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20世紀60—70年代日蘇經濟貿易關係狀況

  在討論20世紀60—70年代日蘇西伯利亞聯合開發計劃之前，有必要先了解該時期兩國在經濟貿易領域裡的發展狀況，這是兩國能夠開展聯合開發西伯利亞計劃的前提，或者說是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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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蘇兩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長期處於政治與軍事對峙狀況，但是兩國之間並不是完全沒有對外經濟貿易關係。特別是日本在經濟高速發展的情況下，其經濟發展需要海外市場，同樣蘇聯也需要日本的資金技術來填補自己因軍事工業不斷擴大而出現的相應短缺。當然，經濟與政治是不能完全分開的，所以兩國有限的經濟貿易關係也常常受到政治因素影響。

  1956年12月日蘇兩國恢復外交關係，次年12月6日兩國正式簽署了通商條約及貿易支付協定，此後兩國經濟貿易有了發展。然而這還只是一種緩慢的發展，其主要原因一是受「冷戰」國際大氣候影響，二是受到「北方領土」問題困擾。但70年代卻出現了美蘇兩國擴大貿易發展的勢頭，這不能不對日本產生刺激作用。日蘇兩國在經濟貿易方面具有極大的發展空間，雙方在經濟貿易方面具有極大的互補性。日本擁有巨大的資金和技術，而蘇聯又擁有豐富礦藏資源。如果雙方將政治分歧降低，將經濟利益看重，就可以很好地進行互補性發展。這對於雙方發展都是有益的。

  日蘇兩國在戰後經濟貿易發展上，可以說60年代是相互摸底、相互促進階段，形成了初期發展。如1960年8月，在莫斯科舉辦了第一屆「日本產業展銷會」。1961年8月，在東京舉辦了「蘇聯工商業展銷會」。60年代雙方高級經濟貿易代表團進行了多次相互訪問，1966年3月，日蘇兩國舉行了第一屆日蘇兩國經濟貿易聯合委員會會議。經濟的互補性和利益的共求性，也為外交往來與條約、協定的簽訂提供了助推力。進入70年代後日蘇經濟貿易關係有了快速發展。

  歸納日蘇兩國恢復邦交正常化後所開展的貿易，大體上有五種貿易形式。

  第一，公司貿易。主要是兩國政府之間開展的貿易形式。蘇聯方面是設在首都莫斯科的國家對外貿易部，其下按貿易物品種類分別設立數十個進出口公司（1972年有55家公司）。日本方面主要是駐莫斯科的各大商社，以這些進出口公司為窗口展開貿易。公司貿易額大體占日蘇兩國貿易額的95%，所以其為兩國貿易的主要形式。也有人稱之為兩國一般性貿易。

  第二，沿岸貿易。主要是與蘇聯遠東地區進行消費物資交換貿易。沿岸貿易以蘇聯設在納霍德卡市（位於遠東地區濱海邊疆區南邊阿美利加灣西南的納霍德卡灣）的蘇聯遠東進出口事務所為窗口進行交易，完全是一種易貨貿易。限度交易日期為一個月或兩個月，滯留在納霍德卡的日本中小商社參與這種貿易，日本地方貿易合作社也參與這種貿易。

  第三，計劃貿易。這是日本經濟團體聯合會（簡稱：經團聯）下設的日蘇經濟委員會，其根據不同物品分別設置不同的小委員會，各個小委員會分別制定自己的計劃，再分別與蘇聯對外貿易部所屬的有關公司簽訂貿易合同。例如，以河合良成為團長的遠東森林開發委員會與蘇聯木材公司簽訂「遠東森林開發計劃」，即所謂KS計劃，從1969年開始執行。根據該計劃，日本方面為遠東森林開發計劃提供機械、拖拉機以及採伐森林勞動者所需要的各種物資，蘇聯方面則以採伐出來的木材支付貨款。

