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鳩山一郎作為有遠見的政治家，雖然在推進對蘇調整政策中遇到來自國內外的壓力，但是始終堅定不移，最後以自己主動退出政界的代價，換取《日蘇聯合宣言》正式生效，為戰後日本走進國際社會打開了大門。

  鳩山首相在推進對蘇聯調整政策中，遇到來自國內最大的壓力是本黨內。在對蘇聯調整政策上，自由黨與民主黨歷來相對立，1955年11月兩黨合併後，原自由黨又成了執政黨內的反對派。其認為「現在急於求和平的是蘇聯，從這種形勢看，對方應該提出有利於日本的條件來求得邦交正常化。當今的重點應該為對美、對東南亞關係，如果基本問題不全部解決就不應該與蘇聯恢復邦交正常化」[13]。其在領土問題上，頑固地堅持全面解決為前提，否則不與蘇聯復交的觀點。

  日本國內最大的在野黨社會黨，雖然始終支持鳩山內閣的對蘇聯調整政策，認為這「是日本獲得真正獨立、中立的第一步」[14]，但是在領土問題上提出，蘇聯歸還齒舞、色丹、千島群島與南庫頁島，要與美國歸還小笠願、沖繩相聯繫，又使鳩山內閣推進對蘇聯調整政策增加難度。

  日本財界對鳩山內閣推進對蘇聯調整政策持反對態度。其認為與蘇聯恢復邦交正常化，實質上是向共產主義的「門戶開放」，是民族意志薄弱，從失去更多的日本現狀看是極其危險的。[15]在戰後初期社會主義國家蓬勃發展形勢下，日本財界實質上是恐懼這一浪潮衝擊到日本國內。

  在鳩山內閣中，持不同觀點的是外相重光葵。重光認為，「我國的立場應以《舊金山和約》為大前提，不超出這一基本線。與蘇聯就兩國關係正常化問題進行會談，在時間和方法上要十分慎重研究」[16]。在領土問題上，先期主張「領土問題和北太平洋漁業安全保障等具體問題應與恢復邦交同時解決」。後期主張「迄今已作了最後的努力，除不折不扣地接受蘇聯方案外，別無他法」。[17]首相與外相的觀點不同，在推進對蘇調整政策上的難度可想而知。

  在國際上，鳩山內閣遇到最大的壓力來自美國。美國在日本北方領土問題上的態度，完全以本國利益為準繩，隨機應變。在舊金山和會時，日本代表也就上述領土問題申述。當時美國僅承認齒舞群島不屬於千島群島，而對國後、擇捉兩島則承認屬於千島群島，對色丹島則採取迴避態度。1952年2月28日，美國國務卿杜勒斯向記者講：「我認為對於日本來說，美國明顯不能鼓勵把千島群島歸還日本而推翻雅爾達協定。」[18]但是，到1955年10月，日本為了證明國後、擇捉兩島不屬於蘇聯所提出的《雅爾達協定》和《舊金山和約》所規定的「千島群島」的範圍內，向參加兩個國際協定的美國政府探詢。美國答覆為，「在雅爾達談判中未曾對千島群島下過地理上的定義，也未討論千島群島的歷史。《雅爾達協定》即不以讓與領土權為目的，也不具有讓與的效力」。「不論是對日和約，還是舊金山會議的會議記錄都沒有對千島群島下過定義。」[19]顯然美國此時對日本北方領土問題上態度的轉變，是為日蘇復交會談增加障礙。

  當日蘇復交會談進入後期關鍵時刻。1956年8月19日，美國國務卿杜勒斯向重光外相表示，《舊金山和約》並沒有規定把千島群島歸屬於蘇聯，因此如果日本接受蘇聯方案，就等於日本對蘇聯承認了超出《舊金山和約》的要求。這樣美國就可以引用該條約第26條款規定而吞併沖繩。顯然美國是以威脅的口吻阻攔日蘇交涉的進展。美國對日蘇復交阻攔，一方面擔心舊金山體制下的日本會發展為失控局面；另一方面也擔心日蘇間北方領土問題的解決，會影響到它對日本沖繩島軍事基地長期占領。

  面對來自國內外的壓力，鳩山一郎並沒有動搖堅持對蘇聯調整政策的決心。在重光外相莫斯科會談失敗後，鳩山首相提出自己親自出訪蘇聯，以最後解決日蘇復交問題。鳩山此言一出，立即引來國內更大的反對浪潮。在自民黨內，多數人認為首相訪蘇也不會有成果；少數人則要求「首相應該立即下台」。日本財界也極力呼籲「為了收拾政局儘快確定後繼首相」。在這種極為不利的條件下，鳩山首相毅然決定以退出政界為交換條件，力求取得各種反對勢力的中立或諒解，在任職期內解決日蘇復交問題。這樣實際上把國內注意力由外交轉向內政，圍繞著後繼首相人選，自民黨內各派系展開鬥爭，客觀上減少了鳩山訪蘇的一定阻力。

