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七七事變爆發後，中蘇關係明顯得到加強，特別是蘇聯在政治、軍事、經濟等方面支援中國，與此同時，中國人民在民族危急時刻走向全民族大聯合，出現了全民族共同抗日的統一戰線。另外，由於日本沒有按西方國家所希望那樣，占領中國東北後繼續北上進攻蘇聯，而是南下與它們爭奪中國關內，特別是長江流域及東南沿海地區的勢力範圍，使它們對日本侵華行徑越來越表現出不滿。面對這一形勢，日本統治當局除了加強在中國的全面侵略戰爭外，對蘇聯採取了更加強硬政策。日本這種強硬政策，一是要繼續利用對蘇強硬政策，迫使蘇聯方面再一次對日本侵華行徑採取「不干涉」政策，即以攻為守的目的。二是要利用對蘇強硬政策，製造更大規模的反蘇反共煙幕，以轉移西方國家的視線，進一步換取西方國家對日本侵華行徑推行綏靖主義政策。

  日本對蘇強硬政策主要表現為，在偽「滿洲國」與蘇聯、外蒙古相接觸地區挑起大規模武裝衝突。實際上，隨著日本侵略勢力擴展到上述地區後，雙方的各種衝突就已經不斷出現，但是規模都比較小。然而日本在發動全面侵華的七七事變後，一方面把大量軍事力量投入中國關內戰場，另一方面又在上述地區挑起大規模武裝衝突，這難道真如一些學者，特別是蘇聯學者所認為是，日本要「北進」進攻蘇聯嗎？本書認為，這是日本對蘇強硬政策的表現。這種大規模武裝衝突最典型為張鼓峰事件與諾門坎事件。

  日軍挑起張鼓峰事件時，正是中日兩國軍隊進行大規模武漢會戰的關鍵時刻。張鼓峰位於今天吉林省琿春市與俄羅斯相鄰地區。1938年7月31日晚，日本以蘇軍入侵為由發動大規模武裝進攻，並取得初期勝利。然而經過幾天調兵遣將後，8月6日蘇軍以數倍兵力展開大反攻。8月10日在莫斯科，日本駐蘇大使重光葵被迫與蘇聯外交人民委員李維諾夫，正式簽訂停戰協議，蘇軍又恢復原來控制局面。據日方資料統計，日軍參戰的第19師團各部隊傷亡達1440人（其中死亡526人），在張鼓峰事件的最激烈戰鬥時，參戰的步兵第75連隊傷亡達708人（其中戰死241人），即該連隊官兵半數以上遭到傷亡。[20]

  日本學者一般認為張鼓峰事件是駐外軍官獨斷開戰問題。日本駐朝鮮第19師團在事件之前就已經制定：「如果蘇方不按我方要求執行，我方斷然以武力將蘇軍驅逐到邊境線以外」的方針。[21]第19師團長尾高龜藏中將獨斷決定開戰，結果遭到慘敗，本應該實行軍法處理，但是事件過後他卻正常調轉了結此事。日軍駐外軍官獨斷決定開戰，實質上並非真正的獨斷決定，而是得到軍方上層人士的默許。例如，在張鼓峰事件爆發之前，日軍參謀本部作戰課課長已經制定了以第19師團為主力的攻擊蘇軍作戰計劃。日本統治集團上層人士所擔心的是，下層軍官不了解整個對外侵略計劃，盲目擴大那些計劃中規定不應該擴大的戰火，使整個對外侵略計劃受到影響。對蘇軍發動武裝挑釁，是日本發動對華全面戰爭計劃中的一環，日本統治階級集團上層並沒有制止一系列的武裝挑釁事件。另外，日本統治集團對於駐外軍官獨斷決定開戰事件，主要看其是否有擴大的必要，或者是否有擴大的條件來決定的。如果有這種必要或條件就極力支持，例如日軍發動的「九一八」事件、七七事件等。如果沒有這種必要或條件，就極力限制在一定的範圍內，例如日軍發動的一系列對蘇軍的武裝挑釁事件。所以不能完全孤立地看待日軍駐外軍官的獨斷決定開戰問題。

