喂，餵(1942)

  亨利終於再次睜開眼睛，可他只看到一片黑暗。幾點了？這是哪天？我睡了多久？他揉著眼睛，擠著眼睛，腦子裡飛快地想著這些問題，竭力想要清醒過來。一束銀色的月光從厚重的遮光窗簾的邊上透進來，照在他臥室的窗台上。

  是有什麼東西吵醒了他。是什麼？聲音嗎？這時，他再次聽見了，是廚房傳來的電話鈴聲。

  他伸了個懶腰，再次適應了一下這個時間和地點，然後把腳探到冰涼的木地板上，坐了起來。他的眼睛已經習慣了黑暗，看到房間裡放著一個托盤。母親體貼地為他留了晚餐。她甚至還把插著她的星火百合的花瓶放在托盤上，作為簡單的裝飾。

  又響了一聲——確定無疑是他們家的電話鈴在響。亨利還是不太習慣那巨大、刺耳的聲音。在西雅圖，擁有電話的家庭還不到一半，在唐人街就更少了。美國宣布對軸心國作戰時，父親執意裝上了一部電話。他是街區保衛員，保持聯絡暢通是他的職責所在。不過和誰聯絡，亨利就不知道了。

  電話鈴又響了一聲，哐當哐當，就像到了點的鬧鐘。

  亨利開始打呵欠，但中途停住了，他想起了查斯。他現在知道我住在這裡了。他可能現在正在外面等著我。等著我毫無察覺地走出去，扔垃圾，或是拿洗好的衣服。然後他就會猛撲上來，報復我，再不怕老師或是操場監督員的阻攔。

  他揭起厚重的散發著霉味的窗簾偷偷往外望，兩層樓下的街道看上去寒冷而空曠，因為剛下過雨，地面是濕的。

  

  廚房裡，他聽到母親對著電話用廣東話說：「喂，餵？」

  亨利打開門，沿著通往浴室的過道走去。母親對著電話，在嘀咕著什麼不會說英語之類的話。看到亨利，她朝他揮揮手，指指電話。電話是找他的。大概是。

  「餵？」他用英語說道。亨利習慣了接打錯的電話，他們通常都說英語。或是負責亞洲人社區的人口普查員打來的電話。還有奇怪的女人，她們問亨利多大年紀，是否是一家之主。

  「亨利，我需要你的幫助。」是惠子。她聽上去很平靜，但又很直接。

  他遲疑了，沒想到是惠子溫柔的聲音。他趕緊放低聲音說話，然後才想起父母聽不懂英語。「你還好嗎？你沒來學校。你的家人還好嗎？」

  「你能不能到公園來見我，我們上次見面的那個公園？」

  她說話含糊不清，故意地含糊不清。亨利可以自由說話，但明顯她不能。他想到了經常監聽的接線員，這才明白過來。「什麼時候？現在？今晚？」

  「你能不能一個小時內來見我？」

  一個小時？亨利的腦子飛快地轉著。天已經黑了。我怎麼和父母說？最後他同意了：「一個小時，我會盡力的。」我會想出辦法。

  「謝謝你，再見。」她停了一會兒。當亨利以為她還要說點什麼的時候，她掛斷了。

  一個尖厲的、快活的聲音切了進來：「對方已經收線，你還想讓我幫你接打什麼電話嗎？」

  亨利迅速掛斷，好像偷東西被人抓住了一般。

  他轉過身時，看到母親站在那裡。她臉上的表情，亨利分辨不出是驚奇還是擔心。「怎麼？或許，你有一個女朋友？」她問道。

  亨利聳聳肩，用英語說道：「我不知道？」說實在的，他確實不知道。不知道母親是否覺得打電話給兒子的小姑娘沒說中國話，是一件奇怪的事情，反正，她什麼也沒說。也許她會認為，所有的家長都在強迫孩子說他們的美國話。誰知道呢？也許他們都這樣。

  亨利琢磨著怎樣才能去神戶公園，在放學後，在燈火管制後。他很慶幸他早睡了一會兒。顯然，這將是一個非常漫長的夜晚。

  亨利在房間裡等了幾乎一個小時。惠子打電話來的時候，已經將近晚上九點了。他的父母晚上九點半左右就上床睡覺，這並不是因為他們特別勞累，而是因為早早上床關乎節儉。對於亨利的父親來說，為了戰爭而努力省電是一件神聖之事。

  亨利聽了一小會兒，沒聽到父母的動靜，於是打開窗戶，爬到了防火梯上。這梯子並沒有直接通到地面，而是懸在半空，但距一個回收廢舊輪胎的有蓋垃圾桶已經很近了。亨利脫下鞋子，朝垃圾桶跳過去，穿著長襪的雙腳落到厚重的鐵蓋子上，發出沉悶的撞擊聲。要再爬上來可能要費點勁，但也不是做不到的，他想，然後穿上了鞋子。

  亨利沿著潮濕的人行道朝前走去，呼出的空氣變成縈繞的薄霧，融入從水面飄來的霧氣中。他竭力躲在暗影中，心中充滿了恐懼，胃也因此變得不舒服起來。他從來沒有過這麼晚還獨自待在外面的經歷。不過，來到大街上後，來來往往到處都是擁擠的人群，讓他幾乎忘記了自己是孤身一人。

  南國王街上，到處都充斥著違反燈火管制令的霓虹燈招牌。他跳過的每一個水坑裡都映射著紅紅綠綠的酒吧或夜總會招牌。偶爾有汽車駛過，昏暗的藍色車頭燈掃過街道，照亮了那些享受夜生活的男男女女，有中國人，也有白種人——儘管現在還實行著戰時的定量配給制。

