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85年3月，戈巴契夫剛上台後，就在前蘇共總書記契爾年科的葬禮上，向前來參加葬禮的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表示：「蘇聯準備與日本發展相互關係，贊成兩國關係友好睦鄰」，為此準備在「多種方面採取實際行動」。[2]1986年1月15—19日，蘇聯外長謝瓦爾德納澤任職剛半年就訪問了日本。這是自1976年1月以來蘇聯外長中斷十年的訪日。兩國之間外長定期協商，也從1978年1月日本外相園田直訪蘇後中斷了八年。謝瓦爾德納澤在訪日過程中表現出善意、直率的態度，並且表示日本有包括領土問題在內的，提出所有問題的權利。在會談中有關領土問題仍然是雙方爭論的焦點。最後兩國達成協議為：雙方基於1973年10月10日《日蘇聯合宣言》達成的協議，就包括有關締結和約等問題進行了協商。這實際上是重申了1973年的《日蘇聯合宣言》。在1973年日本首相田中角榮訪蘇時，雙方在聯合宣言中確認：「在解決二次世界大戰後未解決的各種問題之後，簽訂和約。」當時蘇聯領導人勃列日涅夫還口頭表示，在雙方未解決的問題中也包括領土問題。但是以後的幾次協商中，蘇聯方面矢口否認兩國還存在有關領土問題，致使1978年日本外相園田直訪蘇時雙方不歡而散，兩國外長協商也就此宣告中斷。

  1986年5月，日本外相安倍晉太郎訪問蘇聯。在戈巴契夫與安倍晉太郎舉行的會談上，戈巴契夫指出，蘇聯不管日本與其他國家關係如何，決心在所有方面採用一切努力改善對日本關係。這裡所指的「不管日本與其他國家關係如何」，實際表明蘇聯開始改變原來對《日美安全保障條約》的否定態度。與此同時，戈巴契夫也指出，日蘇關係「應該完全建立在，無論誰都不能否定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果和邊境不可更改的相互理解基礎上」。反映出有關領土問題，蘇聯的原則立場並沒有改變。儘管兩國在領土問題上仍然存在嚴重分歧，但是蘇聯為了創造友好氣氛，在許多具體問題上還是採取了實際解決方針。例如，應日本方面請求，1986年6月兩國簽訂了有關協定，蘇聯對包括庫頁島南部地區在內，日本國民的前往掃墓活動實行簡化手續。7月28日，戈巴契夫在海參崴發表關於「新亞洲政策」的講話，強調了日本的國際作用，希望將日蘇兩國關係納入正常軌道，「在不接受過去問題影響下，在心平氣和的氣氛中」開展全面合作。[3]隨著蘇聯做出的這些姿態，日蘇兩國關係有所改善，兩國之間簽訂了若干經濟貿易協定，停頓了多年的合作開發西伯利亞大型項目的談判重新開始。特別是1986年7月，蘇聯欣然接受日本提出戈巴契夫訪日的邀請後，兩國關係緩和的熱度驟然升溫。

  戈巴契夫上台後極力推行對日緩和政策有以下幾方面原因：第一，蘇聯經濟改革的需要。蘇聯經濟在勃列日涅夫後期就已經暴露出危機跡象，又經過安德羅波夫、契爾年科短暫時期，到戈巴契夫上台後已經到了必須大刀闊斧改革才能扭轉危機的局面。蘇聯經濟改革急需新的技術與大量資金投入，很自然就要考慮到鄰國日本，日本是當時世界上僅次於美國的經濟、技術強國。為此蘇聯需要緩和對日關係，促使日本實行對蘇聯經濟援助政策。第二，蘇聯需要穩定的國際環境。蘇聯需要改革，而改革更需要穩定的國際環境，這也是戈巴契夫提出「緩和」外交思想的根本原因。蘇聯首先與美國、中國緩和了關係，同時帶動了整個國際關係的緩和。日本作為世界經濟強國，西方陣營主要成員，又是蘇聯的鄰國，所以緩和日蘇關係對穩定蘇聯的國際環境是十分必要的。

