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劉孟容 道光二十三年

  去歲辱惠書，所以講明學術者，甚正且詳，而於仆多寬假之詞，意欲誘而進之，且使具述為學大指，良厚良厚！蓋仆早不自立，自庚子以來，稍事學問，涉獵於前明、本朝諸大儒之書，而不克辨其得失，聞此間有工為古文詩者，就而審之，乃桐城姚郎中鼐之緒論，其言誠有可取。於是取司馬遷、班固、杜甫、韓愈、歐陽修、曾鞏、王安石及方苞之作，悉心而讀之，其他六代之能詩者，及李白、蘇軾、黃庭堅之徒，亦皆泛其流而究其歸，然後知古之知道者，未有不明於文字者也。能文而不能知道者，或有矣，烏有知道而不明文字者乎？古聖觀天地之文，獸迮鳥跡而作書契，於是乎有文，文與文相生而為字，字與字相續而成句，句與句相續而成篇，口所不能達者，文字能曲傳之。故文字者，所以代口而傳之千百世者也。伏羲既深知經緯三才之道而畫卦以著之，文王、周公恐人之不能明也，於是立文字以彰之，孔子又作《十翼》，定諸經以闡顯之，而道之散列於萬事萬物者，亦略盡於文字中矣。所貴乎聖人者，謂其立行與萬事萬物相交錯而曲當乎道，其文字可以教後世也。吾儒所賴以學聖賢者，亦藉此文字以考古聖之行，以究其用心之所在。然則此句與句續，字與字續者，古聖之精神語笑胥寓於此。差若毫釐，謬以千里。詞氣之緩急，韻味之厚薄，屬文者一不慎，則規模立變；讀書者一不慎，則魯莽無知。故國藩竊謂今日欲明先王之道，不得不以精研文字為要務。

  三古盛時，聖君賢相承繼熙洽，道德之精，淪於骨髓，而問學之意，達於閭巷。是以其時雖置兔之野人，漢陽之游女，皆含性貞嫻吟詠，若伊萊、周召、凡伯、仲山甫之倫，其道足文工，又不待言。降及春秋，王澤衰竭，道固將廢，又亦殆殊已。故孔子睹獲麟，曰：「吾道窮矣！」畏匡，曰：「斯文將喪！」於是慨然發憤，修訂六籍，昭百王之法戒，垂千世而不刊，心至苦，事至盛也。仲尼既沒，徒人分布，轉相流衍。厥後聰明魁桀之士，或有識解撰著，大抵孔氏之苗裔，其文之醇駁，一視乎見道之多寡以為差。見道尤多者，文尤醇焉，孟軻是也；次多者，醇次焉；見少者，文駁焉；尤少者，尤駁焉。自荀、揚、莊、列、屈、賈而下，次第等差，略可指數。

  孟子曰：「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仆則謂君子所性，雖破萬卷不加焉，雖一字不識無損焉。離書籍而言道，則仁義忠信反躬皆備，堯舜孔孟非有餘，愚夫愚婦非不足，初不關乎文字也。即書籍而言道，則道猶人心所載之理也，文字猶人身之血氣也，血氣誠不可以名理矣，然舍血氣則性情亦胡以附麗乎？今世雕蟲小夫，既溺於聲律繪藻之末，而稍知道者，又謂讀聖賢書，當明其道，不當究其文字，是猶論觀人者，當觀其心所載之理，不當觀其耳目言動血氣之末也，不亦誣乎？知舍血氣無以見心理，則知舍文字無以窺聖人之道矣。

  周濂溪氏稱文以載道，而以「虛車」譏俗儒。夫「虛車」誠不可，無車又可以行遠乎？孔、孟沒而道至今存者，賴有此行遠之車也。吾輩今日苟有所見，而欲為行遠之計，又可不早具堅車乎哉？故凡仆之鄙願，苟於道有所見，不特見之，必實體行之，不特身行之，必求以文字傳之後世。雖曰不逮，志則如斯。其於百家之著述，皆就其文字以校其見道之多寡，剖其銖兩而殿最焉。於漢、宋二家構訟之端，皆不能左袒，以附一哄；於諸儒崇道貶文之說，尤不敢雷同而苟隨。極知狂謬，為有道君子所深屏，然默而不宣，其文過彌甚。聊因足下之引誘而一陳涯略，伏惟憫其愚而繩其愆，幸甚幸甚！

  

  伏奉手書，益增思想。闊離以來，時從令兄處一問消息，尊恙較在京時雲已大愈，嫂夫人乃復不適，匪惟令兄懸念，弟亦惓惓斯行也。

  弟供職惟常，亦鮮佳趣。時頗涉覽史編，間有述造，不恆其德，無如我何。

  來示甚以拋棄詩書為慮，殊非所宜。將藉此以博取青紫，則未得之時，仰若神仙；既得之後，睨如敗履。身外浮名，何足加損。若謂積軸在胸，烈芬在後，則傳人之目，談何容易。見有握槧懷鉛，窮老盡氣，當時自誇，沒亦汶汶，凡若此者不勝數也。家居之樂，味之無盡。足下遠客乍歸，別有氣象，令妻、壽母、伯壎、仲竾，樂可言乎？惟冀深耽此娛，盡遣他慮，厚自調攝，幸甚幸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