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日蘇中立條約的簽訂

  日本政界就如何調整日蘇關係問題，明顯地形成兩大派，即主張同蘇聯締結條約派與反對同蘇聯締結條約派（以下簡稱締約派與反對派）。締約派主要代表人物是第二近衛內閣首相近衛文麿、外相松岡洋右、日本駐義大利大使白鳥敏夫、駐德國大使大島浩、駐蘇聯大使東鄉茂德。反對派主要代表人物是阿部內閣首相阿部信行、外相野村吉三郎、米內內閣首相米內光政、外相有田八郎。

  締約派強烈要求締結日蘇互不侵犯條約，但對於如何締結條約問題，內部又出現分歧，以近衛、松岡、白鳥及大島等人為代表，主張以日德意三國同盟為基礎，利用三國同盟的威力來迫使蘇聯對日讓步締結條約。以東鄉等人為代表則反對利用三國同盟來調整日蘇關係，主張直接與蘇聯調整關係，締結條約。

  近衛、松岡、白鳥及大島等人的主張是受到德國關於「四國聯盟」宣傳的影響。1939年9月1日，德國挑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戰爭前夕8月30日上台的阿部內閣，遂於當天宣布「帝國不介入歐洲戰爭，專心致力於解決對華問題」的聲明。[19]日本這種外交態度，對於德國是極大打擊。此時德國急需日本在遠東牽制英國、蘇聯的力量，防止美國參戰。於是德國外長里賓特洛甫便提出，如能締結一個同蘇德互不侵犯條約一樣的日蘇互不侵犯條約的話，既可解決日蘇矛盾，又可解決因蘇德互不侵犯條約而引起的日德矛盾，進而協調形成日德意蘇聯合抗英的「四國聯盟」的主張。[20]對於德國來講，戰前它想利用日本除牽制美英外，更重要的是牽制蘇聯，保持東線的暫時平靜，因此1938年後，德國一直要求日本再簽訂一個軍事同盟條約。但是日本遲遲不做最後決定，這樣它同蘇聯簽訂了互不侵犯條約。對於日本來說，既利用德國牽制蘇聯，便於它侵華，但是它又怕與德國簽訂軍事同盟會更加劇與美英的矛盾，不利於它侵華，因此對德採取保持一定距離對策。然而蘇德互不侵犯條約卻使它大失所望。這樣在柏林，里賓特洛甫多次會見日本駐德大使大島浩，宣稱「如果德國在這次戰爭中失敗，西方的民主國家將會結成同盟，阻止日本的一切擴張，特別是將取締日本在中國的統治地位。如果進一步加強和鞏固日德友好關係，日本的地位將會鞏固」。接著他又說：「在反英問題上，德意日三國利益與蘇聯利益是一致的，如果結成德意日蘇四國聯盟共同反英，這將會在未來的國際政局中起決定作用。」里賓特洛甫又表示德國願為調節日蘇關係發揮中介作用。[21]在東京，德國駐日大使鄂圖更是積極地向日本上層人物宣傳里賓特洛甫的主張。德國的「四國同盟」主張，不僅促進了日本對蘇政策的轉變，而且對日本的對蘇聯關係如何調整也產生了極大的影響。

  德國的「四國同盟」宣傳，迎合了此時近衛、松岡、大島及白鳥等人的主張。因為此時日本不僅需要擺脫因侵華戰爭而造成的國際孤立地位，而且更需要外來力量支持它與美英等國力量抗衡，使它確保實施南進政策，解決侵華戰爭問題。他們在里賓特洛甫主張基礎上又提出：「當今世界的國際鬥爭，實際上是要求改變世界現狀和要求維護世界現狀的國家間的鬥爭。美英法是要求維護現狀的勢力，而日德意蘇四國是要求改變現狀的勢力，因此四國聯盟就是極為必要的。」就雙方實力而言，「日德意蘇四國的聯合力量，在外交上、軍事上、經濟上，決不次於美英法的力量」。就侵華戰爭而言，「目前重慶政權有兩個支柱或兩隻腳，即美英和蘇聯」。如果南進切斷美英這隻腳，剩下就是蘇聯，如果日蘇關係得到改善，蘇聯就會放棄援華，那麼不過半年，既可解決中國戰爭，又可確保實施「北守南進」計劃。[22]對於調整日蘇關係，他們認為應首先締結三國同盟，再利用三國同盟的威力來迫使蘇聯簽訂互不侵犯條約和「四國同盟」條約。同時他們也感到接受德國積極主張的三國同盟，意味著可以換取德國在日蘇關係調整中的積極作用。因為在大戰爆發不久，從德國傳來1939年8月30日裡賓特洛甫與史達林會談上，史達林明確表示希望與日本友好並且希望德國從中幫助的消息，[23]這就更增加了他們的信心。與此相反，東鄉等人則認為：「調整日蘇關係與所謂三國同盟沒關係。如果締結日蘇互不侵犯條約，第一可以削減重慶政權的抗日意志，第二可以使美國反省一下對日的強硬態度，有利於開展日美協調外交。」[24]

