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恐慌

  華爾街流傳的至理名言是：假如人們普遍預期市場崩潰的話，那麼這種崩潰就不會發生，原因是一種自我保護的恐懼感會滲入到市場中來。這種說法在1907年受到了駁斥，那一年華爾街提心弔膽地等待著這場崩潰的到來，而崩潰果然發生了。3月25日，證券交易所一片混亂，人們在驚恐地拋售股票。亨利·克萊·弗里克、愛德華·哈里曼、威廉·洛克菲勒和雅各布·希夫這些金融巨頭聚集在華爾街23號舉行秘密會議，目的是想籌集2500萬美元來穩定股價。傑克電告在倫敦的皮爾龐特，希夫「認為實際所需貨幣數量很小，因為迄今為止相互對立的大股東只要一致行動，就會在道義上產生影響，從而不必實際購買」。(1)儘管傑克樂意合作，皮爾龐特還是回敬了他一份刻薄的電報，稱這一行動「是不明智的，因為這和我們一向執行的政策是格格不入的，而我們又處於被宣稱為操縱股市的風口浪尖上」。(2)第二天，股市回升了，部分原因是有不實報導說皮爾龐特也參與了救市努力，因此這項計劃便停止了。整個春天，皮爾龐特在歐洲週遊時，總收到合伙人的電報，說秋季股市可能嚴重下跌。

  皮爾龐特年屆七旬，常常萎靡不振，情緒低落。照片上的他，目光略顯茫然，似乎在傾訴著內心的不安。1907年10月那場恐慌發生時，他正在維吉尼亞州里奇蒙參加新教聖公會大會。作為紐約的世俗代表，他總是以大肆鋪張的方式來參加這些會議。他會請主教們坐在他的私人火車車廂里，品嘗由路易斯·謝里主理的佳肴。最能使他高興的莫過於就禱告書的修改和其他一些遠離塵世的事情所進行的深奧爭執了。同時，行為矛盾的皮爾龐特帶著位女朋友，即來自費城的約翰·馬科夫人。她是他的私人醫生詹姆士·馬科的親戚，人們提到她時，總認為她可能是皮爾龐特的情婦。

  隨著里奇蒙會議的進行，加急電報雪片似地從華爾街23號飛了過來。摩根的朋友威廉·勞倫斯主教在他的日記中記下了摩根研讀電報的情景：他雙手扶著桌子，兩眼直勾勾地凝視著前方。雖然華爾街需要皮爾龐特，但他的合伙人害怕他過早地回來，反而會引發一場恐慌。到了星期六，也就是10月19日，他決定乘坐他的私人火車車廂立即趕回去，對付這一不斷蔓延著的銀行危機。他對勞倫斯主教說：「他們在紐約遇到了麻煩，不知該怎麼辦，我也不知怎麼辦，但我就是要回去。」(3)

  1907年的恐慌成就了皮爾龐特最後的輝煌。他雖已半退休，定期來上班，工作一兩個小時，但霎時間，他的作用就相當於美國的中央銀行。在兩周內，他拯救了幾家信託公司和一家主要的經紀行，挽救了紐約市，挽救了證券交易所。然而，他的勝利卻得不償失，因為美國作出決定，以後任何個人將不能再行使這項權力。在1907年恐慌之後的危機中，銀行家的影響就再也不能與政府監管者相比了。此後，鐘擺便決定性地移到政府的金融管理部門了。

  這場恐慌的原因很多——銀根緊縮，羅斯福在橄欖球俱樂部的演講抨擊「握有巨額財富的壞蛋」，以及在銅、採礦和鐵路股票上的過度投機。信託投資公司的草率行事迅速引起市場的疲軟。20世紀最初幾年，國民銀行和大多數州註冊銀行不能經營信託業務（遺囑、房地產等），但卻指點客戶到信託公司去。傳統上，這些做法也就意味著投資安全。然而，到1907年，這些銀行充分利用法律上的空子大開投機之門。為了獲得資金以進行風險投資，他們支付高額利率，信託經理們也採用了股市投機者的運作方式。他們以股票和債券為抵押貸出巨款，以至到了1907年的10月，紐約銀行貸款的一半都由作為附屬擔保品的證券來擔保，使得這個系統的這一根基極不牢固。這些信託公司也沒有保持像商業銀行那樣的高額現金儲備，因此易於遭受突然擠兌的打擊。

  皮爾龐特挽救信託公司這件事具有諷刺意義，因為這些公司深受華爾街商社的討厭。喬治·珀金斯說：「的確，我們根本不需要他們，我們知道這些公司理應關閉，但是我們卻極力使他們開著，以免別的銀行遇到擠兌。」(4)J.P.摩根和其他有聲望的銀行把客戶介紹給這些信託公司，而這些信託公司卻毫無顧忌地企圖偷走這些客戶的非信託業務。兩個年輕的銀行家——第一國民銀行的亨利·波默羅伊·戴維森和自由銀行的托馬斯·拉蒙特——連同他人於1903年成立了一個附屬信託公司，稱為銀行家信託公司。商業銀行雖不能經營信託業務，但可以擁有信託公司，因此他們籌資建立了這個新的銀行。他們的想法是：摩根銀行及其盟友把生意委託給銀行家信託公司，而一旦信託業務完畢，銀行家信託公司將規規矩矩地把客戶還給他們。當然，摩根銀行必然會警惕地關注著百老匯街和華爾街街角對面的銀行家信託公司。