  張鼓峰事件慘敗後，日本軍方對此進行總結教訓，認為選擇挑起衝突的地點錯誤。因為蘇聯在靠近沿海地區的防禦是堅固的，所以應該選擇「敵人沒有預想到進攻」的地區進行攻擊。這樣，日本方面選擇的下一個目標為蘇軍防禦比較弱的中蒙邊境，即諾門坎地區。諾門坎地區是內蒙古海拉爾以南約200公里的地區。1939年4月，日本關東軍司令官植田謙吉向所屬部隊下令，各邊防部隊司令官有權自行確定「滿」蒙的邊界線。對於蘇聯及外蒙古軍隊敢于越過邊界線的「不法行為」，各邊防部隊應該以「徹底懲罰」。如果在襲擊並殲滅越境的蘇軍或外蒙古軍時，可以「暫時進入聯國境內」。[22]在關東軍司令官的指示下，1939年5月11日，日軍在「滿」蒙邊界諾門坎地區，以外蒙古軍入侵偽「滿洲國」為由，對外蒙古軍隊發動進攻，很快蘇軍參加戰鬥。

  5月13日，日軍駐海拉爾第23師團調動軍隊擴大參戰人員，日軍很快攻入外蒙古地區並擴大占領區。為了打擊日軍侵略勢力，蘇聯方面決定派遣朱可夫指揮戰鬥，經過一段時間的調兵遣將，充分準備後，從8月20日起向日軍發動了大規模反攻。蘇軍投入諾門坎事件的兵力，是日軍參戰兵力的三倍。當時蘇軍能在遠離鐵路幹線終點750公里的開闊地帶完成大兵團作戰的後勤補給工作，使日本陸軍感到驚慌失措。結果日本軍隊再一次遭到更大慘敗。8月31日，蘇蒙軍隊追擊到中蒙邊境地區停止戰鬥，諾門坎武裝衝突就此結束。關於諾門坎事件中日本方面參加作戰的人數，在各國學者發表的著作中記載存在不同。如日本學者林三朗著《關東軍與蘇聯遠東軍》中認為，在諾門坎事件中，日軍參戰人員為15975人，共戰死4786人、傷5455人、失蹤639人、患病1340人，損失率達80%。[23]俄羅斯學者鮑利斯·斯拉布斯基著《通向日蘇戰爭之路》記載，按照日本方面正式發表，日軍投入諾門坎戰鬥為76000人，其中戰死、傷病達18000人；按照蘇聯方面資料統計，日軍戰死至少18300人、被俘虜為464人。[24]中國學者厲春鵬等五人著《諾門罕戰爭》記載，根據參戰的日軍第6軍軍醫部編制的諾門坎事件日軍傷亡調查表，日軍死亡為7696人、負傷為8647人、失蹤為1021人、共計為17364人。據1966年10月12日，日本靖國神社舉行諾門坎事件戰役慰靈祭的報導，陣亡日軍為18000人。本書認為，諾門坎事件中日軍各種傷亡人數應該超過4萬。[25]可以看出，有關日軍參加諾門坎事件的兵力及傷亡人數，各方面的統計數字差距很大。當然日本學者要儘量把統計數字說小，而俄羅斯學者則儘量把統計數字說大，我們中國學者也只能根據日蘇兩國資料而估計。本書不想就此問題做出一個估計數字，但是不可否認的是，在諾門坎事件中日軍的損失是慘重的。

  在諾門坎事件中有一個明顯特徵，就是日蘇雙方都不希望把武裝衝突擴大成為兩國間的全面戰爭。如在諾門坎事件最為激烈時，日本東京方面也嚴格限制關東軍不要使用飛機對外蒙古地區的蘇聯飛機場進行轟炸，擔心因此引起日蘇間全面戰爭。同樣蘇聯在全面大反擊時，沒有按照常規乘勝追擊，而是追擊到中蒙邊境線就立即停止，也擔心會引起日蘇間全面戰爭。所以本書認為，無論從日本侵華戰爭的全局看，還是從諾門坎事件本身看，僅能說諾門坎事件是日蘇間一場大規模武裝衝突，還不能說是一場真正意義的兩國間戰爭。

  日本為發動全面侵華戰爭，事先與法西斯德國締結了《反共產國際協議》，然而就在8月23日，即諾門坎事件中蘇軍向日軍發動大規模反攻的第三天，日本最可信賴的盟國，竟與蘇聯簽訂了《蘇德互不侵犯條約》。該條約的簽訂，標誌著日本妄圖利用德國牽制蘇聯，減少蘇聯對自己壓力，便於推行擴大侵華戰爭的陰謀破產。諾門坎事件中日軍的慘敗，不僅說明日本對蘇武裝挑釁政策的失敗，而且也說明借對蘇強硬政策來掩護其侵華行徑已無法堅持下去了。以諾門坎事件停戰為標誌，日蘇兩國進入調整關係的新階段。

