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清末日本政法考察的作用與意義

  在清末新政的實施過程中，從中央到地方不斷派員對日本政法所作的考察，雖然最終未能拯救清王朝滅亡的命運，但在某些方面，游日者所做的努力還是對中國社會的發展起了積極的推動作用，至少給仍然故步自封的清王朝的專制統治帶來了一股新風。具體而言，其作用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54]

  第一，為清廷的新政提供了範本。

  預備立憲、實行憲政改革乃清末新政的首要內容。1906年，出使各國考察政治大臣載澤等人在對日本進行了一番調查之後，上奏朝廷說：「大抵日本立國之方，公議共之臣民，政柄操之君上；民無不通之隱，君有獨尊之權。」[55]載澤等人對日本所行君主立憲制度的推崇，使走投無路的清政府終於決定宣布預備立憲，厘定官制。清廷在1906年9月發布的上諭中說：「現載澤等回國陳奏，皆以國勢不振，實由於上下相暌，內外隔閡，官不知所以保民，民不知所以衛國。而各國之所以富強者，實由於實行憲法，取決公論，君民一體，呼吸相通，博採眾長，明定權限，以及籌備財用，經畫政務，無不公之於黎庶。又兼各國相師，變通盡利，政通民和有由來矣。時處今日，惟有及時詳晰甄核，仿行憲政，大權統於朝廷，庶政公諸輿論，以立國家萬年有道之基。」[56]至於實行憲政的效法對象，在對各國進行了考察、比較之後，載澤密奏道：「以日本憲法考之，證以伊藤侯爵之所指陳，穗積博士之所演說，君主統治大權，凡十七條。」載澤認為，這十七條憲法所講的，是指「凡國之內政外交，軍備財政，賞罰黜陟，生殺予奪，以及操縱議會，君主皆有權以統治之。論其君權之完全嚴密，而無有絲毫下移，蓋有過於中國者矣。」[57]其他游日者亦認為，以君主立憲為政體的日本，其政治權力既不在議會，也不屬內閣，而是由天皇掌握。日本的行政制度既學西方，又不失本國特色。有的游日官紳描述說，日本「維新以後，步趨西洋各國，而仍斟酌其本國之民情土俗，布為憲法。雖設議會，其權仍操之於上。如議會有不善之處，在上者可令其隨時解散。是立憲之內，尚有專制之權」。[58]在游日者看來，中國若是以日本為範式，建立君主立憲的中央集權專制體制，不僅能夠保住皇帝的統治，還可使國內外的輿論平息，實乃兩全其美之計。並且，針對國內綱紀渙散、吏治日壞的腐敗現象，有游日者認為，將日本這種以天皇為中心的君主立憲式專制體制「取以挽救中國積習，洵為適當」。[59]

  而且，將官制改革作為預備立憲的切入口，同樣是效法日本的結果。1906年，出使各國考察政治大臣戴鴻慈等上奏道：「日本之實施憲法在明治二十三年，而先於明治七年、明治十八年兩次大改官制，論者謂其憲法之推行有效，實由官制之預備得宜。」[60]因此，清廷在宣布預備立憲的上諭中，明確指出：「廓清積弊，明定責成，必從官制入手，亟應先將官制分別議定，次第更張。」[61]

  在地方自治的提倡與籌備上，游日者同樣也借鑑了日本的做法與經驗。1906年8月，袁世凱奉諭在天津創設自治局，凌福彭被任命為督辦，畢業於早稻田大學的翰林院檢討金邦平協同辦理。自治局仿照日本實行地方自治時曾設期成會的作法，設立了天津縣自治期成會。1908年5月，天津府自治局擴大成直隸自治總局，籌辦直隸各府州縣的地方自治事宜。1909年4月，直隸自治研究所成立；同年十月，直隸成立了憲政研究會。從此，始自天津的地方自治在直隸各地興辦了起來。在各州縣地方自治的籌辦過程中，東遊者及那些曾在自治研究所學習過的人發揮了主要作用。如廣宗縣1907年曾派四人入津學習，其中一人於1908年赴日考察。他們回縣後，於1909年創辦了自治研究所。研究所先招了30多人傳習，六個月畢業後，又招了30多人。1910年，廣宗縣成立了自治預備會，由曾赴日考察過學務的張鶴鳴任會長，著手準備實行自治。[62]