  10月21日，星期一，皮爾龐特從里奇蒙回來的第二天，銅股票的暴跌危及信託公司。有消息說摩根財團和古根海姆財團將合作開發阿拉斯加的新銅礦，加上別的原因便使得人們害怕出現銅的過剩。當囤積聯合銅業公司股票的努力失敗後，聯合銅業公司的股票僅在兩小時內就驟降35點。人們普遍受損，股票也跌到了1893年蕭條以來的最低點。尼克博克信託公司總裁查爾斯·巴尼與囤積聯合銅業股票的奧古斯塔斯·海因茨及其他投機者有業務聯繫，所以股票的下跌使尼克博克的18000名儲戶感到震驚。它新設在三十四街和第五大道的總部辦事處前，星期二早晨，儲戶在排隊提款。

  就在恐慌蔓延至城裡其他信託行時，皮爾龐特接手負責挽救行動。儘管緊急情況使他人感到疑慮或恐懼，但似乎增強了皮爾龐特的信心。他成立了一個由年輕銀行家組成的委員會，包括第一國民銀行的亨利·波默羅伊·戴維森和銀行家信託公司的班傑明·斯特朗。然後皮爾龐特派該委員會去清查尼克博克的帳目。後來，斯特朗當上了無所不能的紐約聯邦儲備銀行的行長，他回憶起當時從銀行裡屋望著外邊那些表情冷漠的儲戶。他說：「隊伍中許多人我都認識，所有的人臉上那副驚恐萬狀的表情我是永遠也不會忘記的。我知道，哈里是帶著沮喪和失敗的感覺離開這幢建築的，而這種感覺我是怎麼也無法形容。」皮爾龐特放棄了尼克博克公司，認為它不可救藥。10月22日星期二的下午，尼克博克公司破產了。(5)皮爾龐特說：「我不能老當每個人的替罪羊，該罷手就罷手。」(6)幾周之後，尼克博克信託公司的查爾斯·巴尼想見皮爾龐特，遭到拒絕，就開槍自殺了，這一行動在銀行儲戶中引發了一場自殺浪潮。星期二晚上，皮爾龐特和其他銀行家們與財政部長喬治·科特柳聚集在曼哈頓酒店，科特柳保證予以合作。第二天，科特柳就把2500萬美元的政府基金交由皮爾龐特掌管。這是向一位私人銀行家不尋常的權力轉移，它再次證明了西奧多·羅斯福對摩根非常看重。

  

  尼克博克的破產導致其他信託公司也發生了擠兌，美國信託公司首當其衝，這家公司在華爾街上與摩根銀行僅隔一箭之地。10月23日，星期三，皮爾龐特把信託公司的總裁召集起來，想敦促他們組成救援小組。結果，他們彼此不相識，難以在危機中團結起來。這種情況說明銀行家們雖不明說，但都信任他們的老關係。本·斯特朗分發了一份有利於美國信託公司的報告之後，皮爾龐特下了權威性的斷言：「那麼，就從這家公司開始制止這場麻煩吧！」(7)摩根、第一國民銀行的喬治·貝克和國民城市銀行的詹姆斯·斯蒂爾曼提供300萬美元，來拯救美國信託公司。

  在長達兩周的時間內，摩根和他的合伙人堅決地頂住了這股不斷蔓延的颱風。隨著恐慌的加深，儲戶一窩蜂地擁到全市的各家銀行。人們整個晚上坐在輕便摺椅上，帶著食物，等待銀行早上開門，紐約的警察給他們發排隊號牌以維持秩序。還有一些儲戶因為疲憊不堪，便僱人給他們排隊（後來成為華爾街名人、高盛公司傳奇總裁的西德尼·溫伯格，當時排一天隊賺10美元）。為了減少提款，避免關門，信託公司的出納員數錢的時候慢慢悠悠，一副昏昏欲睡的樣子。

  因缺乏現金，信託公司從股市投機商那兒收回了保證金貸款。活期借款的價格，即用於購買股票的保證金貸款的利息驟漲至150%。儘管如此，還是缺乏現金。珀金斯給在倫敦的傑克發報說：「一整天，我們辦公室都是發狂的男男女女，他們的千態萬狀表明他們處在一種極度緊張之中。」(8)幾百個惶恐的經紀人向皮爾龐特訴說他們面臨毀滅，請求幫助。從照片上可以看出，街角這個地方人群稠密，到處都是戴著禮帽、穿著黑色制服的男人，陰沉著臉，密密匝匝地排在華爾街上。對於這些驚恐的人來說，摩根是以救世主的面目出現的，這個人可以救他們。人們一浪一浪地涌到華爾街23號的門口，「人們爭著往前擠，都抬頭望著摩根公司的窗口」。(9)

  10月24號，星期四，由於證券交易實際上處於停滯狀態，紐約證券交易所總裁蘭塞姆·托馬斯穿過百老匯街，告訴摩根若不立即籌集2500萬美元，至少有50家經紀行會倒閉。托馬斯想關閉交易所，摩根問：「通常你們什麼時候關門？」雖然證券交易所距他的辦公室僅有20步遠，但他並不了解交易所的營業時間。他認為證券交易是粗鄙的。托馬斯答道：「呃，三點鐘。」皮爾龐特揮動著手指，告誡道：「今天，關門時間一分鐘也不能提前。」(10)兩點鐘時，摩根把銀行總裁召集到一起，警告說，如果在10到12分鐘內弄不到2500萬美元，幾十家經紀行就會倒閉。2點16分時，這筆資金有了保障。隨後，摩根速派一隊人馬到證券交易所宣布，活期借款已經到位，利息低至10%。派去的人中，艾默里·霍奇的馬甲在動亂中被撕破了。隨後摩根財團史上的欣喜時刻來到了：當挽救消息通過交易所傳播開來時，皮爾龐特聽到馬路對面傳來一陣響亮的歡呼聲。他抬頭問這是怎麼回事。這是歡天喜地的場內交易人員正在熱烈地鼓掌感謝他呢。