  綜上所述，30年代由於日本不斷擴大在華侵略範圍，使東北亞地區中、日、蘇三國關係發生變化。日本在發動「九一八」事變後，一方面對蘇聯勢力採取謹慎地排除政策，避免刺激引來蘇聯「干涉」，另一方面又打出反蘇反共旗號，以換取西方國家對其行徑的綏靖主義政策。蘇聯在「九一八」事變爆發後，一方面對日本侵華行經採取「不干涉」政策，進而提出締結兩國互不侵犯條約，以避免日本北進侵略，另一方面主動改善與中國關係，利用中國牽制日本減少自己的壓力，與此同時乘中國危難之際控制中國新疆、占領中國外蒙古，擴大自己防線，在自己遠東領土加強軍事力量。蘇聯所為使日本採取與德國締結《反共產國際協定》，企圖東西兩側牽制蘇聯力量便於各自擴大侵略，並終於發動了七七事變。為擺脫東西夾擊趨勢，蘇聯採取公開支持中國人民抗日的外交政策，目的是利用中國牽制日本力量。對此日本採取了對蘇強硬政策。中國蔣介石政府本質上是反蘇反共的，日本發動侵華戰爭後，其將希望寄托在西方國家「干涉」上，但是在這種希望破滅後，被迫與蘇聯緩和關係，希望借用蘇聯幫助堅持抗日戰爭。當然中國方面希望蘇聯能夠提供更多幫助，而蘇聯僅提供援助卻絕不直接參戰。最終因日本對蘇強硬政策的失敗，日蘇兩國進入調整關係的新階段，與此同時中國人民抗日戰爭進入更困難時期。在30年代的中、日、蘇三國關係轉化過程中，中國由於國際地位的限制，始終處於一種被動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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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釋

  [1]本節發表於《南開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4年4期。

  [2]西春彥監修：《日本外交史》第15卷，東京，鹿島平和研究所出版會，昭和45年，第126頁。

  [3]西春彥監修：《日本外交史》第15卷，東京，鹿島平和研究所出版會，昭和45年，第128頁。

  [4]日本國際政治學會編：《日露·日ソ関係の展開》（國際政治31），有斐閣，1966年，第106頁。

  [5]日本國際政治學會編：《日露·日ソ関係の展開》（國際政治31），有斐閣，1966年，第124頁。

  [6]日本國際政治學會編：《日露·日ソ関係の展開》（國際政治31），有斐閣，1966年，第132頁。

  [7]森島守人著、聯泰譯：《陰謀暗殺軍刀》，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06頁。

  [8]ボリス·スラヴィンスキー、著、加藤幸廣訳：《日ソ戦爭ヘの道——ノモンハンから千島占領まで》，東京，共同通信社，1999年，第45頁。

  [9]日本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室編：《戰史叢書第9卷——支那事變陸軍作戰第3冊》，1975年版，第215頁。

  [10]日本國際政治會、太平洋戰爭原因研究部編：《太平洋戰爭ヘの道》5，東京，朝日新聞社，1963年，第265頁。

  [11]工藤美知尋：《日ソ中立條約の研究》、南窓社會，1985年，第40頁。

  [12]《國際條約集》（1934—1944），世界知識出版社，1961年版，第111—112頁。

  [13]ボリス·スラヴィンスキー、著、加藤幸廣訳：《日ソ戦爭ヘの道——ノモンハンから千島占領まで》，東京，共同通信社，1999年，第87頁。

  [14]羅志剛：《中蘇外交關係研究》（1931—1945），武漢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87頁。

  [15]ボリス·スラヴィンスキー、著、加藤幸廣訳：《日ソ戦爭ヘの道——ノモンハンから千島占領まで》，東京，共同通信社，1999年，第117頁。

  [16]羅志剛：《中蘇外交關係研究》（1931—1945），武漢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111頁。

  [17]平井友義：《三十年代ソビエト外交の研究》，有斐閣，平成五年，第114頁。

  [18]羅志剛：《中蘇外交關係研究》（1931—1945），武漢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144頁。

  [19]羅志剛：《中蘇外交關係研究》（1931—1945），武漢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146頁。

  [20]林三郎著、吉林省社科所日本問題研究室譯：《關東軍與蘇聯遠東軍》，吉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86頁。

  [21]日本國際政治學會編：《日露·日ソ関係の展開》（國際政治31），有斐閣，1966年，第111頁。

  [22]平井友義：《三十年代ソビエト外交の研究》，有斐閣，平成五年，第106頁。

  [23]林三郎著、吉林省社會科學研究所譯：《關東軍與蘇聯遠東軍》，吉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3頁。

  [24]ボリス·スラヴィンスキー、著、加藤幸廣訳：《日ソ戦爭ヘの道——ノモンハンから千島占領まで》，東京，共同通信社，1999年，第175頁。

  [25]厲春鵬等著：《諾門罕戰爭》，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第35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