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日本不敢輕易加入蘇德戰爭
2024-10-13 10:41:50
作者： 吳廷璆
這件事件，也暴露出日軍裝備遠遜於蘇軍，1940年7月，日本首相近衛文麿在會見德國駐日本大使鄂圖時講：「日本要想達到諾門坎事件中蘇軍的技術、武裝、機械化水平，至少需要兩年時間。」[16]因此，蘇德戰爭爆發後，在德軍處於有利形勢下，日本也未敢輕易參加對蘇作戰。
蘇德戰爭爆發前，日本已經從德國獲得情報，1941年6月3日、4日，希特勒和德國外長里賓特洛甫分別會見日本駐德國大使大島浩，希特勒講：「德蘇關係現在越來惡化，德蘇戰爭大概是不可避免了。」里賓特洛甫講：如果日本「感到在南進中有困難的話，歡迎日本北進協助德國進攻蘇聯」[17]。大島浩大使將此轉告東京方面。6月14日，日本陸軍省、參謀本部對此進行研究，並制定了《適應形勢轉變的國防國策》，決定對待即將爆發的蘇德戰爭，日本方面應該以南北兩方面進行戰爭準備為基礎，在北方如果蘇德戰場出現對日本有利時機時，日本才能參加對蘇作戰。
6月22日，蘇德戰爭爆發。6月25日至7月1日，日本軍界和政府就蘇德戰爭爆發與國策問題召開會議。外相松岡洋右從蘇德戰爭爆發的當天就極力主張：「蘇德開戰的今天，日本應與德國協力討伐蘇聯。」[18]日本軍界則堅決反對，海軍在堅持「北守南進」的原則下，接受陸軍的南北備戰主張。7月2日，在天皇參加的御前會議上，日本軍界的南北備戰政策得到最後批准，其對北方備戰準備計劃方案，即「關東軍特別大演習」（簡稱「關特演」）計劃。
7月7日，日本陸相東條英機正式下令實施「關特演」計劃。據日軍參謀本部估計，當時蘇聯遠東軍約有30個師，兵力約70萬人，坦克約2700輛，飛機約2800架。從張鼓峰事件、諾門坎事件中，日軍了解到蘇軍戰鬥力極強，所以準備等待蘇聯遠東軍往西部調轉達到過半數時，再以優勢兵力發動進攻。按參謀本部估計，日軍發動對蘇進攻時的兵力，應不少於25個師（日軍師的兵力約比蘇軍師的兵力多25%）。而當時駐中國東北、朝鮮的日軍僅有14個師。因此還要從日本本土調入7個師，從中國關內調入4個師。另外再從中國關內抽調6個師作為總預備隊。
日本一直關注蘇德戰場的發展變化，7月12日，參謀本部得到的情報說，蘇聯遠東軍兵力向西部轉移很少，特別是日軍準備攻擊的烏蘇里江流域和黑龍江流域地區尚未出現移動跡象。[19]根據上述情報，日軍參謀本部有人提出，對蘇聯作戰的關鍵是時間問題，蘇聯遠東和西伯利亞地區的冬季很難開展大規模作戰，因此不必非要等待蘇聯遠東軍減少一半才開戰，而應以7月15日蘇聯部長會議上決定把首都遷移到烏拉爾地區這一政治事態作為進攻的開始。也有人提出，「本年沒能認真地進行備戰，所以進入嚴冬發動北方攻勢必然會遇到極大困難。本年內應該認真地進行戰爭準備，等待明年春季來到再作決定」[20]。在蘇德戰場，由於遇到了蘇軍的頑強抵抗，德軍進攻速度明顯放慢。日軍參謀本部內部關於何時對蘇開戰的爭論也趨向緩和。8月9日，日軍參謀本部做出決定：「無論蘇德戰場如何變化，取消在1941年內解決北方問題的計劃，專心致力於解決南方的方針。」[21]
蘇德戰爭爆發初期，可以說是日本實施長久以來夢想的「北進」計劃的最佳時機，但日軍卻不敢輕舉妄動，原因就是日軍對蘇軍實力的懼怕，這種懼怕來自諾門坎事件。如美國歷史學家D.馬庫西利講：「張鼓峰事件和諾門坎事件所展示的蘇聯力量，帶來良好結果，向日本顯示出與蘇聯的真正戰爭將會帶來毀滅。」英國研究者M.曼基特修也同樣講：「在諾門坎事件中蘇聯勝利，在很大方面給予重要影響。如1941年6月德國進攻蘇聯時，日本政府不敢協助德國，就有這方面的經驗。」[22]
1942年，德軍調集主力部隊準備8月發動史達林格勒戰役前夕，7月20日，日本駐德國大使大島浩向東京報告，德國外長里賓特洛甫表示，希望隨著蘇德戰場的進展，日本方面能夠參加對蘇作戰。7月25日，日本大本營政府聯席會議，決定「對北方堅持既定方針，全力準備，極力防止對蘇戰爭發生」。同時訓令大島浩大使轉告德國政府，「鑑於目前形勢下，北方移兵會緩和對美英的壓力，擴大新的正面戰爭」，拒絕了德國方面的要求。[23]