  反對派的主張同締約派的主張相比較，在對蘇態度上，表現出了極為消極的傾向。他們認為「如果全面調整日蘇兩國邊境爭端問題，實際上就可取得與互不侵犯條約相同的結果」。而且「互不侵犯條約是很遠的事，有沒有多大作用」。反對派對「四國聯盟」的主張更是極力反對，他們認為「借用蘇聯力量來抗衡美英力量的主張是非常幼稚的。不僅在物資上，而且在精神上也不會起到與美英抗衡的作用，特別是在國際關係方面，日本還沒有這樣的先例。因此也是極其危險的」[25]。反對派認為，日本應與美國調整關係，解決日美間因日本侵華所造成的矛盾，以擺脫國際孤立的地位。

  諾門坎事件中日軍慘敗，使日本對蘇強硬政策嚴重受挫，為日本主張與美國調整關係的反對派上台創造了條件。於是在大戰初期出現了反對派控制政權的局面。阿部內閣一方面就所謂「滿蒙」邊境問題與蘇聯進行談判，9月16日雙方正式簽訂諾門坎停戰協定；另一方面派野村外相與美國就日本侵華問題進行談判，但是由於美國堅持要求日本從中國撤出全部侵略軍，而日本則堅持它的侵華政策，遂使談判很快陷入僵局。1940年1月16日阿部內閣被迫辭職。繼任的米內內閣，實際上仍堅持了前內閣的對外政策。然而米內內閣正處於希特勒德國在歐洲對英法等國取得巨大勝利時期，日本上下把這種形勢稱為南進的「千載難逢」的良機，因而「不能誤了這班車」的叫囂盛極一時。日本陸軍公開支持締約派的主張，鑑於反對派內閣反對締結日蘇互不侵犯條約，為了求得問題的解決，日本陸軍便提出締結日蘇中立條約的對策。1940年5月陸軍起草了《日蘇中立條約》草案，其共四項條款：（一）日本國政府及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政府以1925年1月20日雙方簽訂的兩國關係基本法則為其關係的基礎。（二）締約國的一方，在受到破壞和平的一個或幾個第三國攻擊時，另一方在此期間應保持中立。（三）締約國的一方應尊重另一方有特殊密切關係的地區的和平與安全。（四）本協定從簽字之日起生效，有效期為五年。[26]陸軍的草案得到海軍的支持，迫於壓力，走投無路的米內內閣不得不通過此案。

  1940年7月2日，日本駐蘇大使東鄉代表日本政府向蘇聯外長莫洛托夫遞交了日方草案，然而在草案中，東鄉又加入了「雙方應維護和平友好關係，相互尊重領土完整」的字樣，反映出東鄉等人堅持日蘇互不侵犯條約的思想。莫洛托夫接到草案後，馬上表示，締結中立條約「符合日蘇兩國的利益」。同時指出：「鑑於英法荷的近況，在南洋方面日本面臨著軍事上、經濟上的問題，對於在國際間起著舉足輕重作用的日蘇兩國，從相互利益和權益考慮，加強相互間穩定關係，是符合這種現實的變化。」[27]這說明，蘇聯不僅同意締結日蘇中立條約，而且對日本的「北守南進」政策也表示贊成。蘇聯就是要利用日本南進，日美英矛盾的加劇來減少日本對蘇的壓力。在這次會見中，當東鄉大使詢問蘇聯是否放棄援華這個日本最關心的問題時，莫洛托夫爽快地回答：「這個問題對於蘇聯來說並不重要，因為蘇聯現在正忙於自己的國防。」[28]這無疑是給日本一個默許。蘇聯的明朗態度，更激發了日本軍界和締約派的熱情。於是7月6日陸軍便以陸相畑俊六辭職，拒絕推舉繼任人選的辦法，迫使米內內閣於7月22日垮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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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0年7月22日在陸海軍的支持下，主張對蘇締約的第二屆近衛內閣成立。可是新內閣馬上又遇到來自蘇聯方面的阻力。蘇聯想利用日本急於「北守南進」的願望，收回1925年日蘇基本條約附屬議定書（乙）中，關於日本在蘇聯領土庫頁島北部開採石油、煤炭的權利。[29]對於蘇聯的要求，日本駐蘇大使東鄉認為同締結日蘇中立條約相比，是「失小利大」，主張接受。[30]但是海軍表示反對，海軍認為庫頁島的石油，對於缺少石油供應的海軍來說是不可缺少的。[31]外相松岡也表示：「放棄利權來換取日蘇締約是不可能的。」[32]這樣調整日蘇關係的工作便陷於擱淺狀態。這樣外相松岡便提出了首先締結日德意三國同盟，然後利用三國同盟的威力，利用德國對蘇的影響來迫使蘇聯接受日蘇締約和「四國聯盟」的主張。