  1956年10月2日，鳩山內閣在沒有得到自民黨和眾參兩院的同意下，獨斷決定首相訪蘇。10月12日鳩山首相達到莫斯科，在雙方達成「為締結和約繼續進行交涉」的共識下，10月19日兩國正式簽訂《日蘇聯合宣言》，宣布兩國結束戰爭狀態，恢復邦交正常化。11月27日，日本眾議院在反主流派缺席的情況下，通過《日蘇聯合宣言》等有關協定。12月5日，日本參議院在附加「領土問題繼續審議」的「諒解」下，通過《日蘇聯合宣言》等有關協定。12月7日，鳩山一郎在完成日蘇復交批准手續後，正式表明辭去首相職務，宣布退休。12月12日，日蘇兩國交換批准書，《日蘇聯合宣言》等有關協定正式生效。當天，聯合國安理會也一致同意日本加入聯合國的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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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上所述，鳩山一郎的對蘇聯調整主張，為日蘇復交會談作了輿論宣傳的準備；鳩山一郎推翻吉田茂內閣，與多姆尼茨基接觸，為日蘇復交會談舉行打下基礎；鳩山一郎在日蘇復交會談中，特別關於領土問題的策略，據理力爭又顧全大局，果敢妥協，不僅為日蘇復交掃除障礙，而且也為此後關於領土問題的交涉留有充分餘地；鳩山一郎頂住來自國內外的巨大壓力，最後以自身退出政界的代價，換取日蘇復交的最終實現，表現出一位有遠見的政治家的氣概。鳩山一郎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日蘇復交中作出重大貢獻。日蘇復交的實現，為戰後日本真正走進國際社會打開了大門。

  注釋

  [1]該節發表於《求是學刊》2000年1期。

  [2]石丸和人、松本博一、山本剛士：《動き出した日本外交》戦後日本外交史（2），東京，三省堂，1983年，第34頁。

  [3]宋成有、李寒梅等：《戰後日本外交史》，世界知識出版社，1995年版，第172頁。

  [4]鳩山一郎著、復旦大學歷史系譯：《鳩山一郎回憶錄》，上海譯文出版社，1978年，第 221—222頁。

  [5]石丸和人、松本博一、山本剛士：《動き出した日本外交》戦後日本外交史（2），東京，三省堂，1983年，第10頁。

  [6]吉澤清次郎、葉冰譯：《戰後日蘇關係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8頁。

  [7]鹿島和平研究所編：《日本外交主要文書·年表》（1）（1941—1960年），東京，原書房1983年，第718頁。

  [8]鹿島和平研究所編：《日本外交主要文書·年表》（1）（1941—1960年），東京，原書房1983年，第698頁。

  [9]吉澤清次郎、葉冰譯：《戰後日蘇關係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6頁。

  [10]鹿島和平研究所編：《日本外交主要文書·年表》（1）（1941—1960年），東京，原書房1983年，第720頁。

  [11]石丸和人、松本博一、山本剛士：《動き出した日本外交》戦後日本外交史（2），東京，三省堂，1983年，第84頁。

  [12]石丸和人、松本博一、山本剛士：《動き出した日本外交》戦後日本外交史（2），東京，三省堂，1983年，第112頁。

  [13]岩永健吉郎：《戦後日本の政黨と外交》，東京大學出版社，1985年，第70頁。

  [14]岩永健吉郎：《戦後日本の政黨と外交》，東京大學出版社，1985年，第53頁。

  [15]岩永健吉郎：《戦後日本の政黨と外交》，東京大學出版社，1985年，第43頁。

  [16]五百旗頭真、下斗米伸夫、A·V·トルクノフ、D·V·ストレリツォフ編：《日ロ関係史——パラレル·ヒストリ—の挑戦》，東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447頁。

  [17]石丸和人、松本博一、山本剛士：《動き出した日本外交》戦後日本外交史（2），東京，三省堂，1983年，第114頁。

  [18]石丸和人、松本博一、山本剛士：《動き出した日本外交》戦後日本外交史（2），東京，三省堂，1983年，第34頁。

  [19]鹿島和平研究所編：《日本外交主要文書·年表》（1）（1941—1960年），東京，原書房，1983年，第73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