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全面圍堵中國的遏制外交

  近年來，中日之間圍繞歷史問題、靖國神社問題和釣魚島問題等矛盾和衝突不斷加劇。日本政府不斷渲染中國威脅，挑撥中國與周邊國家的關係。日本積極拉攏越南、菲律賓等國家在南海地區選邊站隊，製造混亂，攪局中國。圍繞高鐵線路建設和其他基礎設施項目，中日之間展開了針鋒相對的激烈競爭。在東亞區域合作方面，日本消極對待中日韓FTA談判，並將中國置於FTA談判末位。與此同時，日本政府則積極推進對美TPP談判，藉此削弱和抑制中國的「一帶一路」建設。

  為實現孤立中國的目的，日本曾經在中國周邊地區大力推動「價值觀外交」，即聯絡東南亞、中亞、中歐、東歐等具有相同「價值觀或意識形態」的國家，倡議建立「自由與繁榮之弧」，形成對中國的包圍圈，進而拓寬日本外交地平面。在日本的「價值觀外交」遭到冷遇和挫折後，2013年，安倍政府又提出了所謂「積極和平主義」，強調整合日本外交和國家安全戰略，「從基於國際協調的積極和平主義立場出發，更進一步參與到世界和平、穩定和繁榮」。其根本目的在於，藉助參與國際協調行動的名義，擺脫戰後體制的束縛，徹底修改和平憲法，謀求成為軍事大國。[9]

  

  在湄公河流域，日本加緊對中國周邊國家的誘導和支持，先後出台了一系列湄公河流域行動計劃和戰略。2015年7月4日，日本與湄公河流域國家舉行首腦峰會，通過了《2015年新東京戰略》，強調「日本與湄公河領域國家將合作實現該區域『高質量發展』，以應對該區域內龐大的基建要求，強化區域內外聯繫，完善投資環境等」，宣布三年內向湄公河流域提供7500億日元ODA。日本加強與中國周邊國家的經濟合作與交流，增加對湄公河流域基礎設施投資，本無可非議，而且事實上對亞洲地區開發也具有一定的促進作用。然而，日本對中國周邊國家的投資和援助背後，總是有意摻入某些直接針對中國的成分，以實現其遏制、圍堵和攪局中國的戰略意圖。在《2015年新東京戰略》中，日本堅持加入針對中國南海的詞句，「與會國注意到了對可能使局勢更加複雜，損傷信賴和信用，損害區域和平、安全與穩定的南海近期動向的關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