  1940年9月松岡會見了德國特使斯特瑪，斯特瑪表示德國願意為調整日蘇關係而努力，[33]這就更增加了松岡的信心。可是日本海軍表示反對締結三國同盟，海軍擔心如果日本和德意締結同盟會引起美英等國的強烈反對，使日本捲入新的戰爭。海軍認為日本現在還不具備同美英開戰的條件，但是海軍又因石油問題而積極主張南進，在這種矛盾心理下，迫於當時日本國內力主締約的政治壓力，海軍只能像豐田貞次郎次官表示的那樣——「不得不贊成」。[34]新內閣將連接三國同盟與調整日蘇關係的東鄉大使撤回，任命陸軍中將建川美次為新的駐蘇大使，以推動他的對蘇外交政策。

  松岡在完成了外交方案的準備工作後，1941年3月12日離開東京，前往歐洲處理對蘇問題。3月26日松岡途徑莫斯科來到德國首都柏林。此時歐洲的德國法西斯勢力已經進入巴爾幹，並把矛頭指向蘇聯。希特勒不僅放棄了四國同盟政策，而且下令積極準備對蘇開戰。柏林會談使松岡大失所望，德國毫無關心調整日蘇關係之意，卻暗示近期會爆發蘇德戰爭。松岡利用三國同盟威力，藉助德國調整日蘇關係的方案遂告破產。4月11日松岡走訪義大利後，再返回了莫斯科。此時德國已經開始大舉進攻東南歐地區，蘇德戰爭迫在眉睫。松岡感到此時蘇聯會更急於調整日蘇關係，以避免東西兩線作戰。所以松岡在第一次與莫洛托夫會談時，提出無條件締結日蘇互不侵犯條約，但是莫洛托夫毫不讓步堅持原來立場。於是第二次會談時，松岡又提出無條件締結日蘇中立條約，莫洛托夫再次加以否定。眼看談判陷入僵局，松岡失望地準備離開莫斯科的前一天晚上，史達林會見了松岡並許諾：「關於庫頁島利權問題，幾個月後再努力解決。」[35]這樣消除了日蘇締約中的障礙，雙方於4月13日晚正式簽訂了《日蘇中立條約》，其主要內容為：（一）締約國雙方保證維護相互間的和平與友好邦交，相互尊重對方領土完整與神聖不可侵犯性。（二）締約國一方受一個或幾個第三國敵對攻擊時，另一方應始終遵守中立。（三）該條約自雙方批准之日起生效，有效期五年，在期滿前一年如締約國雙方均未宣告廢棄本約，則有效期自動延長五年。[36]接著雙方發表聲明：「蘇聯保證尊重滿洲國的領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日本保證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國的領土完整和不可侵犯。」[37]

  從日蘇締約的曲折過程可以看出，日本締約派始終堅持締結互不侵犯條約，而非中立條約。日本之所以堅持締結日蘇互不侵犯條約，一是要阻止蘇聯援華和確保它「北守南進」政策實施，二是希望能實現日德意蘇四國聯盟，使它增加同美英等國抗衡的力量。而蘇聯則擔心日蘇兩國關係過於密切會導致蘇聯與其他國家的惡化，[38]造成未來戰爭中樹敵過多的困境。

  從日蘇中立條約的內容及聲明來看，她實際上是互不侵犯條約與中立條約的混合體，它適應了日蘇雙方的要求。對於日本來說，「遵守中立」，可以使蘇聯放棄援華。尊重滿洲國的領土完整和不可侵犯，可以使它實施「北守南進」政策。這也就達到了日本所要追求的主要目的。然而日蘇中立條約的簽訂並沒給日蘇兩國的和平帶來可靠的保證，隨著第二次世界大戰形勢變化，日蘇兩國關係仍不斷面臨著嚴峻的考驗。

