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過度公債與通貨緊縮的政策警示

  經歷三十多年高速增長之後，中國經濟開始步入中速增長階段。長期高速增長積累的矛盾和風險日益凸顯，新問題、新風險不斷湧現。一方面，國民經濟面臨產能過剩、產業升級和產業結構調整等艱巨任務；另一方面，國際經濟環境複雜，國內經濟下行壓力較大，居民消費嚴重不足，居民收入差距過大，地區發展不平衡等問題重重。如何在經濟新常態下繼續發揮國家宏觀調整職能，如何充分利用財政、貨幣政策有效控制和化解各種風險和危機，是確保中國經濟平穩過渡的現實課題。日本長期通貨緊縮的成因及治理經驗，具有重要的警示作用。

  首先，客觀判斷新常態下的經濟走勢，科學評估通貨緊縮的現實性和風險性。

  所謂新常態，是指在新的發展階段，面臨新問題、新風險和新機遇進行新的探索、改革和創造。一段時間以來，隨著全球經濟低迷和國內經濟的下行壓力，一些學者發出了中國通貨緊縮的警告信號，且過於高估了通貨緊縮的現實性和風險性。中國經濟確實面臨一系列現實問題，CPI、PPI指數確實不盡人意，經濟走勢客觀上存在著諸多不確定性，而且還有進一步下滑的風險。然而，上述問題一定程度上是政府堅持宏觀調控政策和推進供給側改革的結果，是人為抑制過度消費需求（投機需求）的產物。與日本通貨緊縮的經濟背景、政策背景存在較大差異。日本的通貨緊縮是在經濟長期低迷的背景下發生的，是政府長期利用財政貨幣政策刺激失效條件下的產物。還必須看到，日本的通貨緊縮是經濟低迷的結果，而不是原因。通貨緊縮雖然具有一定的副作用，但日本經濟始終處於平穩發展狀態。90年代初日本泡沫經濟崩潰後，日本並沒有出現經濟硬著陸，也沒有出現歐美國家那種嚴重的金融危機。對於中國來說，中國內部國債對GDP的占比相對較小，國家擁有巨額的外匯儲備，尚未形成嚴重的債務風險，政府繼續利用財政手段和貨幣手段的政策空間依然充裕。

  其次，適度利用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注意防範公共債務累積風險。

  從中國當前經濟形勢和現實問題來看，一方面CPI指數裹足不前，民間投資整體乏力，大量產能過剩，產業結構亟待轉型升級；另一方面則是社會遊資潮流性涌動，炒房、炒股、地王等現象不時出現，房價虛高，大量社會遊資找不到富有潛力的投資點。與此同時，國有企業不僅控制著金融、電信、鐵路、電力等壟斷部門，而且還大量占據著鋼鐵、製造、房地產、糧食、商業甚至超市等競爭性行業，競爭型國有企業長期與民爭利，擠壓民營企業的生存空間。20世紀70年代，日本曾經同樣面臨經濟結構調整、產業轉型升級等多重困難，而且還遭遇了二次石油危機重創。然而，日本政府充分利用積極財政政策，刺激有效需求，積極利用產業政策誘導產業轉型升級。日本民間企業依靠長期技術積累和堅持自主創新，最終成功實現了後進國家對發達國家的趕超。然而，趕超之後的日本政府一直難以擺脫依靠公共投資的經濟刺激模式，結果形成了超額的公共債務積累和嚴重的財政風險。因此，今天我們在利用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時，必須努力貫徹平衡財政原則，高度警惕過度依靠財政政策或貨幣政策的宏觀調控慣性，避免重蹈日本由於過度公共投資、過度國債而最終導致通貨緊縮的覆轍。

  與過分注重利用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相比，政府應該著力調整經濟結構，推進國有企業改革，使國有企業有序退出競爭性行業，為民營經濟發展提供更大的發展空間，真正建立公平競爭的市場機制和制度環境。中國的經濟發展和產業升級最終只能依靠市場機制的基礎型作用，由市場機制自我調節產業布局和升級換代，而不是由政府越俎代庖。政府的宏觀調控在於指導而不是命令，積極財政和貨幣政策只能是補充、補救而不是主動，政府應該為中國經濟的長期發展和抵禦風險留出充分的政策空間。

  注釋

  [1]白川方明「デフレ脫卻へ向けた日本銀行の取り組み——日本記者クラブにおける講演——」2012年2月17日。

  [2]西田雅彥「金融政策に何を期待するか」『みずほリサー ち』May2003。

  [3]榊原英資「日本が 構造デフレを乗り切るために」『中央公論』2002年7月號。

  

  [4]斉藤誠「インタビュー:日銀緩和、正気の沙汰と思えない」Reuters 2013年4月5日。

  [5]吉川洋『デフレーション——日本の慢性病の全貌を解明する』日本経済新聞出版社、2013年。

  [6]岩田規久男「なぜ，日本銀行の金融政策ではデフレから脫卻できないのか」『経済研究所年報』第25號、2012年。

  [7]第一勧銀総合研究所編『基本用語からはじめる日本経済』日本経済新聞社〈日経ビジネス人文庫〉、2001年、第9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