率的方案，但是諾曼的忠誠朋友本·斯特朗卻降低了美元的利率。這可不是一個小小的技術問題，有些人把它歸咎為引起1929年華爾街崩潰的導火線。

  斯特朗對於人們含沙射影地說他和諾曼串通一氣的指責非常敏感，因此希望把摩根銀行也拉進來，作為在恢復金本位行動中的一種政治掩護。此外，J.P.摩根公司還可以起到另一個作用。英國需要一筆巨額信貸，以便在可能發生投機商拋售英鎊時支持英鎊。根據美國法律，斯特朗可以向其他中央銀行提供貸款——例如英格蘭銀行，但不能向政府提供貸款——例如英國財政部，因此就需要斯特朗和J.P.摩根公司攜手向英格蘭銀行和英國財政部提供資金。

  諾曼曾操縱過許多任期很短的財政大臣。1925年的英國財政大臣是由溫斯頓·邱吉爾擔任，他後來認為恢復金本位可能是他一生中最嚴重的政治錯誤。邱吉爾對金融問題一籌莫展，他私下曾坦白地說自己在金融方面感到知識不足，很容易上諾曼的當。根據邱吉爾的兒子的回憶，諾曼經常出現在查特韋爾，不斷地用花言巧語遊說邱吉爾，他說：「我將使你成為金字號的財政大臣。」(10)

  格倫費爾不喜歡邱吉爾，並私下裡批評他「在本質上仍是一個厚顏無恥、過於自信的傢伙」。(11)諾曼和格倫費爾喜歡那些容易被說服的政治家，希望他們把金融決策權委託給商人銀行家。因為20世紀20年代的商人銀行家們仍然在英格蘭銀行的董事會中占多數（5家大型的商業或者「清算」銀行在20世紀20年代通過兼併方式發展很快，但它們的權力卻與其資產很不相稱）。在1925年4月宣布恢復金本位之前，格倫費爾關切地注視著邱吉爾，好像他是一個不可預測的玩忽職守者，有可能擅自作出一些蠢事來：「我們——尤其是諾曼——感到這位新任財政大臣的機敏和不可思議的才華是一種危險。目前他是一個用功的學生，但是一旦他認為自己能夠獨立決策，相信自己已經懂得經濟問題，便可能草率行事，使我們陷入麻煩。」(12)

  1925年關於恢復金本位的決策試圖恢復「皇家」英鎊昔日的地位，是希望重建大英帝國過去的權威的懷舊意願，但卻是一場巨大的失算。這也是一項致命的決定，因為諾曼希望以戰前1英鎊比4.86美元的極高匯率使英鎊與黃金掛鉤。按照這一匯率水平，英國的工業不可能同世界上其他的出口產品競爭，就連拉塞爾·萊芬韋爾都認為諾曼對英國當時的就業形勢根本沒有注意。

  並不是每個人都喜歡這項計劃。凱恩斯認為這將會削弱英國的工業，迫使企業依靠降低工人工資來彌補貨幣堅挺的影響（可能是作為一種報復，因為格倫費爾曾毫不留情地把凱恩斯的新婚妻子莉迪亞·洛波科娃稱為「芭蕾小女孩」）。許多英國工業界人士響應這一警告，極度不安的諾曼幾乎要退卻了。看來需要最後再打一次氣。格倫費爾電告傑克：「英格蘭銀行行長想讓我向他保證，說明你個人仍然同意他在整個事件的過程中所採取的行動。」(13)傑克這樣做了。

  1925年4月28日，邱吉爾在下院宣布英國恢復金本位，諾曼當時在貴賓席就坐。格倫費爾開始還擔心這位財政大臣跑題，後來看到他沒有脫離事先準備好的講稿，才鬆了一口氣。紐約聯邦儲備銀行向英格蘭銀行提供了2億美元的信貸，J.P.摩根向英國財政部提供了1億美元的信貸。由於英鎊一直上升，投機行動也未發生，因此不必動用信貸。11月初，邱吉爾宣布解除對外貸款的限制。