  第二天，活期借款的利率再次高升。本周已有8家銀行和信託公司倒閉。皮爾龐特去了趟紐約清算行，也就是銀行家支票清算交易集團，讓該行發行購物券，作為臨時緊急貨幣，來緩解嚴重的現金短缺，赫伯特·薩特利在一篇絕妙的短文里記下了他的岳父回到華爾街23號的情景。短文表明當時的人認為摩根是純粹意志的化身。

  任何當天看到摩根先生從清算行回到他辦公室的人，都忘不了這樣一副情形：他的外衣扣子未系，敞開著，右手堅攥著一張白紙，他沿著拿騷街走著；他的平頂黑禮帽緊扣在頭上，嘴裡叼的紙做的菸斗里，一根長雪茄抽了一半；他兩眼直盯著前方，一邊走一邊晃著雙臂，旁若無人；他只顧想自己在做的事，似乎根本沒看到街上的人群，人們都認識他，給他讓路，但有些人也在悶頭想他們的心事，這些人都被他撥拉到了一邊；他的走路與街上其他人所不同的是，他不躲避，不忽左忽右，不停，也不鬆懈腳步，只是蹣跚而行，似乎整個拿騷街上只有他一人走過這個財政部分部，他是權力和意志的化身。(11)

  星期五晚上，皮爾龐特把城裡的宗教領導人召集起來，請求他們在星期日布道時祈求平靜。大主教法利為商人特地舉行了一場禮拜日彌撒。一場重感冒折磨皮爾龐特好幾天了，他到克賴格斯頓度了個周末。10月28日，星期一，紐約市長喬治·麥克萊倫來到摩根圖書館，他帶來了另外一個需要解決的十萬火急的大事：歐洲投資者因受華爾街事件的影響，正在把資金抽走；紐約無法在歐洲放債。麥克萊倫說，現在紐約市需要3000萬美元來償債。摩根、貝克和斯蒂爾曼答應提供所需資金，這是本世紀摩根財團領導的四次解救紐約行動中的第一次。70歲高齡的皮爾龐特在摩根圖書館的信箋上出色地草擬了一份毫無訛誤的合同。他也要求一個銀行家委員會監視該市的簿記做法，這也是紐約城後來危機的一個特點。

  皮爾龐特這位患有重感冒的七旬老人處理起1907年的危機就像是一位藝術能手。他吮吸著糖塊，一天工作19個小時。他的私人內科醫生馬科大夫不時地給他喉嚨里噴些含漱劑，仿佛這位金融家是位上了年紀的拳擊冠軍，在比賽回合之間休息片刻，恢復精力。醫生還強迫皮爾龐特每天只能抽20根雪茄。當他在一次緊急會議上打盹時，任何人都不忍打攪他那寶貴的小憩。有位金融家「伸出手來，像從嬰兒身上拿走撥浪鼓一樣，從他那鬆開的手指間拿開了已燙著桌面的大雪茄。」(12)他熟睡了半個多小時，這期間金融家們在討論一宗1000萬美元的貸款。

  1907年危機期間，皮爾龐特證明美國的金融可以達到令人激動的戲劇效果。11月2日，星期六，這天晚上，在精心安排的最後一幕里，皮爾龐特制定了一項方案，來解救依然危險的美國信託公司、林肯信託公司以及負債2500萬美元的摩爾斯萊公司——一家投機性經紀行。摩爾斯萊公司在田納西的煤鐵公司擁有龐大的多數股，並以此作為貸款抵押。如果這家公司被迫賣掉這些股本，可能導致股價暴跌；反過來，若摩爾斯萊公司倒閉，則會殃及其他經紀行。

  皮爾龐特如同戲劇指揮在創作舞台傑作一樣，把城裡的金融家們召集到他的圖書館。他把商業金融家安排在東廳，東廳的天花板上有黃道十二宮，壁毯上是七條原罪；西廳里安排的是信託公司的總裁，他們陷在朱紅沙發和手扶椅里，聖徒和聖母從上面俯視著他們。兩廳中間是獨自坐在貝勒·格林辦公室里的皮爾龐特，正在仲裁這場衝突。

  旁觀者是湯姆·拉蒙特，他現在是銀行家信託公司的副總裁，據他說他當時僅是一名「有經驗的聽差」，他被那華美壯麗的場面深深地迷住了。在皮爾龐特的繼承者中，只有拉蒙特具有操控這種活動的資格。他回憶道：「簡直想像不到焦頭爛額的金融家們會在這樣一個不協調的地方開會：一個會議室里，牆上掛著高貴華美的壁毯，書架上放著稀見版的《聖經》以及中世紀的插圖手稿；另一間屋子裡邊收藏有卡斯塔尼奧、基爾蘭達約、佩魯吉諾等其他許多文藝復興早期的大師的作品，擺著大的敞口火盆，門半開著，對著藏護原稿的藏金櫃。」(13)

  為了拯救摩爾斯萊公司，皮爾龐特自己想得到些報償。他一貫有一種犧牲精神，但他也認為，他應該得到這些報償。以他自己獨特的眼觀兩方的視覺，他看出，在這次危機中，他既可顯示出他的政治才能，又可獲得個人利益。在這當兒，他告訴朋友說，他已經做得夠多了，想要些報酬。現在他就拿到了他應得的一大筆收費。

