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政治異端阿諾德恢復共和國的作為和下場（1140—1155 A.D.）

  猶太人拒絕接受基督，原因在於他的平民身份和性質，當他僭用一位塵世君王的尊榮和高傲時，羅馬人的辯解之詞是說猶太人對於神的代理人根本是一無所知。在十字軍這個極其紛亂的時代，西方世界重新燃起一些好奇和理性的火花。保加利亞的異端就是保羅教派的信徒，成功遷移到義大利和法蘭西肥沃的土壤上，諾斯替教派的觀點與福音的簡樸混合起來，教士的仇敵將他們的熱情和良知調和得水乳交融，將自由的慾念與虔誠的信仰互相調和。[5169]布雷西亞的阿諾德[5170]最早吹響羅馬人宗教自由的號角（1140 A.D.）。他的升遷在教會只限於最低的階層，穿著修道院的裝束不是因為這是服從的制服，而是因為這是貧窮的標誌。他的敵手無法否認他的智慧和辯才使人印象深刻，勉強承認他的品德高尚、正直、純潔，把他的錯誤混合著重要和有益的事實推薦給公眾。他在神學研究過程中，師事名聲顯赫而又下場不幸的阿貝拉德[5171]，同樣涉及異端邪說的嫌疑。身為埃洛伊莎[5172]的愛人，阿貝拉德具有待人柔和與善於適應的天性，他的悔改極其謙恭，使教會的法官也受到感染，不再疾言厲色。

  阿諾德可能從大師那裡得知「三位一體」某些形而上的定義，違反了那個時代認同的真理。他的關於受洗和聖餐的理念只受到輕微的責備，然而政治異端是他獲得名聲和災禍的根源。他勇敢堅持己見引用基督的宣示，說他的王國不在世間，刀劍和權杖要託付給政府官員，塵世的職位和財富要授予俗家人士，修道院院長、主教和教皇必須放棄統治的權力，否則就會喪失救贖的天職。等到喪失他們的歲入以後，信徒出於自願的什一稅和奉獻就足敷他們使用，戒除奢侈和貪婪，用節儉的生活來執行宗教的工作。很短一段時間之內，傳教士像愛國者那樣受到尊敬，布雷西亞的不滿或反叛被用來對付主教，成為他那危險的教訓最早獲得的成果。

  人民對教士的愛戴並不像憎恨那樣經久不退，阿諾德異端在拉特蘭的大公會議上受到英諾森二世的譴責，行政官員本身受到偏見和畏懼的驅策，只有執行教會的判決。義大利不再提供庇護所，阿貝拉德的門徒逃過阿爾卑斯山，直到在蘇黎世找到安全和友善的避難地，現在的蘇黎世是瑞士第一個州。從一座羅馬軍隊的駐地、皇家的村莊到聖母教堂的所在地，蘇黎世的人口逐漸增加，成為一座自由而繁榮的城市，米蘭人的上訴在此地經常由皇家的委員會[5173]加以審理。在一個宗教改革尚未成熟的時代，朱英諾斯的先驅聽到讚譽之聲，一個勇敢和純樸的民族吸收了他的信念，能長期保有所具備的特色。他有高明的手腕或過人的長處，能夠拉攏君士坦斯的主教，甚至教皇的使節為了他，忘記了主子和整個教會階級的利益。聖伯納德用嚴厲的訓誡堅定了他們遲疑不決的宗教熱誠，教會的敵人為迫害行動所迫，不得不鋌而走險，面對聖彼得的繼承人在羅馬豎起他的旗幟。

  

  阿諾德並非有勇無謀之輩，他受到貴族和平民的保護，可能還有邀請。為了促進人民的自由權利，他的辯才在羅馬七丘迴響著雷霆之聲。他的論述摻雜著李維和聖保羅的原文，把福音和古典這兩種宗教狂熱所形成的動機結合在一起。他特別提醒羅馬人，從教會和城市的原始時代以來，教士日趨墮落，他們還能容忍真是讓人感到奇怪。阿諾德規勸大家要堅守作為一個人和基督徒不容剝奪的權利，恢復共和國的法律和官職，尊敬名義上的皇帝，限制牧者對羊群的統治，使之僅限於宗教層面，精神上的統治不可能逃開改革者的指責和控制。他憑藉自己的經驗，教導下級教士要反抗紅衣主教，他們篡奪了羅馬28個教區極其專制的統治權。革命的行動要是沒有搶劫和暴行，沒有流溢的鮮血和摧毀的房屋，就不算完成。勝利的黨派從教士和敵對的貴族那裡獲得掠奪品，因而致富。布雷西亞的阿諾德從他的使命中享受成果，難免產生悲痛之感。他的統治延續了10年之久（1144—1154 A.D.），其間經歷英諾森二世和阿納斯塔修斯四世兩位教皇，他們不是在梵蒂岡過著戰慄難安的日子，就是受到放逐，漂流在鄰近的城市。

  在他們之後，更有活力和幸運的教宗接位，亞得里安四世[5174]是唯一擢升到聖彼得寶座的英國人[5175]，出身是很普通的僧侶，幾乎如同乞丐。他擁有很多優點，能從聖阿爾班修道院中脫穎而出。有一位紅衣主教在街上被害（受重傷），使他深為憤怒，對這個充滿罪惡的民族下達停止參加聖事活動的處分。從聖誕節到復活節，羅馬人禁止參加宗教的禮拜活動，無法獲得真實或想像的慰藉。羅馬人對塵世的君王抱著藐視的態度，帶著悲痛和恐懼順從精神之父的責難。他們的罪孽從懺悔中獲得救贖，放逐叛逆的傳教士是他們獲得赦免所應付出的代價。報復心切的亞得里安還是沒有得到滿足，腓特烈·巴巴洛薩即將舉行加冕典禮，對大膽的改革者帶來致命後果。改革者在不同程度上冒犯到教會和國家的領導人物。教皇在維泰博的會晤中向皇帝表示，羅馬人具有狂暴和難以治理的特性，他本人和教士經常受到侮辱、傷害和威脅，阿諾德異端產生極其有害的傾向，會顛覆政治和教會的隸屬原則。腓特烈被這些論點說服或是為加冕稱帝的欲望所誘惑，為了滿足個人的野心，將奪去一條無辜的生命當成無足輕重的小事，為達成政治的妥協可以犧牲雙方共同的敵人。

  阿諾德離開羅馬以後，受到坎帕尼亞的行政長官的保護，愷撒施展權力將他引渡回去。城市的郡守宣布判決，自由的殉道者當著漠不關心和不知感激的民眾面被活活燒死（1154 A.D.）。骨灰被拋到台伯河裡以免異端分子收集起來後，將之當成導師的遺物受到大眾的崇拜。他的逝世使教士獲得勝利，成立的教派就像骨灰一樣飄散，對他的懷念仍舊活在羅馬人的心目之中。他們從他的學校可能獲得了一種新的信仰方式，都市的正統基督教會免於革出教門和停止聖事活動的處分。這些主教宣稱他們擁有最高的審判權，凌駕於國王和國家之上，特別是要運用到使徒委派的王公所據有的城市和教區中去。但是他們的宣講全是空話，即使是梵蒂岡的譴責有如雷霆，要是不加節制濫用，也會削弱應有的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