  此外，在司法改良方面，游日者仿效日本的做法，從中用力頗大。以直隸省為例，凌福彭等人在考察了日本的監獄之後，於1904年7月，率先在天津創辦了罪犯習藝所，並採擇日本成法，制定了《天津監獄習藝所辦法》。由於以日本為範本而創設的天津罪犯習藝所在開辦幾個月後，即已「極形整齊，成效可觀」，所以1905年上半年，直隸又在省城保定創辦了一處罪犯習藝所。無論是罪犯習藝所還是遊民習藝所，其對習藝的要求是一致的，即「因才施教，就地取材，尤以易於銷售，獲利較薄者為最宜」。並且，在罪犯習藝所創辦之初，袁世凱就曾要求「工藝一事，擬令精粗並習」。[63]由於天津與保定所處的地理位置不同，所以，對其習藝的要求也不能一概而論，應該有所區別。天津為通商之地，在習藝上宜尚精美；而保定由於較為閉塞，其習藝則應先事粗淺。由此看來，直隸在學習日本，力求建立近代的監獄制度之時，並不都是簡單的模仿，其對各地的實際情況還是有所考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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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6年，清政府實行官制改革，將刑部改為法部，專理司法；將大理寺改為大理院，專掌審判。同時，清廷亦打算學習立憲國家，將司法權與行政權分開，實現司法獨立。鑑於直隸的監獄改良已漸有起色，因而，朝廷決定：專設審判，先由天津地方試辦。袁世凱認為，此事若在直隸全省同時開辦，既缺少能夠充當法官的專業人才，又不好布置。於是擇由天津一府先行試辦，而一府之中，又先從天津一縣試行。是年，凌福彭由天津府知府調補保定府知府。保定有作為直隸全省刑名總匯的讞局，凌福彭在保定任上，「遇有疑難重案」，「悉心推鞫，務得真情，民不喊冤，獄無留滯」。因天津「交涉事繁」，同年，袁世凱又將他調回天津任知府。[64]故此，可以說，以天津為試點所創辦的審判也是在凌福彭的主持下進行的。

  第二，通過對日本政法的考察，使清末的游日者增長了見識，開闊了視野。

  游日者聽說，日本原來也和中國一樣，行政、司法混為一體，自司法省成立後，才逐漸加以改良。雖然日本原先的審判方法與中國大同小異，但在進行司法改良後，卻廢除了酷虐之刑。如對犯人不能刑訊逼供；警察拘捕犯人不能私用鞭撻，若有用者，一經查知，必予處罰。[65]關於辯護制度及律師的作用，游日者了解到，律師既非官吏，又不隸屬裁判所，而是一獨立執行其職務的角色。律師的職務乃是受當事人的委託或經司法機關指定，依法協助當事人進行訴訟及處理有關法律事務。在民事訴訟中，律師被稱為訴訟代理人，只有在刑事訴訟中，才稱為律師。[66]游日者還聽說，監獄對所關押及釋放的犯人，均有詳細的統計。有關方面根據這些日統計、月統計與年統計，來分析哪類人犯何種罪為多，並找出其社會根源。在此基礎上，則可對症下藥，施以教育，以促進社會進步。這種根據犯罪種類與人數來考察社會所存在的問題的作法，在游日者看來，「用意至為深遠」。[67]

  對日本政法的考察，還引發了游日者深刻的反省與思考。如有人指出，中國的刑獄不但為外人所詬病，即使國人對其也頗有微詞。「文告既繁，弊竇叢生。大訟累年不決，小訟一任官吏之喜怒為輕重。是以罪名未完，先受非刑。及經系逮，獄卒之私刑，更有難堪。甚至無辜株連者，不論將來能否得剖白解脫，其人已饑渴瘦死。即幸而出獄，既未予以自新之路，又未授以營生之計，仍不免重蹈故轍」。[68]還有人直言，中國的監獄黑暗穢臭，不見天日，飲食不潔，疾病叢生。往往案件尚未審理完畢，犯罪嫌疑人已死在獄中。[69]也有人建議，由於中國的法律尚不完備，「地方訟事率用壓力，民氣抑制已久。」一旦爆發，恐政府將難以控制。因此，應「多設裁判所，分別民刑二事為入手基礎。而減輕刑律尤為當務之急。」[70]總之，游日者認為，中國應師法日本的司法制度，逐漸進行改良，以臻完善。

  此外，受日本的啟發，游日者還結合中國的具體情況，對在中國實行司法審判的前提條件提出了獨自的見解。如鄭元浚建議，中國「如欲仿設裁判，必也先之以國民教育，使民皆知恥，不復存幸勝之心；而又輔以警察，使民皆知法，不敢有非理之想。則刑訊之風，或庶幾乎少息已。」[71]他認為，只有這樣，中國的司法審判才能順利地實行。

  司法制度作為規定司法機關的性質、任務、組織、審判程序、司法行政工作的制度的總稱，其內容既多且繁。清末游日者或囿於學識，或限於時間，其對日本司法的考察尚有欠系統與全面。但總的來看，游日者以審判制度、律師制度與監獄制度為中心，對日本司法制度所作的論述，在一定程度上說明，清末中國人已認識到了日本司法制度的先進性。同時，他們的論述為清末的法制改革亦提供了一些借鑑與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