在史達林格勒戰役最危急時刻，德國方面再次要求日本方面參加對蘇作戰，但是，1943年1月24日，日本大本營政府聯席會議再次拒絕德國的要求，認為「對蘇保持靜態，從日德意三國戰爭指導上是有利的」。日本的理由是：（1）在東亞地區美英方面反攻越來越激烈，作為日本緩和對美英的壓力而擴大在北方新的戰爭，會造成美英進一步對日本反攻的餘地。（2）日本對蘇聯進攻，在地勢上不能攻擊其核心地區，極大可能轉化為長期持久戰爭。因此響應德國的呼籲是非常困難的。（3）美國肯定會在日蘇之間挑起爭端，蘇聯也了解目前的形勢。[24]
綜上所述，諾門坎事件是日蘇之間一場大規模武裝。日本方面挑起諾門坎事件的真正原因是為侵華戰爭需要，目的就是針對蘇聯方面的援華行為，對蘇聯採取以攻為守迫使其放棄援華政策。另外，日本方面挑起諾門坎事件，也是為了造出更大的反蘇煙幕，以換取西方國家繼續對其侵華行徑採取綏靖主義政策。然而在諾門坎的慘敗使日本真正認識到蘇軍實力，對此後的日蘇兩國關係產生了重大影響。日本不得不放棄對蘇強硬政策，而且在蘇德戰爭中始終不敢輕易參加對蘇作戰，錯過了「北進」的最佳時機。
注釋
[1]本節發表於《歷史教學》2003年10期。
[2]西春彥監修：《日本外交史》第15卷，東京，鹿島平和研究所出版會，昭和45年，第128頁。
[3]平井友義：《三十年代ソビエト外交の研究》，有斐閣，平成五年，第166頁。
[4]工藤美知尋：《日ソ中立條約の研究》、南窓社會，1985年，第24頁。
[5]ボリス·スラヴィンスキー、著、加藤幸廣訳：《日ソ戦爭ヘの道——ノモンハンから千島占領まで》，東京，共同通信社，1999年，第40頁。
[6]森島守人著、聯泰譯：《陰謀、暗殺、軍刀》，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04—105頁。
[7]日本國際政治學會編：《日露·日ソ関係の展開》（國際政治31），有斐閣，1966年，第108頁。
[8]ボリス·スラヴィンスキー、著、加藤幸廣訳：《日ソ戦爭ヘの道——ノモンハンから千島占領まで》，東京，共同通信社，1999年，第168頁。
[9]林三郎著、吉林省社科所日本問題研究室譯：《關東軍與蘇聯遠東軍》，吉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05頁。
[10]林三郎著、吉林省社科所日本問題研究室譯：《關東軍與蘇聯遠東軍》，第106頁。
[11]ボリス·スラヴィンスキー、著、加藤幸廣訳：《日ソ戦爭ヘの道——ノモンハンから千島占領まで》，東京，共同通信社，1999年，第169頁。
[12]林三郎著、吉林省社科所日本問題研究室譯：《關東軍與蘇聯遠東軍》，第123頁。
[13]ボリス·スラヴィンスキー、著、加藤幸廣訳：《日ソ戦爭ヘの道——ノモンハンから千島占領まで》，東京，共同通信社，1999年，第175頁。
[14]厲春鵬等：《諾門罕戰爭》，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第353頁。
[15]日本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室編：《戰史叢書：9卷支那事變陸軍作戰3冊》，1975年版，第147頁。
[16]ボリス·スラヴィンスキー、著、加藤幸廣訳：《日ソ戦爭ヘの道——ノモンハンから千島占領まで》，東京，共同通信社，1999年，第179頁。
[17]日本國際政治會、太平洋戰爭原因研究部編：《太平洋戰爭ヘの道》5，東京，朝日新聞社，1963年，第305—308頁。
[18]日本國際政治會、太平洋戰爭原因研究部編：《太平洋戰爭ヘの道》5，東京，朝日新聞社，1963年，第319頁。
[19]日本國際政治會、太平洋戰爭原因研究部編：《太平洋戰爭ヘの道》5，東京，朝日新聞社，1963年，第321頁。
[20]日本中央公論社主編：《歷史和人物》增刊，1983年，第63頁。
[21]服部卓四郎著、張玉祥等譯：《大東亞戰爭全史》第1卷，商務印書館，1984年版，第162頁。
[22]ボリス·スラヴィンスキー、著、加藤幸廣訳：《日ソ戦爭ヘの道——ノモンハンから千島占領まで》，東京，共同通信社，1999年，第179頁。
[23]服部卓四郎著、張玉祥等譯：《大東亞戰爭全史》第二卷，商務印書館，1984年版，第701頁。
[24]服部卓四郎著、張玉祥等譯：《大東亞戰爭全史》第二卷，商務印書館，1984年版，第703頁。