  第四，技術交流貿易。這是70年代初才被人們注意的貿易，是日蘇兩國之間以技術買賣為核心進行的貿易。例如，1963年10月23日，兩國簽訂《連續鑄造技術引進合同》，日本「神戶制鋼」引進蘇聯連續鑄造技術，這也是日本首次引進蘇聯的技術。

  第五，合作社貿易。主要是與蘇聯消費合作社中央聯合會進行的貿易，其不進入國家貿易框架，是蘇聯方面唯一的以民間團體形式所進行的貿易。合作社貿易，以設在莫斯科的蘇聯消費合作社中央聯合會的貿易部，即蘇聯合作社貿易公司為窗口，完全採用易貨貿易形式，買賣同時簽訂合同。日本方面也是以合作社形式為條件，不過70年代初，為了滿足蘇聯方面需求，也有部分日本中小商社開始充當中介作用。

  在日蘇貿易中，具有特色的為沿岸貿易。沿岸貿易是俗稱，官方稱呼為，「蘇聯遠東地區與日本之間消費物資的交換」貿易。沿岸貿易主要集中在蘇聯太平洋沿岸最大的商港納霍德卡市，蘇聯方面在該城市設置了遠東進出口事務所，以此為窗口，與日本方面展開易貨貿易。日蘇沿岸貿易初期從帽、鞋等周身物品，到家庭生活必需品，範圍逐漸擴大，最終形成日蘇聯合開發西伯利亞計劃。

  日蘇沿岸貿易，由來已久，兩岸人們很早就有易貨貿易的傳統，這一傳統也為二戰後兩國沿岸貿易發展打下了基礎。二戰後日蘇沿岸貿易大規模發展是在1963年開始的。1963年日蘇簽訂第二次日蘇三年貿易支付協議（1963—1965年），其附屬文件對沿岸貿易給予認可。1966年第一屆日本沿岸貿易展銷會在哈巴羅夫斯克舉行，日本的北海道、青森、岩手、秋田、山形、新潟、富山、石川、福井、鳥取、島根、長野、神奈川、廣島、兵庫、奈良等縣，帶著自己的地方產品參加展銷會。日蘇沿岸貿易的發展，帶動了日本地方經濟的發展。例如愛媛縣的毛巾和柑橘在蘇聯大受歡迎。愛媛縣今冶的毛巾，1970年度銷售額為9億日元；宇和島的夏季柑橘，在1971年度銷售額大約為650萬日元。岐阜縣的陶器也在蘇聯大受歡迎，1970年7月，岐阜縣的貿易合作社與蘇聯雜品進出口公司簽訂16億美元的購買合同。同樣，沿岸貿易作為一種易貨貿易制，也為蘇聯的大量資源，特別是木材交易到日本開闢了通道。大量木材輸入日本，使其主要接受港口城市新潟的地方經濟得到發展。

  對於開展日蘇雙邊貿易，兩國有關人士不僅有了一定的認識，而且起到了積極推動作用。1971年10月20日，蘇聯最有權威的報刊《真理報》，發表了斯芭達亞的論文，其對日蘇貿易發展狀況進行了分析、總結。斯芭達亞曾擔任蘇聯駐日本通商代表部首席代表，他的論文內容比較實際、客觀，而且該論文發表在日蘇恢復邦交15周年紀念日（10月19日）的次日，更有特殊意義。論文較長，重點分析了日蘇協作的實際狀況，特別指出蘇聯遠東和西伯利亞地區的發展與日本產業發展有相互聯繫的必然性。論文中講：「我國從日本進口，對於我國國民經濟具有很大意義。我國從日本進口，包括化學、纖維素、纖維、紙、紡織品、機械製造業的成套設備，而且還有各種各樣的機械、設備、船舶、壓力設備、工作機器，以及壓力鐵製品、導管、化學產品等工業材料。近年來，我國從日本進口消費物資及其製造原料明顯增加。如紡織製品、縫製品、各種鞋類、布料、化妝品、毛線、人造絲、合成纖維等。蘇聯經濟界有關單位，與日本產業界已經結成了緊密關係。日蘇貿易的成功發展，沒有懷疑的餘地。但是，為了今後日蘇之間的全面經濟發展，必須指出還有許多可能性沒有被利用。」[2]