  皮爾龐特所制定的計劃將拯救摩爾斯萊公司，避免它在市場上公開拋售田納西煤鐵公司的股票，這將有利於皮爾龐特自己的得意之作——美國鋼鐵公司。他明白美國鋼鐵公司可以從田納西煤鐵公司所持有的田納西、阿拉巴馬和喬治亞三州的巨額鐵礦砂和煤股票中獲益。由於反托拉斯的原因，這樣一塊肥肉在平時是得不到的。因此他達成了一筆交易：假如舉棋不定的信託公司總裁們籌措到2500萬美元來保護較弱的信託公司，美國鋼鐵公司將從摩爾斯萊公司手裡收購田納西煤鐵公司的股票——多麼絕妙的一個高尚和低級動機的組合啊！

  本·斯特朗注意到皮爾龐特已經把大銅門鎖上，鑰匙揣在兜里。他又在玩老一套把戲了：困住對手，定下期限，長時間討價還價後主人突然出現，施以威脅恫嚇。早晨五點差一刻，皮爾龐特把一支金筆塞到信託公司總裁們的頭頭愛德華·金的手中說：「金，在這兒簽，這是鋼筆。」(14)金和其他信託公司總裁們已被整夜的談判擊敗了，因而同意湊齊2500萬美元。

  星期日夜裡，美國鋼鐵公司的亨利·克萊·弗里克和埃爾貝特·加里法官乘坐午夜火車疾赴華盛頓。他們乘的這趟火車只有一節普爾曼式[16]車廂。他們得趕在星期一股市開門前徵得羅斯福的批准，讓美國鋼鐵公司兼併田納西煤鐵公司。他們到達時，羅斯福正在吃早飯。羅斯福知道這場危機，他說「他沒有任何公共責任要提出反對意見」。(15)換句話說，美國鋼鐵公司將不受《舍曼反托拉斯法案》的制約。此時離紐約證券交易所開門僅剩五分鐘，加里從白宮往華爾街23號打電話，告訴喬治·珀金斯總統已同意了該項計劃。股市在得到這個消息後回升了。

  很快就有人指控皮爾龐特欺騙羅斯福放棄他的反托拉斯政策，在脅迫下批准了這一反競爭的鋼鐵公司的兼併。威斯康星州的參議員羅伯特·拉福萊特甚至說這場危機是金融家們為了他們自己的利益操縱的。確實，以4500萬美元的價格買下處於困境之中的田納西煤鐵公司無異於偷竊。金融分析家約翰·穆迪後來說，該公司的財產潛在價值為10億美元左右。摩爾斯萊公司的負責人格蘭特·施萊後來也承認，只要往他的公司注入資金，公司就可以得救，並不需要通過收購田納西煤鐵公司的股票。因此，在這次著名的拯救該公司的整夜工作中，除了利他主義之外，還有更多別的盤算。

  儘管有這些非議，皮爾龐特的影響卻因1907年的危機而達到了頂峰。正如他的傳記作家弗雷德里克·劉易斯·艾倫所言：「現在，一個王國取代了過去的許多公國，這就是摩根王國。」(16)皮爾龐特突然成為聖人而非海盜。當時任普林斯頓大學校長的伍德羅·威爾遜說，這個國家的未來應該求教於一組知識分子，他推薦皮爾龐特·摩根為該組的主席。(17)但恰在這種頌揚的同時，人們對美國的金融體制平添了幾分擔心。美國金融危機每十年發生一次，這種周期性很是令人擔憂。1907年的恐慌暴露出許多體制方面的缺陷，當人們囤積現金、銀行回收貸款時，沒有中央銀行來增加信心，或者抵消突發性信貸緊縮。於是貨幣供應量的急劇減少導致嚴重的經濟衰退。這個國家需要一種彈性貨幣以及一個永久性的最後貸款者。

  在1907年金融恐慌的灰燼中產生了聯邦儲備系統。人們看出那些身軀肥胖的老金融巨頭的令人激動的解救行動是脆弱的，不足以支撐這個金融系統。參議員納爾遜·奧爾德里奇宣布道：「必須採取措施。我們不可能總由皮爾龐特·摩根幫我們對付金融危機。」(18)皮爾龐特一旦確認了關於他所謂權力的傳說，也就無意中使人們都在談論華爾街貨幣托拉斯無所不能的問題。羅斯福總統這時建議證券交易所實行聯邦管理。而紐約州長查爾斯·埃文斯·休斯想把額定保證金從10%提高到20%。若這些提議被定為法律，那麼美國1929年的經濟崩潰就不會那樣慘。

  1907年金融恐慌的一個直接後果就是全社會一致要求進行銀行業改革。1908年，國會通過了《奧爾德里奇-弗里蘭貨幣法案》，規定在發生金融危機時，採取政府干預的措施。根據這一法案成立了國家貨幣委員會以研究金融系統的改革。委員會的主席是羅德島州的參議員奧爾德里奇。摩根財團很快行動起來，對委員會施加影響。珀金斯電告在倫敦的皮爾龐特，他和第一國民銀行的首領、長著海象鬍子的喬治·貝克遠離華盛頓，以免新的立法被看作是華爾街的陰謀。同時，珀金斯在一份密碼電報中說，貝克的年輕的門徒哈里·戴維森將擔當奧爾德里奇的顧問：「據了解，戴維森將代表我們的觀點，他將特別接近參議員奧爾德里奇。」(19)戴維森在1907年的恐慌中曾是皮爾龐特頭腦冷靜的助手，給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當奧爾德里奇的委員會動身前往歐洲視察各國的中央銀行時，戴維森前來和皮爾龐特商量，後者想以英格蘭銀行為模式，建立一家私人中央銀行。戴維森是陪同參議員和眾議員出訪考察的唯一的一位銀行家。

