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適應性」與主導意願

  相較於美國的「焦躁」，日本似乎更「適應」世界經濟的新格局，與此同時，也努力爭奪對世界經濟貿易體制新框架的主導權。

  日本的「適應性」主要源於三個原因：一是日本在全球價值鏈的占位不斷上移；二是日企全球化經營不斷深化，國際競爭力得到提升；三是日本經濟更依賴於全球自由貿易體制，多邊框架其最佳選擇。

  一般認為，自泡沫經濟崩潰之後日本就已一蹶不振，近年頻發的企業醜聞更讓人們對此深信不疑。但事實卻並非如此。截至2017年3月日本全行業企業經常利潤是1992年的3.7倍，企業利潤剩餘（除金融保險業）也突破406萬億日元，相當於GDP八成以上。[3]企業盈利能力明顯提升，製造業大企業銷售利潤率已突破8%，緊逼美國而超過了英德等歐洲企業。[4]向價值鏈上游轉移是日企盈利能力提升的重要原因。以半導體為例，曾占全球半壁江山的日本半導體終端產品，到2010年已下滑至不足四分之一。然而，在高附加值的半導體設備及材料領域，日本卻控制了四成和七成市場。

  成功的全球經營是日本適應性另一體現。數據顯示，當前日本已是「四分之一生產」和「六成銷售」在海外，也就是說，僅從GDP視角已難以準確把握日本經濟的實力。其對外投資也印證了這一點，2017年底日本對外直接投資額15508億美元，其中，對美投資高達4913億美元，對英、荷以及中國的投資均超千億美元。

  為了確保海外利益，日本高度關注世界新框架的發展，試圖獲得主導權。以TPP為例，日本一波三折的態度轉變就是很好例證。紐西蘭、智利、新加坡、汶萊等「P4」早在2002年就倡議構建太平洋FTA機制，但這艘「小船」未能激發日本關注。在美國成為「船長」並明確「航向」（高水平貿易協定）之後，擔心錯過這班「公共汽車」的日本變得態度積極。在美國「棄船」之後，日本卻以「全面、先進」的貿易體制（CPTPP）而繼續推進。今年6月，還率先在國會通過，試圖領航全球多邊貿易機制發展，並以此牽制貿易保護主義的美國。

  

  對美關係是日本主導戰略的核心。因為美國不僅是舊秩序制定者，同時也擁有著全球最強的經濟力量（2017年世界GDP占比24%），加之日美同盟又使日本在安全保障方面依賴美國。日本一方面通過TPP多邊框架等「外圍」來對美國形成壓力，同時也從正面出擊，向美方提出FFR雙邊磋商，主動回應美國倡導的兩國FTA。此外，它還加大進口美國LNG（甚至不惜轉賣東南亞），顯示積極消解貿易逆差的努力，還向美方陳情，告知在美日企不僅促進了當地就業，還創造了700億美元出口貢獻。[5]與歐盟簽署EPA也是日本「圍魏救趙」的重要成果。記者會上，安倍沒有過分渲染這個全球GDP占比3成[6]、貿易額4成的巨大貿易圈[7]，而突出強調了其戰略意義，「對進一步宣揚自由貿易體制的重要性具有重大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