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安德羅尼庫斯三世遣使對教皇的遊說和承諾（1339 A.D.）

  在希臘皇帝統治的最後4個世紀中，對教皇和拉丁人表現出時而友善時而敵意的態度，可以看成繁榮或災禍的溫度計，也是這些蠻族朝代興起或衰亡的標尺：等到塞爾維王朝的土耳其人遍布亞洲，對君士坦丁堡形成威脅，我們可以在普拉森提亞的宗教會議上，看到阿歷克塞的使臣在苦苦哀訴，請求基督徒的共同教父給予保護。法蘭西朝聖者剛把蘇丹從尼西亞趕到伊康，希臘的君王立刻對西部的分裂主義者表現出憎恨和輕視的態度，公開宣稱是他們使帝國第一次落入衰亡的深淵。約翰·瓦塔西斯用溫和寬容的語氣提到蒙古人大舉進犯的日期。等到光復君士坦丁堡以後，第一位登上寶座的巴列奧略皇帝，始終為國內和國外的敵人所包圍。查理的寶劍總是懸在他的頭頂，不得不卑辭厚幣請求羅馬教皇開恩，為了解除當前的危險，可以犧牲自己的信仰和品德以及臣民對他的愛戴。米海爾八世逝世以後，君王和人民重申教會的獨立和信條的純正，安德羅尼庫斯二世對於拉丁人既不畏懼也無愛護之心，等到最後陷入困境，驕傲成為迷信的支柱，要想收回年輕時堅定和正統的聲明，在這個年紀已無法保持顏面。他的孫子安德洛尼庫斯三世不受習性和處境的擺布，比提尼亞被土耳其人奪走，逼得他要與西部的君王在政治和宗教方面結成同盟。

  50年的分離和不通音信之後，僧侶巴拉姆成為機密的特使，前往覲見教皇本尼狄克十二世[4944]，他所奉的詳盡精確的指令出於皇家內衛統領高明的手筆（1339 A.D.）[4945]，他經過授權的說辭如下：

  神聖的教父，皇帝期盼兩個教會聯合，急切的心情決不亞於您的關懷，但是要處理這個微妙的問題，他有責任要考量自己的職位和臣民的成見。聯合方式有兩條可行之路，那就是強制和說服。談起強制，自從拉丁人征服希臘帝國以來從未獲得民心，經過多次的試驗發現毫無成效；說服的辦法雖然緩慢費時，安全卻能夠得到保障，且能夠持久。我們派出由三四十位神學家組成的一個代表團，在熱愛真理和統一信仰方面，可以與梵蒂岡的學者達成共識。但是等到他們返回以後，除了受到同胞的輕視，面對一個盲目而固執的民族所給予的責難，這種共識又能發揮什麼作用，獲得什麼好處呢？誠然，希臘民族習慣於尊重大公會議的決定，可以明確指出信仰應遵守的條款和項目。他們之所以反對里昂的信條，那是因為東部教會對於獨斷專行的會議，事先既未與聞，更沒有派代表共襄盛舉。為了達成有利的目標，雖是權宜之計卻也有其必要，那就是選出一位代表教皇的使節，派到希臘會見君士坦丁堡、亞歷山大里亞、安條克和耶路撒冷的教長，接受他們的幫助，籌備召開自由而廣泛的宗教會議。但是在目前的狀況下，帝國正遭到土耳其人的攻擊，局勢非常危險，他們已經占領安納托利亞4個最大的城市，那裡的基督徒居民表示願意恢復他們的忠誠和宗教。但是皇帝的兵員和財力不足以解救他們，因此羅馬使節必須帶來一支法蘭西的軍隊，最好是先行發兵，驅除不信上帝的異教徒，打開前往聖墓的通路。

  如果心存疑慮的拉丁人需要獲得保證，事先要求希臘人提出真誠的條件，巴拉姆給予明確而合理的答覆：

  其一，只有舉行大公會議才能完成教會的聯合，然而在3個東方教長和眾多的主教沒有從穆斯林的桎梏之下獲得解救之前，不可能召開這樣的宗教會議。其二，希臘人長期受到壓迫和傷害，東方和西方的關係已經疏離，需要表現兄弟情誼的行動和有效的幫助才能獲得和解和認同。同時，這也是為了加強皇帝和盟友的權威，以讓民眾同意他們提出的論點。其三，即使在教義和儀式上出現無法彌補的歧見，無論如何，希臘人還是基督的信徒，土耳其人始終是基督徒共同的敵人。亞美尼亞人、賽普勒斯人和羅得島人正受到攻擊，對於法蘭西君王而言，拿起刀槍為保衛宗教而戰就是虔誠的行為。其四，即使將安德羅尼庫斯的臣民當成最壞的分裂教會者、異端邪說或異教徒看待，西部強權國家也應該贊同一個明智的政策，那就是接納一個有用的盟軍，支持一個搖搖欲墜的帝國，保衛歐洲的邊境，一定要聯合希臘共同抗拒土耳其人。不然，如果讓他們的軍隊據有希臘戰敗的人員和財富，豈不是如虎添翼？

  安德羅尼庫斯的理想、條件和需求，全部被對方用冷淡而嚴肅的態度加以迴避。法蘭西和那不勒斯國王放棄十字軍東征的危險和榮譽，教皇拒絕召開新的宗教會議再來肯定舊的信條。為了表示對拉丁皇帝和教士提出的已過時的要求的認同，他運用令人反感的稱呼：「致希臘首長[4946]和自稱東方教會教長的人士。」對於希臘皇帝而言，讓教皇組建使節團這一想法，要遇到更不幸的時刻和更會唱反調的人物恐怕也不太容易。本尼狄克十二世是個笨拙的農夫，猜疑之心極重以致無所適從，沉溺於怠惰和嗜酒的生活，想要把第三頂皇冠加在教皇的三重冠上面，憑著傲慢的性格倒是綽綽有餘，但是在其他方面卻不適合擔任國家和教會的職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