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文明衝突」「文明共生」與國際秩序重構

  20世紀90年代，基於「文明衝突」的理念，亨廷頓提出國際秩序重構理論，曾經深刻影響了美國等西方國家的全球戰略和世界地區安全。該理論是在默認西方文明與非西方文明的差異、矛盾和衝突的基礎上，試圖構建以西方文明的先進性、普適性為前提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按照亨廷頓的「文明衝突」邏輯，未來的世界可以劃分為幾個相互衝突的文明，而伊斯蘭文明和中華文明將對西方文明構成重要威脅。[2]

  亨廷頓所謂的「文明衝突」，實際上是以工業化時代組織、國家、民族、地域以及文化等之間的對立為前提，是在工業現代化基礎上的人類社會行動能力、組織能力被無限放大後而形成的地域性、組織性對抗。工業革命的巨大能量在為人類社會帶來豐富財富的同時，也造成或大大加劇了組織間、地區間、民族間或國家間的差異、矛盾和衝突。一方面，工業化引起了人的能力和力量的極大擴張，由此上升為組織、民族、國家或區域之間的力量差異，進而導致了群體之間的特殊利益訴求及其紛爭，有時演化成地域性、民族性、國家性的發展不均衡和利益衝突。另一方面，伴隨著工業現代化，並沒有出現全球性信息溝通和文化交流的同步化、大眾化和對稱化，人類個體之間、群體之間、組織之間存在著嚴重的信息不對稱性和交流誤區，加之各地歷史發展過程中長期形成的文化習俗差異，在特定的政治條件下，往往演化為組織間的高度不協調、衝突甚至戰爭。

  亨廷頓的「文明衝突」理論雖然並不排除人類群體、民族、國家之間的合作和結盟，但這種合作和結盟是以對付共同敵人和獲得共同利益為目的，而且時刻伴隨著大規模的組織對抗、民族對立和國家衝突。「文明衝突」的邏輯常常是以犧牲他人或組織的利益為前提，是典型的零和博弈或負和博弈，其結果往往是發達國家藉助自己的人才、資金、技術等國力優勢，憑藉既定的世界體系、制度模式、交易框架甚至價值觀念或意識形態等手段，使落後國家遭受變相掠奪、奴役甚至屠殺，使發展中國家最終難以擺脫貧窮和落後。

  亨廷頓的「文明衝突」理論過分誇大了人類之間的對立、衝突，過分強調了民族、國家和文明之間的矛盾和利益紛爭，而未能全面認識文明之間的交流歷史和融合現實，未能準確判斷信息化時代人類社會演進的潮流和趨勢，特別是沒有認識到信息化對人際關係、組織關係、國家關係等帶來的重大衝擊，以及由此引發的思想變化、社會變革與文明融合。進入21世紀以後，美國全球戰略的不斷失敗，恐怖主義的全球蔓延，中東戰火的連綿不斷，多邊談判機制的長期停滯等，足以說明西方國家主導的國際舊秩序已經遭遇了嚴峻挑戰。在經濟全球化、區域自由化的大趨勢下，伴隨著以中國為首的發展中國家的不斷進步，由西方發達國家主導的國際金融體制、國際貿易體制已經難以適應時代發展要求，基於「文明衝突」邏輯下的國際秩序重構日益走向窮途末路。

  本書首發𝐛𝐚𝐧𝐱𝐢𝐚𝐛𝐚.𝐜𝐨𝐦,提供給你無錯章節，無亂序章節的閱讀體驗

  基於人類文明進步的時代特點，我們可以將世界文明史劃分為文明孤立的農業時代、文明衝突的工業時代和文明共生的資訊時代。基於資訊時代的「文明共生」，是指各個國家、地區、民族、社區、部落之間，在彼此尊重文化傳統和文明習慣基礎上的文化交流、文明融合和互利共贏。[3]信息化時代的文明共生是以廣域的、即時化的人際交流和信息溝通為前提，是人類社會全面發展的必然產物。相比於工業化時代，人際距離和信息不對稱將大幅縮小。人類交流信息的互聯互通、即時化、大眾化極大消除了工業化時代形成的組織壁壘，大大促進了地區、民族、國家和文明之間的溝通、交流、合作和創新。[4]

  「文明共生」的發展邏輯是對工業化時代「文明衝突」邏輯下的國際舊秩序的否定和重構。在「文明共生」的發展邏輯下，並不排除某些文明衝突的現實存在，但這些衝突是在承認人群、民族、國家等差異之上現實認知的反應。「文明共生」理念的根本點在於，在承認差異、對立和衝突的前提下，尋找大家可以共同接受的聯絡點、合作點和發展點。[5]文明共生是一種帕累托最優，它不是零和博弈，而是一種互利雙贏的正和博弈。

  伴隨著信息化時代的到來和發展，人群之間、民族之間、國家之間存在的最廣泛的經濟合作、人際往來和文化交流必將成為維繫國際秩序的主體。作為構建未來國際秩序的一個重要支柱和途徑，將是建立在信息化基礎上的海陸交錯的互聯互通。[6]如果說工業革命開始於蒸汽時代的鐵路建設，後工業化時代得益於航海技術、汽車技術和航空技術的大發展，那麼資訊時代的高速鐵路技術則可能成為溝通陸路國家「文明共生」橋樑、化解「文明衝突」的重要生命脈絡。

  2013年，中國政府秉持「和平合作、開放包容、互學互鑒、互利共贏」的理念，提出了「一帶一路」的共建倡議，旨在通過全方位推進務實合作，打造政治互信、經濟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體、命運共同體和責任共同體[7]。「一帶一路」建設不同於過去發達國家依據自身的價值判斷而設計的「支援」模式，它是真正反映發展中國家、亞洲國家現實需求的協商合作模式，不附加任何政治要求和價值判斷，通過各參與主體之間的共商、共建、共享，促進地區間國家的共同發展，打造人類發展的「文明共生」模式。[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