  成立中央銀行絕沒有得到全體民主黨的支持。威廉·詹寧斯·布萊恩和人民黨都害怕中央銀行的大權會落入華爾街那幫金本位維護者的手裡。他們認為中央銀行這個機構將剷除自由鑄造銀幣論者。在許多方面，這個概念更多的是保守的金本位論者的想法。只要中央銀行是私營的，而且其董事會是由金融家組成的，那麼皮爾龐特是會服從這樣的中央銀行的。作為皮爾龐特的人，戴維森在委員會裡反映了他恩師的毫不妥協的觀點，即他想讓金融家而不是政客來控制中央銀行。他也期望這樣的中央銀行能創造一種「公平競爭的環境」，以結束信託公司的競爭優勢。

  1910年11月，戴維森（此時他已是摩根的一個合伙人）和其他華爾街銀行家秘密會集在哲基爾島俱樂部。這次活動對報界宣稱為「打鴨假日」。這個地方是喬治亞州海岸外的一處棕櫚樹遮掩著的帶塔樓的海濱院落，也是摩根喜愛的隱居地。哲基爾島被稱為是「一百位百萬富翁的度假聖地」，俱樂部的組織者之一是皮爾龐特的老朋友喬治·貝克。皮爾龐特在聖蘇西大樓里還有一套公寓房。哲基爾島將成為上千種密謀理論的策源地。華爾街的金融家們在這兒制定計劃，成立一個由私人領導的中央銀行，即一個地區性儲備銀行系統，其最高權力機關是商業銀行家組成的一個管理董事會。作為一名會議的組織者，戴維森不僅讓喬治亞州布倫瑞克市的一個疑心重重的火車站站長對外不要聲張他的疑慮，還常常主持討論。當時在場的主要理論家之一，庫恩-洛布公司的保羅·沃伯格後來這樣說道：「戴維森有超人的天賦，他能意識到在適當的時刻轉移話題，讓討論及時來個新的轉折，這就避免了衝突和僵局。」(20)

  當參議員奧爾德里奇在1910年把他擬定的關於中央銀行的法案遞交國會通過時，遭到民主黨的阻撓。1913年，維吉尼亞的民主黨員，眾議員卡特·格拉斯以此為基礎，大刀闊斧地修改後，擬定了《聯邦儲備法案》。威爾遜總統成功地命令將由12家私營的區域性儲備銀行組成的這一系統，置於一個中央政治機構的管理之下，這個機構就是華盛頓委員會，它包括財政部長和總統任命的成員。進步黨希望這一聯邦儲備系統能減少摩根財團的獨有權力。我們將看到，事實要複雜得多，因為摩根銀行將巧妙地駕馭聯邦儲備系統，利用它來擴大自己的權力。改革者意想不到的一個具有諷刺意義的結果是，摩根銀行成為全世界中央銀行喜歡打交道的私營銀行，從而給予它不可估量的新優勢。

  當共和黨總統威廉·霍華德·塔夫脫於1909年就任時，狡猾的喬治·珀金斯揚揚自得，認為他已打入了塔夫脫的內閣。珀金斯向皮爾龐特報告說，塔夫脫給他寄了份自己就職演講的絕密草稿，演說「在許多方面，語氣和緩、融洽」。(21)他深信塔夫脫會削弱煩人的《舍曼反托拉斯法》。珀金斯給在埃及度假的摩根發了一份密碼電報，聽上去好像這個新內閣是他一人遴選的：「根據兩周前我個人的提議，富蘭克林·維·芝加哥被選上了財政部長。威克沙姆將出任司法部長，其他一些職位也都放上了我們完全滿意的人選。」(22)

  然而，任期一屆的塔夫脫政府對摩根銀行的態度極為曖昧。表面上他比羅斯福政府敵意更大，令人驚訝地氣勢洶洶地直逼托拉斯。他對摩根的兩家心愛的公司——美國鋼鐵公司和國際收割機公司進行了反托拉斯的起訴。在塔夫脫任期內，洛克菲勒的美孚石油托拉斯和詹姆斯·杜克的美國菸草托拉斯也解體了。儘管西奧多·羅斯福當初打擊托拉斯聲勢很大，但他卻謹慎得多，並不隨便把言語落實到強硬的行動上。

  然而塔夫脫-摩根的關係決不僅僅是一場進步黨對華爾街集團的進軍。如果說打破托拉斯造成了健康的政治舞台，那麼再深一層就是在對外方面的勾結了。華盛頓一方面在國內整治銀行；一方面在美元外交的新時代，將這些銀行組成對外貸款的銀團。美國打敗西班牙，以及菲律賓和波多黎各的殖民化使得這個國家再次產生了帝國主義冒險的興趣，而摩根財團則是它的主要工具之一。

  此後，摩根的大多數傳奇都是圍繞著位於紐約和倫敦的摩根銀行與他們各自政府的齷齪交易，這種陰謀給他們披上了一種神秘的新的面紗。領主時代是不加約束的自由競爭時期，其特點是有些金融家常常勢不兩立地與政府作對，但在即將到來的外交時代，則是金融與政府權力的公開融合。經過一段時間以後，難以把摩根財團與英美兩國政策的各個方面加以區分。然而也有一些十分顯著的例子，說明摩根的政策有其自身秘密的使命，並非唯政府號令是聽。

  這一新的聯盟對雙方都有好處，華盛頓想駕馭這個新的金融權力，來威迫外國政府對美國貨物開放他們的市場，或是採取親美政策；反過來，銀行需要一些逼債手段，因而歡迎政府在外國擁有警力。軍事干涉的威脅是個極好的逼債辦法。庫恩-洛布公司考慮給多米尼加共和國提供一筆貸款，以關稅收入作擔保。當時雅各布·希夫向他的倫敦同事歐內斯特·卡斯爾爵士諮詢道：「如果他們不還錢，誰來收這些海關關稅？」卡斯爾答道：「貴國與我國的海軍陸戰隊。」(23)

