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羅馬和君士坦丁堡的現況比較和宗教分裂（1440—1448 A.D.）

  有位希臘人是義大利學院之父，用高雅的言辭比較並讚譽羅馬和君士坦丁堡具有的優點。[5027]伊曼努埃爾·克里索洛拉斯看到古老的首都，那是祖先的政治中樞，僅就這一點已經超越他最樂觀的期盼，使他不再責備古代詭辯家的高調：羅馬不是人類而是神明的居所。那些神明和人類早已消失無蹤，但是在愛好自由的狂熱人士眼裡，莊嚴的廢墟恢復昔日繁榮的景象。執政官和愷撒以及殉教者和使徒的紀念物，從各方面都能滿足這位哲學家和基督徒的好奇心。他認為不論在哪個時代，羅馬的武力和宗教統治整個世界都是天命所歸。就在克里索洛拉斯對徐娘半老的母親高聲讚美時，也沒有忘記自己的故鄉——那位如花似玉的女兒，是皇帝所建立的殖民地。拜占庭的愛國志士帶著狂熱和真誠詳述君士坦丁的城市，靠著地勢的險要、藝術的喜愛和短暫的光榮將之裝扮得花團錦簇。然而這完美的模仿仍舊要歸功於原件的優異（這是他很謙虛的說法），父母對於子女的青出於藍而勝於藍一定會感到高興。演說家說道：

  君士坦丁堡是位於歐洲和亞洲以及愛琴海和黑海之間的通衢要點，在它的居中接應之下，兩個海洋和兩個大陸才能車駕相接舳艫相連，給國家和人民帶來最大的利益。通商的門戶在它的控制之下可以隨時打開或關閉。港口的四周被海洋和大陸圍繞，安全的防護和港區的寬闊在全世界首屈一指。談到君士坦丁堡的城牆和城門，雄偉和壯麗只有巴比倫可與之一較高下，人們興建了很多堅實而高聳的塔樓，第二道城牆構成內圍的防護工事，就一個普通的首都而言，可以加強守備的力量，彰顯顯赫的地位。一條寬廣而湍急的溪流將水導入護城壕，人工的島嶼就像雅典[5028]（有人提到雅典四周環海是可以繞航的城市，要是拿來描述君士坦丁堡倒是所言不虛。雅典的位置離大海有5英里，也沒有可以通航的河川在旁邊流過）一樣，被陸地和水面護衛。

  克里索洛拉斯提到，新羅馬的完美模式是基于堅強的防務和自然的形勢這兩個原因。身為皇帝的奠基者統治地球上最傑出的民族，為了達成建城的規劃，結合羅馬人的權勢與希臘人的藝術和科學。其他的城市是在時間和事故的考驗下方臻於成熟之境，美麗的市容混雜著混亂和隱憂，居民不願離開出生之地，也沒有能力改革祖先的錯誤，根本的問題是地理位置和風土氣候。然而君士坦丁堡的自由觀念之所以能夠形成和貫徹，完全在於一個偉大的人物，首位君王的臣民和繼承人憑著服從的熱誠，使得最早的建城模式獲得改善。鄰近的島嶼蘊藏著供應不絕的大理石，從歐洲和亞洲遙遠的海岸運來建築材料，各種公私建築物像是皇宮、教堂、供水渠道、貯水池、柱廊、圓柱、浴場和橢圓形競技場，無不在顯示東部都城的偉大形象，並且沿著歐洲和亞洲的海岸耗用過多的財富，整個拜占庭地區一直到黑海和赫勒斯滂海峽，在長長的邊牆之內都是人口稠密的郊區和繁花不絕的林園。在這樣誇張的描述之下，過去和現在的景況、興旺和沒落的時代，全都被有心人故意混淆在一起，但是演說家還是不禁要發出一聲嘆息或一陣自我辯白，這個悲慘的國家成為自作孽的亡靈和墳墓。

  基督徒的宗教狂熱和蠻族的暴力行為摧毀了古代最出色的雕塑作品，富麗堂皇的建築物遭到破壞被夷為平地，帕洛斯（努米底亞）的大理石被燒成石灰，或是使用在糟蹋高貴材料的地方。我們可以通過很多雕像空空如也的基座知道其位置所在，很多石柱是否存在則要靠著破碎柱頭的大小來確定，皇帝的墳墓分散在地面，時間的侵蝕力量為暴風雨和地震所加速。根據民間的傳說，在不留一物的空間裝點著神話中飾金包銀的紀念物，這些令人感到驚異的事物，鮮明地存在於記憶和信念之中。無論如何，他還是能夠分辨出斑岩石柱、查士丁尼的紀念柱和碩大雕像[5029]以及聖索菲亞大教堂，特別是它那高聳的圓頂。在沒有其他的對象可以與之相提並論後，不必描述它的優點可能是最好的結局。但是他已經忘記，在一個世紀之前，雕像和教堂搖搖欲墜，在安德羅尼庫斯二世及時維護之下獲得拯救和保固，皇帝用兩個新的扶壁或堆垛來增加聖索菲亞大教堂的支撐強度；後來又過了30年，圓頂的東半部突然倒塌，聖像、祭壇和聖所被落下的牆面壓得粉碎。巨大的災害後，建築很快得到修復倒是事實，人們不分階級和年齡全力以赴清理破碎的磚瓦和垃圾。希臘人對於東部最堂皇和古老的神殿，奉獻他們剩下的極為可憐的財富和勞力。[5030]