  金本位的設計師們處於一種自我陶醉的心境之中。傑克的朋友斯坦利·鮑德溫讚揚了斯特朗和摩根財團，稱他們「在金融管理能力和道義方面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的人」。(14)然而左翼人士卻竭力反對，認為這對英國工業造成威脅，並指責說為保持那筆尚未動用的信貸而要向J.P.摩根付出高於1%的承諾費。格倫費爾想進行反擊，但被邱吉爾阻止：「我們正在付給摩根佣金，你出來說話顯然不合適，否則你會被社會主義者抓住把柄。」(15)格倫費爾撤回到摩根人的天然棲息地——隱蔽之處。

  不久以後，凱恩斯最擔心的事情發生了。英國的煤炭、紡織品、鋼材等在國際市場上失去了競爭力。恢復金本位不但沒有振興英國，反而加速了它的衰落。原來擔心可能會不得不靠降低工人工資來維持英鎊，現在這種壓力發生了。要使英國的工資和零售價格適應世界的價格水平，這是不可能的。1926年春末，英國發生了煤礦工人罷工，然後是全國總罷工，充滿了階級衝突的火藥味（在罷工期間，格倫費爾開玩笑說，很高興能夠擺脫窗外汽車發出的噪音，待在辦公室里沒事幹倒也開心）。罷工期間，本·斯特朗正好在倫敦訪問，他會見了邱吉爾和諾曼，他們儘量避免討論金本位的問題。斯坦利·鮑德溫和蒙塔古·諾曼也隻字不提這一重大失誤。他們通過音樂來驅除煩惱。鮑德溫彈鋼琴，諾曼唱歌。正當罷工者與警察在街上發生衝突的時候，這是一種逃避現實的奇特方式。

  當摩根公司離開英鎊，去穩定其他貨幣的時候，它開始接近義大利政府，1925年裡拉的突然貶值使義大利政府大為驚恐。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政府已執政3年。義大利對保持里拉的堅挺所表現出的男子漢般的自豪，使華爾街的銀行家們得到安慰。本·斯特朗和蒙塔古·諾曼贊同提供一筆貸款，以穩定義大利貨幣，但對墨索里尼本人不放心。斯特朗對1926年訪問義大利時的所見所聞感到震驚。在提起那位獨裁者時，他說：「我可以想像，如果某人違背了他的意志，他可以毫不猶豫地立刻把那個人的頭砍下來。」(16)諾曼對意政府干預義大利銀行的做法感到沮喪，認為這是對中央銀行純潔性的一種侵犯。

  湯姆·拉蒙特卻不把墨索里尼看得那麼黑暗。在紐約的政治圈子內，拉蒙特一向以自由派人士自稱。他的兒子科利斯是一位社會主義者，後來成為哥倫比亞大學的哲學教授，他認為父親的外交政策觀點完美無缺：「雖然我父親是一位成功的銀行家，在政治上是共和黨，但他在本質上屬於自由派，尤其是在國際事務方面。」(17)拉蒙特家因為經常接待社會名流和知識分子而被稱為國際客棧，科利斯對家中的自由氣氛大加讚揚。其中一位名叫赫伯特·喬治·威爾斯的客人激發了科利斯對社會主義的興趣，他們倆在辯論中聯合起來，共同反對父親的家長制。拉蒙特以非凡的機智來對付科利斯激進的政治觀點，這是他的優點。科利斯認為，自己的政治觀點與父母的立場並不矛盾，而是對他們的自由派思想的一種延伸。