  塔夫脫政府於任期的第一年，在一份計劃里聘用摩根銀行針對宏都拉斯實行金融監護，並同時解救英國的債券持有者。作為債務解決方案的一部分，摩根銀行將全部買進當時在英國以很大的折扣出售的宏都拉斯債務，隨後，國務卿菲蘭德·諾克斯將使美國強行扣押宏都拉斯的海關收入，並且通過摩根組織的辛迪加發行新的宏都拉斯債券。這項計劃將由美國軍事力量作為後盾，雖然參議員威廉·奧爾登·史密斯獨自反對國務院支持摩根的計劃，但摩根實在是被政府像抓壯丁那樣逼著乾的。摩根財團只為政府的首要客戶服務，對落後國家或小國家極為傲慢。傑克在給倫敦辦事處的一封電報中說：「因為美國政府急於讓宏都拉斯政府了卻債務，才進行談判。」(24)他和哈里·戴維森在沒有切實的債券擔保條約的情況下，拒絕繼續談判。在憤怒的民眾包圍宏都拉斯會場、抗議對他們主權的威脅之後，美國參議院否決了這項交易，此項行動也就撤消了。

  新時代在中國體現得最為明顯，摩根財團對中國這項業務就像對宏都拉斯業務一樣沒有什麼興趣。19世紀末的中國是個爛攤子，沒有一支中央軍隊，沒有現代的預算編制，令外國銀行家很是頭痛。中國官員擅長拿一批外國債權人來壓另一批債權人（銀行家們則被指責為對中國官員利用同樣的戰略）。這不僅激起了銀行家的憎恨，也使得華爾街產生了決定性的偏見，支持中國的宿敵日本。

  法國、德國和英國早已在中國站穩了腳跟，控制了他們自己的勢力範圍。歐洲的金融家們是在19世紀末期進入中國的，當時，中國各省的商人缺乏建造鐵路的必要資本。1899年，國務卿海約翰宣布了對華的「門戶開放」政策，用以保證外國的自由進入。然而，在塔夫脫當政時期，「門戶開放」變成了美國公然要求與歐洲列強在平等的基礎上進入中國。

  1909年，美國國務院敦促不太情願的華爾街開展中國業務。英、法、德三國組成的財團即將完成給上海—廣州鐵路的2500萬美元貸款的談判。令歐洲人大為不滿的是，美國國務院要求給美國銀行家撥出同等份額的一塊。赫伯特·克羅利記述道：「大多數銀行參加這一財團並不是尋求在中國投資，而是為了服從美國政府。」(25)

  國務院把摩根銀行置於美國銀行集團的首位，其中還有庫恩-洛布公司、國民城市銀行和第一國民銀行。僅僅幾年前，這些銀行在控制北方太平洋公司股票的事件中吵得很兇，而如今華盛頓把他們組織到一起，成為國家的工具，認為銀行家的團結將擴大美國在海外的影響。當傑克把這一安排電告遠在倫敦的父親後，皮爾龐特壓制不住他的競爭本能，回電說：「我感到很好，但要絕對保密，僅供你本人掌握。摩根公司牽頭，名字排在第一，這一點很重要，應表現出此事業已敲定，不容疏忽。」(26)

  美國銀行集團在華爾街23號開會，由哈里·戴維森主持，國務院在幕後操縱。平時指手畫腳、幽默風趣的戴維森對受人控制感到惱怒，他對在倫敦的特迪·格倫費爾說：「你想一想，你要不經意但堅定地對與你聯繫的那些人指出，這是政府而不是銀行家的意思，將是明智之舉。」(27)在民眾中影響較大的報紙大多對摩根和白宮鬥爭中最近的一場衝突拍手稱快，認為反托拉斯者現在已把銀行家打得大敗而歸。與此同時，戴維森哀嘆：「還將繼續受制於國務院。」(28)對於與政府毫無干係而引以為豪的銀行來說，這種新的束縛難以忍受。

  特迪·格倫費爾——J.S.摩根公司（隨後成為摩根建富）的合伙人——代表美國銀行集團，與英、法、德銀行組成的對中國貸款的銀團進行交涉，無論當時還是後來，他都是華爾街23號和英國政府之間的一個重要的中介。摩根的各家銀行內部是團結的，在許多事情上是自主運行的。這是一種極為複雜的情形，充滿了衝突，因為紐約和倫敦這兩家公司對於他們各自政府的要求總是很敏感。例如，1908年，J.S.摩根公司根據英國外交部的指示，扣留了一筆土耳其貸款，直到第二年政治風向轉變以後才予以提供。只要英美兩國利益一致，就不會有問題。但是這裡邊埋伏著衝突，在以後的日子裡，它會把英美聯袂的摩根帝國一分為二。無論怎樣竭力掩飾，摩根銀行不是一家跨國銀行，而是一家有海外合伙人的美國銀行。有許多次，它都無法兼顧英美雙方的利益。

