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吳制軍 咸豐三年十月十四日

  接奉大咨，令派兵勇赴鄂。初十日奉呈一函，言令王璞山帶勇三千往援，想已收到。

  頃得中丞回信，與國藩意見相合，大約日內可起行。惟帶勇之人，實難其選。璞山血性過人，而才器難以馭眾。前將三百六十，則恢張有餘；今加至三千，則恐照料不周，前已將信稿呈閱矣。此外，官場如平江林令，代理興寧之孫令，頗能自將一軍，而倉猝不能調遣。國藩昨已書囑夏觀察帶兵一行，而省垣需才，恐不果行。紳士中亦有數人可用，目下俱以他務不得往。到鄂以後，將湘勇交朱石樵刺史，或少得力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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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吾師昨咨中丞，請南省籌撥銀二三萬解鄂。現在有委員解廣東餉銀十萬往江南大營。國藩思天下大局，能通南北之咽喉者惟鄂，能扼長江之中樞者惟鄂。此時之鄂，視金陵更為吃緊。武昌兵勇近萬人，萬一餉需不繼，一旦潰散，豈復可問！已函商中丞，竟將此項粵餉，全解鄂省支用。權其輕重緩急，不得不出於此，或由中丞奏，或由吾師奏，想朝廷亦必深諒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