  拉蒙特總是對自己為伍德羅·威爾遜所做的工作感到自豪。他似乎與眾不同，用科利斯的話來說，批評那些「陳腐的有錢人和共和黨人，他們或是保守，或是些反動的富豪闊佬，反對任何形式的進步和自由。」(18)這不僅僅是充滿愛戴之情的兒子對他的偏袒，其他人對拉蒙特的讚美之聲也不絕於耳。在詩人約翰·梅斯菲爾德的眼裡，拉蒙特夫婦是一對模範夫妻，世界上的任何文明事物都在他們身上得到體現：「他們都持有開明的、自由派的政治觀點，無論是關於國內還是國際問題都是如此。他們似乎與每一個國家的開明和自由派人士都有聯繫。」(19)甚至連南非的斯馬茨將軍都對拉蒙特說：「毫無疑問，你的住宅是一個國際聚會的場所，其影響源遠流長，舉世無雙。」(20)

  他們怎麼會有其他想法呢？拉蒙特富有理智，喜歡演講，善於寫信，而且沒有華爾街上許多人的那種自命不凡的保守主義。他是國際聯盟協會和外交政策協會的主要贊助者之一。多年來，他是為《星期六文學評論》提供資金的天使。他認識許多詩人，從羅伯特·弗羅斯特到史蒂芬·文森特·貝尼特。他是一位少見的銀行家，講究辭章，汲取思想，因為拉蒙特是一家神秘的私人銀行的合伙人，他的崇拜者們無法將他聲明的信念與他的業務行為進行比較。他曾在法西斯時代作為銀行家為義大利服務，但這絲毫沒有影響那些崇拜者。他們深信，拉蒙特與墨索里尼的關係僅限於做生意，他是在一種微微有所掩飾的厭惡情緒之下為這位客戶服務的。

  拉蒙特做事從不半途而廢。作為一個摩根人，他必須盡心盡力，無微不至，直到客戶滿意為止。和皮爾龐特一樣，如果銀行業務沒有做到盡善盡美，他就不會感到最終的滿意。雖然拉蒙特從未嘗試過寫作生涯，但他寫下的一封封詳細信件和備忘錄，幾乎可以使他成為一名作家。他不只是簡單地提供貸款，而是希望使那些投資具有更廣泛的意義。他盡力將自己融入借款國的政治和文化當中，使他的貸款經驗更為全面。在義大利，他前一天會見墨索里尼，第二天在羅馬郊外的平原上舉行野餐。儘管處於法西斯統治之下，但他把義大利看成是一個充滿了詩意的浪漫國度。作為意美協會的主席，他在東十七街的住宅里主持該協會的但丁委員會的會議，並曾放映過一部關於但丁和比阿特麗斯的佛羅倫斯電影。在辦公室里，他坐在一張漂亮的義大利式的食堂餐桌前工作，他的生活是一種工作和樂趣的結合。

  摩根在羅馬的代理人是喬瓦尼·富米，拉蒙特曾在巴黎和平會議上見過他。富米曾經當過股票經紀人，娶了一位美國妻子。他性格外向，留著小鬍子，眼裡老是帶著微笑，很有魅力。他住在埃克塞爾西奧旅館，生活舒適，無論是夏天或冬天都把臉曬得黝黑。他是摩根銀行在外國首都雇用的那種典型的說客，本事很大，但事事小心謹慎。無論是面對政府或梵蒂岡，他都有很多關係。拉蒙特總愛吹噓富米在墨索里尼眼裡名望頗高，但又說在他身上沒有法西斯主義的痕跡。富米也許算不上法西斯分子，更多的是循規蹈矩者，隨時準備為留下一個溫和的簡歷而犧牲自己的原則。他是一位合理思維的專家，即使面對義大利的殘暴行為，他也認為批評只能使法西斯政黨兩極分化，導致更糟糕的極端分子出現。富米行為滑稽，相貌迷人，多愁善感，這同冷酷、顯赫的摩根家族真是一種奇蹟的搭檔。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J.P.摩根公司與狄龍-里德公司爭奪義大利政府的生意。根據紳士銀行家準則，拉蒙特希望同義大利政府建立一種獨有的關係。1923年，墨索里尼上台後6個月，首先會見了拉蒙特，與他一起討論怎樣恢復義大利的資信。最初，華爾街非常寬容地認為，是這位「領袖」將飽受罷工浪潮衝擊的義大利從「布爾什維克」手中拯救了出來。1921年義大利大選時發生了黑衫黨恐怖事件，殺害了百名人士，但此事也就不便再提了。傑克在義大利旅行之時告訴一位朋友說：「我們對墨索里尼先生進行的革命感到極大的滿意。」(21)在早些時候，墨索里尼奉行保守的金融政策，不讓那些阿諛奉承之徒在金融部門擔任要職。義大利的金融政策成為外界的榜樣。