  注釋

  [1]本節發表於《世界歷史》1990年2期。

  [2]工藤美知尋：《日ソ中立條約の研究》、南窓社會，1985年，第57頁。

  [3]中國二戰史研究會編：《第二次世界大戰史論文集》，三聯書店1984年版，第185—186頁。

  [4]防衛廳防衛研修所編：《戰史叢書（90）支那事變陸軍作戰（3）》東京1975年版，第147頁。

  [5]朝雲新聞編集局編：《防衛手冊》，1980年版，第423—433頁。

  [6]朝雲新聞編集局編：《防衛手冊》，1980年版，第428—429頁。

  [7]呂萬和：《簡明日本近代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24頁。

  [8]《四川大學學報》1981年第7期，第88頁。

  [9]崛內謙介監修：《日本外交史》第21卷，東京，鹿島平和研究所出版會，昭和46年，第227頁。

  [10]防衛廳防衛研修所編：《戰史叢書（40）海上護戰》，1971年版，第2頁。

  [11]服部卓四郎著、張玉祥等譯：《大東亞戰爭全史》1卷，商務印書館，1984年版，第80頁。

  [12]服部卓四郎著、張玉祥等譯：《大東亞戰爭全史》1卷，商務印書館，1984年版，第156頁。

  [13]服部卓四郎著、張玉祥等譯：《大東亞戰爭全史》1卷，商務印書館，1984年版，第38頁。

  [14]《四川大學學報》1981年第2期，第89頁。

  [15]華東師範大學編：《第二次世界大戰起源研究集》，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5年版，第30頁。

  [16]服部卓四郎著、張玉祥等譯：《大東亞戰爭全史》1卷，商務印書館，1984年版，第174—175頁。

  [17]中國二戰史研究會編：《第二次世界大戰史論文集》，三聯書店，1984年版，第701頁。

  [18]防衛廳防衛研修所編：《戰史叢書（90）支那事變陸軍作戰（3）》，第147頁。

  [19]藤村道生：《世界現代史（1）——日本現代史》，山川出版社，1975年版，第198頁。

  [20]日本國際政治會、太平洋戰爭原因研究部編：《太平洋戰爭ヘの道》5，東京，朝日新聞社，1963年，第235頁。

  [21]崛內謙介監修：《日本外交史》第21卷，東京，鹿島平和研究所出版會，昭和46年，第226頁。

  [22]日本國際政治會、太平洋戰爭原因研究部編：《太平洋戰爭ヘの道》5，東京，朝日新聞社，1963年，第238頁。

  [23]日本國際政治會、太平洋戰爭原因研究部編：《太平洋戰爭ヘの道》5，東京，朝日新聞社，1963年，第234頁。

  [24]西春彥監修：《日本外交史》15卷，東京、鹿島平和研究所出版會、1970年，第240頁。

  [25]工藤美知尋：《日ソ中立條約の研究》、南窓社會，1985年，第66頁。

  [26]日本國際政治會、太平洋戰爭原因研究部編：《太平洋戰爭ヘの道》5，東京，朝日新聞社，1963年，第252—253頁。

  [27]日本國際政治會、太平洋戰爭原因研究部編：《太平洋戰爭ヘの道》5，東京，朝日新聞社，1963年，第257頁。

  [28]工藤美知尋：《日ソ中立條約の研究》，南窓社會，1985年，第111頁。

  [29]西春彥監修：《日本外交史》15卷，東京，鹿島平和研究所出版會，1970年，第109頁。

  [30]西春彥監修：《日本外交史》15卷，東京，鹿島平和研究所出版會，1970年，第217頁。

  [31]日本國際政治會、太平洋戰爭原因研究部編：《太平洋戰爭ヘの道》5，東京，朝日新聞社，1963年，第278頁。

  [32]日本國際政治會、太平洋戰爭原因研究部編：《太平洋戰爭ヘの道》5，東京，朝日新聞社，1963年，第279頁。

  [33]日本國際政治會、太平洋戰爭原因研究部編：《太平洋戰爭ヘの道》5，東京，朝日新聞社，1963年，第280頁。

  [34]日本國際政治會、太平洋戰爭原因研究部編：《太平洋戰爭ヘの道》5，東京，朝日新聞社，1963年，第205頁。

  [35]日本國際政治會、太平洋戰爭原因研究部編：《太平洋戰爭ヘの道》5，東京，朝日新聞社，1963年，第209頁。

  [36]鹿島和平研究所編：《日本外交主要文書·年表》（1）（1941—1960年），東京，原書房1983年，第52頁。

  [37]鹿島和平研究所編：《日本外交主要文書·年表》（1）（1941—1960年），東京，原書房1983年，第53頁。

  [38]西春彥監修：《日本外交史》15卷，東京，鹿島平和研究所出版會，1970年，第216—21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