  從1909到1913年，美國銀團一直是摩根與中國的所有交易的紐帶。它的駐中國代表是威拉德·迪克曼·斯特雷特，他是摩根銀行歷史上的一位最果敢、最愛冒險的人物。斯特雷特的一生就像一部驚險的間諜小說。從康奈爾大學畢業後，他在北京的帝國海關局任職，這期間學習了漢語。1904年，他赴日為路透社和美聯社報導日俄戰事。當年的一位朋友這樣描述他：「高個子，棕紅色的頭髮，極為坦率，風度翩翩。」(29)在韓國漢城報導期間，他在一次吃飯時碰到了愛德華·哈里曼，這次會面改變了他的生活。哈里曼當時已控制了聯合太平洋鐵路公司和太平洋郵輪公司，這在他看來是當時環球運輸系統中最重要的兩條腿。他聘用斯特雷特這個熱情的年輕人去贏得關鍵的中國鐵路的連接權。1906年，西奧多·羅斯福邀請斯特雷特去白宮，說他正簽約招聘常青藤聯盟的聰明年輕的大學生，把他們分配到美國國務院的外事處，為美國的海外公司招攬生意。為援助哈里曼的事業，羅斯福派年僅20出頭的斯特雷特出任美國駐清國最繁忙的鐵路中心——瀋陽的總領事。他是當時長城以北唯一的國務院代表。

  當時，清國被繪聲繪色地描述為亞洲的鬥雞場，日俄在此爭奪利益，歐洲列強爭奪勢力。最能從這個浪漫的交通樞紐中品嘗出滋味的莫過於威拉德·斯特雷特了。他是率直的帝國主義者和年輕的理想主義者的難以想像的混合體，他認為美國的金融家們是對抗日俄蠶食清國的緩衝器。他給美元外交披上了一層利他主義的外衣，並認為外國金融家之間的團結，可以防止任何一國單獨剝削清國。這種論點最終被戳穿了——它無非是美國利己的欺人之談。但斯特雷特年輕、熱心，很容易相信他自己濟世救人的使命。

  作為清政府官員的密友，他有著詩人的敏感。他用水彩勾勒出街上一排排的小販，為一本介紹中國的書籍插圖。他一邊彈撥著吉他，一邊吟唱著吉卜林的抒情歌。他喜歡帝國征服的主題，他的信札娓娓描繪出了異國的形象，說中國是「世界政治風暴的中心」，在這裡「差不多人人都是間諜，都在監視著自己以外的人」。(30)1909年，他遇見了美國的最為富有的女繼承人之一——多蘿西·惠特尼，兩年後他們訂了婚。她是威廉·惠特尼的孤女。威廉·惠特尼是前海軍部長，做菸草、鐵道運輸和汽車生意，在股票買賣中發了財。他的女兒繼承了700萬美元。她新近當上了紐約女青年會的會長，在中國旅遊時遇上了斯特雷特。她野性、浪漫，在這點上他倆正好相配。她回憶起他們在北京的時光，「黃昏時沿著城牆散步，眺望著遠山在夕陽映襯下泛著的柔光」。(31)多蘿西和威拉德·斯特雷特這對夫婦將以好萊塢文雅的鬧劇方式冷冷淡淡地度過中國革命的動盪歲月。

  1909年，斯特雷特被任命為美國銀行集團的代表。他充滿著青春的理想主義，因此他在銀行集團里的所見所聞使他深感不安。1910年夏天，他在華爾街23號工作，他認為這個號碼是個好兆頭，因為這個門牌號的數字與多蘿西的生日是一樣的。然而當他看到摩根銀行居然對國務院指手畫腳，不禁愕然。戴維森可能對政府的控制感到憤慨，但斯特雷特則不然。皮爾龐特指示戴維森：「你不妨說清楚，我們同美國政府討論時是想與國務卿而不是助理國務卿討論。」(32)斯特雷特對此譏諷道：「不難看出這個國家的真正權力何在。」(33)皮爾龐特如此專橫，或許是因為國務卿是菲蘭德·諾克斯。作為羅斯福手下的司法部長，諾克斯曾起訴北方證券公司。每當諾克斯想與美國銀行集團交談時，他總必須親臨華爾街23號。

  1910年，這項對華事業的貸款已超出了鐵路的範圍，銀行集團貸給清政府一筆5000萬美元的巨款，用於中國的幣制改革。威拉德激動地把這筆新貸款告訴多蘿西：「這是歷史時刻……而且是偉大的歷史——與一個帝國博弈。」(34)中國人拒絕接受原本一位西方顧問做中國財政新督察的條款。但作為妥協，一名荷蘭人被不聲不響地安插到這個職位上。1911年，斯特雷特和英國、法國、德國的代表一起，與中國官員簽訂了這筆貸款。威拉德激動地寫信告訴多蘿西：「這筆貸款已安排妥當，這樣我們實際上規定了中國幣制改革的條件。當你掌握著操縱大權，為一個4億人口的國家制定了第一個真正健全的金融體系，想一想，這的確是一項事業。」(35)

  這筆貸款在全球引起了轟動，使斯特雷特一鳴驚人，成了英雄。這筆中國貸款以及他與摩根銀行的特殊關係，使得多蘿西的家人對於多蘿西這樁門不當戶不對的婚事也不那麼計較了。西奧多·羅斯福親自出馬為斯特雷特說情。多蘿西屬於槐樹谷和韋斯特伯里兩個長島富族所組成的馬球組，這兩個富族出了不少摩根的合伙人。多蘿西父母亡故之後，羅伯特·培根夫婦差不多成了她的代理父母，而她也認識皮爾龐特。她給斯特雷特的信中寫道：「親愛的J.皮爾龐特先生，他表面嚴厲，內心慈祥。」(36)事實上，斯特雷特在摩根銀行這個位置上待的時間比他實際想待的時間要長，原因是這個職務有其社會價值。