  在15年的交往中，拉蒙特和墨索里尼成為令人難以置信的一對。拉蒙特衣冠楚楚，風度翩翩，朋友眾多，並有高雅的審美觀；而墨索里尼則衣著邋遢，不修邊幅，像是一位憤世嫉俗、失去了安全感的孤獨者，而且說話聲音像麥克風，總是用灰暗的眼光來看待人生。他們的關係就像美女與猛獸。當然，他們也有相同之處：兩人都曾當過記者和報業老闆，都迷戀公關藝術。他們都有一種用華麗詞語來修飾醜陋事物的訣竅。他們之間的關係大都在玩弄辭藻中發展。

  拉蒙特最初並不為墨索里尼辯護。在通往地獄的道路上往往是一小步一小步地走下去的。1923年夏天，義大利出兵占領了希臘的科孚島。意軍對平民百姓的狂轟濫炸引起了世界公憤。如果國際聯盟出面阻止，墨索里尼則發誓要摧毀它。拉蒙特感到吃驚，他對富米說：「我想你應該直接從我這裡了解到，墨索里尼先生在處理希臘事務上的做法使我們極為震驚。」意軍侵占的方式比侵占這一事實本身更使拉蒙特感到不安：「他完全可以用和平的方式占領，而不應槍殺無辜的百姓，包括許多兒童。」(22)拉蒙特的憤怒之情並不僅僅是出自人道主義，因為他知道，科孚島事件將使他在五月同墨索里尼討論的那筆貸款生意化為泡影。

  次年，黑衫黨的恐怖活動愈演愈烈。在1924年被人操縱的選舉期間，數百人被殺害或者受傷，數十名法官被解除職務，義大利失去了民主。在13個內閣部門中，墨索里尼控制了6個，並且還控制了陸、海、空三軍。在拉蒙特對義大利的商業承諾和他一些重要朋友的人道主義的憤慨這兩者之間首次出現了矛盾衝突。尤其是沃爾特·李普曼，他在《紐約世界》上發表文章，譴責義大利入侵科孚島。1924年李普曼從羅馬回到紐約時，在晚餐席間上告訴拉蒙特，墨索里尼需要採取這些暴力性的「小丑行為」來鞏固自己的權力。拉蒙特沒有表示異議。

  那麼，拉蒙特究竟怎樣來處理他的自由思想與在義大利擴展摩根業務的欲望這一對日益緊張的矛盾呢？他將用詞語來進行掩飾。他具有政客的才能，對不同的聽眾用不同的聲音講話。他從不完全撒謊，而是掩蓋事實，裝著與誰都站在一邊。只有拉蒙特如此聰明，能夠把所有的話都講得那樣直率，然後加以包裝，在外表上顯得始終如一。那天與李普曼吃過晚飯後，拉蒙特專門寫信給義大利駐美大使傑拉西奧·卡埃塔尼王子，形容李普曼的談話「聽起來都是些可笑的謠傳，不過由於我是主人，只好洗耳恭聽」。(23)但拉蒙特與李普曼談話時並沒有這樣玩世不恭。拉蒙特逢人便點頭拍肩，假裝糊塗，讓大家都感到高興。