  日蘇經濟貿易發展，確實如斯芭達亞論文中所指出那樣，有很大的互補性。蘇聯國內經濟結構，出於國內外各種因素決定，長期實施重視重工業、輕視輕工業的政策，而且蘇聯又是地大物博，各種各樣的天然資源尚未被開發。日本則是嚴重缺少天然資源的國家，雖有資金、技術、設備，但無用武之地。另外兩者結合也有地理上的優勢。就蘇聯而言，其在發展重工業的同時，也要兼顧國內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從日本進口大量輕工業品，正好補充這樣不足。例如，從烏蘭克用火車將蘋果運輸到蘇聯遠東地區的中心城市哈巴羅夫斯克市（人口45萬），須運行1.8萬公里。而從日本青森縣用船隻將蘋果運輸到納霍得卡市僅為15個小時，運輸到哈巴羅夫斯克也僅有900公里。這樣對比看，運輸到的蘋果，無論新鮮度上，還是在經濟效益上都非常明顯了。據統計，日本對蘇聯輕工業品出口，1969年為1.0074億美元，1970年為1.0381億美元。而日蘇貿易額占日本全年出口貿易總額，1969年為37.6%，1970年為36.2%，大體超出了1/3。[3]

  日蘇貿易的擴大，也為日本經濟貿易開闢了新的途徑。1971年日美發生紡織品貿易問題糾紛，美國採取限制日本紡織品進口措施。當時，日本紡織業是其出口創匯主要產業，特別在地方工業中，紡織業為主要支柱產業，其受到很大打擊。幾乎同時，由於美元危機引發的世界通貨不穩定，使紡織業更加艱難。過去順風滿帆的貿易界，瞬間面臨巨大打擊。以日美貿易為支柱的日本產業界，甚至連轉換市場的時間都沒有，舉步維艱。而日本部分地方產業界，在幾年前就利用日蘇沿岸貿易，盡力減少了因日美貿易摩擦而帶來的損失。這一事件促使日本經濟界人士不得不思考，如何發展貿易市場的多元化。正是在貿易市場多元化的思想指導下，日本推動了日蘇貿易的發展。

  1971年12月17日，在東京大手町的經團聯會館舉行了「關於日蘇沿岸貿易座談會」。主持會議的是日本沿岸貿易促進議員懇談會會長稻葉修，做報告的有對蘇聯東歐貿易會會長崛江薰雄、日蘇經濟合同委員會的石油委員會會長今里廣記，新潟市市長渡邊浩太郎。出席會議的有自民黨政調會會長小坂善太郎、能源綜合開發委員會會長二介堂進，原法務相植木甲子郎等一批政府高級官員和經濟界上層人士。會議除討論如何發展日蘇之間沿岸貿易外，與會者普遍對美蘇貿易擴大勢頭感到焦躁不安。[4]

  1970年美蘇兩國貿易總額為1.8億美元，僅相當於同年日蘇兩國貿易額的1/4。但是1971年美國商業部長斯坦茨訪問莫斯科，接著尼克森總統也訪問了莫斯科，進一步推動美蘇貿易的發展，40天內雙方簽訂的貿易額就突破10億美元。如斯坦茨訪蘇期間，美國6家公司與蘇聯有關方面簽訂1.25億美元的合同，其中美國鋼鐵公司向蘇聯出售6000萬美元的礦山開採、石油開採設備，美國國際商業機械公司向蘇聯出售130萬美元的計算機系統，美國國際電報電話公司向蘇聯出售電信管理系統。另外蘇聯農業部長瑪克彼奇訪美時，明確提出進口美國農產品。美蘇貿易勢頭擴大，使日本方面感到，如果自己再遲緩，可能西伯利亞開發問題也會成為美蘇談論的話題，特別是秋明石油進口計劃，使日本方面更感焦躁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