  然而就在日本政府滿懷希望地為戈巴契夫1987年1月訪日活動加緊準備之際，蘇聯方面卻通知日本，戈巴契夫不能如期訪日。理由為訪問的時機尚未成熟，匆忙的出訪未必能取得實際成果。眾所周知，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日蘇兩國關係發展的最主要障礙是領土問題，戈巴契夫上台後雖然極力推行對日緩和政策，但是在兩國領土問題上並沒有做出實質性讓步，致使日本對蘇聯緩和政策採取了謹慎對策。另外更重要的是，日本認為蘇聯此時經濟改革急需日本經濟援助，所以蘇聯就應該首先在領土問題上讓步，即所謂政經不可分原則，企圖利用經濟援助來壓迫蘇聯讓步。與此同時，日本也加緊與美國協作，利用國際力量來壓迫蘇聯讓步。如，1986年9月，日本宣布參加美國「戰略防禦體系」，進一步推動美蘇之間軍備競賽活動。對此蘇聯方面採取了推遲戈巴契夫訪日的報復措施。1987年4月，「東芝事件」出現後日蘇兩國關係進一步惡化。美國指責日本東芝機械公司違反巴黎統籌委員會規定，向蘇聯出口了禁運物資——大型數控工具機，使蘇聯生產的潛艇減少了噪音，以致難以偵察，給西方國家的安全造成更大威脅。隨著美國利用「東芝事件」對日本施加壓力，日蘇兩國關係也急劇惡化。終於導致在8月20日，日蘇兩國政府分別向對方外交人員開刀，演出一場急如星火的驅逐戰。

  此時日蘇關係惡化對於兩國來說都是不希望的。蘇聯希望緩和關係來換取日本的經濟援助，而日本希望利用經濟援助來緩和關係以換取領土收回。為了推動兩國關係在緩和的道路上繼續前進，1988年12月，蘇聯外長謝瓦爾澤納德訪問日本，雙方就戈巴契夫訪日內容開始達成一定的共識。蘇聯提出準備在兩國首腦會談中簽署環境保護、和平利用宇宙空間、經濟協作、旅遊協作、相互設置銀行代表部等協定。對此日本表示，可以在首腦會談中討論這些問題。但是，在1989年1月蘇聯外長謝瓦爾澤納德與日本外相宇野宗佑舉行的會談中，宇野宗佑外相卻提出，如果蘇聯不準備在領土問題上有所前進的話，日本也不打算在蘇聯總統訪日的具體內容上，即簽署幾項有關協定上有所進展。宇野宗佑的這個講話，十分明顯是日本為蘇聯實現這次訪問目的所提出的前提條件。

  針對宇野宗佑的上述講話，在4月30日至5月5日，日本外相宇野宗佑訪問蘇聯期間，蘇聯外長謝瓦爾澤納德指出，兩國關係應該「擴大一致領域，加深相互之間理解，不要提出任何前提條件」[4]。在記者招待會上，蘇聯外交部副部長盧卡申夫進一步明確指出：「我們準備在這次訪問期間討論所有問題，也就是說議題是自由的。我們唯一的條件就是不要提出任何條件。」戈巴契夫也向日本方面發出呼籲，「放棄那種認為蘇聯比日本更加急於求得雙方友好關係的想法」，「無論什麼問題，都應該迴避採取提出最後通牒式的打算」。蘇聯認為在戈巴契夫訪日問題上，日本提出「前提條件」是非建設性態度。雖然在宇野宗佑訪蘇中，雙方就有關戈巴契夫訪日之事基本上確定，時間大體定在1991年初。但是此後兩國關係卻不斷出現不和諧的事件。1989年秋，蘇聯領導人亞戈布雷夫訪問日本時，在與一位日本政治家談話中，據蘇聯翻譯人員統計，僅「北方領土」這一句話，先後提到50次以上。1990年7月25日，戈巴契夫會見日本眾議院議長櫻內義雄時，日本方面僅談領土問題，不提其他問題，使蘇聯方面非常反感。1990年7月21日，蘇聯報刊大量轉引日本方面的報導，日本外相中山太郎在名古屋市與當地實業界代表會談中講：「現在對蘇聯給予財政援助，就像把錢丟失一樣。」後來他自己解釋這句話不是有意侮辱蘇聯方面。但是這句話不僅引來蘇聯媒體強烈批判，而且蘇聯外長謝瓦爾澤納德也表示「深深遺憾」。

  以上可以看出，在戈巴契夫訪日之前，日蘇兩國就有關雙邊關係緩和的目標是一致的，但是在雙邊關係緩和的背後各自所追求的目的是不同的。蘇聯希望利用雙邊關係緩和來換取日本的經濟援助，而日本則希望利用雙邊關係緩和，特別是借用日本經濟援助來換取收回「北方領土」。正是這種緩和背後所追求的目的差異，導致兩國不斷出現不和諧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