  除了語言技巧之外，拉蒙特還以權宜之計的看法，時時從細節中篩選一些方便的內容。墨索里尼的心腹殺害了他們的著名政敵賈科馬·馬泰奧蒂，引起社會黨代表抵制議會。然而，當拉蒙特於1925年4月訪問義大利時，對這些恐怖事件卻置若罔聞。義大利銀行行長博納爾多·斯特林格爾向拉蒙特保證，「領袖」只是在萬不得已時才付諸武力。拉蒙特夫婦同科利斯一道驅車穿過義大利的山區城鎮，來到伯納德·貝倫森的別墅伊塔蒂，一邊品茶，一邊談論義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藝術。後來，拉蒙特寫下了這樣的讚美之詞：「我到過的義大利呈現出一派熱火朝天、繁榮昌盛的景象。紐約報紙的大標題甚至是倫敦報界的消息似乎是誇大其詞。義大利政府內外的人士都對這些所謂的街頭衝突、反政府暴亂等報導感到可笑。」(24)返回華爾街23號之後，拉蒙特收到一幅墨索里尼親自簽名的照片。他把這件禮物掛在自己的牆上，如同早年伍德羅·威爾遜的畫像那樣重要。

  在翻閱拉蒙特的檔案時，給人這樣一種印象，1925年他在道義上越出一步，把賭注押在墨索里尼身上。那一年充滿了關於摩根公司向意政府提供1億美元緊急貸款的種種謠傳，尤其是在拉蒙特的義大利之行之後。在一定程度上，墨索里尼希望用摩根的貸款來重建羅馬，為他那狂人般的輝煌業績樹碑立傳。美國新任國務卿弗蘭克·凱洛格明確表示，義大利政府仍欠美國20多億美元的戰爭債務，這個問題不解決，不得向義大利提供任何貸款。1925年10月，墨索里尼派他的財長朱塞佩·沃爾皮伯爵率團到華盛頓，就上述債務問題進行談判。

  就在這1億美元貸款懸而未決之時，拉蒙特令人驚訝地開始做墨索里尼的工作，這已遠遠超出了銀行業務的基本要求。這位曾是國際聯盟的支持者開始指導義大利的獨裁者怎樣迎合英美人的意見，教他們怎樣利用經過裝飾的語言，使那些頗受指責的政策適合外國人的口味。拉蒙特是跟得上形勢的人，他非常清楚，只要有迷人的包裝，任何產品都可以向公眾兜售。義大利的問題被說成是公共關係的問題。當墨索里尼終止了市政議會，並脅迫國會馬上通過2364項法令時，拉蒙特向富米推薦了新的宣傳角度，供「領袖」參考。

  如果墨索里尼先生宣布說議會政府在義大利已告結束，這樣的聲明會嚇壞盎格魯-撒克遜人。相反，如果墨索里尼先生對此加以解釋，說明義大利議會政府的舊體制毫無用處，只會導致低效的政府和混亂，因此需要暫時停止，進行總體改革，那麼盎格魯-撒克遜人就會理解。

  同樣，當墨索里尼先生宣布各地城市的市長們都將由法西斯黨的政府來任命時，盎格魯-撒克遜人自然會很快得出結論說，這些城市的地方自主權將被剝奪。如果墨索里尼先生在宣布這一消息的同時向大家解釋，在絕大多數情況下，這些市長僅僅是地方代表任命的工具，在城市管理方面的業績極差，因此中央政府必須進行干預，那麼這樣的解釋聽起來就有幾分道理。(25)

  在許多公開場合，拉蒙特盡力使公眾的注意力從墨索里尼的政策問題轉向他的經濟業績。華爾街似乎樂於相信有兩個墨索里尼：一個是英明的經濟領袖，一個是嚴厲的政客，二者應該區別對待。墨索里尼滔滔不絕地做出銀行家們愛聽的承諾——預算平衡、低通貨膨脹率、貨幣穩定——就像一成不變的祈禱。拉蒙特辯護說，他只是稱讚義大利的經濟，並不是在表揚墨索里尼或法西斯主義。1926年1月，拉蒙特在外交政策協會的一次講演中讚揚了義大利在降低通貨膨脹、平息罷工、減少失業率等方面所取得的成績。他甚至贊同墨索里尼的公路和公共部門工程項目——這些措施在羅斯福政府時期受到摩根合伙人的竭力反對。拉蒙特的辯護王牌是，義大利人支持墨索里尼。他說：「在今天的聚會上，我想我們都認為自己是自由主義者。但是，我們敢肯定我們的自由主義思想已經強烈到這一程度，願意讓義大利人民自己來選擇顯然是深受他們歡迎的政府嗎？」(26)

