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關特演」計劃的制定

  1941年4月13日，日蘇兩國簽訂中立條約，表面上看兩國關係已經緩和，但日本統治集團內部卻在考慮新的對蘇戰爭。1941年4月10日，德國外長里賓特洛甫會見日本駐德國大使大島浩，里賓特洛甫說：「由於蘇聯的所作所為，使德國可能在今年內對蘇聯發動進攻。」[2]4月16日大島電告東京，然近衛文麿內閣以此情報真假難辨為由給予否定。5月15日，日軍參謀本部也對近來收到有關蘇德開戰情報進行研究，認為德國在攻英戰役結束前，不會發動對蘇戰爭。6月3日、4日，希特勒和里賓特洛甫分別會見大島浩，再次向他透露出蘇德戰爭即將爆發的情報。希特勒說：「德蘇關係現在越來越惡化，德蘇戰爭大概是不可避免了。」里賓特洛甫說：如果日本「感到在南進中有困難的話，歡迎日本北進協助德國進攻蘇聯」[3]。會見之後，大島浩再次電告東京。

  對於大島浩再次來電，日本內閣仍然持否定態度。6月6日外相松岡洋右上奏天皇：「德蘇關係，六分協定，四分開戰。」[4]日本軍界則確信蘇德戰爭即將爆發，但關於日本在蘇德戰爭中應採取什麼政策分歧很大。日本陸軍此時在中蘇、中蒙邊界已形成與蘇軍對峙局面。日本陸軍內部主要有三種主張：第一，把軍事重點放在南方，利用蘇聯對日本北方威脅削減之機，加強武力南進，以解決戰略物資；第二，把軍事重點放在北方，不論蘇聯遠東軍兵力是否削減，都應與德軍相呼應，占領蘇聯遠東領土，以確保日本北方的安全；第三，此時不介入對蘇戰爭，也不介入對英戰爭，應等待時機，在北方、南方都要加強準備，提高戰鬥力。6月14日陸軍省、參謀本部決定以第三種主張為基礎，制定了《適應形勢轉變的國防國策》作為陸軍對待蘇德戰爭的政策，即以日軍同時在南北兩方面進行戰爭準備為基礎。在北方如果蘇德戰場出現對日本有利時機時，日本就參加對蘇作戰。日本陸軍對這一政策解釋說：「解決北方問題，必須要大規模地行使武力，為此所需要的戰略物資，尤其是液體燃料，實際上必須求於南方，因此斷然地強行解決北方問題是危險的。」[5]

  6月18日，參謀本部制定了南北準備戰爭的方案：

  

  （一）準備（警戒）態勢

  對北方：原駐中國東北與朝鮮的14個師，並從日本國內調入2個師。

  對南方：駐中國關內的24個師等待時機。

  中國戰場：保持22個師。

  （二）預定進攻態勢

  對北方：將日本國內5個師和從中國關內抽調4個師轉用北方，另外從中國關內抽調6個師作為預備隊。

  對南方：再增加日本國內5個師，另外從中國關內抽調6個師為總預備隊。

  6月22日，德國以突然襲擊方式，對蘇聯發動全面進攻。26日，日本關東軍參謀長吉本貞一中將向其部下通令：「有關隨著蘇德開戰，關東軍加強備戰的事項，稱之為關東軍特別大演習。」[6]

  6月25日至7月1日，日本軍界和政府就蘇德戰爭爆發與國策問題召開會議。外相松岡洋右從蘇德戰爭爆發的當天起就極力主張：「蘇德開戰的今天，日本應當與德國協力討伐蘇聯。」[7]而在日本軍界內部，海軍在堅持「北守南進」的原則下，接受陸軍南北備戰等待時機的政策。這樣在會議上，松岡外相與軍界展開了激烈的爭論。參謀總長衫山元反駁松岡說：「現在中國戰場牽制著日本陸軍絕大部分，外相所言實際上是做不到的。作為統帥部首先考慮的是戰爭準備，現在還不能談是否參戰。僅就關東軍而言，它的戰爭準備就必須花費40至50天，把現在的兵力轉變到戰時體制，進一步到發動進攻，還必須花費時間。然而在這段時間內，蘇德戰爭的進展情況也就判明了。」[8]松岡立即對蘇作戰的主張被否定。7月2日在天皇參加的御前會議上，日本軍界的南北備戰政策得到最後通過，也就是說，參謀本部的南北準備戰爭方案得到天皇的認可。

  在參謀本部方案中，其北方備戰方案，即「關特演」計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