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家規制主義

  與早期的網絡自由主義者和有限規制理論不同，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奉行國家規制主義路線。國家規制主義者雖然並不否定網絡內容的自由表達價值，但卻不承認自由表達權的不可超越性。網絡時代內容傳播的自由蔓延，致使人們在虛擬性、隱匿性的背景下，突出暴露了弗洛伊德所謂「犯罪潛意識」的一面。人們一方面樂於關心和傳播那些極端的、刺激的、甚至是醜陋的社會負面消息，一方面又無限制地放縱自己潛意識中的罪惡，加之新聞媒體基於商業營銷目的的無責任炒作和推動，往往形成洶湧的網絡洪流，滌盪和沖蝕現存的社會倫理、權力結構和社會秩序。桑迪·斯帕克斯（Sandy Sparks）說：「我們所有人，正被拖向信息世界，這趨勢不可阻擋。就像有人送來一輛車，但沒有人教你怎麼開，也沒有行車地圖。我們正蒙著眼睛往前沖。」[7]

  網絡作為一個平民化的自由空間，草根群體的原子化分散存在雖然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現實集體行動的可能性，但當經濟失利、政治失語的草根群體因為個別事件刺激而引爆時，其網絡空間集體行動的衝擊波將難以估量[8]。尤其在發展中國家，諸如茉莉花革命、人肉搜索、隱私泄露、媒體攻擊、輿論審判等網絡性群體事件，不僅衝擊公共權力、社會秩序，也嚴重衝擊著人們的心理道德防線。「社會和道德方面通常很難跟上技術革命的迅猛發展。而像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在抓住資訊時代機遇的同時，卻並不總是能意識到和密切關注各種風險，及其為迅猛的技術進步所付出的日漸增長的社會代價。」[9]「如果我們過分誇大網絡民主的作用和功能，最終帶來的只是民主的幻像和烏托邦。」[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