  拉蒙特的努力大功告成，1926年初，華盛頓與義大利達成了一項較為寬容的戰爭債務解決協定，為摩根公司向義大利政府提供貸款鋪平了道路。梅隆財長已經提醒過庫利奇總統，如果不以安撫的方式解決意政府的債務問題，華爾街對義大利的貸款生意可能會被英國人搶去。因此，一周之後，當拉蒙特宣布摩根財團將向義大利提供1億美元的貸款時，庫利奇感到非常高興。貸款一事在國會引起激烈辯論。伊利諾斯州民主黨議員亨利·雷尼反對偏袒法西斯政權，並把墨索里尼稱為兇殘的獨裁者。同道斯副總統向德國提供的貸款一樣，摩根貸款對促進美國在義大利的投資起到一種催化的作用。摩根銀行本身也繼續向意政府以及菲亞特汽車和皮雷利電纜兩家公司提供貸款。1927年12月，J.P.摩根公司再次與本·斯特朗聯手，向義大利銀行提供了一筆信貸，幫助義大利恢復金本位。

  在對歐洲極端主義深感不安和崇尚經濟進步的華爾街，拉蒙特並不是墨索里尼的唯一支持者。傑克·摩根和喬治·惠特尼稱墨索里尼為偉大的愛國者。庫恩-洛布公司的奧托·卡恩把這位鐵腕統治者比做是一位嚴厲的破產清理人，解決破產公司的問題。摩根擔保信託公司的威利斯·布思以詩歌般的語言，讚揚墨索里尼將義大利「從絕望的邊緣帶向充滿希望的彼岸」。(27)美國鋼鐵公司的埃爾伯特·加里法官以及公共關係專家艾維·李也參加了「崇拜者俱樂部」。自稱是墨索里尼的「傳教士」，拉蒙特的貢獻是獨一無二的。一位學者評論說：「在美國商界的所有人士中，最熱衷於資助法西斯事業的，莫過於托馬斯·拉蒙特了……為義大利政府說話，雖然他的聲音不是最大的，但顯然是最有價值的。因為是他將口頭的辯護轉變成為現金，使墨索里尼獲得了1億美元的貸款。」(28)

  是不是拉蒙特對義大利所發生的一切一無所知呢？這不太可能。作為對主權國家的貸款者，摩根銀行存有厚厚的檔案，並從世界各地得到大量的情報（在一定程度上，正是由於這些高質量的檔案資料，才使拉蒙特掌握了眾多客戶的最新情況）。1926年1月，公關專家馬丁·伊根將來自義大利安蒂科利一位朋友的一封極度悲憤的信轉交給了拉蒙特。

  你們這些在紐約的人都知道支持義大利的法西斯意味著什麼嗎？昨天晚上，我們在這裡嘗到了它的滋味。一群帶著手槍、刺刀和皮鞭的法西斯分子，騎著摩托車離開了羅馬，他們9點鐘來到這裡，凡是看見拿不出法西斯黨員證的農民便進行毒打……如果有人反抗，就會被他們開槍打死。這種情景在義大利比比皆是。美國人用錢來支持這些行為，令人困惑不解。

  拉蒙特在信的頁眉上潦草地寫下了幾個字：「這簡直太可怕了。」(29)還有一位義大利反對黨領導人向拉蒙特訴說了自己的房子怎樣被黑衫黨成員抄掠的經過，並給他一厚沓墨索里尼的講演稿，其中不乏說他已做好戰爭準備的論調，充滿了火藥味。這類演說偶爾也使拉蒙特感到不安，不過到最後他總是把問題歸結為公共關係不順。