  斯特雷特對這筆中國貸款所抱的天真希望，很快被地緣政治的現實打破了。他和銀行家們把他們的命運與腐敗的清政府聯繫在一起，而清政府對宮牆外的動盪局勢卻視而不見。面對中國官員的「自私、狹隘、偏見」，斯特雷特的幻想成為泡影。然而他想讓清王朝維持下去，以挽救這筆貸款。他所糾纏的事情不是問題的本質，他擔心銀團的組成，而沒有看到老百姓對所有外國銀行的貸款都很反感。在1912年召開的有關中國金融的巴黎會議上，日、俄要求並獲准加入這一中國銀團。斯特雷特的噩夢也因此來了：該銀團現在包含了中國的宿敵。他看到銀行家們不可能在真空里運作，他們陷入了更大的政治勢力的傾軋之中。他憂慮滿腹，預言說：「這一天定會來臨，到那時中國的金融將像埃及一樣，由一個國際董事團來管理。又一個夢想破滅了。」(37)

  1911年，中國的辛亥革命驅逐了清王朝，宣布成立共和國。對外國銀行家的憎惡也在一定程度上煽動了這場革命。多蘿西·斯特雷特是個自由主義者、實踐主義者，她同情革命者。1912年元月，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領導統一中國和終止外國干涉的運動。威拉德和多蘿西目睹了清朝貴族從飄揚著進步旗幟的北京城倉皇出逃。威拉德睡覺時身旁放著把上了膛的左輪手槍；富於想像的多蘿西卻因面臨的危險而十分激動活躍，她寫到：「要是夜裡遇到狂徒襲擊該有多麼刺激」。(38)

  一天晚上，當斯特雷特夫婦正準備與英國鄰居吃飯時，槍聲在附近響起。威拉德回憶說：「砰砰的槍聲持續不斷，火光照亮了我們的屋脊。我告訴多蘿西似乎有麻煩。她一點也不在乎，還在穿衣服準備赴宴，她堅決反對我讓她穿上外出服以便必要時到公使館去。」(39)在戰鬥間隙，他們來到了鄰居家吃晚餐。不一會兒士兵們就開始砸門，搶附近的商店了。他們帶上保姆和衣物到公使館避難，但在一個死胡同被暴亂者困住了。最後他們被一隊美國海軍陸戰隊搭救，多蘿西和威拉德背著包裹擠進一輛黃包車，穿過搶劫的暴徒，總算到了公使館。(40)

  摩根業務打入中國以後，伍德羅·威爾遜當選總統，摩根討厭之人威廉·詹寧斯·布萊恩擔任國務卿之職。1913年3月10日，哈里·戴維森和威拉德·斯特雷特在華盛頓拜訪了這位新國務卿（與諾克斯不同的是，布萊恩從未打算去華爾街23號）。布萊恩要他倆和盤托出如果中國倒帳[17]，該銀團期望從華盛頓獲得些什麼。戴維森沒有含糊其辭，他說可能要求政府利用陸軍和海軍來保護債權者的利益。(41)布萊恩和威爾遜都不同情這種外國干涉。一周後，威爾遜指責這筆貸款「有損於我國政府賴以存在的原則」。(42)顯然，政府是在撤回援助之手。

  第二天，美國銀行集團實際上解體了。作為華盛頓的創造物，銀行集團若失去它的庇護，則無法生存。大多數金融家都感到如釋重負，因為他們已懷疑中國還貸的願望。對中國貸款的結局在摩根銀行並未引起悲傷。特迪·格倫費爾被此事搞得精疲力竭，他給傑克的信中寫道：「我認為我們大家死時都應把『中國』二字銘刻於心，並在其後附上貶損之詞。」(43)然而這次經歷卻彌合了華爾街各大銀行間的分歧，使他們習慣了在國外的聯合行動。摩根、國民城市銀行和第一國民銀行三家銀行達成共識，要共同參與對拉丁美洲的所有貸款。這三大銀行的協定將大大擴充摩根的權力（庫恩-洛布常常是這一銀團的第四位成員）。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也就是這些銀行很快就因為貨幣托拉斯之嫌而受到普約委員會[18]的審查。公眾不知道這個貨幣托拉斯之所以形成，部分原因是華盛頓為尋求海外業務所致。

  這個金融家-政府合作的新時代使激烈反對政府的傑克·摩根的態度也變得緩和了。1912年，傑克與華盛頓就一筆宏都拉斯貸款發生爭執後，他電告格倫費爾：「你要明白，我們並不想大聲斥責我們自己的政府，因為在其他對外事務上，我們還有必要與其保持聯繫。」(44)傑克同其父親一樣在意識形態上敵視政府，他明白在大庭廣眾之下有必要抑制憤怒。唐突的個人主義的時代已歸於終結。

  威拉德·斯特雷特回到華爾街23號工作，但從未適應那裡低調的辦公擺設。在1912年的選舉中，他和多蘿西支持來自牡蠣灣的朋友西奧多·羅斯福。這一行動在摩根的合伙人看來肯定帶有顛覆傾向。他們還秘密閱讀了路易斯·布蘭代斯反對摩根處理紐哈芬鐵路公司的抨擊詞。1914年，他們資助創辦了一個新的政治周刊——《新共和國》，該雜誌開創時表現出堅決支持羅斯福的傾向。哈里·戴維森和其他合伙人拒絕加入，只有托馬斯·拉蒙特與他們合夥。不知疲倦、敢於冒險的威拉德覺得難以服從某一銀行家的紀律，而且因為不能成為摩根的合伙人而感到氣憤。他總是制定出新計劃，比如在紐約的漢諾瓦廣場建造印第安大廈。這是一個專門從事外貿的俱樂部，並在大廈里飾以船模和古董。到後來，就連龐大的摩根公司也顯得渺小不堪，無法使威拉德·斯特雷特舒展其凌雲壯志。此後，他在摩根銀行只待了兩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