  這個面臨滅亡的城市（帝國）最後的希望，在於母親和女兒要能和睦相處：羅馬要發揮母愛的親情，君士坦丁堡要克盡孝道地順從。希臘人和拉丁人在佛羅倫斯宗教會議相互擁抱、完成簽署和提出承諾，但是這種友誼的前提是奸詐的計謀，不可能發生任何作用，[5031]缺乏基礎架構的聯合如同一場消失的春夢。[5032]皇帝和高級教士乘坐威尼斯戰船返國，當他們停靠在摩里亞、科孚和萊斯沃斯這些島嶼時，拉丁的臣民發出怨言，說虛假的聯合成為壓迫的工具。他們甫在拜占庭的海岸登陸，激烈和不滿的耳語就排山倒海而來，這不是情緒昂揚的歡迎，而是不假辭色的痛擊。在他們離國兩年期間，首都失去行政和教會的統治者，無政府狀況激起盲從的宗教狂熱，暴怒的僧侶控制著婦女和偏執者的心靈，順其自然和宗教信仰的首要原則，是對拉丁人有關事物保持深惡痛絕的態度。皇帝去國赴義大利之前，用討好的言辭對城市提出保證，可以獲得立即的救助和強大的援軍；教士對於正統教義和學識才能充滿信心，對於自己和他們的教民提出承諾，會輕易戰勝西部盲目的牧人。

  希臘人為雙重的失望所激怒，簽署條文的高級教士的良知被喚醒，受到誘惑的時刻已經成為過眼雲煙，比起他們想要獲得皇帝和教皇重用的希望，公眾的憤怒更為他們所畏懼。他們並沒有為言行的正當性提出辯護，反而傷感自己的軟弱，承認自己的過失，乞求上帝和他們的同胞大發慈悲給予原諒。面對譴責的質問，義大利的宗教會議到底是怎麼一回事？真能產生什麼作用嗎？他們的回答是嘆息和眼淚：「啊！上帝！我們已經制定新的信條，我們已經用虔誠來交換不敬，我們已經背叛純潔無瑕的祭祀，我們都會變成阿茲邁特分子[5033]。」「啊！上帝！我們受到的誘惑是來自災難、欺騙以及對短暫人生所抱的希望和畏懼。砍斷簽署聯合決議的手，連根割去宣讀拉丁信條的舌頭！」瑣碎繁雜的儀式和難以理解的教義更加重了他們對宗教的狂熱，成為悔改最有效的證明，從各方面來說都要與西方絕對分離，連君王都不例外，只有本著道義之心堅持到底才能保有臣民的尊敬。

  等到教長約瑟逝世以後，赫拉克利亞和特拉布宗的總主教鼓起勇氣拒絕空下的職位，紅衣主教貝薩里翁情願在梵蒂岡獲得溫暖而又舒適的庇護。皇帝和教士的選擇都是庫濟庫斯的梅特羅法尼斯，他在聖索菲亞大教堂舉行授聖職儀式，但是參加典禮的人員寥寥無幾，連執十字架的護衛者都放棄了他們的職責。這種狀況就像傳染病一樣從城市蔓延到鄉村，梅特羅法尼斯發出教會的雷霆之聲，對一個分裂論盛行的民族絲毫不能發揮效用。希臘人的眼光投向以弗所的馬可，把他看成護衛國家的勇士，告解神父受苦所獲得的回報是讚美和稱譽的頌詞。馬可的典範和著作散布宗教爭論的熊熊烈火，衰老和病痛很快使他離開塵世，然而馬可的福音書並非寬恕的法律，他在臨終時提出要求，不得有羅馬的追隨者參加他的葬禮或為他的靈魂祈禱。

  

  分裂主義者不限於拜占庭帝國狹窄的領域，在馬穆魯克權杖的保護之下，亞歷山大里亞、安條克和耶路撒冷3位教長召集人數眾多的宗教會議，否認參加費拉拉和佛羅倫斯大公會議的代表，譴責拉丁人的信條和會議，以聯合抵制東部教會來威脅君士坦丁堡的皇帝。希臘宗教團體的信徒當中，俄羅斯人最為強勢、無知和迷信。他們的大主教也就是紅衣主教伊希多爾，匆忙從佛羅倫斯趕回莫斯科，[5034]將獨立的民族降格置於羅馬的束縛和控制之下。但是這些俄羅斯主教都在阿索斯山接受教育，君王和人民贊同教士的神學理論。他們對教皇特使的頭銜、排場和拉丁十字架大為反感，這些不敬的人都刮光鬍鬚，在舉行神聖的禮拜儀式時還戴著手套和指環。伊希多爾在宗教會議上受到定罪的宣判，他本人被監禁在修道院，紅衣主教從一個兇狠和狂熱民族的手裡逃脫，可說是極端困難的工作。[5035]羅馬傳教士渴望越過塔內斯河使異教徒皈依[5036]，俄羅斯人拒絕讓他們通過國境。根據教規，這種否決是正當的行為，偶像崇拜的罪行沒有像宗教分裂那樣可惡。波希米亞人憎恨教皇，所以過錯可以被原諒，一個由希臘教士組成的代表團要與這些樂觀的狂熱分子建立友誼。[5037]當尤金尼烏斯四世對希臘人的聯合決議和正教信仰感到揚揚得意時，支持他的黨派只限於君士坦丁堡的城牆甚或皇宮之內。巴列奧略的宗教熱誠完全基於利害關係，受到反對以後很快冷卻下來。企圖背離民族共同的信仰可能會危及他的生命和帝位，虔誠的叛徒高舉起義的旗幟，並不缺乏國外和國內的援助。他的兄弟德米特里烏斯為了宗教的事業準備動用武力，在義大利保持戒慎恐懼和深得民心的沉默態度。土耳其蘇丹穆拉德看到希臘人和拉丁人建立友誼，表現出不悅的神色而且提高警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