  同時，拉蒙特不斷地接到義大利新任駐美大使賈科莫·德馬蒂諾提出的要求。他曾推薦過德馬蒂諾先生成為紐約的大學俱樂部的會員。德馬蒂諾的要求大多是希望新聞媒介更多地做一些同情墨索里尼的報導。為此，拉蒙特安排了在紐約的《太陽報》登載有利社論，抗議《世界報》「反法西斯主義」記者的文章，並且安排德馬蒂諾到沃爾特·李普曼的家中登門拜訪。墨索里尼本人也對爭取李普曼很感興趣。他送給李普曼一張個人照片，並附以贈言，讚揚他的「智慧」(30)（李普曼工作的房間裡掛著英國大使和摩根合伙人托馬斯·科克倫的照片，上面有他們的簽名）。然而，這只能加深李普曼對墨索里尼的反感，這一點在義大利又開始實行新聞檢查制度之時表現得更為明確，李普曼將新聞檢查制度看做是一種懦夫行為。他告訴拉蒙特說：「只要義大利不取消新聞管制，我就認為墨索里尼政府並沒有真正贏得義大利人民的支持。如果義大利國內的反政府意見真像義大利大使這樣的法西斯分子所說的微不足道的話，就沒有理由進行這種新聞檢查了。」(31)

  墨索里尼在義大利完全取消了新聞自由。他非常注意自己的形象，全國性報紙的頭版版面設計都要由他親自審定。到1930年，他的內閣部長們有一半是來自報業集團。他下令讓所有的記者都必須是法西斯黨員。持不同政見的編輯被抓進監獄，許多外國記者在街頭遭到暴徒的襲擊。從此，墨索里尼的唯一擔心是來自國外的新聞曝光。

  在討論1億美元貸款期間，拉蒙特和馬丁·伊根說服德馬蒂諾大使向墨索里尼建議請美國提供一些新聞服務。拉蒙特說，此舉的目的是「使我們的金融界更加真實地了解義大利的情況」。(32)聽到這一想法，墨索里尼喜形於色。1927年，一場秘密行動開始了。由義大利政府出錢，美國新聞小組負責撰寫有利的新聞報導，爭取一些人。要挑選一位合適的美國記者來領導這項工作，曾遇到一些困難。第一候選人是美聯社記者珀西·溫納，他曾這樣描述墨索里尼：「領袖是一位以千百萬人民作畫筆，以國家為畫布的藝術家，他遠遠超過了典型的政治家或者甚至是獨裁者，已無法用任何定義來表示。」(33)當溫納的位置由一名盲目且煽情的奉承者取代之後，就連德馬蒂諾也感到減輕了幾分負擔。新聞小組的早期準備工作得到了拉蒙特的認可，這項計劃最終是在他的意美協會的支持下進行的。

  這位伍德羅·威爾遜的門生拉蒙特怎麼會成為墨索里尼的同謀呢？這裡也有部分個人的原因。拉蒙特對義大利有一種浪漫的感情，對他本人贏得的這位客戶有一種占有感。他在摩根銀行所受的薰陶，使他學會了怎樣超越凡塵，怎樣為重要的客戶移動大山。這種用個人感情來從事業務的做法很適合拉蒙特，因為他有各種不同的或者甚至是自相矛盾的雄心壯志。他渴望成為一名偵探、政治家、黨派之間的調停者、美食家，等等。他酷愛政治，倒不是出於意識形態方面的競爭，而是為了玩弄陰謀詭計，下大賭注和命運打賭。因此，他能與各類不同的政客進行合作。華盛頓對義大利貸款的默許，進一步消除了本來可能還會存在的限制。