  橫穿過第七大道，進入日本城，就好像邁入了月亮的黑暗一側。沒有光。沒有汽車過往。一切都封鎖了起來。就連馬尼拉餐館的窗戶上也封著木板，以保護自己不遭破壞，雖然餐館主人是菲律賓人，不是日本人。梅納德大街上空空蕩蕩。從亞那吉雜貨店到日本館劇院，除了惠子，亨利沒有見到一個人。

  在歌舞伎劇院對面的神戶公園，他發現她和上次一樣，坐在山頭上，於是朝她揮了揮手。她的周圍是一片櫻樹林，樹上已經開始有花蕾了。亨利走上作為公園露台的這座陡峭小山，喘著氣，坐到她身邊的一塊石頭上。月光下，她看上去臉色蒼白，西雅圖的冷空氣讓她稍稍有些顫抖。

  「我父母讓我留在家裡不要去上學，他們擔心會發生什麼事情，那樣我們一家就要分開了。」她說。亨利凝視著她撥開垂散到臉上的長髮。他感到驚訝，因為她是如此平和，如此平靜。「警察和聯邦探員拿走了我們的收音機、照相機，從我們那幢樓裡帶走了一些人，但隨後就離開了。後來他們再也沒有露面。」

  「我很難過。」他只想到了這一句——他還能說什麼？

  「十二月的時候，他們曾來這裡抓走許多人，那是珍珠港事件之後不久。但現在，已經平靜好幾個月了。我猜，可能是太平靜了。爸爸說，海軍擔心的不再是入侵，他們更擔心的是搞破壞，你知道的——就好像炸掉大橋、炸發電站這一類的事情。所以他們又開始了清理，抓走了更多的日本人。」

  亨利想著「搞破壞」這個詞。他破壞了普雷斯頓先生購買日本城部分地盤的計劃，而且並不為此感到後悔。可這些人難道不會抓走美國人嗎？日本裔的、在美國出生的人？畢竟，惠子的父親是在這裡出生的。

  「現在甚至有宵禁了。」

  「宵禁？」

  惠子緩緩地點頭，她望向空蕩蕩的街道，沉思著它的影響：「從晚上八點到第二天早上六點，沒有日本人可以離開自己的家。我們到了晚上就成了囚犯。」

  亨利搖著頭，努力去相信她所說的，但他知道，她說的是真的。從黑麋鹿夜總會見到的抓捕，到父親臉上勝利的微笑，他知道，這樣的事情真的在發生。他為惠子和她的家人感到難過，因為日本城的每個人都受到了不公正的對待。可他又自私地因為能和她待在一起而感到愉快——他為自己的幸福而感到歉疚。

  「我今天逃課去找你了。」他說，「我擔心……」

  她看著他，臉上的一小點笑意漸漸變成了咧嘴的笑。他心裡湧起一陣緊張，變得結結巴巴。

  「我擔心你的學業，」他說，「我們可不能落到後面，這很重要，特別是，我們的老師壓根不怎麼關心我們……」

  這時他們倆沉默了一小會兒，然後兩人都聽到了中班換班的喇叭聲——嘟嘟地從遠處的波音公司傳來。成千上萬的工人將要回家，而其他成千上萬的工人將要在晚上十點開始他們一天的工作，製造戰爭中使用的飛機。

  「亨利，你這麼關心我的學業，你真好心。」

  他能看出她眼中的失望。昨天晚上，他們倆在經歷黑麋鹿夜總會那場抓捕後分別時，她也是這樣的表情。「我不是只擔心你的學業，」他承認道，「並不僅僅如此。我擔心的是——」

  「沒事的，亨利。我不想讓你牽扯上什麼麻煩。不管是在學校，還是在家裡，與你的父親。」

  「我不是擔心我的麻煩……」

  她看著他，深吸一口氣。「好的，我需要你幫忙，亨利。一個大忙。」惠子站了起來，亨利跟著她朝山下走了一點。在一條長凳的後面，露出一輛紅色的拉迪奧·弗萊爾兒童拖車。車斗里裝的是一沓沓的相冊和一盒圖片。「這些是我家的東西。母親讓我把它們帶到後面的巷子裡燒掉。她自己做不出這種事情。她的父親在日本海軍里。她想讓我燒掉她從日本帶來的所有老照片。」惠子望著亨利，眼裡瀰漫著悲傷，「我不能這麼做，亨利。我希望你能幫我把它們藏起來。就藏一點點時間。你能幫我嗎？」

  亨利想起了那天下午他在日本城看到的可怕情景，想起了相知照相館的那個照相師——顯而易見地在發抖，而又那麼堅定。

  「我可以把它們藏在我的房間裡。還要藏別的嗎？」

  「這些是非常重要的東西。是我媽媽的紀念品——家族的回憶。從我嬰兒時期開始的東西，我想我們自己可以保管，我們附近的許多人家都在努力尋找其他的地方來寄放東西。更大一些的東西。如果必要的話，我們會把其他的東西放在那樣的地方。」

  「我會妥善保管這些的，我許諾。」

  惠子抱了一下亨利。亨利發現自己摟著惠子的背。他的手觸到了她的頭髮。她比亨利所想像的更加溫暖。

  「在他們發現我失蹤之前，我得趕回去，」惠子說，「我想，我們明天可以在學校見面？」

  亨利點點頭，抓起小紅車的手柄，沿著日本城漆黑、空曠的街道，朝家的方向走去。他身後拉著的，是人生的回憶。在家裡的某個地方，他將藏起這些回憶，保守這個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