  拉蒙特在義大利的「冒險事業」暴露了另外一些問題。那種個人色彩很濃的「關係銀行業務」意味著銀行家將與客戶分享利益，並和他們聯為一體。銀行家們會感到有責任使客戶的證券發行獲得成功。拉蒙特曾說，當摩根財團將大筆普通股票推向市場時，它便承擔了一種責任，這不僅僅是要保證發行公司具有償付能力，而且還包括該公司傑出和成功的管理。這是昔日的倫敦傳統。皮爾龐特在處理那些瀕於破產、恣意揮霍的鐵路公司時，繼承了這一傳統。現在這一傳統變成了一項支持獨裁者的政策，他們的債券由摩根財團來發行。儘管向主權國家提供貸款有其政治意圖和道義上的責任，這與傳統的銀行業務有所不同，但是「關係銀行業務」的方式卻被完整地繼承下來了。

  摩根財團之所以不斷介入義大利的業務，還有另一個重要的原因——梵蒂岡。早些時候，教皇庇護十世曾後悔沒有向皮爾龐特徵求投資建議。在1920年末，庇護十一世時期，羅馬教皇的這一願望總算有了結果。新的關係還要歸功於傑克·摩根和教皇的友誼。在教皇擔任梵蒂岡圖書館館長時——他被稱為拉蒂主教，那是他的早期化身——他就曾為摩根校勘過一套從埃及一所修道院的枯井裡挖掘出來的60冊古埃及語《聖經》古本。他是一名精通早期基督教文稿的專家，一直在研究這些羊皮紙，直到人們能夠讀懂為止。校勘工作整整花了12個春秋，這些古籍方退還到皮爾龐特·摩根圖書館。

  對摩根和梵蒂岡關係更為重要的一個事件就是1929年的拉特蘭條約，該條約解決了義大利與羅馬天主教會58年的爭端。遠在1871年，義大利控制了教皇的各個諸侯國，這些國家包括了幾乎整個義大利南部，每年曾為梵蒂岡上繳數目可觀的貢金。1929年，墨索里尼不僅承認了梵蒂岡的主權，並且還為所占領的土地賠償了9000萬美元。這筆巨款是以義大利政府債券的形式償付的，相當於15億里拉。

  在這之前，梵蒂岡管理資金的方式既保守又原始。20世紀初，教皇萊奧十三世把金幣裝在一隻大箱裡，藏在自己床下。但是庇護十一世很有點兒米蘭人的那種商業頭腦。他要用現代的、世俗的方式來管理梵蒂岡的資產。1929年6月2日，教皇庇護十一世與義大利商業銀行的貝爾納迪諾·諾加拉進行了會談，這是羅馬教會歷史上少有的會見之一，在梵蒂岡的日曆上沒有記錄。諾加拉不僅是一位經驗豐富的銀行家，他還有許多當神父和修女的兄弟姐妹，從而使他這位俗人得以參與梵蒂岡的秘密計劃。

  教皇請諾加拉幫助建立羅馬教皇特別行政署，把義大利政府債券轉為一種由各種不同股票構成的投資組合。這項計劃是秘密進行的，一年只出一份報告，由諾加拉親自遞交給教皇審查，然後教皇將報告存放在自己的保險柜中。庇護十一世對諾加拉的投資計劃不加任何限制，這位銀行家有權進行股票、黃金、房地產以及股本投資。諾加拉決定在國外的一些金融中心挑選最好的投資諮詢公司，恐怕還是受到了他與富米的個人友誼的影響。他選中了紐約的J.P.摩根公司、倫敦的摩根建富、巴黎的摩根公司（這是20世紀20年代末期巴黎分部的新名）、荷蘭的米斯霍普公司、瑞典的瓦倫伯格家族的斯德哥爾摩思斯克達銀行，以及瑞士聯合銀行。

  梵蒂岡非常感激摩根銀行提供的投資建議。這位曾極力遊說，試圖阻止一位天主教徒進入哈佛大學監事會的傑克·摩根，將在梵蒂岡備受青睞。教皇庇護十一世將同時向傑克和拉蒙特授予聖大格里高利十字勳章，嘉獎他們為梵蒂岡所提供的投資建議。作為摩根建富公司和J.P.摩根公司的客戶，梵蒂岡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了為什麼拉蒙特會如此爽快地為墨索里尼服務。不管怎麼說，魔鬼的作品已灑上了聖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